您的位置:金沙电玩城 > 励志美文 > 作品讲述了贵族妇女安娜追求爱情幸福,这是近

作品讲述了贵族妇女安娜追求爱情幸福,这是近

2019-10-06 12:51

  第八章托尔斯泰情结

我们将目光转向举世公认的文学名著《安娜·卡列尼娜》。正像这部作品的开篇引文“伸冤在我,我必报应”那样,托尔斯泰最初想描写的是一个堕落的女人,不爱家庭,没有责任感,为了情爱抛弃了丈夫和孩子,遭整个上流社会唾弃,最终因痛苦走向死亡。但作品问世之后,却被千千万万的读者称之为最美丽的爱情故事,是同情女性、理解女性的伟大作品。对于这部俄罗斯名著所包含的社会学、文学及美学意义,可以做出各种各样的论述。今天,我们只想指出一个不为人所注意的“托尔斯泰情结”。我们知道,在《安娜·卡列尼娜》这部书中存在着两个男主人公,渥伦斯基和列文,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托尔斯泰将自己一分为二构成的:渥伦斯基代表他人性的一面;列文代表他人性的另一面。当他分别用这两面面对安娜和吉蒂时,这里隐含的一层意义,是作者的爱情婚姻观念:他把安娜当做自己真正对之有情欲的爱人,而把吉蒂当做名正言顺的妻子。在面对安娜这样的女人时,作者是一个充满情欲、追求享受的野性男人;在面对吉蒂时,他是一个要装模作样地生存在社会的规矩男人。正是用安娜和吉蒂这两个女性与渥伦斯基、列文也即作者人格的两面性对应,表达出了托尔斯泰完整的爱情婚姻观。他要找一个纯洁的、被社会所认可的女人做妻子。然而,真正的爱情只能与充满性感刺激和女性魅力的人共享。有关这个女人的名声、名分是无关紧要的。也许这种名声、名分上的不名正言顺,恰恰刺激着他的情欲。安娜死了,这或许是现实主义的力量,是生活本身的安排,在小说中,这个安排或许是顺理成章的自然逻辑。然而,我们仍要说,是潜意识决定着一切。当托尔斯泰安排安娜的死亡结局时,不过表明了作者在潜意识中对安娜这类女性的态度,安娜只能死。正是安娜的死,使渥伦斯基产生了忏悔。在这里,与其说是渥伦斯基产生了忏悔,不如说托尔斯泰产生了忏悔。在托尔斯泰将安娜的命运做了这样的安排之后,作者这一忏悔的潜意识就像图画般展现出来。当安娜在想像中手举蜡烛朦胧走过什么画面的时候,当安娜绝望地卧向铁轨时,作品流露出了作者对女人的深刻忏悔情结。这一情结在他的另一部文学名著《复活》中以更加完整的方式表现出来:《复活》中的聂赫留朵夫依然可以看做托尔斯泰的化身。在《复活》中,依然是一个堕落的女人,依然是一个忏悔的男人。男人之所以忏悔,是因为女人的堕落与他有关,正如《安娜·卡列尼娜》中安娜之死亡与渥伦斯基有关一样。正是在《安娜·卡列尼娜》与《复活》的联系对应中,我们看到了托尔斯泰完整的爱情观和婚姻观。在《复活》中,聂赫留朵夫最终未能与玛斯洛娃结婚,也表明了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同样的婚姻观:作为上流社会的体面男人,他只能娶吉蒂为妻;但作为一个有着热烈爱欲的男人,他渴望着安娜和贪恋着玛斯洛娃。然而,这种激情会毁了一个体面男人的身家事业。故事最终只能以女性的毁灭或者牺牲为结束;在接受了这个牺牲之后,男人献出自己的忏悔。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为自己对女性的忏悔写作是托尔斯泰伟大的创作动力之一。这个忏悔又与他深刻、矛盾的婚姻家庭观相联系,他要名正言顺的妻子,却渴望充满情欲和刺激的情人。这一情结其实与中国的《红楼梦》中贾宝玉对薛宝钗、林黛玉、袭人的关系如出一辙。在《红楼梦》的爱情演绎中,终于是宝玉和宝钗成婚,这表明了正统婚姻观念在《红楼梦》中的胜利。同样,在《红楼梦》中,让林黛玉作为精神的爱人为他而死,让袭人作为肉体的情欲为他牺牲。贾宝玉对女人的怜爱其实也包含着忏悔。在某种意义上,《红楼梦》也是曹雪芹对女性忏悔心理自然流露的文学作品。当我们用这样的眼光俯瞰伟大的托尔斯泰时,就会清楚地看到在其众多作品中都潜含着的一个基本情结,也便看到了托尔斯泰所处的社会在爱情婚姻上的巨大矛盾──真实情感和顾及利害的理性选择之间的矛盾。这其实是近代社会中相当多的男性都面临的矛盾。它终于通过托尔斯泰的作品表现了出来。当然,关于托尔斯泰的作品,关于曹雪芹的作品,我们还可以做更多的类似剖析,这里要说明的是,所谓“贾宝玉情结”、“托尔斯泰情结”不过是这些伟大作品的一个层面。透过这些伟大作品的表面理性框架,能发现很多深藏的潜意识结构。这些结构就像我们分析《西游记》一样,同样会体现出多层次的象征意义。最终是聂赫留朵夫不想和玛斯洛娃结婚,所以有了《复活》的安排。最终是渥伦斯基要把安娜作为包袱甩掉,只有安娜的卧轨自杀是他惟一能够接受的方式──他并不愿意安娜以其他方式,比如又寻到了另外的情人而离开他──他也因为这种结局献出了更多的忏悔。托尔斯泰对待女人的态度应该说充满了矛盾,也充满了“伪善”,这是近代社会中相当多的男人的“伪善”。公平地说,这是不应该原谅和饶恕的“伪善”。人类历史上许多崇高道义的行为来源于忏悔,而忏悔来源于道德上的亏欠与罪过感。这是相当普遍的规律。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与《复活》这两部书中确实体现了一个潜意识情结,他有着对女人的罪恶感,他在为忏悔而写作,为赎罪而写作。就实质而言,他是在解决自己心理的一个矛盾冲突。这种内心的情结一般看来可能并不显得多么惨烈,考察托尔斯泰的一生,或许很难发现有什么记载在案的强有力事件,使得他对女人产生如此强烈的忏悔和赎罪心理。然而,人类的心理就是这样,有些看来已经被理智掩盖过去的生活,一些似乎被时光淹没的往事,却深深地沉入潜意识。当梦思维和艺术思维展开时,它就泛滥起来。托尔斯泰正是在艺术的写作中真实地表现出了这个强烈的情结。一个作家用一生的主要作品写一个相同的故事,写一个相同的旋律,绝非偶然。他的作品还在更深刻的意义上把男主人公对女性的伤害归咎于社会,是社会造成了男性的懦弱与自私,是社会扼杀了安娜·卡列尼娜和玛斯洛娃。这种归咎应该说是正当的逻辑。然而,正因为比这归咎更深刻的潜意识是他的忏悔心理,才使得他对社会的批判具有如此痛切的强度。人的心理常常会以转换的形式表现出来,托尔斯泰及其小说中的主人公,正是因为忏悔的心理需要(以淡化自己的罪恶感),所以尤其要在批判罪恶社会的过程中表现出正义凛然。批判了社会,就能在精神上解脱自己。小说中的这个逻辑非常像生活中的真实逻辑:一个男人,处在聂赫留朵夫、渥伦斯基的境地,只有在对社会做出批判的同时获得凛然正义感,才能够使自己的罪恶感减轻,得到心灵上的平衡。这是《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这两部书表现出的文学面貌的根源。可以说,《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使得一大批具有“聂赫留朵夫情结”的男人在作品中得到一次解决人生矛盾的满足。在这个世界上,相当多的男人有着聂赫留朵夫情结。他们超越道德规范与约束,去追求、勾引、占有着女人;又由于功利的考虑、道德的压力或者其他种种社会规范,做出了伤害女人的行为。由此,他们产生了深刻的、不一定为自己所觉察的罪恶感、忏悔心理和赎罪的需要。托尔斯泰的作品帮助他们解决了这个矛盾。使他们既重温了追逐女人的幸福与快感,又释放了对女人的忏悔心理;一旦把责任加给社会,对社会实行义正辞严的审判,便解脱了自己。托尔斯泰的小说让许许多多的男人“经历”了一回聂赫留朵夫的故事,使他们在艺术的梦幻中解决了内心的冲突。即使对于那些还没有经历过这种人生故事的男人,他们内心的感情结构也很容易和聂赫留朵夫相共鸣。这是近代社会文化造成的共同结构。因此,对这部分男性读者而言,他们也同样在一个未来时的意义上解决了这个矛盾。“托尔斯泰情结”或者说渥伦斯基、聂赫留朵夫情结,本质上是男人的忏悔情结。这是近现代相当一些在女人世界中得到成功的男人经常会产生的情结。它是一个特别值得重视的人文景观。考察这种情结的发生,我们大都可以看到如下原因:一,男人对女人的歉疚首先是由母爱铸造成的,它根植于对母亲的歉疚。这是一个从小在母爱关照下成长起来的男孩容易产生的歉疚。母亲给予了儿子很多爱,儿子对母亲却少有报答。这种报答在童年因为无力而不曾做到,长大以后又因为无意没有足够地做到。倘若母亲的爱格外博大无私,儿子在从小到大的生活中又对母亲有过很多任性、拖累乃至伤害,母亲却一如既往地春天般温暖地呵护着儿子,这时儿子自然会对母亲产生深深的歉疚。这种歉疚常常可能是不自觉的,特别是当母亲始终幸福地面对着儿子毫无怨言时,儿子表面上似乎也在安然领受这一切。然而,在潜意识中却可能深深埋藏了对天下第一个女人母亲的歉疚。这个世界应该是对等交换爱心的世界。儿子亏欠了母亲时,虽然他与母亲在理智上都不曾觉察,潜意识却已经在支配他的心理活动了。作为对这个真理的反证,我们可以举出很多个案:倘若一个男孩从小没有得到必要的母爱,甚至遭到毫无道理的遗弃,那么,他不但很难形成对女人歉疚的“托尔斯泰情结”,甚至可能相反,认为女性世界亏欠了他,他总是对女人有一种无名的恶狠狠的敌意。二,一个在充分母爱下成长起来的男孩,后来又得到了更多的女性关照,他被女性的爱情所铸造,可能成为与女性交往的成功者。女性给予他很多,他给予女性较少,结果,他对女人有了亏欠。就像安娜·卡列尼娜给了渥伦斯基很多,渥伦斯基却远没有等量地回报。就像玛斯洛娃将自己的一切献了聂赫留朵夫,聂赫留朵夫却在一夜情欲后扬长而去。被女人爱恋的男人,却亏欠了女人。在女人面前成功的男人,有可能是掠夺了女人的男人。这种感情上的“不平等交换”,有时会以安娜·卡列尼娜的卧轨自杀、玛斯洛娃的畸形堕落等方式向掠夺她的男人发出强烈的控诉;在更多的时候,女人们似乎顺从着命运的摆布,有的女人甚至还在美好的怀念中久久地眷恋着那些曾经掠夺了她们的纯情而又扬长而去的男人们。这时,成功的男人是很少明确地忏悔的,他们还在我行我素地生活。然而,平等交往的法则却无所不在地支配着一切,感情上的不平等交换已经在这些成功的男人潜意识中铸造了深刻的自疚心理。他们亏欠了女人,他们便有了不安与罪恶感。最终,形成了“托尔斯泰情结”。这是对女人忏悔的情结。它可能长久地隐蔽在心灵深处,一遇机会就会不可遏制地流露出来,产生忏悔和赎罪的行动。三,怀有对女性忏悔情结的男人,常常还有更多的心理原因。他们在与女性不平等的感情交往中,不仅会使用他的优越光明正大地掠夺对方──就像渥伦斯基所做的那样,他不曾对安娜·卡列尼娜使用过任何欺骗的手段──有时还会运用很多不道德的手法,包括欺骗。当一个所谓“成功”的男人在掠夺女性感情时,倘若运用了这些不正当手段,他的自疚就带有了新的道德内容。这是近现代社会中也经常看得见的生活图画。四,男人对女人的歉疚心理,本质上是道德伦理的自责。“托尔斯泰情结”所概括的忏悔心理,是离不开近现代社会的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社会文化的。在一个绝对轻视女性、视女性为奴隶的社会里,男人无从形成对女人的忏悔情结。就像我们在古代很多民族的记载中,经常读到将女性视为牛马的文字。在那些远古的文字中,女人是低贱的、邪恶的,常常是罪恶和祸害的根源。然而,近现代形成的新文明使女性一点点争得了接近平等的地位,在这种文化背景下,男人对女人感情上的不平等交换,男人对女人爱情的无偿占有,必然造成深刻的亏欠心理。这种亏欠心理折磨着男人的心灵,他们必然忏悔。他们开始了忏悔行动。他们不一定自觉,也不一定被社会明究底细。他们往往会成为歌颂女性最积极的力量。女性是伟大的,女性是崇高的,女性是善良的。在文学作品中,男人的忏悔化成了讴歌女性的文字。这些歌颂表面来源于对女性的客观认识,其实是男人忏悔、赎罪最光明的表现。怀有“托尔斯泰情结”的男人,必定又对女性表现出最大的宽容。在这个世界上,无论在何种领域、何个课题上,只要涉及到对女性的评价,他们总会比社会的平均尺度更宽厚。对于男女发生冲突的社会现象,他们绝对会将更大的同情放在女性一边。他们总会将责任更多地归咎于男人,无论是针对男女需要共同承担的社会责任,还是针对男女在感情、婚姻、离异等方面的矛盾冲突,都会将开脱更多地赋予女人。倘若遇到女人堕落的现象,他们常常坚定地把堕落的原因更多地归咎于加害她们的男人,归咎于这个男人统治的社会。当社会一般舆论发出对这些“堕落”女子的批判时,他们则会发出更深刻的声音,指出这些堕落现象背后的社会根源。更进一步,对于那些歧视女性的大男子主义,怀有“托尔斯泰情结”的男人很有可能成为抨击他们的先锋力量。他们不一定是女权主义者,却可能成为批判畸形男权的先知先觉。社会给予女性的任何不平等待遇,他们都有发自感情深处的不平。当女人被污辱和被损害时,他们就决心教训那些歧视女性的男人,以捍卫女子的尊严。在文化思想领域乃至现实生活中,怀有这种情结的男人还常常尖锐揭露男子在爱情上的伪善表现。他们对男性与女性交往中的任何掠夺性行为都有强烈的敏感与反应。他们对男人们“欺负”女人的行径常常给予坚决的揭露与批判。这样,就出现了一些为现代社会所接受、令女性所敬重的品德高尚的男人形象。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了现代意义的“护花神情结”。对女人忏悔的“托尔斯泰情结”与贾宝玉的“护花神情结”是两个不同的情结,形成的心理机制也有所不同,然而,它们之间有着连通,在“托尔斯泰情结”的基础上,很容易产生贾宝玉的“护花神情结”。“托尔斯泰情结”是在近现代社会文化的大背景中,在特殊的童年经历基础上形成的成年人的情结。这是一个强有力地支配着为数不算很少的男人的人生行为的情结。认清这个情结,是认清很多人格面貌、洞察很多社会文化现象所必须的。

  托尔斯泰正是在艺术的写作中真实地表现出了这个强烈的情结。

《安娜卡列尼娜》

  一

  一个作家用一生的主要作品写一个相同的故事,写一个相同的旋律,绝非偶然。

《安娜·卡列尼娜》是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创作的长篇小说,也是其代表作品。

  我们将目光转向举世公认的文学名著《安娜·卡列尼娜》。

  他的作品还在更深刻的意义上把男主人公对女性的伤害归咎于社会,是社会造成了男性的懦弱与自私,是社会扼杀了安娜·卡列尼娜和玛丝洛娃。这种归咎应该说是正当的逻辑。

作品讲述了贵族妇女安娜追求爱情幸福,却在卡列宁的虚伪、渥伦斯基的冷漠和自私面前碰得头破血流,最终落得卧轨自杀、陈尸车站的下场。庄园主列文反对土地私有制,抵制资本主义制度,同情贫苦农民,却又无法摆脱贵族习气而陷入无法解脱的矛盾之中。矛盾的时期、矛盾的制度、矛盾的人物、矛盾的心理,使全书在矛盾的漩涡中颠簸。这部小说是新旧交替时期紧张惶恐的俄国社会的写照。

  正像这部作品的开篇引文“伸冤在我,我必报应”那样,托尔斯泰最初想描写的是一个堕落的女人,不爱家庭,没有责任感,为了情爱抛弃了丈夫和孩子,遭整个上流社会唾弃,最终因痛苦走向死亡。但作品问世之后,却被千千万万的读者称之为最美丽的爱情故事,是同情女性、理解女性的伟大作品。

  然而,正因为比这归咎更深刻的潜意识是他的忏悔心理,才使得他对社会的批判具有如此痛切的强度。

该书通过女主人公安娜的追求爱情悲剧,和列文在农村面临危机而进行的改革与探索这两条线索,描绘了俄国从莫斯科到外省乡村广阔而丰富多彩的图景,先后描写了150多个人物,是一部社会百科全书式的作品。

  对于这部俄罗斯名著所包含的社会学、文学及美学意义,可以做出各种各样的论述。今天,我们只想指出一个不为人所注意的“托尔斯泰情结”。

  人的心理常常会以转换的形式表现出来,托尔斯泰及其小说中的主人公,正是因为忏悔的心理需要(以淡化自己的罪恶感),所以尤其要在批判罪恶社会的过程中表现出正义凛然。

内容简介

  我们知道,在《安娜·卡列尼娜》这部书中存在着两个男主人公,渥伦斯基和列文,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托尔斯泰将自己一分为二构成的:渥伦斯基代表他人性的一面;列文代表他人性的另一面。

作品讲述了贵族妇女安娜追求爱情幸福,这是近现代相当一些在女人世界中得到成功的男人经常会产生的情结。  批判了社会,就能在精神上解脱自己。

安娜·卡列尼娜的哥哥奥布朗斯基公爵已经有五个孩子,仍和法国家庭女教师恋爱,因此和妻子多丽闹翻,安娜从彼得堡乘车到莫斯科去在莫斯科为哥嫂调解,在车站认识了青年军官渥伦斯基。渥伦斯基毕业于贵族军官学校,后涉足于莫斯科社交界,以其翩翩风度得到了多丽的妹妹基蒂的垂青,但他只与她调情,并无意与她结婚。

  当他分别用这两面面对安娜和吉蒂时,这里隐含的一层意义,是作者的爱情婚姻观念:他把安娜当做自己真正对之有情欲的爱人,而把吉蒂当做名正言顺的妻子。在面对安娜这样的女人时,作者是一个充满情欲、追求享受的野性男人;在面对吉蒂时,他是一个要装模作样地生存在社会的规矩男人。

  小说中的这个逻辑非常像生活中的真实逻辑:一个男人,处在聂赫留朵夫、渥伦斯基的境地,只有在对社会做出批判的同时获得凛然正义感,才能够使自己的罪恶感减轻,得到心灵上的平衡。这是《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这两部书表现出的文学面貌的根源。

而深爱着基蒂的康斯坦丁·列文也从乡下来到莫斯科,他打算向基蒂求婚。但早倾心于渥伦斯基的基蒂却拒绝了他的求婚,她正想象着与渥伦斯基将来的幸福生活。渥伦斯基是一个身体强壮的的男子,有着一副和蔼、漂亮而又异常沉静和果断的面孔,年轻英俊而风流倜傥,帅气逼人。他的容貌和风采,令许多贵族小姐倾心。

  正是用安娜和吉蒂这两个女性与渥伦斯基、列文也即作者人格的两面性对应,表达出了托尔斯泰完整的爱情婚姻观。他要找一个纯洁的、被社会所认可的女人做妻子。然而,真正的爱情只能与充满性感刺激和女性魅力的人共享。有关这个女人的名声、名分是无关紧要的。也许这种名声、名分上的不名正言顺,恰恰刺激着他的情欲。

  可以说,《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使得一大批具有“聂赫留朵夫情结”的男人在作品中得到一次解决人生矛盾的满足。

在他看到安娜的一刹那,那刻被安娜所俘虏,他在薛杰巴斯大林基公爵家的舞会上,向安娜大献殷勤。而基蒂精心打扮想象着渥伦斯基要正式向她求婚,在渥伦斯基眼里,安娜·卡列尼娜是那样的出众:“她那穿着简朴的黑衣裳的姿态是迷人的,她那带着手镯的圆圆的手臂是迷人的,她那生气勃勃的,美丽的脸蛋是迷人可亲的,在舞会上……”

  安娜死了,这或许是现实主义的力量,是生活本身的安排,在小说中,这个安排或许是顺理成章的自然逻辑。

  在这个世界上,相当多的男人有着聂赫留朵夫情结。他们超越道德规范与约束,去追求、勾引、占有着女人;又由于功利的考虑、道德的压力或者其他种种社会规范,做出了伤害女人的行为。由此,他们产生了深刻的、不一定为自己所觉察的罪恶感、忏悔心理和赎罪的需要。

基蒂发现渥伦斯基和安娜异常地亲热,这使她感到很苦闷。安娜不愿看到基蒂痛苦,劝慰了兄嫂一番,便回彼得堡去了。随后渥伦斯基也来到彼得堡,开始对安娜的热烈的追求,他参加一切能见到安娜的舞会和宴会,从而引起上流社会的流言蜚语。起初,安娜还一直压抑着自己的情感,不久渥伦斯基的热情唤醒了安娜沉睡已久的爱情。

  然而,我们仍要说,是潜意识决定着一切。当托尔斯泰安排安娜的死亡结局时,不过表明了作者在潜意识中对安娜这类女性的态度,安娜只能死。

  托尔斯泰的作品帮助他们解决了这个矛盾。使他们既重温了追逐女人的幸福与快感,又释放了对女人的忏悔心理;一旦把责任加给社会,对社会实行义正辞严的审判,便解脱了自己。

安娜的丈夫亚历山大·卡列宁其貌不扬,但在官场中却是个地位显赫的人物,是一个“完全醉心于功名”的人物。他根本不懂什么是倾心相爱的情感,他认为:他和安娜的结合是神的意志。他责备妻子行为有失检点,要她注意社会性的舆论,明白结婚的宗教意义,以及对儿女的责任。他并不在乎妻子和别人相好,“而是别人注意到才使他不安”。

  正是安娜的死,使渥伦斯基产生了忏悔。在这里,与其说是渥伦斯基产生了忏悔,不如说托尔斯泰产生了忏悔。

  托尔斯泰的小说让许许多多的男人“经历”了一回聂赫留朵夫的故事,使他们在艺术的梦幻中解决了内心的冲突。

有一天,安娜与丈夫卡列宁一起去看一场盛大的赛马会,比赛中渥伦斯基从马上摔了下来,安娜情不自禁地大声惊叫,卡列宁认为安娜有失检点,迫使她提前退场。安娜无法忍受丈夫的虚伪与自私,说出了自己的心声:“我爱他……我憎恶你……”。

  在托尔斯泰将安娜的命运做了这样的安排之后,作者这一忏悔的潜意识就像图画般展现出来。当安娜在想像中手举蜡烛朦胧走过什么画面的时候,当安娜绝望地卧向铁轨时,作品流露出了作者对女人的深刻忏悔情结。

  即使对于那些还没有经历过这种人生故事的男人,他们内心的感情结构也很容易和聂赫留朵夫相共鸣。这是近代社会文化造成的共同结构。因此,对这部分男性读者而言,他们也同样在一个未来时的意义上解决了这个矛盾。

由于卡列宁的令人吃惊的宽厚,渥伦斯基感到自己是那么的卑劣、渺小。安娜的爱情和自己的前途又是那么的渺茫,绝望、羞耻、负罪感使他举起了手枪自杀,但没有死。死而复生的安娜和渥伦斯基的爱情更加炽热,渥伦斯基带着安娜离开了彼得堡,他们到国外旅行去了。

  这一情结在他的另一部文学名著《复活》中以更加完整的方式表现出来:《复活》中的聂赫留朵夫依然可以看做托尔斯泰的化身。

  三

在渥伦斯基家的宴会上,列文与基蒂彼此消除了隔阂,互相爱慕。不久他们结婚了,婚后他们回到列文的农庄,基蒂亲自掌管家务,列文撰写农业改革的论文,他们生活很幸福美满。

  在《复活》中,依然是一个堕落的女人,依然是一个忏悔的男人。男人之所以忏悔,是因为女人的堕落与他有关,正如《安娜·卡列尼娜》中安娜之死亡与渥伦斯基有关一样。

  “托尔斯泰情结”或者说渥伦斯基、聂赫留朵夫情结,本质上是男人的忏悔情结。这是近现代相当一些在女人世界中得到成功的男人经常会产生的情结。

旅行了三个月,安娜感到无比的幸福,但她却以名誉和儿子为代价。归国后,她没有回家,而是住在旅馆里,由于思念儿子,在儿子谢辽沙生日那天,偷偷去看他,天真无邪的谢辽沙不放妈妈走,他含着泪说:“再没有比你更好的人了。”

  正是在《安娜·卡列尼娜》与《复活》的联系对应中,我们看到了托尔斯泰完整的爱情观和婚姻观。

  它是一个特别值得重视的人文景观。

他们返回彼得堡,遭到冷遇,旧日的亲戚朋友拒绝与安娜往来,使她感到屈辱和痛苦。渥伦斯基被重新踏入社交界的欲望和舆论的压力所压倒,与安娜分居,尽量避免与她单独见面,这使安娜感到很难过,她责问道:“我们还相爱不相爱?别人我们用不着顾虑。”

  在《复活》中,聂赫留朵夫最终未能与玛斯洛娃结婚,也表明了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同样的婚姻观:作为上流社会的体面男人,他只能娶吉蒂为妻;但作为一个有着热烈爱欲的男人,他渴望着安娜和贪恋着玛斯洛娃。然而,这种激情会毁了一个体面男人的身家事业。故事最终只能以女性的毁灭或者牺牲为结束;在接受了这个牺牲之后,男人献出自己的忏悔。

  考察这种情结的发生,我们大都可以看到如下原因:

在一次晚会上,安娜受到卡尔塔索夫夫人的公开羞辱,回来后渥伦斯基却抱怨她,不该不听劝告去参加晚会。于是他们搬到渥伦斯基的田地庄上居住。渥伦斯基要安娜和卡列宁正式离婚,但她又担心儿子将来会看不起她。3个月过去了,离婚仍无消息。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为自己对女性的忏悔写作是托尔斯泰伟大的创作动力之一。这个忏悔又与他深刻、矛盾的婚姻家庭观相联系,他要名正言顺的妻子,却渴望充满情欲和刺激的情人。

  一,男人对女人的歉疚首先是由母爱铸造成的,它根植于对母亲的歉疚。这是一个从小在母爱关照下成长起来的男孩容易产生的歉疚。

渥伦斯基对安娜越来越冷淡了,他常常上俱乐部去,把安娜一个人扔在家里,安娜要求渥伦斯基说明:假如他不再爱她,也请他老实说出来,渥伦斯基大为恼火。一次,渥伦斯基到他母亲那儿处理事务,安娜问他的母亲是否要为他说情,他要安娜不要诽谤他尊敬的母亲,安娜认识到渥伦斯基的虚伪,因为他并不爱他的母亲。

  这一情结其实与中国的《红楼梦》中贾宝玉对薛宝钗、林黛玉、袭人的关系如出一辙。在《红楼梦》的爱情演绎中,终于是宝玉和宝钗成婚,这表明了正统婚姻观念在《红楼梦》中的胜利。同样,在《红楼梦》中,让林黛玉作为精神的爱人为他而死,让袭人作为肉体的情欲为他牺牲。

  母亲给予了儿子很多爱,儿子对母亲却少有报答。这种报答在童年因为无力而不曾做到,长大以后又因为无意没有足够地做到。倘若母亲的爱格外博大无私,儿子在从小到大的生活中又对母亲有过很多任性、拖累乃至伤害,母亲却一如既往地春天般温暖地呵护着儿子,这时儿子自然会对母亲产生深深的歉疚。

大吵之后,渥伦斯基愤然离去,她觉得一切都完了,安娜准备自己坐火车去找他,她想象着正和他母亲及他喜欢的小姐谈心,她回想起这段生活,明白了自己是一个被侮辱、被抛弃的人,她跑到车站,在候车室里接到了渥伦斯基的来信,说他10点钟才能回来,她决心不让渥伦斯基折磨她了,起了一种绝望而决心报复的心态,最后安娜身着一袭黑天鹅绒长裙,在火车站的铁轨前,让呼啸而过的火车结束了自己无望的爱情和生命,这段为道德和世间所不容的婚外情最后的结果由安娜独立承担,留下了无限感伤。

  贾宝玉对女人的怜爱其实也包含着忏悔。在某种意义上,《红楼梦》也是曹雪芹对女性忏悔心理自然流露的文学作品。

  这种歉疚常常可能是不自觉的,特别是当母亲始终幸福地面对着儿子毫无怨言时,儿子表面上似乎也在安然领受这一切。然而,在潜意识中却可能深深埋藏了对天下第一个女人母亲的歉疚。

卡列宁参加了安娜的葬礼,并把安娜生的女儿带走了。渥伦斯基受到良心的谴责,他志愿参军去塞尔维亚和土耳其作战,但愿求得一死。

  当我们用这样的眼光俯瞰伟大的托尔斯泰时,就会清楚地看到在其众多作品中都潜含着的一个基本情结,也便看到了托尔斯泰所处的社会在爱情婚姻上的巨大矛盾──真实情感和顾及利害的理性选择之间的矛盾。

  这个世界应该是对等交换爱心的世界。儿子亏欠了母亲时,虽然他与母亲在理智上都不曾觉察,潜意识却已经在支配他的心理活动了。

时代背景

  这其实是近代社会中相当多的男性都面临的矛盾。它终于通过托尔斯泰的作品表现了出来。

  作为对这个真理的反证,我们可以举出很多个案:倘若一个男孩从小没有得到必要的母爱,甚至遭到毫无道理的遗弃,那么,他不但很难形成对女人歉疚的“托尔斯泰情结”,甚至可能相反,认为女性世界亏欠了他,他总是对女人有一种无名的恶狠狠的敌意。

19世纪后半期的沙皇俄国,当时正值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整个社会处于由古老、守旧的封建社会向新兴的资本主义社会急剧转变的特殊时期。一方面在世界资本主义尤其是西欧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革命的强力冲击下,俄国封建农奴制度迅速崩溃,封建贵族地主日趋腐化堕落的思想与新兴资产阶级人文思想发生了激烈的对撞,其政治、经济制度,思想、道德观念也在急剧变化之中,欧洲资产阶级人文思想的启蒙、人性的自觉不自觉地觉醒,使人们要求人性解放、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呼声越来越高,要求摆脱封建思想道德的羁绊;另一方面,反动腐朽的封建农奴制对资产阶级人文思想仍具强大的阻力。众所周知,俄国的农奴制改革是自上而下的转变过程,它不像法国大革命是自下而上的彻底革命,其新兴的资产阶级思想载体不是从平民阶层、小生产者阶层中产生的,而是由一批把持政权的封建官僚、大贵族地主阶层转变而来的。在转变过程中所残留下来的封建传统、观念在社会、人们的头脑中仍然根深蒂固,诚如文中列文所说:“一切都是混乱的,一切都正在建立。”[4]

  当然,关于托尔斯泰的作品,关于曹雪芹的作品,我们还可以做更多的类似剖析,这里要说明的是,所谓“贾宝玉情结”、“托尔斯泰情结”不过是这些伟大作品的一个层面。

  二,一个在充分母爱下成长起来的男孩,后来又得到了更多的女性关照,他被女性的爱情所铸造,可能成为与女性交往的成功者。女性给予他很多,他给予女性较少,结果,他对女人有了亏欠。

个人背景

  透过这些伟大作品的表面理性框架,能发现很多深藏的潜意识结构。这些结构就像我们分析《西游记》一样,同样会体现出多层次的象征意义。

金沙电玩城,  就像安娜·卡列尼娜给了渥伦斯基很多,渥伦斯基却远没有等量地回报。就像玛丝洛娃将自己的一切献了聂赫留朵夫,聂赫留朵夫却在一夜情欲后扬长而去。

从19世纪70年代起,俄国乡村遭到资本主义势力的人侵,“到民间”去等活动的开展,使托尔斯泰开始了新的思想危机和新的探索时期。他惶惶不安,怀疑生存的目的和意义,因为自己所处的贵族寄生生活的“可怕地位”,深感苦恼,不知道“该怎么办”。他研读各种哲学和宗教书籍,不能找到答案。他甚至藏起绳子、不带猎枪,生怕自己为了求得解脱而自杀。此后,他访问神父、主教、修道士和隐修士,并结识了农民、独立教徒康。修斯塔夫。终于完全否定了官办教会,接受了宗法制农民的信仰。这是托尔斯泰复杂的探索时期,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产生了《安娜·卡列尼娜》(1873-1877)。

  最终是聂赫留朵夫不想和玛斯洛娃结婚,所以有了《复活》的安排。

  被女人爱恋的男人,却亏欠了女人。

创作过程

  最终是渥伦斯基要把安娜作为包袱甩掉,只有安娜的卧轨自杀是他惟一能够接受的方式──他并不愿意安娜以其他方式,比如又寻到了另外的情人而离开他──他也因为这种结局献出了更多的忏悔。

  在女人面前成功的男人,有可能是掠夺了女人的男人。

1870年托尔斯泰便打算写一部出身高等社会的有夫之妇失足的小说,并打算把这个女人写得可怜而无罪。1872年,离托尔斯泰的农庄五俄里的地方,一个叫安娜兹科娃的妇女,发现她的情人另有新欢,向自己儿子的家庭女教师求婚,于是一气之下取了一些换洗衣服到图拉去,后来又返回村子,投身在货车车轮下而死。托尔斯泰目睹了这出悲剧,深受触动。托尔斯泰1873年动笔,1877年完成,小说先后用过《年轻太太》《两段婚姻》《两对夫妻》等书名,最后才用了明确而简单的现名。

  托尔斯泰对待女人的态度应该说充满了矛盾,也充满了“伪善”,这是近代社会中相当多的男人的“伪善”。

  这种感情上的“不平等交换”,有时会以安娜·卡列尼娜的卧轨自杀、玛丝洛娃的畸形堕落等方式向掠夺她的男人发出强烈的控诉;在更多的时候,女人们似乎顺从着命运的摆布,有的女人甚至还在美好的怀念中久久地眷恋着那些曾经掠夺了她们的纯情而又扬长而去的男人们。

人物介绍

  公平地说,这是不应该原谅和饶恕的“伪善”。

  这时,成功的男人是很少明确地忏悔的,他们还在我行我素地生活。

安娜

  二

  然而,平等交往的法则却无所不在地支配着一切,感情上的不平等交换已经在这些成功的男人潜意识中铸造了深刻的自疚心理。他们亏欠了女人,他们便有了不安与罪恶感。

安娜美丽端庄、高贵典雅、聪慧善良、自然真诚、又富有激情,有着令人无法抗拒的美貌和深刻丰富的精神世界,在思想、感情、才智、品德等方面都远远高于当时一般的贵族妇女。

  人类历史上许多崇高道义的行为来源于忏悔,而忏悔来源于道德上的亏欠与罪过感。

  最终,形成了“托尔斯泰情结”。

安娜的优秀和不同凡响首先在于她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对个性解放、生命意义、爱情自由的渴求。“我是个人,我要生活,我要爱情!”这是觉醒中的安娜的坚定的呼声。她爱上渥伦斯基后,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光辉而且要把幸福发散给别人的神态”,这是一种自己幸福也希望别人幸福的崇高境界。她对爱情自由的执着追求,体现了贵族妇女对生命意义的尊重,对个性解放的要求,她自我意识的觉醒,反映的是时代的进步,是对束缚女性思想的道德观念和宗法制度的挑战。从这个角度看,安娜确实是一个走在时代前列的贵族妇女。

  这是相当普遍的规律。

  这是对女人忏悔的情结。

其次安娜的优秀在于她勇敢、顽强的斗争精神。她是一个具有资产阶级个性解放思想的贵族妇女,是整个贵族社会的叛逆者,她面对的并不是卡列宁一个人,而是她赖以生存的整个上流社会。她大胆地冲破社会舆论的压制,公开追求自由的爱情,她用她的高傲和勇敢抵抗着上流社会的诽谤和侮辱,表现出她性格中坚毅、勇敢的精神。安娜的追求不仅是执着的,而且是大胆的,毫无隐瞒的。她是一个勇士,有着顽强的斗争精神,敢于义无返顾地与整个上流社会的虚伪抗争,虽然最终以失败告终,但这种不同于其他的贵族妇女勇敢的精神却是令人钦佩,值得充分肯定的。

  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与《复活》这两部书中确实体现了一个潜意识情结,他有着对女人的罪恶感,他在为忏悔而写作,为赎罪而写作。

  它可能长久地隐蔽在心灵深处,一遇机会就会不可遏制地流露出来,产生忏悔和赎罪的行动。

但是,安娜身上还负荷着传统因袭的重负,她为情出走,追求个性解放,却又始终挣脱不了贵族社会从法律、宗教、舆论等方面加在她精神上的枷锁,时时升腾起犯罪的恐惧,随着时间的推移,恐惧感、危机感愈演愈烈,让她痛苦的挣扎于个性解放与传统道德之间。这种内心矛盾与痛苦说明了她爱的追求的脆弱性,也是导致她精神分裂、走向毁灭的内在原因。

  就实质而言,他是在解决自己心理的一个矛盾冲突。这种内心的情结一般看来可能并不显得多么惨烈,考察托尔斯泰的一生,或许很难发现有什么记载在案的强有力事件,使得他对女人产生如此强烈的忏悔和赎罪心理。

  三,怀有对女性忏悔情结的男人,常常还有更多的心理原因。他们在与女性不平等的感情交往中,不仅会使用他的优越光明正大地掠夺对方──就像渥伦斯基所做的那样,他不曾对安娜·卡列尼娜使用过任何欺骗的手段──有时还会运用很多不道德的手法,包括欺骗。

安娜由新生向绝望毁灭的转化,是她性格发展的必然逻辑,这深刻暴露了安娜性格的巨大缺陷和近代妇女的可怕困境:想追求女性的个人独立与自由,却只能依附于男人的爱来实现,而未能解脱历史因袭的男人则只能将其推向更加惨烈的境况。

  然而,人类的心理就是这样,有些看来已经被理智掩盖过去的生活,一些似乎被时光淹没的往事,却深深地沉入潜意识。当梦思维和艺术思维展开时,它就泛滥起来。

  当一个所谓“成功”的男人在掠夺女性感情时,倘若运用了这些不正当手段,他的自疚就带有了新的道德内容。

安娜的觉醒和爱情追求在很大程度上只局限在本能欲望的层面上。她的一见钟情,带有浓重的“本能原欲”色彩,而紧接着的,则是这种狂暴本能的宗教压服。换句话说,安娜性格的矛盾,正是托尔斯泰本人疯狂的纵欲与激烈的宗教否定之间矛盾的体现,而作者的这种性格分裂和矛盾又是分裂性民族文化在小说中的反映。

  这是近现代社会中也经常看得见的生活图画。

渥伦斯基

  四,男人对女人的歉疚心理,本质上是道德伦理的自责。

文中的渥伦斯基同样出身于一个贵族家庭,自小丧父,一方面具有聪明、富有同情心、乐善好施等优点,另一方面也具备爱慕虚荣、寻欢作乐、追求功名等纵垮习气。他对安娜的爱是真诚的,为了能经常同安娜在一起,甚至拒绝了一项关系到他前程的重要任命;在他感到他们的爱有可能结束时,甚至不惜开枪自杀。然而每个人的观念都是不同的,当他们被上流社会拒之门外后,安娜甘守寂寞,而渥伦斯基心中空虚贫乏的生活与其不甘寂寞的心理发生了冲突,最后他妥协了,开始关心“自治委员会”“议会选举”之类的上流社会活动,对安娜的爱也越来越冷淡了。

  “托尔斯泰情结”所概括的忏悔心理,是离不开近现代社会的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社会文化的。

渥伦斯基是带给安娜生命活力和情感幸福的天使,又是把她推向毁灭深渊的恶魔。他风流倜傥,激情热烈,激活了安娜的沉睡的爱情,并给了安娜极大的满足,他与安娜之间的冷淡,并不是因为他爱上别的女人而感情破裂,而有着更深刻的社会内容,即为一个封建贵族社会的叛逆者与一个归顺者之间的不可避免的破裂。

  在一个绝对轻视女性、视女性为奴隶的社会里,男人无从形成对女人的忏悔情结。就像我们在古代很多民族的记载中,经常读到将女性视为牛马的文字。在那些远古的文字中,女人是低贱的、邪恶的,常常是罪恶和祸害的根源。

卡列宁

卡列宁在文中被塑造成了一名典型的封建官僚形象,在他的叔叔—一位先皇宠臣的抚养下长大,接受的是全套的封建贵族教育,因而“一个心思地追求功名”。长期的封建官场生涯己经腐蚀了他的心灵,使他思想僵化、感情麻木、虚伪庸俗、墨守成规。他的个人观念与安娜追求爱情的要求是格格不入的,正如文中安娜所言“他们不知道八年以来他如何扼杀我的生命,扼杀我身上的一切活力,他从来没有想到我是一个需要爱情的活生生的女人”。当安娜争取婚姻自主时,他也仅仅是出于本能,要求安娜和他达成默契:允许她做渥伦斯基的情人,以换取维持表面的虚伪的夫妻关系。当安娜要求婚姻自主的意愿与他“维护神圣家庭”、保留“体面”的观念发生冲突时,他不惜与狠毒的莉季娅伯爵夫人勾结,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手段:家庭的羁绊、宗教的感化、舆论的谴责、法律的威胁、心灵的摧残等等,以压制安娜的合理追求。

卡列宁虚伪而冷酷,他最感痛苦的不是妻子的不贞,而是妻子不肯把这种感情掩饰起来,而使他的名誉、地位受损。他以家庭责任和宗教道德为盾牌,来折磨、威逼安娜,并拒绝同安娜离婚,这不仅仅是对婚姻的背叛者的惩罚,更是封建道德的维护者对叛逆者的惩罚。[6]

列文

文中的列文是属于一种社会基层统治阶级,他只是一名小地主,因而他必须从事劳动,而劳动的特性决定了他全部生活的性质。他的生活不仅仅是上流社会那纸醉金迷的“社交生活”,还包括了他在自己庄园里所从事的富有活力的劳动生活和他因受资产阶级思想而产生的劳动改革,因而在他与基蒂相爱、结合之后,他的生活不仅仅是爱,他的整个生活是充实的、幸福的。

列文是托尔斯泰式主人公中自传性特别强的一个人物,他在托尔斯泰的创作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在他身上艺术地再现了作家世界观激变前夕的思想感情和生活感受,从结构安排来看,列文的幸福家庭与安娜的不幸家庭互为对照,但从思想探索来看,列文婚后却产生了精神危机,他为贵族阶级自甘败落而忧心忡忡。他研究劳动力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制定“不流血的革命”方案,探讨人生的目的,但却毫无出路。

作品主题

安娜的选择体现出人性的迷误。为了实现狭隘的个人情爱,她不惜抛家离子,做了自我情欲的奴隶。列夫·托尔斯泰通过这篇恢弘巨著深刻地揭示出安娜悲剧命运的根源,即非完整的感性人格决定了安娜的悲剧命运。尽管她的人生探索以实现精神的自我追求为目的,但其生命力的发挥缺乏理性的配合、支撑与调控,结果使得人生随情欲而漂流落得悲惨的结局。

安娜极力追求感性生命的舒展,努力探求生命原生态的存在方式,热切呼唤人性的回归,这种行为方式和人生理解本无可厚非,但并不意味着要完全抛弃哪怕一丁点理性的束缚。安娜在追求精神自由与实践人性解放的同时,矫枉过正地陷入了纵欲的感性误区。她为摆脱社会的枷锁却又陷入另一桎梏,她所追求的自由,是一种自私的自由,是一种毫无顾忌的自由,是一种情感占有欲望的满足。自由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我行我素、随心所欲,而是一种理性意义上的积极的生命舒展。如果抛弃理性原则,只认可个人的自由,那么个人的自由很容易构成对另一个人的自由的侵害,对周遭人群利益的伤害,导致矛盾与冲突,并最终使个人的自由变得不牢靠、不稳固。个人自由的实现正像经济学上的帕累托原理所要求的那样必须受到理性的约束,才能保证整体社会的自由的不降低,即个体自由的增加必须以尊重其他相关个体的自由为前提。只有在理性的指导下,每个人寻求自己的自由才会被社会主体所认可。自由必须与理性相结合来展现与实现,这样才能构成道德自律的完整概念。相反,缺乏理性的自由至多算是一种经验的自我,绝非积极意义上的生命舒展。用理性的力量约束自己,实现感性与理性的统一,建立健全的理想人格,才能达到真正自由的状态,才是人类应该追求的最高境界。

而且,托尔斯泰看到,在俄国随着城市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发展,人的天然情感被压抑,主体性逐渐丧失,成为私欲的奴隶。在小说中,卡列宁就是一个在官场倾轧中丧失自我的人,作者通过这个人物表明了自己对理性的反思,对人性异化的深深忧虑。

在小说中,托尔斯泰还通过列文和安娜的生活轨迹塑造了两个环境,两种贵族。一是城市,在那里生活着卡列宁、奥布隆斯基、弗龙斯基式的贵族;二是农村,在那里生活着列文式的贵族。前者远离自然,为了私欲慢慢丧失了人的天然情感,在人的“兽性”和“人性”的角逐中,他们为了一己的私欲渐渐抛弃了善性的自我。而后者正是在自然环境中,在真正的劳动中锻炼了体魄、净化了心灵、获得了真正的快乐。托尔斯泰通过不同贵族对自然的态度表明了自己反对城市文明的观点。

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安娜的悲剧应该是俄罗斯文化悲剧的显现。安娜挣扎于情感满足和宗教压抑之间,缺乏理性调节的环节,这种心智缺陷显示出俄罗斯文化的分裂性。俄国是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维持国家运转的是长达千年的宗教制度和专制制度,科学启蒙运动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才在俄国缓慢兴起,而且往往被统治阶级引导到为专制制度服务上去,这就造成了整个民族缺乏真正的理性精神和法制意识,更不用说民主意识。在俄国,受到西方科学民主和理性精神影响的只是极少数知识分子(如普希金、别林斯基、屠格涅夫等“启蒙者”),而大部分知识分子头脑中固有的都是浓厚的宗教意识(如最能代表俄罗斯文化特色的托尔斯泰、陀思托耶夫斯基等),对于整个俄罗斯人而言,他们看待问题、处理事物的方式,要么遵从本能欲望,要么遵从道德信仰,其本能和信仰处于对峙分裂状态,正如著名的俄罗斯文化专家尼·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思想》中所说:俄罗斯民族性格中存在着深刻的“两极性”和“矛盾性”,是一个“分裂性”的民族,“这种内在的分裂性将一直持续到俄国革命。”在安娜身上,就体现了俄罗斯文化这种本能与信仰的断裂性。

艺术特色

出色的心理描写是《安娜·卡列尼娜》艺术魅力的精华所在,人物的心理描写是整个作品描写的重要组成部分。托翁喜爱的主人公列文是个精神探索型人物,对社会问题特别是农民问题的探索和对个人幸福、生命意义的探索。他的心理过程是沿着两条路线发展的:在农事改革上,他经历了理想的追求到失败后的悲观。列文看到农民的贫困,向农民建议合伙经营各种农业,他梦想“以富裕来代替贫穷,以利害的一致来代替互相敌视。总之,在他看来,这将是一场不流血的革命,但是极其伟大的革命,先从我们一个县的小范围开始,然后扩展到全省,然后全世界。”但列文这个美妙的“不流血的革命”首先在他自己的村子就处处碰壁,农民对他的计划毫无兴趣,这使列文陷入了极度的痛苦和绝望;在个人生活上,他经历了爱情上的迷恋、挫折、失望到婚后的快乐、焦虑、猜忌、痛苦,最后在宗教中找到了心灵的宁静。列文爱上了纯洁少女基蒂,因基蒂心有所属而遭到拒绝,这使列文非常失落,当基蒂被渥伦斯基抛弃后,他们结了婚,基蒂给列文带来了快乐。但家庭生活是社会生活中的一分子,它不能游离于社会生活之外,如果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孤立的一个家庭是没有幸福可谈的。内省的列文再次陷入焦虑、痛苦之中。他那无法排解的莫名其妙的苦闷、烦腻的情绪和骚动不安的追求,正是风云变化时代再不想混沌活着的一代人心灵上留下深深印记,最后在“为上帝,为灵魂而活”信条中找到了“人生的意义”。

小说对安娜的心理过程的描写,则侧重于展示其情感与心理矛盾的多重性和复杂性:它一方面厌恶丈夫,安娜觉得“沽名钓誉,飞黄腾达—这就是他灵魂里全部的‘货色’,‘他不是人,他是木偶,是一架官僚机器’。”另一方面又时有内疚和负罪感产生,安娜毕竟是一个传统女性,并不是一个道德败坏的女人,背弃丈夫,抛弃心爱的儿子,这对着有宗教意识的安娜来说是很难心安理得的;一方面憎恨虚伪的上流社会,安娜经过同上流社会形形色色的人物、思想、道德规约撞击之后,对这个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得出一个深刻的认识:“生存竞争和互相仇恨是人与人之间的唯一的关系。”在告别人世的时候,安娜怀着对罪恶世界满腔仇恨,从心底发出了悲愤的呼喊:“一切都是虚伪,一切都是谎言,一切都是欺骗,一切都是罪恶!……”另一方面她又依恋这种生活条件,安娜毕竟是留里克皇室的后裔,她的身上不可能不留有贵族阶级的烙印,并且,上流社会一直是她生活的环境;一方面不顾一切的追求爱情,安娜喊出“罪不在我,我是个活人,我要爱情”,勇敢地冲出了聊无生趣的生活。另一方面又不断为之感到恐惧不安,安娜的行为触动的不止是卡列宁这个官僚的个人体面,而是触犯了整个上流社会的虚伪道德,动摇了统治阶级“合法”婚姻的基石,作者把她内心的爱与恨、希望与绝望、信任与猜疑、坚定与软弱等矛盾和复杂的情感与心理流变详尽地描述出来。

小说还有许多对人物瞬间心理变化过程的描述,准确、深刻地批露了特定情境中人物的心理变化过程。例如,小说在写到列文第一次向基蒂求婚时,基蒂在见到列文前后这短暂时间内的心理流程,是多层次的。作者对基蒂内心的把握十分准确,在列文到来之前,基蒂满心欢喜地等待着,从外表的平静、从容显示了内心的镇静。当奴役通报说列文到了时,她顿时脸色苍白,血液涌到了心头,那内心是惊恐万状的,以至于想逃开。

其次,小说善于描写人物的外部特征来揭示人物内心:一个笑、一个眼神和动作都成为传达心灵世界的媒介。托尔斯泰认为人的感情的本能和非语言的流露,往往比通常语言表达的感情更为真实,灵魂深处蕴蓄着激情的安娜,因其具有被压抑的生命意识,时不时通过无言的外在形态流露出来,使她富有超群的风韵。

在《安娜·卡列宁娜》中,托尔斯泰是通过两条情节线索展开小说的,有人认为这两条线索缺乏联系,这部书是两部小说的撮合。托尔斯泰本人批评了这种意见,指出这大概是由于“在浏览小说时,没有看出它的内在内容”所致。表面上看,安娜的爱情悲剧和列文的精神探索两条主线平行独立的发展,缺乏内在联系,但事实上它们是巧妙地联结在一起的,这也正是《安娜·卡列尼娜》的结构独特之处,它表现出作者谋篇布局上的填密与严谨。首先,小说在两条主线之间穿插了渥伦斯基和多丽的家庭生活这条主线,它在外部结构上成了两条主线的拱形结合处。其次,小说运用人物向心对照法沟通了两条主线间的内在联系。男女主人公列文和安娜的对照贯穿了小说的始终,此外,安娜和多丽、列文和渥伦斯基、渥伦斯基和卡列宁等也形成对照,共同表现着小说深刻的主题。

作品影响

1877年,小说首版发行。据同代人称,它不啻是引起了“一场真正的社会大爆炸”,它的各个章节都引起了整个社会的“跷足”注视,及无休无止的“议论、推崇、非难和争吵,仿佛事情关涉到每个人最切身的问题”。

但不久,社会就公认它是一部了不起的巨著,它所达到的高度是俄国文学从未达到过的。伟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兴奋地评论道:"这是一部尽善尽美的艺术杰作,现代欧洲文学中没有一部同类的东西可以和它相比!"他甚至称托尔斯泰为"艺术之神"。而书中的女主人公安娜·卡列尼娜则成为世界文学史上优美丰满的女性形象之一。

《安娜·卡列尼娜》把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推向了最高峰,人们又把《安娜·卡列尼娜》当做俄国19世纪现实的教科书。正是通过它,许多人了解到了俄国19世纪70年代的社会现实。俄国后来的民主主义革命者对社会的攻击便是从这里开始的。俄国革命的领导人列宁曾反复阅读过《安娜·卡列尼娜》,以至把封皮都弄得起皱了。

100多年来各国作家按自己的理解把安娜搬上舞台、银幕、荧光屏。

本文由金沙电玩城发布于励志美文,转载请注明出处:作品讲述了贵族妇女安娜追求爱情幸福,这是近

关键词: 金沙电玩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