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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说些什么,一、言文能不能尽量相近甚至

2019-10-13 03:58

  前面曾经谈到“写话”,谈到用普通话写,其中都隐含着作文中的言文距离问题。这个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言文能不能尽量相近甚至重合;二、如果可能,应该不应该尽量相近甚至重合。显然,作文,提起笔,考虑用什么样的语言文字好,就不能不先想想这两个问题。问题相当复杂,不是简单的“是”或“否”能够轻易定案的。这里先从能不能谈起。
  有人说,言文分家是战国以后的事;之前,言文一致,说出来是言,写出来是文。这看法也许是对的,但也不免有疑点。《论语·述而》篇有“子所雅言”的话,这说明孔子并不处处用雅言;孔子是“从大夫之后”的上层人,尚且如此,平民之言就可想而知了。文当然是雅的,雅,就不免与俗言保持一定的距离。这距离是“质”的方面的。还有“量”的方面,当时记言工具笨重,书写困难,为减少困难,不能不求简。《论语》是“语”的集存,可是像《颜渊》篇所记,“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答“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似乎并不是原话,因为这样硬梆梆,近于失礼且不说,意思也显然欠明晰。原话可能是委婉而细致的,到书面上变成八个字,是记言者用了简化的手法。总之,就是在战国以前,言文即使很接近,也总没有到重合的程度。
  秦汉以后,言文分家,各奔前程的情况,是大家都知道的。说到原因,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最简单的解释是文人好古,好雅;文言是古语,是雅语,所以一提笔就愿意“且夫”、“之乎者也”等等。这解释,好处是简单,也失之太简单,因为,文化之流向不能完全决定于一些人的爱好。就是说,还会有另外的甚至更有力的原因。我个人一直想,文言之所以能够独霸两千年,更重要的原因恐怕是,方言过于分歧,俗言过于散漫,反而不如用文言之能够行远。此外还有一个不可轻视的原因,是学什么用什么,顺老路比创新容易。举例说,苏东坡的本事是从庄子、太史公等人那里学来的,写文章,你不许他仿《庄子》、《史记》而限定仿宋人话本,他一定感到非常别扭的。
  不管怎样,反正文言独霸的局面已是既成事实;换句话说,纵观历史,可知言文并未一致。但这还不能证明言文必不能一致。就是就我国历史说,在文言独霸的中古时代以及其后,言文很接近的文也还有一些。一种是“语录”,这是和尚的创造。不久之后,以反对和尚自负的宋朝理学家也学了去,成为表现哲学思想的一种重要文体。一种是俗文学的讲故事,也是由和尚的“俗讲”开始。其后是民间艺人先学,讲史、说三分等,赚钱糊口,记下来成为“话本”或“平话”。再其后是不能上庙堂的文人也学,不讲而直接写,成为“三言二拍”、《金瓶梅》,直到《红楼梦》、《老残游记》等等。可见,如果有必要,并且愿意这样写,言文接近甚至重合,至少在理论上,又并非不可能。
  五四以后,在这方面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言随着林琴南等老朽的入土而销声匿迹了,代之而起的是“白话”。白话,顾名思义,是口头怎么说,笔下怎么写。许多人努力这样做了;至于是否做到,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宽厚一些的认为可以通过,严格些的认为只是“像话”,而实际是已经走向建立另一种新文体。这个问题暂且放下,这里只想说明,言文一致已经成为不少人的理想,例如叶圣陶先生就曾说过(我亲耳听到),写成文章,念,要让隔壁听见的人以为是说话,不是读文稿,才算到了家。
  达到这种境界容易不容易呢?似乎并不容易,因为有下面一些情况经常在扯后腿:
  (1)文像话,还必须以“话能像文”为条件,就是说,事实上有一种境界高的话,内容充实、明晰,语句简练、确切、有条理,流利而不轻浮,典重而不生硬,等等,可以充当“文”的样本。如果“话”不可能或极少达到此境界,则“文”之所以成为文,就应该以“不像话”为条件了。
  (2)可以说,从有文献可征的时候起,学作文的和作文的人其文的老师是“文”,或十之九是文,不是话。现在虽然是五四以后,情况似乎也没有什么两样,因为这样,所以开口是“老师让我明天早晨交作业,晚上不能看电影了”,一动笔就成为“由于老师限定我明日清晨必须交出作业,使得我不得不放弃今晚看电影的心愿。”何以会这样?因为看的读的大多是这种格调,拿起笔就不免要顺着这个路子走。我个人看,文之难于像话,这是最主要的原因。而改变又相当难,因为积累改弦更张的样本,供学习,非短时期所能办,——甚至非长时期所能办。阻力是以下两项:
  (3)文像话,还要以执笔的人喜欢这个通俗、简易的格调为条件。喜欢,这似乎没有什么难外,其实不然。作文,照话那样写出来,有不少人以为这是下里巴人,不足以显示自己之高雅。于是提起笔来,可以平实的却用力粉饰,可以爽直的却颠倒曲折,可以简单的却添油加醋,也就是尽全力追求“不像话”。
  (4)更值得担心的是“像话”比“不像话”似乎更难。古人有归真返朴的说法,这意思用于文,就是绚烂之极归于平淡。常写文章的人有的有这种经验,起初是莫明其妙,不知道怎样用力;其后,一方面吸取他人,一方面自己摸索,道道像是多了,于是广泛利用各种修辞方法,求雅,求美,求奇,等等,这是知道用力了,而且大用力;再其后,知道得更多,有了更高的品评能力和表达能力,反而想避免用力。而宁愿行云流水,行所无事,治大国如烹小鲜,这样写出来,有些人看了反而会觉得平淡朴实而有深味。这种境界,有人称之为炉火纯青,少一半来自眼力,多一半来自手力,手力不到,不能勉强,所以更难。我想,所谓言文一致,追求的应该是这种境界,纵使很不容易。
  这种境界是言求精练、文求平实流利,二者巧妙结合的结果。上一段说到文向言靠拢之难,其实更难的是言向文靠拢。这在理论上虽然非不可能,实际上却罕见。罕见,文想靠拢就会有“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之叹。其结果就成为,就是大力提倡写话的人,其文章的体质和风格,十之八九还是来自“文”以及自己的修炼。这种情势还会有更深远的结果,是文,就它同言的关系说,是若即若离,也就是与言接近而又自成一套。
  自成一套还有另外的原因。前面谈“为什么要作文”的时候曾举一些难明之理和难表之情为例,说对付这样的内容,似乎就不宜于用言而宜于用文。就现在说,还有一些文体,属于公文性质,如公报、照会以至社论等,习惯上也总不用与言重合的格调。总之,求言文绝对一致,处处一致,不只很难,似也没有必要。
  不过无论如何,我们总要承认,写文章,就语言的格调说,平实流利如话终归是个好理想;作文时候记住这个,并寤寐以求之,从消极方面说可以不偏入岔路,从积极方面说可以走向平淡朴实而有深味的境界。在这方面,“明辨”同样是重要的,学作文有如行路,也是差以毫厘,谬以千里。到此,我们无妨用一句文言的滥调加重言之,可不慎欤!

  上一节《藕断丝连》中说到:“有的写法,念,一听就顺溜,或相反,一听就别扭。”那主要是从思路方面说的。同样的思路,可以表现为不同的语句;不同的语句,由念和听时顺不顺这个角度看,价值有相等的可能,也有很不相等的可能。很不相等的情况是:同样的意思,这样写,顺溜,那样写,别扭。这顺溜和别扭,主要是表达方面的问题。作文,遣词造句,当然要尽力求顺溜,避免别扭。念着、听着顺溜,不别扭,是表达方面的一个境界,能否达到或接近此境界,尺度是念和听时的感受,就是通常说的“顺口”(从念的方面说)和“悦耳”(从听的方面说)。
  这里把顺口和悦耳看作一回事,还需要给“顺口”加上一点点限制。记得多年以前,一个弟弟行辈的同乡考官费学校,作文题目是“我的家乡”,交卷后同我说,他作得很得意。我问他怎么写的,他说开头是:“我的家乡,住在一个村庄,虽然没有良田千顷,却也不少斗米斗粮。……”念了一段,问我的意见,我说:“这种通篇凑韵顺口溜的写法,评卷的人也许未必欣赏。”后来出榜,果然名落孙山。这位同乡所以这样写,是因为很少读书,即俗话所说肚子里没有墨水,而又想出奇制胜。照常例应该散行的文章用韵确是奇,可惜他不知道这顺口溜的奇给人的印象是不典重,不雅驯。言归正传,本篇所谓顺口,是指读时轻快流利,不磕磕绊绊,而不是顺口溜。这样,顺口和悦耳就可以看作一回事了。
  轻快流利好,或说顺口、悦耳好,这是不是不需要证明的自明之理呢?自然不是。相反的主张或作风也很有一些。(1)有时候故意生涩一下,以表现沉郁的意境,或者使轻快流利的步伐略有变化,如韩愈《送董邵南序》的“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属于前者,张岱《西湖七月半》的“亦看月而欲人看其看月者,看之”属于后者。这类歪打正着的写法是有所为而发,要另眼看待。(2)有意地通篇生涩,以难读难解显奇警的也有,如唐朝的樊宗师,所作《绛守居园池记》,甚至连断句也很难。幸而这样的人很少,可以不多计较。(3)以生涩为高,文学史上还可以成为流派,如明朝晚期的竟陵派,他们的所求正是念着、听着都别扭。办法是文笔不走熟路,如偏偏把名词用作动词,习惯的语句次序甲乙丙,偏偏说成乙甲丙或丙乙甲。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是这派的典型作品,有北京古籍出版社新印本,如果想尝尝别扭的滋味,可以找来看看。(4)现代的,像竟陵派那样故意求别扭的大概没有了,可是设想“文”应该是文,应该写得端重曲折,比喻说,像演员演出那样,涂脂抹粉,扭扭捏捏的,或直说是文诌诌,不像“话”的,还是随处可见。设想,程度有深浅之分。深的,背后可能有系统的理论为后盾,这就成为顺口和悦耳的反对派,或者以为顺口和悦耳应该指另一种内容。浅的,因为耳濡目染大多是这个调调,于是以为,既然写在纸上成为文,就应该是这个调调。不管是深的还是浅的,在对顺口和悦耳的态度方面都可以算作一派。本节所说是推崇顺口和悦耳的,道不同,安于不相为谋不是辨明是非的办法。如何辨明,留到下面说。(5)也是现代的,我的经验,是少数人,知道轻快流利、鲜明如话是个好文风,可是拿起笔,笔偏偏不听话,左修右饰,写出来还是那个沉闷冗长、磕磕绊绊的调调,也就是不能顺口和悦耳。
  以上所举五种并不都是顺口和悦耳的反对派。第(5)种不用说,只是望道而未之见。就是第(3)种,他们大概也会说,照他们那样写,顺口或者谈不上,但他们听来却是悦耳的。第(4)种呢,也总不至于公然认为顺口和悦耳不好吧?所以,平心而论,他们的看法大致是:(1)模糊一些的,下笔成文,顺口、悦耳与否无所谓,也就是没有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或者(2)清晰一些的,认为文诌诌,不像话,同样可以顺口和悦耳。这样,争论就由应否顺口和悦耳转移到,怎么样的语句才能顺口和悦耳。说得明显一些是:是文诌诌的风格顺口、悦耳呢,还是像话的风格顺口、悦耳呢?
  我个人是推重像话的文风的,至于理由,前面《辞达而已矣》和《言文距离》两节里已经谈了不少,不必重复。这里从反面说一点意思,算作补充。(1)顺口的“口”,悦耳的“耳”,显然是就“话”说的,因而可以说,“顺”和“悦”是话的天下,你想要顺和悦,就不能不向话靠拢。只举一个例,两个人都住在临街的房子里,有人问他们:“你们的住处安静吗?”甲答:“濒临大街,怎么安静!”乙答:“紧靠着大街,怎么安静!”“濒临”是文诌诌,不像话,不管别人感觉如何,我总觉得不如“紧靠着”顺口、悦耳。(2)文,流行的是长句子多,这就难于轻快流利,也就不容易顺口和悦耳。(3)文,话里罕用的句式多,这也容易使读者感到生硬别扭。
  其实,五四以后,写文要像话的主张,至少从理论上说,应该是大家都首肯的。问题在于实行。不能行有多种原因,前面《言文距离》一节已经谈过。这里只说一点点,是事实是文经常不能甚至不愿意跟着话走。这有如淘气的孩子随着大人逛公园,总是离开大路,向这边去看花,向那边去爬树。这也难怪,因为两旁总会有引诱之物。引诱文离开话的力量很有一些,就近几十年说,比较强大的有理论文字,有译文和准译文,都句子长,搀合外国味,格调沉重而板滞。这样的文章量很多,力量很大,一般执笔为文的人自然照猫画虎,总之是积习难改。有人也许会引西方某哲学家的怪论为理由,说凡是已然的都是应然的,就是说,文离开话是势所必然,也不坏。我却有个相反的想法,或说希望,是文向话靠拢并非不可能,并非不好。就说长句子吧,先秦诸子写理论文字,句子并不长;严复译了许多西方名著,句子也不长。自然,我也承认,言文重合,就某些内容说,相当难,也不必要。这里大事化小,我只想说明一点:写成文章,不管是谁念谁听,顺口和悦耳都是个应该寤寐以求的境界,而达到此境界的最重要的方法是向话靠拢,重合做不到,接近也好。
  向话靠拢是个原则;办法难免还有超出原则的。以下说办法,也就是作文,求顺口和悦耳,在表达方面应该注意些什么。
  (一)尽量少用多见于书面、少见甚至不见于口语的词句(包括译文式的)。理由用不着说,因为念着、听着都生僻,就既不顺口,又不悦耳。但这里需要略加解释,就是这个要求有时候要容许例外。这主要指两种情况:(1)表达某种非常识的内容,如新而深的科学知识,口语无能为力,那就不能不容许例外。(2)有时候,书面语里出现一些不见于口语的表达方式,有概括、严密、细致等优点,就语言应求丰富说,这是口语应该吸收的,当然也要容许例外。
  附带谈一个与此有关的问题,就是可以不可以搀用文言成分。这个问题很复杂,常常要因人或因场合而异。原则是可以入话的,入文也不妨碍顺口和悦耳。可是话,因人而不同,因场合而不同,比如交谈的是两位很熟悉古典的人,话里就难免出现“不亦乐乎”、“未之有也”之类,如果交谈的是两位青少年就不会这样。那么,如果执笔的是这两位熟悉古典的人,是不是可以把“不亦乐乎”、“未之有也”照说时那样写到文里呢?机械地规定是难的。我的意见,原则可以看人下菜碟:如果读者是一般人,那就一般人看来、听来不很生僻的文言词语可以放进去,过于生僻的最好不用。有的人希望白话能够统一天下,甚至主张成语(文气太重或典故性的)也最好不用,这恐怕未必合适,——自然也办不到,因为成语已经成为现代语词汇的一部分,在话中扎了根。这里无妨用一句像是相当模棱的话总括一下,算作结论,是:凡是放在话里不生硬,念着、听着也协调的文言成分,写在文里也未尝不可。
  (二)尽量多用短句,少用长句。短句多是话的特点。流行的文恰好相反,多有拉不断扯不断的长句。长句多,念着、听着沉闷,不干净利落,因而不能顺口和悦耳。习惯用长句写,改为用短句,不很容易。办法是学“话”;更重要的是改变认识,知道像话比不像话好。
  (三)尽量求句式多变化,避免千篇一律。句式,由不同的角度可以分为不同的若干类,一类句式(尤其冗长的)连续用,如常见的“这提出了……问题,阐明了……主张,揭示了……内幕,批判了……观点,开创了……一页”,念着、听着都板滞沉闷,不能顺口、悦耳。
  (四)间或注意一点声律。这在古典作品中是常见的,诗词且不说,只说散文,如“山高(平声)月小(仄声)”是当句先平后仄(两个音节是一个单位,以后一个为主),“西望夏口(仄声),东望武昌(平声)”是两句末尾先仄后平。这样声音的对称变化可以产生顺口、悦耳的效果,能不能移用于现代语呢?我想是可以的,比如不久前看电视,一位女解说员介绍元宵节灯会的热闹,其中有“人欢年丰(平平平平)”的说法,这换成“人乐年丰(平仄平平)”不是好听得多吗?声律的讲究自然不只是平仄对称,这里不能多说。有人也许会说,用现代语写文章,讲究声律,要求也许太奢了吧?其实不是这样。现代语同样离不开声音,那就一切有关声律的规律,即声音怎样安排就好听,怎样安排就不好听,应该同样适用。自然,这很琐细,甚至近于微妙,知,不很容易,行所无事就更难。不过,知道有这么回事,由注意体会而用力实行,渐渐趋向于运用自如还是可能的。如果能这样,则文章的表达方面可以更上一层,这等于锦上添了花,不是很好吗?
  (五)写完,自己念念,听听,有不顺口、不悦耳的地方,改。

  这一节谈流行病的第三种,板滞沉闷。与粉饰造作和累赘拖沓相比,板滞沉闷是个更难对付的症状。这样说有种种原因。其一是比较难于辨认。打个比喻,擦浓胭脂,抹厚粉,一见便知是粉饰造作;琐碎小事,一般人几秒钟可完的事,某人却用了一两分钟,也是一见便知是累赘拖沓;板滞沉闷就不然,像是正襟危坐,不苟言笑,你能说这是不应该的吗?其二,有的文体,如宣言,有的内容,如悼念死者,似乎就不宜于写得轻快活泼。其三,郑重严谨与板滞沉闷纵然不是一回事,却性相近而貌相似,想一刀两断式地划清界限很不容易。其四,因为划清界限不容易,说某种写法是板滞沉闷,应该改弦更张,就难于找到人人都信服的理由。其五,假定人人都信服了,就是说,承认它是病,想治,化板滞沉闷为轻快活泼,却很不容易。
  因为有以上几难,所以处方之前,要先搞清楚什么是板滞沉闷。这可以从郑重严谨与板滞沉闷的分别说起。不错,有的文体和内容宜于写得郑重严谨,或说不容易写得轻快活泼,本土的如《荀子》,外国的如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都是好例。但也不尽然,如《庄子》也是讲大道理的,可是不像《荀子》那样,总是板着面孔,目不斜视,而是上天下地,嘻嘻哈哈;同样,英国罗素的著作有不少是讲抽象道理的,可是能近取譬,写得浅明,而且常常有风趣。又如同是记史实,唐宋以后的正史都是循规蹈矩地写,《史记》就不然,而是揉客观的事和主观的情为一团,随笔锋之所至,有时嘻笑怒骂,有时痛哭流涕,因而能够取得使读者像是读小说、看戏剧的效果。再举个罕见的例,曹操写过一篇祭桥玄的小文,由歌功颂德起,说了不少恭谨的话,可是接近末尾,却引用了当年的玩笑话:“殂逝之后,路有经由,不以斗酒只鸡过相沃酹,车过三步,腹痛勿怪。”可见悼念死者也未尝不可以轻松一下。
  总之是事在人为。
  以上的例表示,在郑重严谨和轻快活泼方面,性质相同的作品有偏此偏彼之差,也就是有回旋的余地。有的内容,通常是写得偏于郑重严谨,但并不是绝不能写得偏于轻快活泼。能够轻快活泼,好,至少从读者方面看是这样;不能,也不能算坏,因为无论照常规说还是就表达效果说,都是合格的。我们这里所谓板滞沉闷不是都合格的一群里的偏此偏彼,而是应该写得浅显通畅而没有写得浅显通畅。看下面的例:
  例如,民主德国体育科研所的机构体制由按学科划分转为按项目组织,对一些优秀选手由各相关学科组成专家组来进行指导;美国标枪设计师根据流体力学的原理,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把标枪设计得更符合波特拉诺夫的特点,这对创造新的世界纪录起到很大的作用;随着世界向信息社会发展,各国十分重视收集和了解其他国家的先进训练方法、手段和技术,根据本国的具体条件制定出多年的、全面的规划和计划,有目标地、稳步地培养田径人才;现代化设备在田径科研和训练中得到更多的应用,利用电子计算机辅助训练的安排,进行生物力学和运动生理的定量分析,帮助计算并纠正错误动作等,从而使训练更趋科学、合理;各国越来越重视科学地选材和育材,新出现的大批年轻选手在身体形态和素质方面都很理想,这无疑促使了成绩进一步提高;各国重视对女子体育的理论研究,因此,近些年女子田径成绩发展速度高于男子的速度。(某月刊一九八四年第一期某文一段)
  文章的条理不能说不清楚,可是,因为全段只一句,分号隔开的几部分又都繁复而少变化,所以读起来显得没有简明清新之气,甚至相当难懂,光靠听就更不行,要慢慢看,仔细捉摸。想到不少前辈写文章就不是这样。如:
  但是,中国的老先生们——连二十岁上下的老先生们都算在内——不知怎的总有一种矛盾的意见,就是将女人孩子看得太低,同时又看得太高。妇孺是上不了场面的;然而一面又拜才女,捧神童,甚至于还想借此结识一个阔亲家,使自己也连类飞黄腾达。什么木兰从军,缇萦救父,更其津津乐道,以显示自己倒是一个死不挣气的瘟虫。对于学生也是一样,既要他们“莫谈国事”,又要他们独退番兵,退不了,就冷笑他们无用。(鲁迅《华盖集·补白》)
  战国以来,唱歌似乎就以悲哀为主,这反映着动乱
  的时代。……书生吟诵,声酸辞苦,正和悲歌一脉相传。
  但是声酸必须辞苦,辞苦必须情苦;若是并无苦情,只有苦辞,甚至连苦辞也没有,只有那供人酸鼻的声调,那就过了分,不但不能动人,反而遭人嘲弄了。书生往往自命不凡,得意的自然有,却只是少数,失意的可太多了。所以总是叹老嗟卑,长歌当哭,哭丧着脸一副可怜相。(《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论书生的酸气》)读一读会感到,意思虽然深微曲折得多,表达方面却简明流利。这是总的印象。分开说是:(1)意思不是玻璃版式的,平静不变,而是波浪式的,有动荡;(2)句式的长短和结构都变化多;(3)短句多,念着有顿挫感,不是拉扯不断;(4)最重要的是像话,至少是同话接近,只靠耳朵可以理解。
  下笔成文,板滞或者活泼,也许同内容或文意的情况有些关系。但这不是主要的,因为名作家如鲁迅先生,是很多种文意都写,可是没有一篇是板滞沉闷的。所以关键还是在于表达,就是用什么样的语言写。提起用什么样的语言写,我想谈一些远但又不很远的事。那是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表现在文章的用语方面是舍文言而用白话,就是说,过去写成“归遗细君”的,而今要写成“拿回去给老婆”。“老婆”没有“细君”古雅,所以许多遗老见了白话就皱眉,如林琴南之流,这且不谈。单说赞成改用白话的,其中不少是惯于用文言的,一下子改用白话,反而不习惯,这有如缠脚穿绣鞋惯了,一旦解放,难免扭扭捏捏。语言的改变也是这样,起初,有不少人是把脑子里的文言翻成纸上的白话,虽然已经是白话,文言的影子却还在半明半暗地晃动。比如“我想好了”,当时就会写成“我的意思是决定哩”,这显然是文言“余之意决矣”的翻版。翻版,产品是尚未脱离文言羁绊的白话。不过无论如何,写的人是“决心”用白话。这日久天长,经过不少作家的摸索、试验、创造,文言的羁绊力量越来越薄弱,终于形成了以三十年代为代表的新风格。严格说,新风格不是地道口语(姑且以北京话为标准),这只要拿老舍作品中的对话同鲁迅先生的杂文一比就知道。但作者的笔下,或有意或无意,总是在写“白话”,结果是写成提炼了的白话。提炼了,因而与口语的关系成为“不即不离”。它不完全同于口语,是不即;但是就照原文说说讲讲,也并非不像话,是不离。至少我个人想,以三十年代为代表的文章用语的成就主要就是这不即不离。这个传统向下流传,不少作家,不少作品,仍然有意地学它,无意地用它,因而养壮了,吃胖了。自然,小的变化也在所难免,这且不谈。需要注意的是由这不即不离岔出去的一股水流,是不即而离,并且越离越远。这就是本节所说板滞沉闷的那种格调。我有时想,为什么会这样?异国情调的译文的影响可能不小。又,有些新事物和新思想,旧的酒坛子常常不能恰好装下去。也许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同不即不离不熟悉,甚至无一面之缘,因而也就不能借不即不离的风来驶自己的船。不管因为什么,总之是这股远离白话的水流势头很大,颇有泛滥成灾的危险。
  上面这些话,有的人也许认为完全是偏见,甚至没有进化观点,因为我没有领会我所谓板滞沉闷的文章的优点。优点是什么?可能是严密,是精深。严密的思想,精深的内容,就不能用简明流利的话写出来吗?——这类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还是不争论的好,因为有的人分明很不喜欢像话的文章,理由是太浅易,下里巴人。如果所谓“浅易”是指容易写,连小学生都优为之,所以是下里巴人,我倒要争论几句。我的意见正好相反,是浅易像话的文章并不容易写,而是更难写。理由很多,这里随便举几个。(1)上面举的两面的例可以为证,浅易的是出于鲁迅、朱自清二位的笔下,容易吗?这个理由也许有势利眼之嫌,不算也可以,再看(2)上面引的第一个例,请改为浅易的下里巴人之格,试试容易不容易。我估计,大概有很多人办不了。(3)举旧小说的语言为证,《西游记》不像话,《红楼梦》像话,我看高不可及的不是前者而是后者。(4)说句失礼的话,板滞沉闷的格调又有何难?不过是把一些熟套里的虚词和大量的名称术语像装货车那样堆在一起;而浅易像话的格调就麻烦得多,好像布置客厅,哪里要松,哪里要紧,哪里要方,哪里要圆,以及多种形式怎样衬托、穿插,都要费思索,具匠心。(5)像一切技艺的学习过程一样,学作文也有三种境界(借用王国维《人间词话》的说法):一是不知如何用力,只好平铺直叙;二是尽力求不凡,修饰,曲折,玩花样,使人一见就知道是在大卖力气;三是炉火纯青,绚烂之极归于平淡,有时也许用力,可是看不出曾经用力,经常是行所无事,连自己也不觉得曾经用力。我看,板滞沉闷,像粉饰造作一样,至多只是“趋向于”第二种境界;至于浅易如话,那才是第三种境界,归于平淡。
  话说得很多,很琐碎,是希望不习惯用浅易如话或不愿意用浅易如话的格调写的人相信浅易如话比板滞沉闷好,或至少是对板滞沉闷的格调的信心稍有动摇。——如果真就动摇了,怎么办?我的想法,能动摇是根本,有了这根本,其他都好办。下面说说处方。
  (1)至少由时间方面看,眼比手更重要。这里说眼包括两个方面:a.眼力。刚才说动摇是根本,意思是可以从这里出发,向前走,使怀疑板滞沉闷并不好变为相信轻快活泼确是好。信是取舍的决定性的动力;没有这个动力,甚至会尽力求板滞沉闷,其他一切灵丹妙药自然就都不能奏效。b.用眼睛吸收。前面一再说过,表情达意的方法都是学来的,用浅易像话的语言表达,也要学。办法是多读并仔细体会浅易像话的作品的表达方面的格局和巧妙,不只吟味(包括同板滞沉闷比较),还要熟,使它慢慢印在脑子里,成为自己的。
  (2)写时的注意和努力。所谓注意,总的说是避开板滞沉闷的格调,分开说是:a.立意、行文不要总是板着面孔,死气沉沉,要行云流水,涉笔成趣,治大国如烹小鲜;b.尽量把长句拆开,化为短句;c.尽量把只见于书面的说法改为平常话,异国情调的句式尽量少用;d.句式尽量求多变化,如长短交错,单复交错,骈散交错,直陈、疑问交错,不同结构的句式交错,等等。e.尽力求鲜明流利,写完看看,还有晦涩别扭的,改。
  (3)我国有个成语,金针度人。求鲜明流利也有个金针,是向“话”靠拢。关于话和文的关系,前面“言文距离”一节已经谈了不少,不再重复;这里只想说说,话一般是简短的,浅易的,鲜明的,能够像话,或者说,同话接近,就不会有板深沉闷的缺点。执笔求像话在两个步骤:a.“努力”用像话的格调写,慢慢做到“惯于”用像话的格调写;b.写完要念,发现不像话的地方,坚决改。写到这里,想起叶圣陶先生同我讲过的话,虽然多次向别人转述,这里还要重复一次,是:“写成文章,读,要让隔壁听的人以为是谈话,不是念稿,才算够了格。”这个境界,我虽然心向往之,可是说到实践,很惭愧,也许还离十万八千里吧?

  以上几节着重谈“读”。以下转入着重谈“写”,即所谓作文的“作”。
  先由一般人对作文的观感谈起。不只一次,有老年或半老年的家长问我,说他们的小什么其他功课还可以,只是作文不成,急须补救却不知道怎样学。所谓不成,我知道是指这种情况:看见题,不知道说些什么;心里即使想出一些不连贯的意思,却又说不明白;勉强写出来,意思,语言,对不对,好不好,都不知道;批改回来,总是分数很低。这急待补救的孩子,有的准备投考,所谓急来抱佛脚。我只好答,短期求根治,很难办;不得已,尽己力而为,见题别慌,想清楚再写,如果时间允许,修改一两遍,抄,字要清楚整齐,以期阅卷人能有个好印象。我的答复显然是死马当活马治的办法,病是不会因此而消减的。病有因,因是什么?不外三种:一是作文的性质就是讨厌,打个比方,很像水中的泥鳅,它分明卧在那里,可是太滑,难于抓住。二是反求诸己,也许除了勤惰之外,还有天资的因素?三是学习的方法也许有问题,以致常常事倍而功半。三种可能的原因,假定都是实有的,前两种属于客观,主观无能为力,可以不管。只剩下一条路,到学习方法方面去找。关于学习方法,读的方面已经谈了一些,需要谈谈的还有写。写,内容比较复杂,要从入门,就是开始执笔学作文说起。
  记得很久以前,什么机会忘记了,一个小学学生求我替他写个请假条。我问他为什么不自己写,他说没写过,不知道用什么格式。我问他当着老师的面会说不会说,他说会说。我让他试着说一遍。他说:“吴老师,我明天上午不来,请假。我姨来我们家,病了,让我跟她上医院。要是完得早,我下午还来;要是太晚,下午也许不能来了。我先请半天假,可以吗?”我说:“你就把刚才说的话写下来,不就是请假条吗?”他听了有些惊讶,大概是觉得,“文”须是另一套,怎么能够如此轻易呢?
  这件事很小,却隐藏着一个有关学作文的大问题,或说思想认识的大问题,就是:作为入门,是要“记话”呢还是要“学文”?这里把记话和学文看作对立的两面,主要是从思想认识方面说的;至于实际拿起笔去写,尤其学有所得之后,纸上的一句,究竟是来自己之话还是来自人之文,或二者兼而有之,那是颇难说的。至于早期,在思想认识方面,二者却有相当大的距离。据我所知,很多人,教,学,都是专力,至少是偏重学文。读范文,举范文,都设想必须照猫然后可以画虎。初学,内容和写法都隔膜,自然觉得高远不可及,难,这就会成为学习的绊脚石。
金沙电玩城,  记话是反其道而行,说,作文又有什么难?不过是把想说的话写下来罢了。这话当然说得过于粗疏,实行的时候难免要附加一些条件。但那无妨慢慢来,初学的时候,这种粗率的想法会有很多好处。
  (一)初学的人还不会作文,不会就容易看作高深甚至神秘,因而有些怕。这时候,要求他学范文,如果还把范文说得神乎其神,他学不像,就更怕。这很不利于学习。避免之道是由记话入手,想说什么就写什么,写不好也不在意。这轻而易举,怕的心理自然可以烟消云散。不论学什么,胆量大些总比畏首畏尾好。
  (二)不怕是消极方面的利益;还有积极的,是容易得其门而入。记话,遇一事或一题,总不至于无话可说,有话可说就有文可写,于是作文成为很容易的事。自然,这样写成的文章,尤其是早期,可能有不少缺点:内容不充实,条理不清楚,文字不精炼,等等。但这都是学习过程中不可免的事,只要按部就班地读,写,在读和写的过程中锻炼思路,摸索表达方法,勤修细改,缺点逐渐减少,直到大醇小疵,是一定能够做到的。
  (三)我学作文,是从模仿范文开始,不管什么题,总是以“人生于世”开头,“岂不懿欤”,或“可不慎哉”结尾,中间当然还要夹些故作高深、唉声叹气的话。现在想来,这正是非八股形式的八股,幸而除老师之外,没有别人看见;但浪费许多时间终究未免可惜。如果由记话起就不会走这么长的冤枉路。当然,关系的重大还不只此也。我们都知道,上好的文章是表现自己的思想感情的。很明显,由学文向前走就容易偏离这个目标,由记话向前走就容易接近这个目标。五四时代有“言志”(言自己之志)和“载道”(载他人之道)为相反的两种写作态度的说法,其时是推崇言志,嘲讽载道。言志好,容易说,做到却不那么容易,这既要有见识,又要有言己志的习惯。从某一个角度看,我们未尝不可以说,学作文,以记话为出发点,正是培养言志习惯的好方法。
  (四)前面谈表达以及言文关系的时候曾说,写文像话是个理想,因为这样的文常常有朴实、平易、活泼、流利的优点。相反的方向是力求不像话,扭捏造作,文诌诌。走向不同的方向,既有思想方面的原因,又有习惯方面的原因。习惯方面的原因也许是次要的,但是未可轻视,这有如穿着高跟走惯了,一旦换为平底,也许反而感到不方便吧?由记话起,顺路往前走,养成的习惯自然是像话。
  (五)由记话起,写到纸上,成文,它就变了性质,与“一言出口,驷马难追”的话不同了。文,可以再看,或念念自己听听,可以修改或难免修改。比如这文是如实地记话的,再看,发现某句之前有没用的“这个,这个”,当然要删去;某一句没说明白,只好改动一下;甚至发现某几句次序不妥,以致条理不清,只好颠倒过来,甚至改写。这过程是改文,其实也是改话,即以多余的“这个,这个”而论,用笔删过几次,再说的时候,总会记得它是多余,避免再重复吧?这就是说,学作文由记话起,还有改进“说”的作用。
  (六)还会有利于勤练多写。这道理很明显,学文,文,按照旧框框要讲究开头结尾,讲究起承转合,这自然就成为大事;记话就不然,想说的未必合什么规格,成什么系统,但不管它,还是写出来,这自然就成为小事。小事,看作家常便饭,许多大作家就是这样练成本领的。
  以上说的都是由记话入手的好处,有人也许要提出疑问,这同由读学写的主张没有矛盾吗?情况是这样:读是吸取内容,学习表情达意的方法,到自己拿笔,所谓由记话入手是“以自己为主”,灵活运用已经吸取的内容和方法。学文是先有个好文章的框框,拿起笔,“以范文为主”,自己用力去追。用旧话说,由学文入手是庄子所谓邯郸学步,常常是费力而不讨好;由记话入手是老子所谓无为而无不为,开头也许有点吊儿郎当,及至上了路,脚下无石,目前无树,常常是走得更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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