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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就作品说还是就作家说,在治学方法上一直

2019-10-25 05:46

  这一节谈谈精与博的关系以及应如何对待。过去说精与博,一般是指治学。治学的目的是成家,虽然《汉书·艺文志》收“杂家者流”,可能因为不为大雅所重,或者“多方”更难,后来却很少成家的杂家。专家总是精一门或两三门,深入周遍,写成藏之名山的著作,超过前人,如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马端临《文献通考》之类。一生以《说文》为主是精;但为《说文》作注,只念《说文》,即使熟到能背诵还是不成。为了精,反而不能不读别的书。书很多,有些与《说文》关系近,如《广雅》、《玉篇》之类,也要精。有些书与《说文》像是关系不大,如李后主词、《三国演义》之类,推想段玉裁也一定读过。也读,主要原因不是惟恐注《说文》有时会用到,而是作为成家的学者,不能不具备深厚的学术根柢,这根柢只能由博来。昔人治学,都是以精为本(典籍也有本末,如经书和秦汉子史等是本,也要精),并以本为据点向外延伸,最终的目标是无书不读。我们这里是谈作文,为取得作文的本领而读书,其中也有精与博的关系问题。这与治学的情况不尽同,却有相通之处。
  相通,是也要以什么什么为本,精读,并以本为据点(或说武器,即见文深知其意的本领)向外延伸,博览。以什么什么为本,或说应该精读什么,前面已经谈过,这里再总说一下,是读好的,可资取法的。读的方法,上一节也已经谈过,这里再补充一点意思,是精的两种更有效的过程。一是由喜爱而重复、由重复而纯熟的过程。举我自己的感受为例,当年第一次读《史记·项羽本纪》,记事完结,来了“太史公曰”。可能有的读者还没读过,或者读过而印象已经模糊,所幸文字不多,这里抄一遍:
  吾闻之周生日,舜目盖重瞳子,又闻项羽亦重瞳子,羽岂其苗裔邪?何兴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杰蜂起,相与并争,不可胜数。然羽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诸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读过之后,虽然讲不清是什么原因,总觉得文章气味高妙,还想念。念了几遍,稍微能体会文章的妙处,是气势雄伟,如黄河奔泻,自天而下;变化多,任意回转,神出鬼没;感情充沛,语尽而意有余;有见识,评论一针见血。就这样,又拿出来念几遍,没有硬记就背过,再想吟诵也不必翻书了。还有一种精的过程是由理解而感情渗入。也举我自己的感受为例,那还是《呐喊》刚出版之后,买来,先读《自序》,看到下面这样的话:
  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
  觉得意深刻而语沉重,也是爱不忍释,于是反复念了几遍。以后,偶尔也有寂寞甚至幻灭的悲伤,就找出这篇文章,一面沉思一面吟咏地念一两遍,这时候,心情完全渗入文字的意境中,觉得理解和收获比初读的时候多多了。当然,值得精读的作品不能篇篇要求像以上两种情况那样,处处要求像以上两种情况那样;但这种深入的意境总是值得企求的,因为读而能深入吟味,以至于爱好、熟悉,使身外之文变为身内之物,并积少成多,这就成为写作技能的资本,到自己有思想感情想表达的时候,自然就不会感到如何困难了。
金沙电玩城,  以上是说精。还要博,就是不要求纯熟的泛览。还是就学习作文说,需要博的理由有下面几种。(1)作文,不只要能写,还要有所写,也就是要有内容。内容是思想、知识之类,这可以由自己的感知来,但主要是由接受前人的研究成果来。比如发表议论,经常要用到逻辑规律和逻辑术语,这些,可以说都是由读书而来,不是由张目看外界、闭目审内心而来。所写要包括多种内容,所以读书不能不博览。(2)专就表达方式和表达技巧说,也要靠博览吸收大量的营养。这牵涉的面太广,难得细说,只举一例:只有多读六朝的骈体文,才知道说话作文,原来在语句的平仄方面还可以用些功夫,求声音美妙。(3)精读,有所得,这所得,有一部分可以称之为笔法。种种笔法,博览时也会遇到,这就对精读起了巩固作用。(4)博览,所知渐多,还会使精读的理解更明晰,体会更深入。
  博览,触及古今中外,有如何选定、如何安排的问题。适应自己的条件(理解能力、时间等)是个原则,理由用不着说。其次,以兴趣为引线也无不可,反正开卷有益,兴趣常常由此及彼,接触面会越来越广泛。但要注意,兴趣最好与计画携手并行,因为许多知识,如哲学、逻辑、语法、修辞之类,很必要,却未必能引起兴趣,所以应该列入博览计画,即使捏着头皮,还是要读。
  博览的范围问题比较容易解决,总的原则是大比小好,只要力所能及,无妨贪得无厌。但也不要轻视另一个原则,是必须有利无害。所谓有害,情况也要分析。有些作品内容不健康,比如用旧话说是诲淫诲盗,就不宜于读。有的作品价值不高甚至毫无价值,却不属于败坏心术一类,如思想不清或语言拙劣,如果自己已经学有根柢,不至于随波逐流,我的意见,还是以看看为好,因为以之为反面教员,引为鉴戒,对作文的进益也许有不小的好处。
无论就作品说还是就作家说,在治学方法上一直存在博与精之争。  关于读法,博览自然与精读不同,但也要有等级之分。有些作品,内容很重要或有相当的价值,虽然读一遍可以放过,读的时候却也要字字咬准,确切体会其意义。次一等的无妨看快些。很差的,还可以大致翻翻,或者选看一部分就扔开。
  最后还要知道,精与博不是可以截然分开的,遇到生疏作品,常常要凭自己的经验和眼光灵活对待。有种种情况,这里谈一些显著的,作为举例。(1)有不少作品,这样看应该精读,那样看似乎入博览也未尝不可,这就可以取决于自己的兴之所至。(2)有些作品,总体看是好的,可资取法的,但是就内容的性质说或就表达的技巧说,却并不处处宜于精读,那就可以分而治之。(3)有些作品,原来列入精读或博览范围之内,及至读一些,才觉得原来的看法并不对,那就可以改弦更张。(4)同样列入博览范围的相类作品,地位也会有高下的不同,地位高的,读时要多用心思,那就近于精读了。(5)有时候,宜于博览的,因为一时兴致不同,精读了,或相反,宜于精读的博览了,这也关系不大,只要能多读,失之东隅可以收之桑榆。
  总之,最重要的还是勤,养成读书的习惯,提高读书的兴趣,然后用逐渐老练的目光,以精为本,由慢而快地向外延伸。这结果就是精与博的融合,许多人的经验,文思的泉源主要是由此中来。

古往今来,凡是“大家”,几乎都是由博入精的。这是因为世界上各种学科都有互相渗透、触类旁通的关系。涉猎越博,专业越精。唐代大文学家柳宗元在《答韦中立书》中谈到自己写文章的经历的时候,曾有这样一段精辟的自述,说明自己如何博采众长,自成一家:

  上面两节都谈到应该多读,这就必然引来一个新问题,读什么。问题像是不复杂,却相当难答,因为,如果话说得过于概括,比如“开卷有益”,什么都可以读,意思自然也不错,可是不能实用;如果转到另一极端,说得过于具体,困难就会更多,一是一部《二十四史》,无从说起,说则挂一漏万,二是指名道姓,好坏深浅都难得处处恰当,三是难免提到仍健在之人,厚此薄彼,可能惹来不愉快。概括一条路不通,具体一条路也不通,这篇命题作文还不得不作,怎么办?只好走中庸一条路,从“性质”方面下手,也就是分析一下与“所读”有关的一些情况,备选择读物时参考。
  还得先从概括方面说起。记得不只一次,同学习语文、渴望写好了的年轻人谈读什么的问题,我总愿意一言以蔽之,说“要读好的”。这像是一句近于滥调的模棱话,却不得不说,因为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如果取法乎下,所得自然只能是下下了。传说王羲之学书法,起初以卫夫人为师,总是不能满足,及至北上,看到汉魏名家碑版,才卓然成家。其实卫夫人也是“上”手,王羲之不满足,是因为还有“上上”。学作文是一理,说极端一些,如果你诵读的文章就不通,或者百孔千疮,就算你学像了,也不过是不通或百孔千疮。要好,必须取法乎上,最好是上上。过去的古文家,如明朝归有光,一生用力于《史记》,这是取法乎上上,所以造诣能够超过一般人。多年以前,我看到一篇文稿,是个不相识的人写的,文笔有刚劲老辣之气,及至见面,才知道是个20多岁的人,问他学写作的经历,他说:“因为喜欢鲁迅的文章,所以把他的所有作品读了几遍。”这也是取法乎上上。当然,我并不主张只读《史记》和鲁迅作品而不问其他,这里只是举例说明,读好文章是写好了的必要条件,甚至是充足条件。
  到此,热心的读者一定要追问,怎么算好呢?这又是个一言难尽的问题。杜甫说:“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这有不很相信世人评论的意味。但是不管作者同意不同意,既然给世人看,世人总是要评论的;而评论则常常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如同是陶诗,写《诗品》的钟嵘不大看得起,到唐宋就成为高不可及;同是评词,王国维《人间词话》特别推崇五代和北宋,这看法,清代的浙派词人当然不同意。这是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还有同一个人而异时心不同的,最鲜明的例是《儒林外史》写范进中举的八股文,考官周学道初看不成话,再看有些意思,三看就成为天地间之至文,一字一珠了。
  这样说,文章就不能分别高下了吗?自然不是。上面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是容许小异;这里我们应该重视的是小异之上还有大同。这大同是,文章不只可以分好坏,甚至可以分等级,即使这类评定不是绝对可靠的;所谓不是绝对可靠,意思也只是未必百分之百正确,未必人人同意。这大同之存在是很容易看到的,最有力的例证是历史记载,尤其是文学史,比如古代的庄、列、史、汉、唐代的李、杜、韩、柳,宋代的欧、曾、三苏,无论就作品说还是就作家说,几乎都承认是大手笔。这样评定,标准是前面曾经谈到的,一方面是内容好,深刻,妥善,清新,能使人长见识,向上,一方面是表达好,确切,简练,生动,能使人清楚了解,并享受语言美,这里不再详说。所谓读好的,就是读内容和表达两方面都可资取法的作品。
  接着一个问题是怎样把选定的原则运用于实际。我们作文是用现代语写,读当然主要也是现代作品,而这些,绝大部分还没有写入文学史,怎么办?办法是:(1)当然是自己能辨别最好,因为最方便,而且常常最可信赖。可惜这办法初学不大能用,那就(2)求助于流行的评论。这常常见于各种形式的文字,杂志报纸上的介绍,书的引言,收入选本(包括课本),甚至出版社的广告,等等;还流传于许多人的口头。这集中到一起,去小异存大同,就可以当作未写入文学史的文学史看。还有更省力的办法,(3)向知者求教。知者很多,文学评论家,语文专家,作家,语文老师,以及老一辈的读书人,都是知者,自己不知,可以问他们,有所知而不敢自信,也可以同他们谈谈,求得印证。自然,无论内求诸己还是外求诸人,评价都可能不妥,甚至把鱼目看成珍珠;但这也无大碍,因为自己的眼光可以在大致不错中逐渐滋长,小的坎坷是不会阻碍前进的。这样看、问、读结合,起初是摸索,渐渐就会由此及彼,豁然开朗。
  选读物,能够分辨好坏之后,还有确定类别的问题,就是要读或多读哪类作品,少读甚至不读哪类作品。这当然是就初学说;如果学已有成,甚至如许多大家,笔下已经有自己的风格,那就可以出淤泥而不染,读什么也无妨害。初学就不行,读什么就会无意中模仿什么,如果所读不高明,其结果就不能取法乎上;又,作品种类繁多,有的容易移用于作文,如散文,有的不容易移用于作文,如新诗,选择读物不当就会事倍功半。选定的原则,如果是学生,当然要先读语文课本上的作品以及规定的课外读物。这不够,或者已不在校、为学作文而想多读,选读物的时候要考虑以下一些情况。
  (1)文体要是常用的,或说容易移用于作文的。举例说,广义的散文(包括以记事为主和以说理为主的)比诗歌、小说好。诗歌的语言有自己的特点。比如有时可以故意晦涩,两句之间常常断而不贯,这如果学了来,对作文就弊多利少。小说对话多,描写多,有些年轻人读小说多而读其他文体少,作文拿起笔就想描画人物、景色,至于记眼前琐事,说理,即使很浅易的也不知如何下笔,这就是未得其助而反受其扰。我的经验,在这方面,有时候也难免要捏捏头皮。比如读鲁迅作品,不少年轻人会感到,小说比杂文有趣味,容易读,可是就学习作文说,我还是劝你把更多的力量用在杂文方面。
  (2)多读本国作品好;读翻译作品,最好选文字格调接近汉语的。理由很简单,我们作文,语句要是中国味,不是外国味。
  (3)不要只图好玩、省力。这方面,我想举个极端的例。大家都知道,有不少青少年,还有些中年人,热心读书,甚至在车上也手不释卷,而看的却总是小人书。看小人书当然不是坏事,不过,如果你看的总是这类读物而不及其他,想作文有进益就很难,因为小人书的文字是解说图画,断断续续,而看的人又常常是一目十行,略会其意而等于没有读。想学作文就不得不舍易就难,下苦功,多念些讲道理的作品。这类作品,初学会感到难读,没兴趣,但它可以使读者增长知识,锻炼思路,学习说理手法,这正是好的作文时时要用到的。还有,常读这类作品,有所得,会产生更深厚的兴趣,这是学而有成的最有力的保证。
  (4)刚才说到讲道理作品的难读,这里还要泛泛说说“难”。选定读物,有时候宜于故意找一两种超过自己能力的,用陶渊明“不求甚解”的办法读。记得小时候看《聊斋志异》,许多词句搞不清楚,总的情节却又像是知其大略,就这样,过些时候再看,疑问就少多了。这是不求甚解的提高,情况是,难几次,难的会化为易,易的自然就更易了。有不少青年人不了解这种道理,比如也相信鲁迅作品很好,应该努力学习,可是不敢读杂文,说是不懂。这种避难就易的态度是错的,应该反过来,因为难,偏偏要读。敢碰难,使难化为易,学业(包括作文)才能够大幅度提高。
  (5)要灵活处理杂与专的问题。所谓杂是内容、表达、作家都要求多方面,这样交错着读,可以兼收并蓄。但杂之中也容许专,比如读某一家的某类作品,感到所得多,兴趣浓,就可以多读一些。
  (6)水平低、表达方面毛病很多的作品可以读吗?我的意见,初学最好不读,因为可能把瓦砾看成美玉,或至少是无意中受感染。如果学已有成,或者有明眼人(如语文老师)在旁指点,能够认识其缺点,当作反面教员、覆车之鉴,目的在于免疫,看看也有好处。
  以上是谈类别问题。还有范围问题,就是读多少合适。这要在“原则”与“实际”间求协调。原则上说,多读比少读好,因为所读越多,融会贯通越容易,越高超。如宋朝王荆公和苏东坡,是连佛书、道书也很熟悉的。现代人自然还可以超过他们,因为他们不会外文。这是说,如果有条件,无妨古今中外。如果真能古今中外,博览之后能吸收,笔下就有可能融合荀子和亚里士多德而出现谨严,融合孟子和西塞罗而出现畅达,是之谓左右逢源。但这是原则,可能;实际上,有此机缘和时间的人究竟是少数。折中而可行的办法是尽自己的力之所及,能兼读古今就不要限定今而不古,能兼读中外就不要袒中而排外,总之,就是在情况允许之下坚持原则,能读10种决不停止于9种。
  最后,还要知道选读物的门路,以便扩大选择面。这主要是目录学的常识,附近图书馆或文化馆的情况,书刊出版情况等。这用不着多大力量,常留心就可以了。

第二,为做人计。

经常有人问我:“你平时都读什么书?爱读哪些书?”我的回答是:“什么都读,什么都爱。”人们以为我是“卖关子”,其实我说的完全是真话。

口到是一句一句要念出来。前人说口到是要念到烂熟背得出来。我们现在虽不提倡背书,但有几类的书,仍旧有熟读的必要:如心爱的诗歌,如精彩的文章,熟读多些,于自己的作品上也有良好的影响。

我的这种读书方法,来自外祖父的一番教诲。他是一位饱学之士,对于治学有一套自己的经验。当年他看我总是在啃学校指定的几种“选本”,就发议论:“选本是维生素丸,只能补充人体需要的营养。要想长成一副健壮的体魄,必须五谷杂粮什么都吃,不能光靠吃维生素丸。”这番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经过几十年的读书实践,越发感到他意见的正确。

理想中的学者,既能博大,又能精深。精深的方面,是他的专门学问。博大的方面,是他的旁搜博览;他用他的专门学问做中心,次及于直接相关的各种学问,次及于间接相关的各种学问,次及于不很相关的各种学问,以及毫不相关的各种泛览。

“五谷杂粮”与“维生素丸”的比喻,实际上讲的是“博览”与“精读”的关系。自古以来,在治学方法上一直存在博与精之争。主博者往往讥主精者为书蠹,主精者又往往斥主博者为浅陋。其实,博与精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没有博,精就没有广厚坚实的基础;没有精,博就没有登峰造极的升华。博与精相结合,才有雄伟尖峻的金字塔。就治学的某一阶段而言,博显得更为重要。不以博为基础,精也必然受到限制。

又有些人广泛博览,而一无所专长,虽可以到处受一班贱人的欢迎,其实也是一种废物。这一类人,也好有一比,比一张很大的薄纸,禁不起风吹雨打。

请注意这个“旁推交通”,它形象而简练地说清了博对精的作用。如果认为这还仅是文学领域里的现象,那么当代大科学家钱学森、李政道的治学经历就也许更有说服力了。钱学森说过,他在科学研究上取得如此成功,应该归功于夫人———着名女高音歌唱家蒋英,是她给了钱学森以诗情画意,使他更深刻地了解了人生,从而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避免了形而上学和机械论。李政道则在《科学与艺术》的着名讲演中,深刻地论述了清代大画家石涛山水画的对称结构如何给予他在物理研究上的灵感。他们的这种体会,是光吃“维生素丸”所无论如何讲不出来的。

我常说:发表是吸收知识和思想的绝妙方法。吸收进来的知识思想,无论是看书来的,或是听讲来的,都只是模糊零碎,都算不得我们自己的东西。自己必须做一番手脚,或做提要,或做说明,或做讨论,自己重新组织过、申叙过,用自己的语言记述过,那种知识思想方才可算是你自己的了。

我接触过一些中青年学者,他们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中,都可以说是优秀分子,勤奋,钻研,堪称模范。所不足的是涉猎不广,知识面较窄,因而学识达到一定水平以后,就难以再有所突破。比如,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对文史知识缺乏兴趣,有人连中国的四大文学名着一部都没有读过;学文史的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知识茫然无知,对当今世界的经济、政治、社会、军事等方面的知识以及高科技的发展一概不闻不问。从表面看,似乎够精够专了,可是由于不吃“五谷杂粮”,往往害了营养不良综合症,造诣终究有限,难成真正的“大家”。这种现象,很值得注意。

第一,为预备参考资料计。

也许有的同志担心强调“博”会失之“杂”。我认为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学不厌杂。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江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现在治学上的“常见病”的病因恰恰不是饮食过杂,而是饮食过于单一。对于这类营养不全症,医生开的疗方不都是要多吃一点糠麸之类的杂粮吗!

专工一技一艺的人,只知一样,除此之外,一无所知。这一类的人影响于社会很少,好有一比,比一根旗竿,只是一根孤拐,孤单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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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要求心到,不要怕疑难,只怕没有疑难。工具要完备,思想要精密,就不怕疑难了。

“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参之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着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

我们主张“博”有两个意思:第一,为预备参考资料计,不可不博;第二,为做一个有用的人计,不可不博。

来源:人民日报1998年10月17日 第5版

这样的人,对社会是极有用的人才,对自己也能充分享受人生的趣味。

现在先说什么叫“精”。

读此外的书,虽不须念熟,也要一句一句念出来,中国书如此,外国书更要如此。念书的功用能使我们格外明了每一句的构造,句中各部分的关系。往往一遍念不通,要念两遍以上,方才能明白的。读好的小说尚且要如此,何况读关于思想学问的书呢?

我们也说,读一书而已则不足以知一书。多读书,然后可以专读一书。譬如读《诗经》,你若先读了北大出版的《歌谣周刊》,便觉得《诗经》好懂的多了;你若先读过社会学,人类学你懂得更多了;你若先读过文字学,古音韵学你懂得更多了。

在社会上,这两种人都是没有什么大影响,为个人计,也很少乐趣。

现在要说手到。手到就是要劳动劳动你的贵手。读书单靠眼到,口到,心到,还不够的;必须还得自己动动手,才有所得。

所以要博学者,只是要加添参考的材料,要使我们读书时容易得“暗示”;遇着疑难时,东一个暗示,西一个暗示,就不至于呆读死书了。这叫做“致其知而后读”。

第二要讲什么叫“博”。

眼到是要个个字认得,不可随便放过。

我今天想根据个人经验,同诸位谈谈读书的方法。我的第一句话是很平常的,就是说,读书有两个要素:第一要精,第二要博。

心到是每章、每句、每字意义如何?何以如是?这样用心考究。但是用心不是叫人枯坐冥想,是要靠外面的设备及思想的方法的帮助。

我们小的时候读书,差不多每个小孩都有一条书签,上面写十个字,这十个字最普遍的就是“读书三到:眼到,口到,心到”。不过我以为读书三到是不够的;须有四到,是:“眼到,口到,心到,手到。”我就拿它来说一说。

在座的人,大多数是戴眼镜的。诸位为什么要戴眼镜?岂不是因为戴了眼镜,从前看不见的,现在看得见了;从前很小的,现在看得很大了;从前看不分明的,现在看得清楚分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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