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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

2019-09-11 06:39

  亲爱的孩子:今年暑天,因为身体不好而停工,顺便看了不少理论书;这一回替你买理论书,我也买了许多,这几天已陆续看了三本小册子: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一些基本知识,批评与自我批评是苏维埃社会发展的动力,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感想很多,预备跟你随便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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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实践论》读后感2000字《实践论》是毛泽东同志最杰出的哲学著作之一。毛泽东同志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具体的社会实践,深刻地揭示了认识与实践的密切联系。在读完《实践论》全文之后,我对辩证唯物主义的知行统一观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实践论》文题虽为“实践论”,但其论述的过程却始终不离开认识。通过不断阐述认识与实践的联系,从而更能深刻地表达实践、解释实践。《实践论》首先说明了认识对生产和阶级斗争的依赖关系,而在马克思主义理论里,人的社会实践其内容正是生产活动、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等等。因此认识对社会实践同样有着依赖关系。“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毛泽东同志对于这句话给了更加深刻准确的诠释:在社会实践过程中,人们达到了思想中所预想的结果,于是认识被证实了,如果达不到,就会在实践中失败,在失败中得到教训、改正思想,然后取得成功,此正所谓“吃一堑长一智”,“失败者成功之母”。通过阐述认识的发展过程,我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到人的认识究竟怎样从实践产生,而又服务于实践。首先,认识来源与实践。在实践过程中,人们通过自身的感官得出事物的各个表象、各种片面以及事物的外部联系,即对事物的感性认识。然后,随着社会实践的继续,人们抓住了事物的本质、全体以及事物的内部联系,感性认识达成飞跃,成为理性认识。而认识的飞跃,是绝对不能离开实践的。认识的不断深化,无不基于实践这一基础。无产阶级对于资本主义的认识,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以及战争的领导者对于战争的认识等等皆是如此。但是,认识的目的不是认识本身,而是用于实践、改造世界。因而认识来源与实践,并要回归实践。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在获得理性认识之后,还有更重要的过程,那便是从理性的认识到指导实践又一个飞跃。通过得来的认识指导实践,并且在实践中检验的发展认识,这是认识过程的继续。理论是否符合于客观真理性,在由感性到理性的运动过程中是不能完全解决的。要完全地解决,只有“把理性的认识再回到社会实践中去,应用理论于实践,看它是否能够达到预想的目的”。认识运用于实践并得到证实之后,人们对于某一客观过程在某一发展阶段内的认识运动便是完成了,对于过程的推移来说认识并没有完成。事物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实践活动也会跟着变化发展,所以,认识同样要不断变化和发展。某一客观过程在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阶段变化发展时,认识就要继续,就要适应新的情况。客观过程的发展充满着矛盾和斗争,因而人的认识运动的发展同样充满矛盾和斗争;社会实践过程是无穷的,人的认识过程也应当是无穷的。于是,我们得出,在单个对于某一客观过程在某一发展阶段内的认识中,通过实践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我们又可以得出辩证唯物主义的知行统一观: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如此循环以至无穷,并且每个新的循环都代表着更高的内容。《实践论》不仅深刻而又系统地论述了认识与实践密切关系,同时也对一些与实践相关的问题给予了精辟独到的见解,使我深受启发。关于人们在面临新的实践活动的信心问题。通常人们都不愿在没有把握、不清楚情况的时候去进行某种实践。在《实践论》的论述中,谈到了一个人的勇气与信心跟他对工作的内容和环境有没有规律性的了解直接相关。这对于我们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大学生在学习、研究以至将来的工作都会面临各种机会与挑战,而对于面临的实践活动我们的了解程度直接影响我们的信心。许多人总埋怨机会太少,机会从来就不是少,而是机会来了我们没有信心和能力抓住它。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我们要积极提升自我,积极了解各方面知识与经验,这样当机会来临时,我们才能把握机会,创造成功。关于正确、深刻的认识来源问题。《实践论》谈到,“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这说法看似平淡无奇,实际上正是许多人忽略了的真理。比如说游泳、骑自行车,一个人因为不会而不去游、不去骑,总在一旁看别人做,那么他永远也不可能会。又比如说我们学英语,因为说得差而不说,总是把话放在心里念,那么我们就不可能说好英语。许多事物,必须我们亲身实践才能得到真实的、正确的感知,正所谓“实践出真知”。以旁观者的心态,是不能学到东西的。关于真理的绝对与相对的问题。这是一个极为深刻的哲学问题。“没有绝对真理”,这句话如果是正确的话,那这句话本身是否看作是绝对真理呢?这似乎存在着不小的矛盾。《实践论》认为:“马克思主义者承认,在绝对的总的宇宙发展过程中,各个具体过程的发展都是相对的,因而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无数相对的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的真理”。绝对真理是存在的,但不能被人单独认识,不能被某一句话阐述,因为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实践论》是毛泽东同志对于实践的正确而系统的见解,对于指导当时的中国革命,指导我们现在、将来各种实践活动都有着极为深远的意义。我们要认真学习它,并领悟其中的思想,应用于我们的实践,从而使我们更好的参与实践,收获成功。实践论读后感3000字  《实践论》一文是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1937年7月的论文著作。现收集于《毛泽东选集》中,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文章。  时值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革命战争即将到来。在中国共产党内,曾经有一部分教条主义的人长期拒绝中国革命的经验,否认“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个真理,而只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书籍中的只言片语,去吓唬人们;还有另一部分经验主义的人长期拘守于自身的片断经验,不了解理论对于革命实践的重要性,看不见革命的全局,虽然也是辛苦地但却是盲目地在工作。这两类人的错误思想,特别是教条主义思想,曾经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使得中国革命受了极大的损失,而教条主义者却是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迷惑了广大的同志。为了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观点去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这些主观主义的错误,于1937年7月毛泽东写了《实践论》这篇文章。毛泽东曾以这篇文章的观点在延安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作过演讲,目的在于揭露轻视实践的教条主义观点,教育披着马克思主义迷惑广大群众的同志,使他们理论联系到具体的革命实践中来。  《实践论》以认识和实践即“知”与“行”的辩证关系为中心全面系统地阐和发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具体地论述了实践及其在认识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强调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  首先,文章阐明了实践的基本形式,实践和认识的关系及实践在认识地位中的地位。指出“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多种其他形式,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艺术活动,总之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人所参与的。所以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位,认为人的实践一点也离不开、排斥一切否认实践的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理论。”并且,“无论从认识的源泉,认识的发展动力,还是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标准来看,都离不开人的实践活动。”总之,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  其次,文章阐述了认识的发展过程,指出认识过程要经过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和由理论到实践两次飞跃。实现两次飞跃之后,认识运动“既完成了,又没有完成”,因为认识的发展过程是无限的,是阶段性和无限性的统一。  再次,阐述了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强调绝对真理是有的,但它存在于相对真理之中,离开相对真理的绝对真理是不存在的。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就是绝对的真理。并着重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开辟和认识真理的道路。”提出了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任务,指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了实现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的任务”。  此外,文章还对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主要内容作了高度概括。指出通过实践来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行了高一级的程度。  《实践论》为我们提供了认识事物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我们在认识事物的时候,要不急不躁,由表及里,全面观察,有感性到理性,理解事物的演进变化,分清事物彼此间的区别联系,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循环往复,不断加深对事物的认识。具体地说就是在对任何事情没有做出深入了解、分析的前提下,都不要急于作出任何结论。  在应对、处理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先要观察事物的外在属性,尽可能多地从不同侧面观察事物的特性,详细的描述事物的外在特性要素,从感性上对其进行整体感知。其次更重要的是,观察事物的内在属性,探寻事物的内在属性,尽可能地多举事物内在特性之间的各个要素。任何一事物的发展都是内外因相结合作用的,外因是事物发展的条件,内因是其根本性的东西。我们在认识事物发展的时候,不仅要分清事物发展所处的阶段、地位,运用普遍的、联系的、全面的、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之。对事物的外在形式,表象的东西进行观察、分析进而上升到事物内部特性的认识,即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实现认识论实践的第一次飞跃。  在实现实践论第一次飞跃之后,我们应该将实践认识理论返回的实践中去,接受实践的考验,进一步去指导实践。我们学习、认识、观察事物过程就是理论联系指导实践的过程。我们学习别人的正确的东西,用之来指导我们的实践,反之,我们在实践的同时也检验了别人理论的正确与否?重复往返,不断深入。正确的理论不断指导我们的生活实践,影响着整个人类社会的认识和发展。  在认识的过程中,理性认识还依赖于感性认识,我们必需坚持反对“唯理论”即只承认理性的实在性,不承认经验的实在性,以为只有理性靠得住,经验是靠不住的。“经验论”错误在于不知感性才材料固然是客观外界的真实反映,这两种认识错误多我们都是不利的。而认识有待于深化认识事物要完全地反映整体,反映事物的本质和内部规律性,这就需要我们用脑子思考,将丰富的感性材料加以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  正如《实践论》所述的,认识与实践是相互统一的,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本质规定。我们在生活、学习实践中要用到这一原理,必需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言之有物,不说空话。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真理,正确认识和改造世界,全面贯彻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首先要认识自我。只有“认识你自己”才能改造你自己,进而认识和改造世界。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是上帝安排给我们的任务,这过程中我们要坚持认识与实践的统一。因为此两者是相互依赖,彼此制约的。我们认识世界就是为了改造世界,要有效地改造世界,又必需正确地认识世界。这需要我们提高自己观察处理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能力,尤其是实践能力,要一切从实际出发,勿犯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坚持自己的立场,不能人云亦云。  为了更好地认识自己、改造自己进而认识和改造世界,包括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我们要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真理,当然真理是相对的。这需要我们努力做到以正确的理论为指导,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必需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不断进行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做到坚持和发展的统一。只有创新,才能不断发展,创新又是坚持和继承为前提的。把继承和创新统一起来,理论才能真正顺应时代和实践的呼唤,体现于时俱进的要求。  《实践论》是一篇杰出的具有创造性的贡献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既丰富和发展了《反对本本主义》关于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思想。深刻地阐明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中实事求是的基本观点,科学地解决了几千年来中国哲学史上争论不休的行、知问题,为中国哲学的发展增添了极其光辉的一页。它与《矛盾论》等为我们党确立了科学的思想路线的理论基础,为延安整风作了理论准备,也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作为二十一世纪的青年,我们必需应该努力学习理论知识,并不断积极参与实践活动。在实践活动中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全面落实行动,用知识武装自己,在实践中检验自己。注重理论实践创新,激发自己不断学习理论知识、实践的激情,不断拓展自己的新视野。不断探索科学真理,弘扬科学精神,人文精神,全面提高自己的素质,做到看清对象,有的放矢,对自己,对社会生活的理想付诸行动。不断提高认识和实践的素质的能力,争取做有为的青年,成为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实践论读后感1000字1937年7月,正是中国革命的生死关头,党内却出现了两种非常不好的思想,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妨害着革命的发展。为了揭露这种不好的现象,从而推动中国革命的发展,毛泽东写了这篇著名的文章。通观全篇,此文几乎是一篇完美无缺的哲学论文,到处闪耀着思辩的哲学光芒;同时又因为毛泽东是文学家,身上流着中国文人的血,理所当然地使这篇文章充满了文学气息。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实际的情形是这样的,只有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物质生产过程中,阶级斗争过程中,科学实验过程中),人们达到了思想中所预想的结果时,人们的认识才被证实了。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人们经过失败之后,也就从失败中取得教训,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适合于外界的规律性,人们就能变失败为胜利,所谓“失败者成功之母”,“吃一堑长一智”,就是这个道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内在实质,“认识实践再认识”是《实践论》的实践路线。实践,就是一个怎样验证真理是否符合客观事物及其规律本来面目的过程。实践具有时间性、地点性、局部性、偶然性、层次性和主观性。上述特性的共同作用,则形成了人类实践的“隐蔽性”,或曰局限性。正因如此,仅仅依靠一时一地的、个别的、局部的具体实践,来完全否定或肯定某种认识,那是不充分的;仅仅依靠具体实践所得出的具体结论,而不给予理性地抽象、概括和总结,却来完全否定或肯定某种认识,同样是不充分的。具体实践只能用以证明具体结论,基本实践只能用以证明基本结论,普遍实践则可用以证明普遍结论;而唯有借助于人类的理性思维能力(能动),把人类的全部实践从局部上升到基本、从基本上升到普遍、进而抽象地形成人类的普遍实践(绝对实践),才能足够地证明客观事物的真理。另外,还要预防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这篇文章,对当时中国革命的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它批判了当时革命中存在的两种不良倾向,其一是经验主义,其二是教条主义。实践要注意总结。总结的过程是一个认识飞跃的过程。要善于在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中学习,在再认识的环节上下功夫。不论是学习还是总结,都要找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点,在结合中升华,在结合中创新,在结合中发展。为此,要把调查与研究结合,既弄清情况,又理出头绪;把经验与教训结合,成功的经验固然重要,但失败的教训更可贵,从教训中学习往往使人更聪明;把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结合,既要有丰富的材料,又要找出本质;把集中起来与坚持下去结合,既要善于集中正确的意见形成科学的决策,又要持之以恒的抓好落实。这样,经常不断地升华,使零碎的变成系统的,朴素的上升为理性的,又回到实践中运用,在实践中检验,在实践中发展。从而,形成实践、认识、总结、再实践、再认识、再总结的良性循环。就好像我们的大学生活一样注重实践,我们要趁在大学期间多积累社会经验,为了将来我们能更容易投身于社会。我们要学会理论联系实际,把我们学的知识与实际有效的联系起来,尤其是我们的专业知识。我们要更早的了解现今社会的形势,以便我们可以更早地与社会接轨。毛泽东实践论读后感1000字  《实践论》是毛主席一生当中最杰出的作品之一,也不妨说这是中国最杰出的作品之一,因为这篇文章拯救了当时的中国。为了揭露这种不好的现象,从而推动中国革命的发展,毛主席写了这篇著名的文章。毛主席凭借着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深刻的揭示了“知和行”的关系。  即我们应该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  读完这篇文章,使我对辩证唯物主义有了一些了解,以前只知道有这个名词,却不知道它代表这什么。首先,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一切有关知识,离开生产活动是不能得到的。再者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  实际的情形是这样的,只有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物质生产过程中,阶级斗争过程中,科学实验过程中),人们达到了思想中所预想的结果时,人们的认识才被证实了。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这充分的表明了,认识对社会实践有着依赖性的关系。  刚开始读这篇文章感觉有点读不懂,因为感觉有些哲学的思想。读着读着觉得这篇文章和自己走的越来越近,让我渐渐明白了知与行的道理。认识来源与实践。在实践过程中,人们通过自身的感官得出事物的各个表象、各种片面以及事物的外部联系,即对事物的感性认识。  然后,随着社会实践的继续,人们抓住了事物的本质、全体以及事物的内部联系,感性认识达成飞跃,成为理性认识。感性和理性二者的性质不同,但又不是互相分离的,它们在实践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了。我们的实践证明: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  只有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于实际,不是错觉,才能根据这样的材料造出正确的概念和论理来。因此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哲学上的“唯理论”和“经验论”都不懂得认识的历史性或辩证性,虽然各有片面的真理,但在认识论的全体上则都是错误的。  而认识的飞跃,是绝对不能离开实践的。而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毛主席曾说过:“如果以为理性认识可以不从感性认识得来,他就是一个唯心论者。理性的东西所以靠得住,正是由于它来源于感性,否则理性的东西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只是主观自生的靠不住的东西了。”而认识的飞跃,是绝对不能离开实践的。  认识的目的不是认识本身,而是用于实践、改造世界。因而认识来源与实践,并要回归实践。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末,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  毛主席在文章中说过:“如果要直接地认识某种或某些事物,便只有亲身参加于变革现实、变革某种或某些事物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触到那种或那些事物的现象,也只有在亲身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暴露那种或那些事物的本质而理解它们。这是任何人实际上走着的认识路程,不过有些人故意歪曲地说些反对的话罢了。世上最可笑的是那些“知识里手”⑷,有了道听途说的一知半解,便自封为“天下第一”,适足见其不自量而已。  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决定地需要的倒是其反面诚实和谦逊的态度。”人类认识的历史告诉我们,许多理论的真理性是不完全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了它们的不完全性。许多理论是错误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其错误。所谓实践是真理的标准,所谓“生活、实践底观点,大概就是这个道理吧。我们现在的许多大学生脑子里都只是书本上的理论知识,很少有亲自动手去实践的时候,等有了实践机会的时候,又对自己缺乏勇气与信心。  为什么缺乏勇气与信心,或许毛主席一语中的就是因为我们对于这项工作的内容和环境没有规律性的了解,或者他从来就没有接触过这类工作,或者接触得不多,因而无从谈到这类工作的规律性。因此我们要积极提升自我,积极了解各方面知识与经验及至把工作的情况和环境给以详细分析,这样当机会来临时,我们才能把握机会,创造成功。正如“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你要知道原子的组织同性质,你就得实行物理学和化学的实验,变革原子的情况。  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论和方法,你就得参加革命”正如我们学英语一样,为什么我们汉语学的那么快,因为我们天天都在用汉语进行交流,而出了上英语课之外,我们很少尝试用英语去进行交流,毕竟实践出真知,因此我们的英语提升的很慢。另外,人们在实践中经常会失败,现在我们许多人经历了很小的挫折后,就会一蹶不振,我们经常会听说某人因为公司破产而跳楼自杀。  或许古人说的好“吃一堑,长一智”,但现实生活中我们很少有人做到这一点,一道数学题我们往往是一错再错,现实中我们犯下的错误不止一遍,这使我们的道路越来越坎坷。善于总结是成功的基础。及时总结学习,生活和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和得失成败,是保持强劲动力的有效途径。成功的人士不是不走弯路与错路,而是少走弯路与错路,特别是在走弯路与错路后懂得及时回头,纠正错误,以利再战。  所以我们在经过失败之后,应该从失败取得教训,总结自己失败的原因,并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适合于外界的规律性,我们就能变失败为胜利,这就是“失败者成功之母”。而毛主席在文中又提到了认识有待于深化,认识的感性阶段有待于发展到理性阶段这就是认识论的辩证法⑺。如果以为认识可以停顿在低级的感性阶段,以为只有感性认识可靠,而理性认识是靠不住的,这便是重复了历史上的“经验论”的错误。  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就必须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我们应该不断去探索,不断去总结,然后再去实践。我们不应该对现有的认识感到满足,因为我们每个人不都是天才,不可能一次就深刻的理解。  《实践论》是毛主席一篇杰出的、具有创造性贡献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既丰富和发展了《反对本本主义》关于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基本思想,又是对《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哲学升华。深刻地阐明了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中的实事求是的基本观点,科学地解决了几千年来中国哲学史上争论不休的知、行关系问题,为中国哲学发展史增添了极其光辉的一页。  为我们党确立了科学的思想路线的理论基础,为延安整风作了理论准备,也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如果没有毛主席的这篇实践论,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依然会在党内生存下去,依然阻挡着我们继续前进。  因此,可以说毛主席的这篇文章解救了大半个中国,而且我觉的这篇文章不止影响着当时的人们,读了这篇文章之后,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虽然有些东西看不懂,但是正如毛主席所说,我们应该通过认识,实践,再认识,再实践,如此循环重复下去,不论我们做什么事,我想我们都会获得最终的成功。 毛泽东实践论读后感  今天,我通读了毛泽东同志所著的《实践论》这篇文章,读后使我感悟颇深,同时也使我更加明白了毛主席他老人家在生前为什么在全党大力倡导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因为它是我们党的事业能够健康发展,能够一次又一次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保证,也正因为有了它,我们党领导人民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终于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由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我们依然秉承着他老人家制定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工作作风,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道路上奋力拼搏着。  毛主席的这篇文章写于1937年7月,他是为着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观点去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这些主观主义的错误而写的。在当时,我们党内有些人盛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和(前)苏联的经验神圣化,这样死板、教条的做法,给我们党的事业带来了重大的损失,特别是在江西苏区那会儿的第四、五两次反“围剿”的失败,就足以说明问题。诚然,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对于世界革命特别是东方革命,起到了巨大的影响和作用。但是,正如国际共运史所表明的那样,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并不能对任何国家的革命特别是中国这样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东方大国的革命,提供现成的公式和答案。因此,在当时,就给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一个重大的问题,那就是如何才能够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从而形成正确的指导思想,这在当时可以说是极其艰巨而又复杂的任务。然而,当时在我们党内,却一度存在着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的指示和苏联的经验神圣化的倾向,教条主义者无视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唯上”、“唯书”,生吞活剥马列著作中的片言只语,动不动就把“国际指示”搬出来吓唬人,而王明就是当时党内教条主义的主要代表,可以说,在教条主义盛行的同时,党内也存在着严重危害革命的经验主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两者虽然形式不同,但实质都是主观和客观的脱离,认识和实践相分裂的主观主义的东西,两者都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  说到这里,我要说,这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不能纸上谈兵,要去实践才行,这平时搞生产劳动是这样,这搞中国革命这样重大的社会变革运动也是如此。它不仅要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来做指导,同时还要在实践中来认识和运用这些理论,否则,就达不到我们所要达到的目的。这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人的认识,主要地依赖于物质的生产运动,逐渐地了解自然的现象、自然的性质、自然的规律性、人和自然的关系;而且经过生产活动,也在各种不同程度上逐渐地认识了人和人的一定的相互关系。一切这些知识,离开生产活动是不能得到的”,是啊,一切知识,离开生产活动是不能得到的,这不仅是指人类生存、生产劳动这些社会实践,这革命实践也是如此,如果你不去实践,而只是照抄照搬书本上的教条,那也只能是本末倒置,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因为,这马列主义也只是从大方向上来指导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而各国又有着各自不同的国情,而要使这些马列主义理论在各国都能运用好,就必须要密切联系本国的实际来研究它,运用它,只有这样,才能做到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从而使中国的革命事业不断地从胜利走向胜利。再这一点上,毛泽东同志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在红军长征途中,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会上彻底清算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内的统治,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之后,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红军数战数捷,胜利地到达了陕北,完成了史无前例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最终把抗日的大本营定在了西北,所有这些,都是毛泽东同志正确运用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成果。  再有,这理论与实践,不仅反映在革命运动上,同时也反映在其它领域中,不知大家是否记得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在东北的松辽平原举行的那场大规模的石油会战,在那场石油会战中,以铁人王进喜为代表的新中国第一代石油工人,破除书本上的一些条条框框,认真学习了毛主席所写的《矛盾论》和《实践论》这两篇文章,给那些散布中国“贫油论”的国内外的所谓“专家”、“学者”以有力的回击。这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多种其他的形式,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总之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  除了这些以外,这人对社会的认识,“不论对于自然界方面,对于社会方面,也都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即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方面。”其实,这事实也正是如此,就拿原始社会来说,最开始,人们为了生存,也只是吃野果,穿树叶做成的“衣服”,就连打猎打来的“野味”,也只知道生吃,而不知道做熟了再吃。而到了新石器时代,就显得进步得多了,人们发明了石头做成的各种工具,开始了刀耕火镰,开始了种地、纺织等劳动,就连吃东西也知道做熟了再吃,可以说是比原始社会进步了一大块,这就是人们认识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由浅入深,由片面到全面的发展。可以说,正是因为人们通过实践不断地认识和改造社会,社会才发展到了这个具有高度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今天。可以说,书本上的知识是人们在实践中得出来的经验和结晶,但是,世界还在不断发展,我们不能因循守旧,故步自封,还要在此基础上,继续加以实践,只有这样,才能继续发展自己,壮大自己,否则,将一事无成,这些,不仅是指社会生产、科学技术而言,对于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关来说也是如此,前面我们谈到在建党之初有人把马列主义教条化,照抄照搬。乞不知这样做的结果到头来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因为,这马列主义是指导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但是,这各国又有着各国的国情,这同样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如果你不根据自己所在国的国情来指导自己国家革命的话,那结果只有一个,这革命不受挫折才怪呢!这红军时期的第四、五两次反“围剿”的失败不就是如此吗!不去实践,而只是单纯地照抄照搬书本上的东西,不失败还往那儿跑啊!这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  是啊,“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这句话说得真是太对了,真是太贴切不过了。记得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召开,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刚刚开始实行的时候,在社会上就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有人怀疑这样做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否还是社会主义的继续,甚至有人还说出了“革命革了几十年,一夜回到了解放前”这样的怪话。但是,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领导人却不为所动,执着地进行着这样的实践,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叫事实说话,而事实也确实证明了在农村所实行的包产到户责任制是完全正确的。通过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不到几年的时间,就使全国八亿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有的甚至成了“万元户”。所以,八亿农民无不拥护邓小平同志,无不赞扬是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的好政策使他们富了起来,记得一户农民过年时曾在自家门前贴上了这么一幅对联,上联是“翻身不忘毛主席”,下联是“致富不忘邓小平”,从这幅对联的内容上我们不难看出,富裕起来的广大农民对党的富民政策是多么的拥护,同时,也证明了改革开放之初,所实行的包产到户的政策通过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这也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毛泽东思想在新的时期的不断发展的结晶;从而也更加证明了,一切事物都是在不断发展的,这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也是如此,而且这个发展也是在实践中才能得到证实,才能成为真理,否则,也只能是纸上谈兵,要不是这样,毛泽东同志能得出“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这一结论吗!  说到这儿,我联想到了我所从事的查收工作,做这项工作就要和用户打交道,那这里面的学问可就大了,为什么这么说呢?诚然,查收工作有查收工作的规章和制度,对于这些制度,我们是要无条件地加以执行的。但是,在和用户打交道方面,我们还是要讲究些方式方法,特别是对于一些“个色”的用户,更是如此。他们这些人为了达到不交或者少交费的目的,经常以各种理由来跟你找茬,什么“表快了”、“帐不对劲儿了”等等吧。对于这些,我们可以在坚持原则,不违反规章制度的前提下,机智灵活地做用户的思想工作,使他们能够心悦诚服,交清欠费。当然,这些也要通过具体的实践来完成。通过实践,使我们积累了工作经验,并且在此基础上还能创造出更多更好的工作方法,使我们的查收工作能够一步一个台阶地向前发展,这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反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法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总而言之,通过学习《实践论》这篇文章,使我更加认识到了实践这一社会活动,无论是在什么时候都是不可缺少的,理论学习固然重要,但实践也不可缺少,要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把我们的工作做好,才能使我们的事业发展得更快更好。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特别是在一九三六年下半年和一九三七年上半年,毛泽东有一段时间能够比较集中地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深入的理论思考和理论概括。
  毛泽东在对待理论工作上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在他看来,有了正确的理论,才能使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不停留在初级的感性阶段,而能通观客观过程的全体,认清事物的本质和它的内部规律性,用来自觉地指导行动;而这种正确的理论,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只能从实践中来,再到实践中去接受检验和继续发展。
  中国共产党走过了一段富有传奇性的艰险而曲折的道路。它在实践中取得过巨大的成功,也经历过一九二七年和一九三四年两次惨痛的失败;积累了许多超越前人的经验,也有过“左”的和右的沉重教训,其中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的四年统治,更把党几乎引向毁灭的边缘。具有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结束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但它是在红军长征途中举行的,只能对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和中央领导机构问题作了变动,其他问题还来不及解决。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在一次政治局会议谈到博古时说:“遵义会议纠正了他的错误,然而没有指出宗派主义、冒险主义,这个问题是路线上的错误。”①可见,他对党内存在的种种问题,正在从根本路线上进行通盘的审视。
  这时,中国的政治局势也正处在重大的历史转折时刻,开始由国内战争向抗日战争转变。面对着错综复杂、变化多端的国内外各种矛盾,客观形势的发展,迫切要求党内有统一的认识,对形势作出科学的分析,制订出正确的路线和策略。然而,党内的思想并不统一。关门主义(也就是宗派主义)、冒险主义以及作为它们共同思想基础的教条主义,仍然阻碍着党的正确路线、策略的制订和执行。这些问题如果不能从思想理论的高度上加以解决,中国革命就不能前进一步。
  陕北的相对稳定的局势,国内翻译出版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和文章已能传送到这里,也都便于毛泽东有可能从理论上全面地回顾和思考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先后写下《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重要著作,分别从政治路线、军事路线、思想路线上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经验教训,剖析了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错误指导思想,及时地回答了党所面对的重大而紧迫的问题,并把这些现实问题提到哲学的高度来分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发展作出创造性的贡献,奠定了党的思想理论基础。

首先我要申明我不是五毛党,我以前认为毛泽东思想都是老一套的过时的东西。老林推荐我看《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篇文章。我看完《实践论》不经拍案而起:“尼玛,这不就是精益创业吗!原来80年前,老毛是用精益创业打江山的!”文中所提到的大部分内容放在今天都很有借鉴意义。非常值得看!

  第一个最重要的感想是:理论与实践绝对不可分离。学习必须与现实生活结合;马列主义不是抽象的哲学,而是极现实极具体的哲学;它不但是社会革命的指导理论,同时亦是人生哲学的基础。解放六年来的社会,固然有极大的进步,但还存在着不少缺点,特别在各级干部的办事方面。我常常有这么个印象,就是一般人的政治学习,完全是为学习而学习,不是为了生活而学习,不是为了应付实际斗争而学习。所以谈起理论来头头是道,什么唯物主义,什么辩证法,什么批评与自我批评等等,都能长篇大论发挥一大套;一遇到实际事情,一坐到办公桌前面,或是到了工厂里,农村里,就把一切理论忘得干干净净。学校里亦然如此;据在大学里念书的人告诉我,他们的政治讨论非常热烈,有些同学提问题提得极好,也能作出很精辟的结论;但他们对付同学,对付师长,对付学校的领导,仍是顾虑重重,一派的世故,一派的自私自利。这种学习态度,我觉得根本就是反马列主义的;为什么把最实际的科学——唯物辩证法,当作标榜的门面话和口头禅呢?为什么不能把嘴上说得天花乱坠的道理化到自己身上去,贯彻到自己的行为中、作风中去呢?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是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结束后给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所作的报告。
  在九一八事变后,特别是一九三五年华北事变以后,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都产生重大变化。“左”倾教条主义者在长时间内无视这种重大变化。毛泽东在报告里,一开始便从千头万绪的现实生活中,十分鲜明地指明了当前主要矛盾之所在。他说:“目前的政治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全国人民的生存已受到严重的威胁。
  毛泽东接着指出:“这种情形,就给中国一切阶级和一切政治派别提出了‘怎么办’的问题。反抗呢?还是投降呢?或者游移于两者之间呢?”他指出:中国的工人和农民都是要求抗日的,而且是中国革命的最坚决的力量;小资产阶级也是要反抗的。现在他们眼看就要当亡国奴了,除了反抗,再没有出路;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他们具有两面性:既不喜欢帝国主义,又害怕革命的彻底性,但在今天殖民地化威胁的新环境下,他们是有变化的可能性的。即使是国民党营垒中,在民族危机到了严重关头的时候,在日本炸弹的威力圈及于全中国的时候,在斗争改变常态而突然以汹涌的阵势向前推进的时候,也是要发生破裂的。
  基于对现实状况的分析,毛泽东得出结论:“目前是大变动的前夜。”“当着革命的形势已经改变的时候,革命的策略,革命的领导方式,也必须跟着改变。”“党的基本的策略任务是什么呢?不是别的,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
  为了建立起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强调指出,必须在党内反对两种错误倾向: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这个问题的提出,同样是以事实为依据的。他说:
  “时局的特点,是新的民族革命高潮的到来,中国处在新的全国大革命的前夜,这是现时革命形势的特点。这是事实,这是一方面的事实。现在我们又说,帝国主义还是一个严重的力量,革命力量的不平衡状态是一个严重的缺点,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这是现时革命形势的又一个特点。这也是事实,这是又一方面的事实。这两种特点,这两种事实,都一齐跑来教训我们,要求我们适应情况,改变策略,改变我们调动队伍进行战斗的方式。目前的时局,要求我们勇敢地抛弃关门主义,采取广泛的统一战线,防止冒险主义。不到决战的时机,没有决战的力量,不能冒冒失失地去进行决战。”
  在这篇讲话中,他着重谈了反对关门主义的问题。他用简单明了的语言,把统一战线和关门主义这两种不同的正相反的策略,作了强烈的对比:“一个要招收广大的人马,好把敌人包围而消灭之。”“一个则依靠单兵独马,去同强大的敌人打硬仗。”究竟哪一种策略的道理是对的呢?他依然用事实来作回答:
  “革命的道路,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活动的道路一样,总是曲折的,不是笔直的。革命和反革命的阵线可能变动,也同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可能变动一样。日本帝国主义决定要变全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和中国革命的现时力量还有严重的弱点,这两个基本事实就是党的新策略即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出发点。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只有这样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打垮,这是有目共见的真理。因此,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彩。”“关门主义的所谓‘纯粹’和‘笔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向之掌嘴,而日本帝国主义则向之嘉奖的东西。我们一定不要关门主义,我们要的是制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死命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②
  毛泽东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这篇报告,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作了完整的分析和论述,系统地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为全党进入抗日战争作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准备。他的论述,处处以正在发生巨大变动的客观事实为出发点,以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和阶级关系的具体特点为出发点,反对那种不顾事实的、凝固而僵化的教条主义思想,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纯熟地结合起来,说明他的思想正在进一步走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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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我的第二个感想以及以下的许多感想,都是想把马列主义的理论结合到个人修养上来。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应该使我们有极大的、百折不回的积极性与乐天精神。比如说:“存在决定意识,但并不是说意识便成为可有可无的了。恰恰相反,一定的思想意识,对客观事物的发展会起很大的作用。”换句话说,就是“主观能动作用”。这便是鼓励我们对样样事情有信心的话,也就是中国人的“人定胜天”的意思。既然客观的自然规律,社会的发展规律,都可能受到人的意识的影响,为什么我们要灰心,要气馁呢?不是一切都是“事在人为”吗?一个人发觉自己有缺点,分析之下,可以归纳到遗传的根性,过去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坏影响,潜伏在心底里的资产阶级意识、阶级本能等等;但我们因此就可以听任自己这样下去吗,若果如此,这个人不是机械唯物论者,便是个自甘堕落的没出息的东西。

  在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后,毛泽东又把注意力集中到党的军事路线上来。他说:“过去的革命战争证明,我们不但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而且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军事路线。”③这就必须系统地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经验,从中作出新的理论概括。在经过长时间准备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他在陕北的红军大学作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略问题》的报告。
  这个报告,也是党内在军事问题上一场大争论的结果。这场大争论,在长征前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已经激烈地进行着。瓦窑堡会议后,李德又不同意会议通过的东进的军事战略方针。他在一九三六年一月,向中共中央提出书面意见,根据敌我力量悬殊的状况,主张“巩固与发展苏区创造新根据地”,武断地认为“我们转入进攻是过早的”,“政治准备不充足”,结果就会“退却和逃跑”,以反对会议决定的“以发展求巩固”的方针。并且说“战争未发生以前,在我们这方面的应当避免能够引起苏日冲突的行动。”④生怕把苏联牵进到军事冲突中去。这种离开“发展”来谈“巩固”的主张,其实又是在重复他导致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的那种单纯防御战略。从当时陕北的实际情况来看,更是不适宜的。毛泽东立刻指出,它是在革命进攻下的保守的单纯防御战略。这年三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晋西开会时,讨论了李德的《意见书》,许多人在发言中批评李德的错误主张,并且作出决议:“战略决定由毛主席写。”⑤这件事,也促使他下决心系统地总结十年内战时期在军事斗争上的经验教训,来写这本书。
  毛泽东对这件工作做了十分认真的准备。他通过各种渠道从国民党统治区购买到一批军事方面的书籍。他反复地精读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著作,认真研究德国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日本人写的关于外线作战的书籍等,还研读了中国古代的《孙子兵法》。他后来多次讲到:在遵义会议时,有人说我打仗是照《孙子兵法》打的,其实我当时并没有看过这本书,倒是到了陕北后才读了这本书。他还组织一些富有实际经验的干部一起,联系中国革命实际来研究和讨论这些军事理论问题。
  通过学习、讨论和研究,把中国革命战争中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上升为理论。这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由来。
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  毛泽东在这部著作中指出:战争是有规律的。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规律的东西。战争的胜负不仅取决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而且还取决于双方的主观指导能力。因此,任何指导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这个问题。
  他十分强调在研究战争规律时必须懂得一般和特殊的辩证关系:“我们现在是从事战争,我们的战争是革命战争,我们的革命战争是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度里进行的。因此,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他指出:战争情况的不同,决定着不同的战争指导规律,有时间、地域和性质的差别,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不能呆板地互相移用。
  他又十分强调在研究战争规律时必须懂得全局和局部的辩证关系。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规律的东西。“战争的胜败的主要和首先的问题,是对于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得好或关照得不好。如果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有了重要的缺点或错误,那个战争是一定要失败的。说‘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乃是说带全局性的,即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一着,而不是那种带局部性的即对全局无决定意义的一着。”自然,全局性的东西不能脱离局部而独立,全局是由它的一切局部构成的。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如果丢了这个去忙一些次要的问题,那就难免要吃亏了。
  那末,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是什么呢?毛泽东指出:第一、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而又经过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第二、敌人的强大;第三、红军的弱小;第四、有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第一个特点和第四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其敌人,第二个特点和第三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不可能很快发展和不可能很快战胜其敌人,即是规定了战争的持久,而且如果弄得不好的话,还可能失败。正是从这些特点,产生了我们的战略战术。
  接着,毛泽东回顾了十年内战中以“围剿”和反“围剿”为主要形式的战争的历史经验,并且就九个问题作了说明: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反“围剿”的准备;战略退却;战略反攻;反攻开始问题;集中兵力问题;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
  在“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中,他写道:“积极防御,又叫攻势防御,又叫决战防御。消极防御,又叫专守防御,又叫单纯防御。消极防御实际上是假防御,只有积极防御才是真防御,才是为了反攻和进攻的防御。据我所知,任何一本有价值的军事书,任何一个比较聪明的军事家,而且无论古今中外,无论战略战术,没有不反对消极防御的。只有最愚蠢的人,或者最狂妄的人,才捧了消极防御当法宝。然而世上偏有这样的人,做出这样的事。”
  在“战略退却”中,他写道:“战略退却,是劣势军队处在优势军队进攻面前,因为顾到不能迅速地击破其进攻,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的战略步骤。可是,军事冒险主义者则坚决反对此种步骤,他们的主张是所谓‘御敌于国门之外’。”“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辟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
  在“集中兵力问题”中,他写道:“集中兵力看来容易,实行颇难。人人皆知以多胜少是最好的办法,然而很多人不能做,相反地每每分散兵力,原因就在于指导者缺乏战略头脑,为复杂的环境所迷惑,因而被环境所支配,失掉自主能力,采取了应付主义。”“无论处于怎样复杂、严重、惨苦的环境,军事指导者首先需要的是独立自主地组织和使用自己的力量。被敌逼迫到被动地位的事是常有的,重要的是要迅速地恢复主动地位。如果不能恢复到这种地位,下文就是失败。”“主动地位不是空想的,而是具体的,物质的。这里最重要的,是保存并集结最大而有活力的军队。”他还着重地指出:“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
  在“运动战”中,他写道:“‘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就是今天我们的运动战的通俗的解释。”“一切的‘走’都是为着‘打’。我们的一切战略战役方针都是建立在‘打’的一个基本点上。然而在我们面前有几种不好打的情形:第一是当面的敌人多了不好打;第二是当面敌人虽不多,但它和邻近敌人十分密接,也有时不好打;第三,一般说来,凡不孤立而占有十分巩固阵地之敌都不好打;第四,是打而不能解决战斗时,不好再继续打。以上这些时候,我们都是准备走的。这样的走是许可的,是必须的。因为我们承认必须的走,是在首先承认必须打的条件之下。红军的运动战的基本特点,就在这里。”
  在“歼灭战”中,他写道:“‘拼消耗’的主张,对于中国红军来说是不适时宜的。‘比宝’不是龙王向龙王比,而是乞丐向龙王比,未免滑稽。对于几乎一切都取给于敌方的红军,基本的方针是歼灭战。”“击溃战,对于雄厚之敌不是基本上决定胜负的东西。歼灭战,则对任何敌人都立即起了重大的影响。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歼灭战和集中优势兵力、采取包围迂回战术,同一意义。没有后者,就没有前者。人民赞助、良好阵地、好打之敌、出其不意等条件,都是达到歼灭目的所不可缺少的。”
  怎样才能学会正确地指导战争?毛泽东有一句名言:“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
  这里,毛泽东特别强调主观和客观的一致。在指导战争中,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极其重要的:“学习战争全局的指导规律,是要用心去想一想才行的。因为这种全局性的东西,眼睛看不见,只能用心思去想一想才能懂得,不用心思去想,就不会懂得。”但他所说的“用心思去想”有一个前提,就是要和客观的实在情况相符合。他写道:“为什么主观上会犯错误呢?就是因为战争或战斗的部署和指挥不适合当时当地的情况,主观的指导和客观的实在情况不相符合,不对头,或者叫做没有解决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这里的关键,就在于把主观和客观二者之间好好地符合起来。”
  毛泽东详细地描述了一个军事家正确地指导战争时的整个认识过程:
  “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这是军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的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
  “认识情况的过程,不但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前,而且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后。当执行某一计划时,从开始执行起,到战局终结止,这是又一个认识情况的过程,即实行的过程。此时,第一个过程中的东西是否符合于实况,需要重新加以检查。如果计划和情况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就必须依照新的认识,构成新的判断,定下新的决心,把已定计划加以改变,使之适合于新的情况。部分地改变的事差不多每一作战都是有的,全部地改变的事也是间或有的。鲁莽家不知改变,或不愿改变,只是一味盲干,结果又非碰壁不可。”
  毛泽东在这里叙述的认识过程,实际上已超越军事科学的范围,而具有一般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意义。它同以后《实践论》中的论述,只有一步之隔了。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体系形成的重要标志。它以对中国国情的科学分析和准确把握为深厚根基,以实践为主要源泉,充满着实事求是的创造精神,具有鲜明的中国气派和特色。中国革命战争长时期内是在敌强我弱的环境中进行的。陈毅在中共七大的发言中曾作过这样的评论:中国革命战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以小敌大”、“以弱敌强”。他说:“拿起落后的武器,和具有新式武器的敌人作战。我们是弱者,就不能斗力,斗力打不赢人家,我们就讲究斗智。因此我们战略思想最发达,我们的脑袋最发达,靠脑袋吃饭。”“以弱胜强,以小胜大,战略战术特别发展。这种军事思想为什么又和毛泽东的名字联系起来呢?就是他能根据这些特点,总结经验,现了毛泽东同志的天才。”⑥

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

  第三个感想也是属于加强人的积极性的。一切事物的发展,包括自然现象在内,都是由于内在的矛盾,由于旧的腐朽的东西与新的健全的东西作斗争。这个理论可以帮助我们摆脱许多不必要的烦恼,特别是留恋过去的烦恼,与追悔以往的错误的烦恼。陶渊明就说过:“觉今是而昨非”,还有一句老话,叫做:“过去种种譬如昨日死,现在种种譬如今日生。”对于个人的私事与感情的波动来说,都是相近似的教训。既然一切都在变,不变就是停顿,停顿就是死亡,那末为什么老是恋念过去,自伤不已,把好好的眼前的光阴也毒害了呢?认识到世界是不断变化的,就该体会到人生亦是不断变化的,就该懂得生活应该是向前看,而不是往后看。这样,你的心胸不是廓然了吗?思想不是明朗了吗?态度不是积极了吗?

  政治路线也好,军事路线也好,都离不开思想路线的正确与否。毛泽东清楚地看到:“一切大的政治错误没有不是离开辩证唯物论的。”⑦
  毛泽东到陕北后,就努力阅读他所能收集到的各种哲学书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到保安去访问他后,记述道:“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党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功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他读书的范围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而且也读过一些古希腊哲学家、斯宾诺莎、康德、歌德、黑格尔、卢梭等人的著作。”⑧
  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调原驻延安的东北军增援东线,延安由红军接管。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三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从保安迁到延安。到延安后,他又挤出不少时间,不分昼夜,发奋攻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书籍。现在保存下来的毛泽东在这个时期读过并作过批注的哲学书籍就有:西洛可夫、爱森堡等所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米丁主编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等。他在前一本书上所写的批注约一万二千字,在后一本书上所写的批注有二千六百多字。批注的内容大约有四类:原著内容的提要;对原著内容的评论;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所发的议论;对原著中一些理论观点的发挥。郭化若回忆道:“有一次我在毛主席办公室内,看到桌面上放着一本《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我翻开一看,开头和其他空白处都有墨笔小字的旁批,内容全是中国革命中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这使我初步理解到毛主席是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并把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提高到理论水平上来,充实和发展马列主义。他这些旁批,后来就逐步发展成为他的光辉著作《实践论》。”⑨
  一九三七年七、八月,毛泽东应红军大学(后来改为抗日军政大学)的请求,向学员讲授唯物论和辩证法。总政治部把他讲课的记录稿整理出来,经他同意,打印了若干份。以后,毛泽东把其中的两节,经过整理,成为收入《毛泽东选集》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这是他对中国革命经验所作的一次更深刻、更系统的哲学总结,是他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成果,也是对曾经长期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看轻实践的教条主义这些主观主义思想的有力批判。
  毛泽东在《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的批注中,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写道:“不从具体的现实出发,而从空虚的理论命题出发,李立三主义和后来的军事冒险主义与军事保守主义都犯过此错误,不但不是辩证法,而且不是唯物论。”⑩《实践论》就是以认识与实践的正确关系为核心,全面而系统地阐述和发挥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的基本原则。
  毛泽东从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这一唯物主义的根本原理出发,强调了认识对实践的依赖关系。他指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社会实践是推动人们的认识由低级向高级、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方面的动力,也是认识真理性的标准和认识的目的。因此,“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
  那末,人的认识究竟怎样从实践发生,而又服务于实践呢?毛泽东说:人的认识过程有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两个阶段。“人在实践过程中,开始只是看到过程中各个事物的现象方面,看到各个事物的片面,看到各个事物之间的外部联系。”这是认识的感性阶段。“社会实践的继续,使人们在实践中引起感觉和印象的东西反复了多次,于是在人们的脑子里生起了一个认识过程中的突变(即飞跃),产生了概念。概念这种东西已经不是事物的现象,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它们的外部联系,而是抓着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了。概念同感觉,不但是数量上的差别,而且有了性质上差别。循此继进,使用判断和推理的方法,就可产生出合乎论理的结论来。”这是认识的理性阶段。前者只解决现象问题,后者才解决本质问题。“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认识开始于经验——这就是认识论的唯物论。”“认识的感性阶段有待于发展到理性阶段——这就是认识论的辩证法”。⑾
  毛泽东指出: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都是违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教条主义者否认认识开始于实践,否认感性认识的必要性。他们总是从书本出发,忽视对实际情况的具体分析,生吞活剥地引证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中的个别词句去指导革命。经验主义局限于一时一地的片面的感性认识,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而忽视理论的指导作用。他们在认识论的全体上都是错误的。
  《实践论》提出:由感性认识进到理性认识,并不意味着认识过程的完结,它只说到问题的一半,而且是非十分重要的那一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世界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这又是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的一个飞跃。理论之是否正确,是否符合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并不能由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要应用理论于实践,看它是否能够达到预想的结果,在实践中检验其真理性,纠正其不完全性和错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如果人们从社会实践中得到感性认识,再由感性认识推移到理性认识,造成某种思想、理论、计划或方案,用来指导实践,达到了预期的目的,那末,对于这一具体过程的认识运动算是完成了。但是,客观世界的运动变化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者承认,在绝对的总的宇宙发展过程中,各个具体过程的发展都是相对的,因而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无数相对的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
  毛泽东在《实践论》结束时这样写道:
  “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⑿
  毛泽东在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的批注中写道:“辩证法的本质即对立的统一法则。”⒀他的另一篇重要哲学著作《矛盾论》就是着重阐明了事物的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
  《矛盾论》一开始就论述了辩证法和形而上学这两种宇宙观的根本对立。在人类的认识史中,人们不仅以其对物质与意识何者为第一性的不同回答被划分为唯物论和唯心论两大阵营,而且还以其对世界发展的不同回答被划分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两大阵营。形而上学宇宙观把世界上一切事物看成是永远彼此孤立和永远不变化的;如果有变化也只是数量上的增减和场所的变更,其原因不在事物的内部而在事物的外部,即由于外力的推动。和形而上学相反,唯物辩证法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即把事物的发展看做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而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它的周围其他事物互相联系着和互相影响着。“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他得出结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矛盾论》对对立统一规律的阐述,是从分析矛盾的普遍性开始的。他指出:矛盾的普遍性或绝对性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二是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没有什么事物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
  文章着重论述了矛盾的特殊性。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矛盾的特殊性,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必须对具体的事物作具体的分析。不同质的矛盾,只能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从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来看,总是由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当着人们已经认识了这种共同的本质以后,就以这种共同的认识为指导,继续地向着尚未研究过的或者尚未深入研究过的各种具体的事物进行研究。教条主义者不懂得必须研究矛盾的特殊性,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艰苦的研究工作,不用脑筋具体分析事物,不了解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因此,他们在领导中国革命中,不分析和研究中国国情,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和苏联的经验生搬硬套于中国革命。他们把一般真理看成是凭空出现的东西,把它变成为人们所不能够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结果,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
  在《矛盾论》中,毛泽东还分析了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
  他指出: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它对事物起主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矛盾则处于次要的和服从的地位。当然,这种地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过程阶段的推移,主要矛盾可能降为次要的,次要矛盾也有可能上升为主要的。“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万千的学问家和实行家,不懂得这种方法,结果如堕烟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
  他又指出: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其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即在矛盾中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地位也不是固定的。由于事物发展过程中矛盾的双方斗争力量的增减,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可以互相转化。如果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了变化,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着变化。
  对于矛盾的各种不平衡情况的研究,说明在领导革命时一定要坚持从实际出发的原则,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实际情况变了,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就会随之变化,共产党人的政策和策略也必须随之改变。
  《矛盾论》还进而论述了关于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问题。毛泽东指出:对立面的同一性有两重意义:“第一、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每一种矛盾的两个方面,各以和它对立着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第二、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着相反的方面转化。这些就是所谓同一性。”他又指出:所谓矛盾的斗争性,就是说处于统一体中的矛盾双方自始至终进行着互相排斥、互相斗争,并且促进这一事物向他一事物转化。对抗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矛盾斗争的一切形式。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互相转化。
  《实践论》和《矛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进程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这两篇论文从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上,论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为日后系统地提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这两篇论文又从思想方法论的高度指出党内发生“左”倾和右倾错误的原由,为延安整风,特别是对教条主义的批判作了重要准备。

(一九三七年七月) 毛泽东

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即认识对生产和阶级斗争的依赖关系。 首先,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人的认识,主要地依赖于物质的生产活动,逐渐地了解自然的现象、自然的性质、自然的规律性、人和自然的关系;而且经过生产活动,也在各种不同程度上逐渐地认识了人与人的一定的相互关系。一切这些知识,离开生产活动是不能得到的。在没有阶级的社会中,每个人以社会一员的资格,同其他社会成员协力,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从事生产活动,以解决人类物质生活问题。在各种阶级的社会中,各阶级的社会成员,则又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从事生产活动,以解决人类物质生活问题。这是人的认识发展的基本来源。

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多种其他的形式,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总之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因此,人的认识,在物质生活以外,还从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中(与物质生活密切联系),在各种不同程度上,知道人和人的各种关系。其中,尤以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给予人的认识发展以深刻的影响。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因此,人们的认识,不论对于自然界方面,对于社会方面,也都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即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大家对于社会的历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这一方面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的历史,另方面,则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人们能够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把对于社会的认识变成了科学,这是到了伴随巨大生产力--大工业而出现近代无产阶级的时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实际的情形是这样的,只有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物质生产过程中,阶级斗争过程中,科学实验过程中),人们达到了思想中所预想的结果时,人们的认识才被证实了。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人们经过失败之后,也就从失败取得教训,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适合于外界的规律性,人们就能变失败为胜利,所谓“失败是成功之母”,“吃一堑长一智”,就是这个道理。辨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排斥一切否认实践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理论。列宁这样说过:“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辨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辨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辨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

然而人的认识究竟怎样从实践产生,而又服务于实践呢?这只要看一看认识的发展过程就会明了的。原来人在实践过程中,开始只是看到过程中各个事物的现象方面,看到各个事物的片面,看到各个事物之间的外部联系。例如有些外面的人们到延安来考察,头一二天,他们看到了延安的地形、街道、屋宇,接触了许多的人,参加了宴会、晚会和群众大会,听到了各种说话,看到了各种文件,这些就是事物的现象,事物的各个片面以及这些事物的外部联系。这叫做认识的感性阶段,就是感觉和印象的阶段。也就是延安这些各别的事物作用于考察团先生们的感官,引起他们的感觉,在他们的脑子中生起了许多的印象,以及这些印象间的大概的外部的联系,这是认识的第一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人们还不能造成深刻的概念,作出合乎论理(即合乎逻辑)的结论。社会实践的继续,使人们在实践中引起感觉和印象的东西反复了多次,于是在人们的脑子里生起了一个认识过程的突变(即飞跃),产生了概念。概念这种东西已经不是事物的现象,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它们的外部联系,而是抓住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了,概念同感觉,不但是数量上的差别,而且有了性质上的差别。循此继进,使用判断和推理的方法,就可产生合乎论理的结论来。《三国演义》上所谓“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我们普通说话所谓“让我想一想”,就是人在脑子中运用概念以作判断和推理的工夫。这是认识的第二个阶段。外来的考察团先生们在他们集合了各种资料,加上他们“想了一想”之后,他们就能作出“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彻底的、诚恳的和真实的”这样一个判断了。在他们作出这个判断之后,如果他们对于团结救国也是真实的话,那末他们就够进一步作出这样的结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能够成功的。”这个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在人们对于一个事物的整个认识过程中是更重要的阶段,也就是理性认识的阶段。认识的真正任务在于经过感觉而到达于思维,到达于逐步了解客观事物的内部矛盾,了解它的规律性,了解这一过程和那一过程的内部联系,即到达于论理的认识。重复地说,论理的认识所以和感性的认识不同,是因为感性的认识是属于事物之片面的、现象的、外部联系的东西,论理的认识则推进了一大步,到达了事物的全体的、本质的、内部联系的东西,到达了暴露周围世界的内在的矛盾,因而能在周围世界的总体上,在周围世界一切方面的内部联系上去把握周围世界的发展。

这种基于实践的由浅入深的辨证唯物论的关于认识发展过程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以前,是没有一个人这样解决过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第一次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唯物地而且辨证地指出了认识的深化的运动,指出了社会的人在他们的生产和阶级斗争的复杂的、经常反复的实践中,由感性认识到论理认识的推移的运动。列宁说过:“物质的抽象,自然规律的抽象,价值的抽象以及其他等等,一句话,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非瞎说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认识过程中两个阶段的特性,在低级阶段,认识表现为感性的,在高级阶段,认识表现为论理的,但任何阶段,都是统一的认识过程的阶段。

感性和理性二者的性质不同,但又不是互相分离的,它们在实践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了。我们的实践证明: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不能在封建社会就预先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因为资本主义还未出现,还无这种实践。马克思主义只能是资本主义的产物。马克思不能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就预先具体地认识帝国主义时代的某些特异的规律,因为帝国主义这个资本主义最后阶段还未到来,还无这种实践,只有列宁和斯大林才能担当此项任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没有这后一个条件,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在技术不发达的古代只能是一句空话,在技术发达的现代虽然可以实现这些话,然而真正亲知的是天下实践着的人,那些人在他们的实践中间取得了“知”,经过文字和技术的传达而到达于“秀才”之手,秀才乃能间接地“知天下事”。如果要直接地认识某种或某些事物,便只有亲身参加于变革现实、变革某种或某些事物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触到那种或那些事物的现象,也只有在亲身参加变各现实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暴露那种或那些事物的本质而理解它们。这是任何人实际上走着的认识路程,不是有些人故意歪曲地说些反对的话罢了。世上最可笑的是那些“知识里手”,有了道听途说的一知半解,便自封为“天下第一”,适足见其不自量而已。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的问题,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决定地需要的倒是其反面--诚实和谦逊的态度。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你要知道原子的组成同性质,你就得实行物理学和化学的实验,变革原子的情况。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论和方法,你就得参加革命。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但人不能事事直接经验,事实上多数的知识都是间接经验的东西,这就是一切古代的和外域的知识。这些知识在古人在外人是直接经验的东西,如果在古人外人直接经验时是符合于列宁所说的条件:“科学的抽象”,是科学地反映了客观的事物,那末这些知识是可靠的,否则就是不可靠的。所以,一个人的知识,不外直接经验的和间接经验的两部分。而且在我为间接经验者,在人则仍为直接经验。因此,就知识的总体说来,无论何种知识都是不能离开直接经验的。任何知识的来源,在于人的肉体感官对客观外界的感觉,否认了这个感觉,否认了直接经验,否认亲自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他就不是唯物论者。“知识里手”之所以可笑,原因就是在这个地方。中国人有一句老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句话对于人们的实践是真理,对于认识论也是真理。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

为了明了基于变革现实的实践而产生的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认识的逐渐深化的运动,下面再举出几个具体的例子。

无产阶级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在其实践的初期--破坏机器和自发斗争时期,他们还只在感性认识的阶段,只认识资本主义各个现象的片面及其外部的联系。这时,他们还是一个所谓“自在的阶级”。但是到了他们实践的第二个时期--有意识有组织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时期,由于实践,由于长期斗争的经验,经过马克思、恩格斯用科学的方法把这种种经验总结起来,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用以教育无产阶级,这样就使无产阶级理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理解了社会阶级的剥削关系,理解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这时他们就变成了一个“自为的阶级”。

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也是这样。第一阶段是表面的感性的认识阶段,表现在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等笼统的排外主义的斗争上。第二阶段才进到理性的认识阶段,并看出了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并看出了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这种认识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前后才开始的。我们再来看战争。战争的领导者,如果他们是一些没有战争经验的人,对于一个具体的战争(例如我们过去十年的土地革命战争)的深刻的指导规律,在开始阶段是不了解的。他们在开始阶段只是身历了许多作战的经验,而且败战是打得很多的。然而由于这些经验(胜仗,特别是败仗的经验),使他们能够理解贯串整个战争的内部的东西,即那个具体战争的规律性,懂得了战略和战术,因而能够有把握地去指导战争。此时,如果改换一个无经验的人去指导,又会要在吃了一些败仗之后(有了经验之后)才能理会战争的正确的规律。

常常听到一些同志在不能勇敢接受工作任务时说出的一句话:没有把握。为什么没有把握呢?因为他对于这项工作的内容和环境没有规律性的了解,或者他从来就没有接触过这类工作,或者接触得不多,因而无从谈到这类工作的规律性。及至把工作的情况和环境给以详细分析之后,他就觉得比较地有了把握,愿意去做这项工作。如果这个人在这项工作中经过了一个时期,他就有了这项工作的经验了,而他又是一个肯虚心体察情况的人,不是一个主观地、片面地、表面地看问题的人,他就能够自己做出应该怎样进行工作的结论,他的工作勇气也就可以大大提高了。只有那些主观地、片面地和表面地看问题的人,跑到一个地方,不问环境的情况,不看事情的全体(事情的历史和全部现状),也不触到事情的本质(事情的性质及此一事情和其他事情的内部联系),就自以为是地发号施令起来,这样的人是没有不跌交子的。

由此看来,认识的过程,第一步,是开始接触外界事情,属于感觉的阶段。第二步,是综合感觉的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只有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于实际(不是错觉),才能根据这样的材料造出正确的概念和论理来。

这里有两个要点必须着重指明。第一个,在前面已经说过的,这里再重复说一说,就是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的问题。如果以为理性认识可以不从感性认识得来,他就是一个唯心论者。哲学史上有所谓“唯理论”一派,就是只承认理性的实在性,不承认经验的实在性,以为只有理性靠得住,而感觉的经验是靠不住的,这一派的错误在于颠倒了事实。理性的东西所以靠得住,正是由于它来源于感性,否则理性的东西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木之本,而只是主观自生的靠不住的东西了。从认识过程的秩序说来,感觉经验是第一的东西,我们强调社会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意义,就在于只有社会实践才能使人的认识开始发生,开始从客观外界得到感觉经验。一个闭目塞听、同客观外界根本绝缘的人,是无所谓认识的。认识开始于经验--这就是认识论的唯物论。

第二是认识有待于深化,认识的感性阶段有待于发展到理性阶段--这就是认识论的辩证法。如果以为认识可以停顿在低级的感性阶段,以为只有感性认识可靠,而理性认识是靠不住的,这便是重复了历史上的“经验论”的错误。这种理论的错误,在于不知道感觉材料固然是客观外界某些真实性的反映(我这里不来说经验只是所谓内省体验的那种唯心的经验论),但它们仅是片面的和表面的东西,这种反映是不完全的,是没有反映事物本质的。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就必须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这种改造过的认识,不是更空虚了更不可靠的认识,相反,只要是在认识过程中根据于实践基础而科学地改造过的东西,正如列宁所说乃是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客观事物的东西。庸俗的事务主义家不是这样,他们尊重经验而看轻理论,因而不能通观客观过程的全体,缺乏明确的方针,没有远大的前途,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这种人如果指导革命,就会引导革命走上碰壁的地步。

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哲学上的“唯理论”和“经验论”都不懂得认识的历史性或辩证性,虽然各有片面的真理(对于唯物的唯理论和经验论而言,非指唯心的唯理论和经验论),但在认识论的全体上则都是错误的。由感性到理性之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对于一个小的认识过程(例如对于一个事物或一件工作的认识)是如此,对于一个大的认识过程(例如对于一个社会或一个革命的认识)也是如此。然而认识运动至此还没有完结。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如果只到理性认识为止,那末还只说到问题的一半。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说来,还只说到非十分重要的那一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理论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充分地表现在列宁说过的一句话:“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然而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末,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抓着了世界的规律性的认识,必须把它再回到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去,再用到生产的实践、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以及科学实验的实践中去。这就是检验理论和发展理论的过程,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继续。理论的东西之是否符合于客观真理性这个问题,在前面说的由感性到理性之运动过程中是没有完全解决的,也不能完全解决的。要完全地解决这个问题,只有把理性的认识再回到社会实践中去,应用理论于实践,看它是否能够达到预想的目的。许多自然科学理论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不但在于自然科学家们创立这些学说的时侯,而且在于为尔后的科学实践所证实的时侯。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也不但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科学地构成这些学说的时侯,而且在于为尔后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的时侯。辩证唯物论之所以为普遍真理,在于经过无论任何人的实践都不能逃出它的范围。人类认识的历史告诉我们,许多理论的真理性是不完全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了它们的不完全性。许多理论是错误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其错误,所谓实践是真理的标准,所谓“生活、实践底观点,应该是认识论底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理由就在这个地方。斯大林说得好:“理论若不和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同样,实践若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说到这里,认识运动就算完成了吗?我们的答复是完成了,又没有完成。社会的人们投身于变革在某一发展阶段内的某一客观过程的实践中(不论是关于变革某一自然过程的实践,或变革某一社会过程的实践),由于客观过程的反映和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使得人们的认识由感性的推移到了理性的,造成了大体上相应于该客观过程的法则性的思想、理论、计划或方案,然后再应用这种思想、理论、计划或方案于该同一客观过程的实践,如果能够实现预想的目的,即将预想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在同一过程的实践中变为事实,或者大体上变为事实,那末,对于这一具体过程的认识运动算是完成了。例如,在变革自然的过程中,某一工程计划的实现,某一科学假想的证实,某一器物的制成,某一农产的收获,在变革社会过程中某一罢工的胜利,某一战争的胜利,某一教育计划的实现,都算实现了预想的目的。然而一般说来,不论在变革自然或变革社会的实践中,人们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毫无改变地实现出来的事,是很少的。这是因为从事变革现实的人们,常常受许多的限制,不但常常受到科学条件和技术条件的限制,而且也受着客观过程的发展及其表现程度的限制(客观过程的方面及本质尚未充分暴露)。在这种情形之下,由于实践中发现前所未料的情况,因而部分地改变思想、理论、计划、方案的事是常有的,全部地改变的事也是有的。即是说,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部分地或全部地不合于实际,部分错了或全部错了的事,都是有的。许多时候须反复失败过多次,才能纠正错误的认识,才能到达于和客观过程的规律性相符合,因而才能够变主观的东西为客观的东西,即在实践中得到预想的结果。但是不管怎样,到了这种时候,人们对于在某一发展阶段内的某一客观过程的认识运动,算是完成了。

然而对于过程的推移而言,人们的认识运动是没有完成的。任何过程,不论是属于自然界的和属于社会的,由于内部的矛盾和斗争,都是向前推移向前发展的,人们的认识运动也应跟着推移和发展。依社会运动来说,真正的革命的指导者,不但在于当自己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有错误时须得善于改正,如同上面已经说到的,而且在于当某一客观过程已经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推移转变的时候,须得善于使自己和参加革命的一切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跟着推移转变,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革命时期情况的变化是很急速的,如果革命党人的认识不能随之而急速变化,就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

然而思想落后于实际的事是常有的,这是因为人的认识受了许多社会条件的限制的缘故。我们反对革命队伍中的顽固派,他们的思想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前进,在历史上表现为右倾机会主义。这些人看不出矛盾的斗争已将客观过程推向前进了,而他们的认识仍然停止在旧阶段。一切顽固党的思想都有这样的特征。他们的思想离开了社会的实践,他们不能站在社会车轮的前头充任向导的工作,他们只知跟在车子后面怨恨车子走得太快了,企图把它向后拉,开倒车。

我们也反对“左”翼空谈主义。他们的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有些把幻想看作真理,有些则把仅在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勉强地放在现时来做,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在行动上表现为冒险主义。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特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不能不坚决反对这些错误思想。马克思主义者承认,在绝对的总的宇宙发展过程中,各个具体过程的发展都是相对的,因而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无数相对的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的真理。客观过程的发展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人的认识运动的发展也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一切客观世界的辩证法的运动,都或先或后地能够反映到人的认识中来。社会实践中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是无穷的,人的认识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也是无穷的。根据于一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以从事于变革客观现实的实践,一次又一次地向前,人们对于客观现实的认识也就一次又一次地深化。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理。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

社会的发展到了今天的时代,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这种根据科学认识而定下来的改造世界的实践过程,在世界、在中国均已到达了一个历史的时节--自有历史以来未曾有过的重大时节,这就是整个儿地推翻世界和中国的黑暗面,把它们转变过来成为前所未有的光明世界。

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关系。地球上已经有一部分实行了这种改造,这就是苏联。他们还正在促进这种改造过程。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也都正在或将要通过这样的改造过程。所谓被改造的客观世界,其中包括了一切反对改造的人们,他们的被改造,须要通过强迫的阶段,然后才能进入自觉的阶段。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那就是世界的共产主义时代。

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

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第四个感想是单纯的乐观是有害的,一味的向前看也是有危险的。古人说,“鉴往而知来”,便是教我们检查过去,为的是要以后生活得更好。否则为什么大家要作小结,作总结,左一个检查,右一个检查呢?假如不需要检讨过去,就能从今以后不重犯过去的错误,那末“我们的理性认识,通过实践加以检验与发展”这样的原则,还有什么意思?把理论到实践中去对证,去检视,再把实践提到理性认识上来与理论复核,这不就是需要分析过去吗?我前二信中提到一个人对以往的错误要作冷静的、客观的解剖,归纳出几个原则来,也就是这个道理。

  ①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9月16日。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42、143、151、152、153、154、155、186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42、143、151、152、153、154、155、186页。
  ④ 李德:《关于红军渡过黄河后的行动方针问题的意见书》,1936年1月27日。
  ⑤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36年3月26日。
  ⑥ 陈毅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记录,1945年5月1日。
  ⑦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311、312页。
  ⑧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12月版,第67、68页。
  ⑨ 郭化若:《学习与回顾》,军事科学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201页。
  ⑩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9页。
  ⑾《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284、285、290、291页。
  ⑿《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282—297页。
  ⒀《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6页。

  第五个感想是“队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这个原理,你这几年在音乐学习上已经体会到了。一九五一——五三年间,你自己摸索的时代,对音乐的理解多半是感性认识,直到后来,经过杰老师的指导,你才一步一步走上了理性认识的阶段。而你在去罗马尼亚以前的徬徨与缺乏自信,原因就在于你已经感觉到仅仅靠感性认识去理解乐曲,是不够全面的,也不够深刻的;不过那时你不得其门而入,不知道怎样才能达到理性认识,所以你苦闷。你不妨回想一下,我这个分析与事实符合不符合?所谓理性认识是“通过人的头脑,运用分析、综合、对比等等的方法,把观察到的(我再加上一句:感觉到的)现象加以研究,抛开事物的虚假现象。及其他种种非本质现象,抽出事物的本质,找出事物的来龙去脉,即事物发展的规律。”这几句,倘若能到处运用,不但对学术研究有极大的帮助,而且对做人处世,也是一生受用不尽。因为这就是科学方法。而我一向主张不但做学问,弄艺术要有科学方法,做人更其需要有科学方法。因为这缘故,我更主张把科学的辩证唯物论应用到实际生活上来。毛主席在《实践论》中说:“我们的实践证明: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它。”你是弄音乐的人,当然更能深切的体会这话。

  第六个感想,是辩证唯物论中有许多原则,你特别容易和实际结合起来体会;因为这凡年你在音乐方面很用脑子,而在任何学科方面多用头脑思索的人,都特别容易把辩证唯物论的原则与实际联系。比如“事物的相互联系与相互制限”,“原因和结果有时也会相互转化,相互发生作用”,不论拿来观察你的人事关系,还是考察你的业务学习,分析你的感情问题还是检讨你的起居生活,随时随地都会得到鲜明生动的实证。我尤其想到“从量变到质变”一点,与你的音乐技术与领悟的关系非常适合。你老是抱怨技巧不够,不能表达你心中所感到的音乐;但你一朝获得你眼前所追求的技巧之后,你的音乐理解一定又会跟着起变化,从而要求更新更高的技术。说得浅近些,比如你练萧邦的练习曲或诙谑曲中某些快速的段落,常嫌速度不够。但等到你速度够了,你的音乐表现也决不是像你现在所追求的那一种了。假如我这个猜测不错,那就说明了量变可以促成质变的道理。

  以上所说,在某些人看来,也许是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了;我却认为不是庸俗化,而是把它真正结合到现实生活中去。一个人年轻的时候,当学生的时候,倘若不把马克思主义“身体力行”,在大大小小的事情上实地运用,那末一朝到社会上去,遇到无论怎么微小的事,也运用不了一分一毫的马克思主义。所谓辩证法,所谓准确的世界观,必须到处用得烂熟,成为思想的习惯,才可以说是真正受到马克思主义的锻炼。否则我是我,主义是主义,方法是方法,始终合不到一处,学习一辈子也没用。从这个角度上看,马列主义绝对不枯索,而是非常生动、活泼、有趣的,并且能时时刻刻帮助我们解决或大或小的问题的,——从身边琐事到做学问,从日常生活到分析国家大事,没有一处地方用不到。至于批评与自我批评,我前二信已说得很多,不再多谈。只要你记住两点:必须有不怕看自己丑脸的勇气,同时又要有冷静的科学家头脑,与实验室工作的态度。唯有用这两种心情,才不至于被虚伪的自尊心所蒙蔽而变成懦怯,也不至于为了以往的错误而过分灰心,消灭了痛改前非的勇气,更不至于茫然于过去错误的原因而将来重蹈覆辙。子路“闻过则喜”,曾子的“吾日三省吾身”,都是自我批评与接受批评的最好的格言。

  从有关五年计划的各种文件上,我特别替你指出下面几个全国上下共同努力的目标:——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反对分散使用资金,坚决贯彻重点建设的方针。

  你在国外求学,“厉行节约”四字也应该竭力做到。我们的家用,从上月起开始每周做决算,拿来与预算核对,看看有否超过?若有,要研究原因,下周内就得设法防止。希望你也努力,因为你音乐会收入多,花钱更容易不加思索,满不在乎。至于后面两条,我建议为了你,改成这样的口号:反对分散使用精力,坚决贯彻重点学习的方针。今夏你来信说,暂时不学理论课程,专攻钢琴,以免分散精力,这是很对的。但我更希望你把这个原则再推进一步,再扩大,在生活细节方面都应用到。而在乐曲方面,尤其要时时注意。首先要集中几个作家。作家的选择事先可郑重考虑;决定以后切勿随便

  更改,切勿看见新的东西而手痒心痒——至多只宜作辅助性质的附带研究,而不能喧宾夺主。其次是练习的时候要安排恰当,务以最小限度的精力与时间,获得最大限度的成绩为原则。和避免分散精力连带的就是重点学习。选择作家就是重点学习的第一个步骤;第二个步骤是在选定的作家中再挑出几个最有特色的乐曲。譬如巴哈,你一定要选出几个典型的作品,代表他键盘乐曲的各个不同的面目的。这样,你以后对于每一类的曲子,可以举一反三,自动的找出路子来了。这些道理,你都和我一样的明白。我所以不惮烦琐的和你一再提及,因为我觉得你许多事都是知道了不做。学习计划,你从来没和我细谈,虽然我有好几封信问你。从现在起到明年(一九五六)暑假,你究竟决定了哪些作家,哪些作品?哪些作品作为主要的学习,哪些作为次要与辅助性质的?理由何在?这种种,无论如何希望你来信详细讨论。我屡次告诉你:多写信多讨论问题,就是多些整理思想的机会,许多感性认识可以变做理性认识。这样重要的训练,你是不能漠视的。只消你看我的信就可知道。至于你忙,我也知道;但我每个月平均写三封长信,每封平均有三千字,而你只有一封,只及我的三分之一:莫非你忙的程度,比我超过200、100 吗)问题还在于你的心情:心情不稳定,就懒得动笔。所以我这几封信,接连的和你谈思想问题,急于要使你感情平下来。做爸爸的不要求你什么,只要求你多写信,多写有内容有思想实质的信;为了你对爸爸的爱,难道办不到吗?我也再三告诉过你,你一边写信整理思想,一边就会发见自己有很多新观念;无论对人生,对音乐,对钢琴技巧,一定随时有新的启发,可以帮助你今后的学习。这样一举数得的事,怎么没勇气干呢?尤其你这人是缺少计划性的,多写信等于多检查自己,可以纠正你的缺点。当然,要做到“不分散精力”,“重点学习”,“多写信,多发表感想,多报告计划”,最基本的是要能抓紧时间。你该记得我的生活习惯吧?早上一起来,洗脸,吃点心,穿衣服,没一件事不是用最快的速度赶着做的;而平日工作的时间,尽量不接见客人,不出门;万一有了杂务打岔,就在晚上或星期日休息时间补足错失的工作。这些都值得你模仿。要不然,怎么能抓紧时间呢,怎么能不浪费光阴呢?如今你住的地方幽静,和克拉可夫音乐院宿舍相比,有天渊之别;你更不能辜负这个清静的环境。每天的工作与休息时间都要安排妥当,避免一切突击性的工作。你在国外,究竟不比国内常常有政治性的任务。临时性质的演奏也不会太多,而且宜尽量推辞。正式的音乐会,应该在一个月以前决定,自己早些安排练节目的日程,切勿在期前三四天内日夜不停的“赶任务”,赶出来的东西总是不够稳,不够成熟的;并且还要妨碍正规学习;事后又要筋疲力尽,仿佛人要瘫下来似的。

  我说了那么多,又是你心里都有数的话,真怕你听腻了,但也真怕你不肯下决心实行。孩子,告诉我,你已经开始在这方面努力了,那我们就安慰了,高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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