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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毕业于清华附属中学,四、关于平等 M

2019-10-02 06:33

  一

一 一家残疾人刊物的编辑在向我约稿的时候,我正忙着别的事,忙得不亦乐乎,便有推辞之意。编辑怅然道:“别忘了你也是残疾人。”话说得不算十分客气,但我想这话还是对的。虽然这不说明我不该忙些别的事,可我确实应该别忘了我是个残疾人。 二 我曾在一篇小说中写过这么一件事:一个少女与一个瘸腿的男青年恋爱。少女偶然说到一只名叫“点子”的鸽子,说这名字有点让人以为它是个瘸子,男青年听了想起自己,情绪坏了。少女发现了便惊惶地道歉:“我忘了,你能原谅我吗?真的,我忘了。”于是男青年心底荡起渴望已久的幸福感。不是因为她的道歉,而是因为她忘了,忘了他是个残疾人。 三 上音乐厅去听听音乐或去体育馆看看球赛,想必都是极惬意的事,但对于残疾人却是好梦。音乐厅和体育馆门前都是高高的台阶没有坡道,设计体育馆的人曾经把我们忘了一回,之后,音乐厅的设计者又把我们忘了一回。时至今日,那么多新建的大型公共场所以及住宅楼还是绝大多数都把我们忘了。这样我们自己就难忘,偶尔要忘,那些全如珠穆朗玛峰一般险峻的台阶便来提醒,于是我们便呼吁过而且还要呼吁,建筑设计师们可别忘了我们,别忘了我们是残疾人,我们上不去珠穆朗玛峰和台阶。 四 有一回我写的小说受到表彰,前辈们在表彰这篇小说的时候特别提到了它的作者是一名残疾人,于是台下的掌声也便不同凡响。当时我心里既感激大家对我的关怀和鼓励,又不免有一缕阴云来笼罩:到底是那小说确凿值得表彰呢?还是但因为它出自一个残疾人笔下才有了表彰的理由?至少是这两务不能再动的腿,在那表彰的理由中占了一定的比例吧?这时,我的心头只有一句话萦绕不去:忘了我的腿吧,忘了我是个残疾人吧。又有一次我的小说遭了批判,老实说,我颇以为批判得无理。正当我愤愤然之际,有朋友来为我打抱不平了。我自然很高兴。不料这朋友却说:“我跟他们说了你的情况,你放心吧,没事了。”什么情况?腿,残疾。本来可能还有什么事呢?为什么就会没事了呢?(顺便说一句,我仍以那朋友为朋友,但他那一刻无疑是犯了糊涂。)我如坠入五里雾中,心头又是那句活来回翻滚:忘了这腿吧,忘了我是个残疾人行不行? 五 有一个人,叫王素玲。她自学外语且水平相当高,她双腿残疾且残得相当重,她曾经找不到工作,便以教孩子们学外语为乐,结果证明她教学的水平也相当高。她真想当一名教师,可是学校不要她,因为校方忘不了她是个残疾人。后经各有关方面百般呼吁和努力,她终于当上了教师。可是有很长一段时间,她是吃力地架着双拐站着讲课的。45分钟又45分钟,她真累,她为什么不坐下来讲呢?因为校方说老师必须要站着讲课,否则就别当老师。这时候校方显然又忘了她是个残疾人。 六 有一个人,叫顾阿根,是一个公司的头头,是一个残疾人。我见过他,见他在冬日的寒风中瘸着腿为公司的事务四处奔走,蹬起自行车来也如飞。脸上的汗和脸上的笑都正常到使人相信,他那时一定把自己是个残疾人给忘了。最近他正在筹建一个“残疾人用具用品专卖店”。他还准备购置两辆三轮摩托车,为不能出门和无力提拿重物的残疾顾客送货到家。他说该店的宗旨是:“让千百万残疾人得到与健康人同等的购物机会,让千百万残疾人能够买到他们所需的特殊用品,让千百万残疾人得到社会大家庭一员应有的温暖,让千百万残疾人的家属解除后顾之忧。”他说,这几年他和他的公司都有了一些钱,他在赚钱之初便一直是为着实现这一心愿。他说他忘不了残疾人,忘不了自己也是个残疾人,忘不了残疾人生活得艰难。 七 也有这样的残疾人,怕别人注意到自己的残疾,甚至到了不愿意上街不愿意离家去工作的地步;由怕便容易转为怒,当人家完全没有恶意他说到“瘫”、“瘸”、“瞎”等字眼的时候,他也怒不可遏甚至有同人家拼命的意思;由怒再进一步就变为累月积年日趋暴烈的愤恨,觉得天地人都太不公正,都对不起他,万事万物都是没有良心的坏种。您也许会想,他一定是希望别人把他的残疾忘掉吧?但事情有时出乎您的意料:当他一旦做出一点成绩来,却又愿意别人注意到他的残疾,甚至自愿把那残疾渲染得更重些,仿佛那倒成了资本,越多越好。 听说还有这样的人,自恃身有残疾,便敢于在大街上闯红灯,说起警察拿他没辙来,竟似颇觉荣耀。 八 最后我们来看一出小戏。人物:男A,男B。时间20世纪80年代中的任意一天。地点:反正不是渺无人烟或地广人疏之处。幕启时,二人已闲聊半天了。 男A:“嘿,对了,我想起一件事。” 男B:“什么?” 男A:“你认识的人中,还有没有未婚的大龄男青年?” 男B:“干嘛?” 男A:“有好几个人托我给留心着点。现在未婚的大龄女青年可真是不少。” 男B想了一会儿,说:“没有,没有了。” 两个人都叹一回,然后继续闲聊。 幕落。 您一定觉得这戏乏味。现在让我再把这二人详细介绍一下:男A,40岁,已婚,与男B是老熟人;男B:33岁,未婚,是个残疾人但肯定不是弱智。就是说,男B正是一个未婚大龄男青年,只是有残疾。这戏就不那么枯燥了,有可思考之处了,男A把男B忘了。男B也把男B忘了。不过,男A真把男B忘了吗?显然没有,所以他才把男B除外了。男B真的把自己忘了吗?这是最重要的问题。 九 综上八节而观之,到底是“忘了”好呢还是“别忘了”好?看来这问题不是用非此即彼的逻辑可以寻出答案的。我想读者诸君会同意这样的结论:该忘的时候忘了好,不该忘的时候还是别忘。那么,什么时候该忘什么时候不该忘呢?这却很难具体回答。世事之复杂,非以上八节所述可以概括,但我想,只要人道主义得以宏扬并蔚成风气,人们就会自然而然地在该忘时忘,在不该忘对不忘了。 譬如第三节中提到的那些台阶,倘所有的设计师都能想到,残疾人也要参加到社会生活中来,也要有自立的骄傲和平等于人的自豪,也要有听听音乐看看球赛的雅兴和逛逛商店或公园的闲情,那么他们必会想到修一条坡道,而且会发现这并不比把观光缆车的钢索架到泰山去更麻烦。 譬如第五节中提到的校方,倘其知道大凡一个人是要吃饭的,也是要从工作中实现人之价值的;倘其知道像王索玲这样的人可以靠自学走上讲台,本身就是对孩子们的一个多么好的教育;倘其知道若为她预备一把椅子,这本身就会在孩子们心中埋下多么美好的种子,那么我相信,校方会抢着要她来教书了,并把破除那条残酷的规矩视为一种光荣。 十 那么,人道主义是否仅仅意味着救死扶伤,从而仅仅意味着别人来理解和帮助我们残疾人呢?显然不。人道主义的最美妙之处在于这样的倡导:一切人,不管其肉体和社会职能有什么不同,他们的精神都是平等的,因而他们生于斯世,所应享有的权利和所应尽到的义务也便是平等的。(当然,有被选举权的人不都能当上总统,而同是尽了义务的,其社会或经济效益也不可能一般大这是另外的问题。) 现在让我们看看自己有什么毛病吧。 譬如第七节中提到的那种人,我们只好说:悲夫!他竟不知残疾本身从来不是耻辱,也永远不可能成为光荣。如果用不幸的残疾去换取某种特权,如果像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那样总需依仗父母的娇惯,那么,当人们送来了特权也送来了嘲讽,送来了迁就也送来了轻蔑,我们就没理由反对这种搭配了,因为是我们自己先把自己摆在了低于常人的位置上,摆在了深渊里。 譬如第四节中提到的那个史铁生,他是否过于敏感了呢?人们提到他是个残疾人难道有悖事实吗?大家多给他一点鼓励的掌声,难道不是人情之常么?假如确有那么一缕阴云的话,也是他敏感伪产物。试想这敏感若多起来,谁跟他说话能不提心吊胆百般戒备呢?这样下去哪还有平等可言呢?“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有时候,使我们处于不平等之地位上的,是我们自己,非他人也。所以现在的这个史铁生想,还是第六节中提到的那个顾阿根更懂得,什么时候该忘什么时候该不忘。 再来说说那出小戏,男A把男B忘了,我们只想到了遗憾二字。男B也把男B忘了,我们便想到阿Q画押时唯恐不能画得圆。不过我相信男B并没有真忘了自己,只不过心向往之而不敢为罢了,于是渐渐把自己推向了麻木。所以我想,“忘我”未必都是好事,有时竟是生命的衰竭和绝望。不争者的不幸,一方面可怜,一方面可怒。这小戏是个象征:人道主义不仅意味着我们该有人的权利,还意味着我们必须理直气壮地去争取,倘自己先就胆怯,则天上掉大饼的机会微乎其微。 总之,我们既然要求的是平等,既然不甘为鬼也不想成神,事情其实就很简单了:让我们的肉体不妨继续带着残疾,但要让我们的精神像健康人一样与世界相处。 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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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平等 M:《中国残疾人》上关于平等问题的讨论,你觉得怎么样? S:好。 M:就一个字?怎么好? S:怎么都好。这样的讨论本身就好,这讨论本身就是平等的一次实现。 M:你是说先不必期待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先不必统一思想? S:不是先不必,是永远不必。 M:那干嘛要讨论? S :那才要讨论。为什么讨论偏要以统一思想为目的呢?譬如平等,是意味着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呢?还是说,每一种处境、每一种心绪都有被了解的机会呢?是“非礼勿言”平等呢,还是“百花齐放”平等? M:经过这样的讨论,不仅能使我们互相了解,也使每个人自己更了解自己了。 S :我曾经也像戈奇那样苦笑、尖刻、拍案而起过。现在嘛,我想我更赞成东野长峥的态度。我想我非常理解戈奇,我想东野长峥一定也是从那条愤怒的路上走过来的。我现在仍然相信那是美丽的愤怒,那是真正渴望平等的愤怒,那是真诚的哭喊和笑骂。我们不能作鬼我们也不要成仙,我们不忍受欺侮同样不忍受溺爱,我们看得出在过分的优待和小心的恭维后面,并非有意但确实还是非人的看待。我曾经写过,譬如说,一个人拉一辆车完全算不得什么光荣,但一只猴子拉一辆车却赢得满场的喝彩。要是我们听了类似的喝彩而不愤怒,甚至还洋洋自得,我们就很有危险沦为舞台上一道伪劣的风景。但是…… M:“但是”后面大作文章。 S:“但是”后面确实有文章可作。 M:当然当然。别愤怒,百花齐放。 S:也可以百花怒放。不过不保证肯定不是毒草。 我看,平等,这件事跟爱情差不多。平等很可爱,是你朝思暮想的情人,比如这么说。但是,不是你爱上谁谁就也得爱你。不是你渴望平等,人家就一定把你平等相看。为此你拍案而起,得,人家没准儿更躲你远点儿,怕不留神“欺负”了你。人家跟你说话总得加着小心,那样你准保又要愤怒——难道跟残疾人说话就总得这么小心翼翼吗?你又要喊——残疾,给了我们什么特权!就这样,你越愤怒人家越把你另眼相看,越给你“特权”,然后你更加地愤怒,结果弄成了个怪圈,一圈一圈地转下来你离平等越远了。(顺带说一句,你把人家也弄进一个怪圈里去了——欺负你是欺负你,不欺负你还是欺负你。)我曾经就是这样,把自己和别人都弄到怪圈里去了。幸运的是我看见了这个怪圈,发现打破它的办法首先是放弃愤怒。从愤怒到放弃愤怒,不等于不会愤怒,不等于麻木,尤其不等于沾沾自喜于做一道伪劣的风景。 M:应该说,放弃对别人的愤怒,把那美丽的愤怒瞄准自己。 S :对对。因为,平等要是丢了,一定不是贼偷了,一定是自己糊里糊涂地忘了它在哪儿。平等,确实很像爱情,不可强求。强求有时可以成婚,但那婚姻中没有爱情。即使人家愿意送给你平等,但是送来的肯定不是平等。 M:不过,要是人家不认为你有爱的权利呢(还有工作的权利、学习的权利),你也放弃愤怒? S :你是说有人在违法?那还用说?义不容辞,愤怒地把他送交法庭或诉诸舆论就是。不过我想,这样的局面并不是最难应付的局面。最难办的是人家并不违法,只是在心里看不起你,目光中流露着对你的轻视和可怜,你可有啥办法? M:用行动,只有用行动消除他们的偏见!用我们的意志、作为、智慧,来消除他们的偏见。 S :好主意。好主意倒是好主意,可要是你的行动仅仅以他们的偏见为坐标,仅仅是根据那些偏见作出的反应,你还是有点像夺路而逃,逃进一种近乎于复仇雪耻的勇猛中去了。但是这样的出逃,很可能急不择路而掉进什么泥沼里去。 我看过一本书,书中有段话,大意是这样:我们可以为了从高处鸟瞰风景的缘故而去爬一棵树,也可以由于有一头野兽在后面紧紧追赶的缘故而去爬一棵树。在这两种情形下我们都是在爬树,但动机却完全不同。前者,我们爬树是为了娱乐;后者,我们则是受恐惧的驱使。前者,我们要不要爬树完全是我们的自由;后者,我们喜不喜欢都得这样做。前者,我们可以寻找一棵最适合我们意图的树;后者,我们却无法选择,必须立刻就近爬上树去,也就是说由一头野兽替我们作出了选择。 M:这个比喻挺不错。平等的前提,非得是自由不可,心灵的自由。爹娘让你娶A小姐你无奈就娶了A小姐,这是包办婚姻;爹娘让你娶A 小姐你一气之下就娶了B 小姐,这其实仍不是自由婚姻。关键是你到底爱不爱?爱谁?你是不是尊重和服从了自己的爱、自己的愿望和意志?当然,你还得像尊重自己一样地尊重A小姐和B 小姐的意愿。 S :事业也是这样,一切都是这个逻辑。当我们摆脱了那头野兽,当那头野兽看见我们就逃而不是我们看见它就逃,当我们忘记了残疾,就是说我们自己心里先不受那残疾的摆布,那时,平等便悄然而至,不用怎么喊它,它自然就要光临。光临得既不鬼祟也不张扬。它光临的方式,主要不是从门外进来拜访你,而是从你心底涌起,并饱满地在那儿久住。 M:残疾,你相信真能忘记它吗?要是仍然有人因为残疾而歧视你呢? S:法律管不了的事,只好由文明的慢慢发达来解决。有句俗话——听拉拉蛄叫还不种庄稼了吗? M:你不是说,我们就不需要别人特殊的帮助吧? S :请你相信我,至少我没那么大能耐。世界上可有一个人不需要别人的帮助吗?如果把帮助和蔑视混淆,那头野兽就又要调头追来了,帮助,全是特殊的没有统一型号。你个子矮,你要一双高跟儿鞋,我双腿瘫痪我不要高跟鞋,我要一辆轮椅和一些坡道,我们都不是孩子了,所以我们就不是谁再来摸摸我们的后脑勺儿,你说是不? M:要不要你妻子摸一摸呢,有时候? S:这另当别论。

  一家残疾人刊物的编辑在向我约稿的时候,我正忙着别的事,忙得不亦乐乎,便有推辞之意。编辑怅然道:“别忘了你也是残疾人。”话说得不算十分客气,但我想这话还是对的。虽然这不说明我不该忙些别的事,可我确实应该别忘了我是个残疾人。

老史

  二

著名文艺批评家丹纳曾说:一个艺术家没有哲学思想,便只是一个供玩乐的艺人。

  我曾在一篇小说中写过这么一件事:一个少女与一个瘸腿的男青年恋爱。少女偶然说到一只名叫“点子”的鸽子,说这名字有点让人以为它是个瘸子,男青年听了想起自己,情绪坏了。少女发现了便惊惶地道歉:“我忘了,你能原谅我吗?真的,我忘了。”于是男青年心底荡起渴望已久的幸福感。不是因为她的道歉,而是因为她忘了,忘了他是个残疾人。

问上帝死为何物?直叫人无言以对

  三

『1』
史铁生,1951年生于北京,
1967年毕业于清华附属中学,
1969去延安地区插队落户,
1972年因双腿瘫痪回到北京,在街道工厂工作,
后因急性肾损伤,回家疗养。

  上音乐厅去听听音乐或去体育馆看看球赛,想必都是极惬意的事,但对于残疾人却只是好梦。音乐厅和体育馆门前都是高高的台阶没有坡道,设计体育馆的人曾经把我们忘了一回,之后,音乐厅的设计者又把我们忘了一回。时至今日,那么多新建的大型公共场所以及住宅楼还是绝大多数都把我们忘了。这样我们自己就难忘,偶尔要忘,那些全如珠穆朗玛峰一般险峻的台阶便来提醒,于是我们便呼吁过而且还要呼吁,建筑设计师们可别忘了我们,别忘了我们是残疾人,我们上不去珠穆朗玛峰和台阶。

病根是在18岁时落下的,那时他在陕西延川县插队,一次在山里放牛,遭遇暴雨和冰雹,高烧之后出现腰腿疼痛的症状。

  四

21岁时,腿疾愈发的严重甚至于无法忍受的地步,在回乡探亲时,终于去了医院,是父亲搀扶着,一步一步挪了进去的,就这样,住进了医院,睡在了病床上,从此,他再也没有站起来。

  有一回我写的小说受到表彰,前辈们在表彰这篇小说的时候特别提到了它的作者是一名残疾人,于是台下的掌声也便不同凡响。当时我心里既感激大家对我的关怀和鼓励,又不免有一缕阴云来笼罩:到底是那小说确凿值得表彰呢?还是仅因为它出自一个残疾人笔下才有了表彰的理由?至少是这两条不能再动的腿,在那表彰的理由中占了一定的比例吧?这时,我的心头只有一句话萦绕不去:忘了我的腿吧,忘了我是个残疾人吧。又有一次我的小说遭了批判,老实说,我颇以为批判得无理。正当我愤愤然之际,有朋友来为我打抱不平了。我自然很高兴。不料这朋友却说:“我跟他们(制批判者)说了你的情况,你放心吧,没事了。”什么情况?腿,残疾。本来可能还有什么事呢?为什么就会没事了呢?(顺便说一句,我仍以那朋友为朋友,但他那一刻无疑是犯了糊涂。)我如坠入五里雾中,心头又是那句话来回翻滚:忘了这腿吧,忘了我是个残疾人行不行?

那一天是他的生日。说起截瘫,我们总能举出很多个励志的模范人物来,而史铁生还得以多享用了20年健全的生命,这该是一件幸事。

  五

可是,正因如此,痛苦却近乎爆涨了不知几万倍。突如其来的打击。既然上帝不曾让我在来到人间时便成了残疾人,却又为何?不谙世事时就成为了残疾人,你有一个慢慢接受的时间。而一个二十一岁的小伙子在一个年少轻狂、风华正茂的年龄,面对自己,无异从天堂坠入地狱,无数梦想、无穷的雄心壮志,都化为泡影,那种痛苦绝望可想而知。

  有一个人,叫王素玲。她自学外语且水平相当高,她双腿残疾且残得相当重,她曾经找不到工作,便以教孩子们学外语为乐,结果证明她教学的水平也相当高。她真想当一名教师,可是学校不要她,因为校方忘不了她是个残疾人。后经各有关方面百般呼吁和努力,她终于当上了教师。可是有很长一段时间,她是吃力地架着双拐站着讲课的。45分钟又45分钟,她真累,她为什么不坐下来讲呢?因为校方说老师必须要站着讲课,否则就别当老师。这时候校方显然又忘了她是个残疾人。

这件事似乎再一次证明了生命的脆弱。只是一次淋雨,就无端瘫痪了双腿,一个本来鲜活年轻的生命,只能无比地接近枯萎死亡。

  六

『2』
双腿瘫痪后,我的脾气变得暴怒无常。望着望着天上北归的雁阵,我会突然把面前的玻璃砸碎;听着听着李谷一甜美的歌声,我会猛地把手边的东西摔向四周的墙壁。母亲就悄悄地躲出去,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偷偷地听着我的动静。当一切恢复沉寂,她又悄悄地进来,眼边红红的,看着我。“听说北海的花儿都开了,我推着你去走走。”她总是这么说。母亲喜欢花,可自从我的腿瘫痪后,她侍弄的那些花都死了。“不,我不去!”我狠命地捶打这两条可恨的腿,喊着:“我活着有什么劲!”母亲扑过来抓住我的手,忍住哭声说:“咱娘儿俩在一块儿,好好儿活,好好儿活……”可我却一直都不知道,她的病已经到了那步田地。后来妹妹告诉我,她常常肝疼得整宿整宿翻来覆去地睡不了觉。

  有一个人,叫顾阿根,是一个公司的头头,是一个残疾人。我见过他,见他在冬日的寒风中瘸着腿为公司的事务四处奔走,蹬起自行车来也如飞。脸上的汗和脸上的笑都正常到使人相信,他那时一定把自己是个残疾人给忘了。最近他正在筹建一个“残疾人用具用品专卖店”。他还准备购置两辆三轮摩托车,为不能出门和无力提拿重物的残疾顾客送货到家。他说该店的宗旨是:“让千百万残疾人得到与健康人同等的购物机会,让千百万残疾人能够买到他们所需的特殊用品,让千百万残疾人得到社会大家庭一员应有的温暖,让千百万残疾人的家属解除后顾之忧。”他说,这几年他和他的公司都有了一些钱,他在赚钱之初便一直是为着实现这一心愿。他说他忘不了残疾人,忘不了自己也是个残疾人,忘不了残疾人生活得艰难。

这是史铁生后来在回忆母亲的文章里写道。
母亲走了,是被人抬到了医院,临死前,还在念叨着儿子。可是,在走之前,他甚至都不曾好好和她说一句话。

  七

最爱他的人走了。

  也有这样的残疾人,怕别人注意到自己的残疾,甚至到了不愿意上街不愿意离家去工作的地步;由怕便容易转为怒,当人家完全没有恶意地说到“瘫”、“瘸”、“瞎”等字眼的时候,他也怒不可遏甚至有同人家拼命的意思;由怒再进一步就变为累月积年日趋暴烈的愤恨,觉得天地人都太不公正,都对不起他,万事万物都是没有良心的坏种。您也许会想,他一定是希望别人把他的残疾忘掉吧?但事情有时出乎您的意料:当他一旦做出一点成绩来,却又愿意别人注意到他的残疾,甚至自愿把那残疾渲染得更重些,仿佛那倒成了资本,越多越好。

无法想象那个时候的他是如何过来的,是如何选择了生而没有死。

  听说还有这样的人,自恃身有残疾,便敢于在大街上闯红灯,说起警察拿他没辙来,竟似颇觉荣耀。

大概是母亲的那句话:要好好儿活!

  八

母亲又怎不知道儿子的病已经严重到无法治愈的时候,但她还是满怀着希望,跑遍各地,找各种偏方,只是不希望儿子失去希望,因为她知道自己不能倒下,儿子还需要自己的照顾。慢慢的,她开始支持儿子写作,希望看到自己的孩子抛却身体的创伤去接受心灵的治疗,她跑了很多地方为儿子借书,她带儿子去看电影,她做了很多事都是为了让儿子鼓起生活的信心。

  最后我们来看一出小戏。人物:男A,男B。时间:20世纪80年代中的任意一天。地点:反正不是渺无人烟或地广人疏之处。幕启时,二人已闲聊半天了。

母亲的伟大,从来不是说说而已。她有着难以理解的韧性,女人如水。它可以在汪洋大海里活得恣意潇洒,而若不小心淌在小溪,它亦能奔腾前进。我无法想象命运的捉弄,更无法不敬佩母亲的存在。

  男A :“嘿,对了,我想起一件事。”

柔似水,坚如刚。

  男B :“什么?”

所谓命运,就是说,这一出“人间喜剧”需要各种各样的角色,你只能是其中之一,不可以随意调换。

  男A :“你认识的人中,还有没有未婚的大龄男青年?”

『3』
上帝的这出戏剧从未谢幕!

  男B :“干嘛?”

1979年,由于下肢麻痹、肾功能受到严重破坏,不得不造漏排尿。紧接着,由于肌肉萎缩,血液循环受阻,再加上每天长时间地坐压,褥疮发作,前景是败血症。

  男A :“有好几个人托我给留心着点。现在未婚的大龄女青年可真是不少。”

1986年,前列腺引起的疼痛,使他不得不停止写作整天卧床……冬天,他那毫无知觉的腿,经不起寒冷,如果冻了,就有坏死的可能;夏天,全身的热量只能从上身排出,额头的痱子从来不断……

  男B 想了一会儿,说:“没有,没有了。”

苦难似乎还在继续试探史铁生生命的韧度。
1998年,下肢瘫痪的史铁生,由慢性肾损伤演变为尿毒症。从那时起,史铁生就只能靠血液透析来维持生命。透析的病人需要做手术,把肾部的动脉和静脉引到表层。透析时需要在三个点轮流针刺。长达9年,1000多次的针刺,使得史铁生的动脉和静脉点隆起成蚯蚓状。体内渗毒的血液从隆起的动脉出来,经过透析器过滤掉毒素,再由隆起的静脉回到体内。一个星期3次,在每次4个半小时的透析过程中,把全身的血液过滤几十遍——这就是史铁生日常的生活。

  两个人都叹一回,然后继续闲聊。

史铁生把自己的身体比喻成一架飞机。要是两条腿(起落架)和两个肾(发动机)一起失灵,这故障不能算小,料必机长会走出来,请大家留些遗言。躺在透析室的病床上,看鲜红的血在透析器里汨汨地走,从我的身体里出来,再回到我的身体里去。那时,我仿佛听见飞机在天上挣扎的声音。

  幕落。

在采访中他说:我的职业是生病,我的业余爱好是写作。

  您一定觉得这戏乏味。现在让我再把这二人详细介绍一下:男A ,40岁,已婚,与男B 是老熟人;男B :33岁,未婚,是个残疾人但肯定不是弱智。就是说,男B 正是一个未婚大龄男青年,只是有残疾。这戏就不那么枯燥了,有可思考之处了:男A 把男B 忘了,男B 也把男B 忘了。不过,男A 真把男B 忘了吗?显然没有,所以他才把男B 除外了。男B 真的把自己忘了吗?这是最重要的问题。

金沙电玩城,突如其来的身体残疾、连续不断地病痛的折磨、摇着轮椅找不到工作、母亲的离世、爱情的折磨。

  九

可是,每次看到她的照片,几乎都是笑着的。

  综上八节而观之,到底是“忘了”好呢还是“别忘了”好?看来这问题不是用非此即彼的逻辑可以寻出答案的。我想读者诸君会同意这样的结论:该忘的时候忘了好,不该忘的时候还是别忘。那么,什么时候该忘什么时候不该忘呢?这却很难具体回答。世事之复杂,非以上八节所述可以概括,但我想,只要人道主义得以宏扬并蔚成风气,人们就会自然而然地在该忘时忘、在不该忘时不忘了。

就这样,生命却又总是在脆弱的同时展现出它的韧性。就如同在地球上的高纬度地区生长着的地衣,在极其恶劣的自然条件下,依然能够存活。尽管它的生长速度慢得惊人,几百年也长不到一个平方厘米,但它却实实在在地生存着,它生存的目的就是不要死去,这是最基本的生命特质。

  譬如第三节中提到的那些台阶,倘所有的设计师都能想到,残疾人也要参加到社会生活中来,也要有自立的骄傲和平等于人的自豪,也要有听听音乐看看球赛的雅兴和逛逛商店或公园的闲情,那么他们必会想到修一条坡道,而且会发现这并不比把观光缆车的钢索架到泰山去更麻烦。

命运如此?又能怎样?

  譬如第五节中提到的校方,倘其知道大凡一个人是要吃饭的,也是要从工作中实现人之价值的;倘其知道像王索玲这样的人可以靠自学走上讲台,本身就是对孩子们的一个多么好的教育;倘其知道若为她预备一把椅子,这本身就会在孩子们心中埋下多么美好的种子,那么我相信,校方会抢着要她来教书了,并把破除那条残酷的规矩视为一种光荣。

当下最痛苦的时刻,回忆起来都是美好的。可是你不知道有些人的青春发生了什么。他宁愿那只是一场梦。

  十

『4』
许是母亲的话,许是医院医生护士们的关爱,许是那群伙伴们的惦念,许是那地坛,许是书里的那句话,总之他还是活了下来。
他没有选择死,尽管死神千百次要置他于死地。他开始思索关于死的问题,而在他后来的文学作品中,随处可见“死亡”的影子。如他的短篇小说《毒药》、《原罪宿命》,他的散文随笔《病隙碎笔》,死亡成了他早期作品中的一个主题。

  那么,人道主义是否仅仅意味着救死扶伤,从而仅仅意味着别人来理解和帮助我们残疾人呢?显然不。人道主义的最美妙之处在于这样的倡导:一切人,不管其肉体和社会职能有什么不同,他们的精神(或说灵魂)都是平等的,因而他们生于斯世,所应享有的权利和所应尽到的义务也便是平等的。(当然,有被选举权的人不都能当上总统,而同是尽了义务的,其社会或经济效益也不可能一般大这是另外的问题。)

他把孔子的“不知生,焉知死”改成了“不知死,安知生”,站到死中去看生。

  现在让我们看看自己有什么毛病吧。

死亡是一个必将降临的节日……

  譬如第七节中提到的那种人,我们只好说:悲夫!他竟不知残疾本身从来不是耻辱,也永远不可能成为光荣。如果用不幸的残疾去换取某种特权,如果像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那样总需依仗父母的娇惯,那么,当人们送来了特权也送来了嘲讽,送来了迁就也送来了轻蔑,我们就没理由反对这种搭配了,因为是我们自己先把自己摆在了低于常人的位置上,摆在了深渊里。

既然死亡无可逃避,为何不让这一走向死亡的过程变得精彩灿烂?

  譬如第四节中提到的那个史铁生,他是否过于敏感了呢?人们提到他是个残疾人难道有悖事实吗?大家多给他一点鼓励的掌声,难道不是人情之常么?假如确有那么一缕阴云的话,也是他敏感的产物。试想这敏感若多起来,谁跟他说话能不提心吊胆百般戒备呢?这样下去哪还有平等可言呢?“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诛秦者,秦也,非天下也。”有时候,使我们处于不平等之地位上的,是我们自己,非他人也。所以现在的这个史铁生想,还是第六节中提到的那个顾阿根更懂得,什么时候该忘什么时候该不忘。

因为死神也无法将一个精彩的过程变成不精彩的过程,相反你可以把死亡也变成一个精彩的过程。

  再来说说那出小戏,男A 把男B 忘了,我们只想到了遗憾二字。男B 也把男B 忘了,我们便想到阿Q 画押时唯恐不能画得圆。不过我相信男B 并没有真忘了自己,只不过心向往之而不敢为罢了,于是渐渐把自己推向了麻木。所以我想,“忘我”未必都是好事,有时竟是生命的衰竭和绝望。不争者的不幸,一方面可怜,一方面可怒。这小戏是个象征:人道主义不仅意味着我们该有人的权利,还意味着我们必须理直气壮地去争取,倘自己先就胆怯,则天上掉大饼的机会微乎其微。

面对生命的苦难、面对死亡的等待,史铁生毅然而然的选择了站到死中去看生,他笔下的的人物也都选择了生,那是一张坦然的心态,走向死亡,更走向一个精彩的过程!

  总之,我们既然要求的是平等,既然不甘为鬼也不想成神,事情其实就很简单了:让我们的肉体不妨继续带着残疾,但要让我们的精神像健康人一样与世界相处。

如果可以,没有谁会选择自讨苦吃,我们不得承认,很多名人、很多成功之人,苦难是他功成的催化剂。然,一个人只要真正领略了平常苦难中的绝望,他就会明白:一切美化苦难的言辞是多么的浮夸,一切炫耀苦难的姿态是多么的做作。 不要对我说:苦难净化灵魂,悲剧使人崇高。默默之中,苦难磨钝了多少敏感的心灵,悲剧毁灭了多少失意的英雄。何必用舞台上的绘声绘色来掩盖生活中的无声无息。

  1987年

只是,当苦难降临于你时,我们又有什么可选择的吗?

周国平曾言:
我无意颂扬苦难。如果允许选择,我宁要平安的生活,得以自由自在地创造和享受。但是,我相信苦难的确是人生的必含内容,一旦遭遇,它也的确提供了一种机会。人性的某些特质,惟有藉此机会才能得到考验和提高。一个人通过承受苦难而获得的精神价值是一笔特殊的财富,由于它来之不易,就决不会轻易丧失。而且我相信,当他带着这笔财富继续生活时,他的创造和体验都会有一种更加深刻的底蕴。

“愿意的人,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人,命运拖着走。”

不曾经历过大风大雨,却也尝过人情冷暖,不曾失去了至亲,却也亲眼目睹父亲选择死亡的刹那……

不知道该做什么的时候,那就看看老史(史铁生),看看他爽朗的笑容,看看他的文字。

『5』
曾经他特别反感,人们总是要提到,他是一个残疾人的身份。

他说:有一回我写的小说受到表彰,前辈们在表彰这篇小说的时候特别提到了它的作者是一名残疾人,于是台下的掌声也便不同凡响。当时我心里既感激大家对我的关怀和鼓励,又不免有一缕阴云来笼罩:到底是那小说确凿值得表彰呢?还是仅因为它出自一个残疾人笔下才有了表彰的理由?至少是这两条不能再动的腿,在那表彰的理由中占了一定的比例吧?这时,我的心头只有一句话萦绕不去:忘了我的腿吧,忘了我是个残疾人吧。又有一次我的小说遭了批判,老实说,我颇以为批判得无理。正当我愤愤然之际,有朋友来为我打抱不平了。

我自然很高兴。不料这朋友却说:“我跟他们(制批判者)说了你的情况,你放心吧,没事了。”什么情况?腿,残疾。本来可能还有什么事呢?为什么就会没事了呢?(顺便说一句,我仍以那朋友为朋友,但他那一刻无疑是犯了糊涂。)我如坠入五里雾中,心头又是那句话来回翻滚:忘了这腿吧,忘了我是个残疾人行不行?

后来,当他写下这段经历时,却在反思:这样的史铁生,他是否过于敏感了呢?人们提到他是个残疾人难道有悖事实吗?大家多给他一点鼓励的掌声,难道不是人情之常么?假如确有那么一缕阴云的话,也是他敏感的产物。试想这敏感若多起来,谁跟他说话能不提心吊胆百般戒备呢?这样下去哪还有平等可言呢?“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诛秦者,秦也,非天下也。”有时候,使我们处于不平等之地位上的,是我们自己,非他人也。

现在的这个史铁生想,应该知道什么时候该忘什么时候该不忘,正如他笔下的顾阿根。
顾阿根:是一个公司的头头,是一个残疾人。我见过他,见他在冬日的寒风中瘸着腿为公司的事务四处奔走,蹬起自行车来也如飞。脸上的汗和脸上的笑都正常到使人相信,他那时一定把自己是个残疾人给忘了。最近他正在筹建一个“残疾人用具用品专卖店”。他还准备购置两辆三轮摩托车,为不能出门和无力提拿重物的残疾顾客送货到家。

他说该店的宗旨是:“让千百万残疾人得到与健康人同等的购物机会,让千百万残疾人能够买到他们所需的特殊用品,让千百万残疾人得到社会大家庭一员应有的温暖,让千百万残疾人的家属解除后顾之忧。”他说,这几年他和他的公司都有了一些钱,他在赚钱之初便一直是为着实现这一心愿。他说他忘不了残疾人,忘不了自己也是个残疾人,忘不了残疾人生活得艰难。

『6』
他说:所谓命运,就是说,这一出“人间喜剧”需要各种各样的角色,你只能是其中之一,不可以随意调换。

求神明保佑,可能是人人都会有的心情。“人定胜天”是一句言过其实的鼓励,“人是被抛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才是实情。生而为人,终难免苦弱无助,你便是多么英勇无敌,多么厚学博闻,多么风流倜傥,世界还是要以其巨大的神秘置你于无知无能的地位。

面对,此情此景,我们又能做什么呢?
2005年底,史铁生在给笔者的一封信中说:“您说命运对我不公,真也未必。四十几岁时,我忽然听懂了上帝的好意,不由得心存感恩。”

命运的一个最不可思议的特点就是,一方面,它好像是纯粹的偶然性,另一方面,者纯粹的偶然性却成了个人不可违抗的必然性。

他说:从一开始我的写作中就带着某种宿命观,难以摆脱,但这个“宿命”色彩显然不是人们常常说的“认命”,而是知命,知命运的力量之强大,而与之对话,领悟它的深意。

余华写过两部著名的小说——《许三观卖血记》和《活着》。在《许三观卖血记》里,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许三观,从年轻到苍老历尽艰辛;每逢家庭变故,他就以卖血来挽救危机,甚至差点为此送命。一次次卖血后,唯一的补偿就是到饭馆里吃一盘炒猪肝,喝二两黄酒。在《活着》里,地主少爷福贵的一生中,败家,中年丧母、丧儿、丧妻,丧女婿,到最后,连唯一的孙子也死了,只剩下老了的富贵伴随着一头老牛在阳光下回忆。无论是许三观还是富贵,他们都没有明确的生存目标,只因为生命的惯性才活着。不管是屈辱还是风光,不管是甜蜜还是酸楚,生命都在静静地活着。生命不是必须承受苦难,但生命确实有足够的韧性承受苦难,“人间的灾难,无论落到谁头上,只要不死,谁都得受着,而且都受得了”。

一种脱胎换骨的人生转变,往往肇始于一个偶然的事件。

从寻求死亡到正视人生。从思考人生到看人生宿命。

这宿命并非“认命”,而是“知命”。

人生在世所以会有意义,就是因为有死亡这件事,假如人间没有死,人生的意义就消失了。因为有死亡,人们才会想起在这个有限且短暂的生命过程中创造些什么,这也激励着推动着人们不断往前。

他说文学在他的生命里只能排第三,他最热爱的是田径,其次是足球,第三才是文学。他将生活比作球赛,狂热的钟爱着球赛的人们目的只是为了想知道结果那一队赢还是那一队输吗?这样直接等球赛结束再询问结果便可,而这最终的输赢又意义何在?在球赛中,球员们矫健的身姿,完美的配合,过人的智慧,球迷们动情的欢呼,忘我的陶醉,在这过程中,不管球迷还是球员们不正体验着享受着他们的激情与快乐!

而生命的意义便在这过程种享受他的精彩与动人。活在当下。

尼采说:“重要的不是永恒的生命,而是永恒的创造力。”他的“知命”,他的抗争,他的坦然,他的勇敢。在抗争中赢得人的尊严、人的价值,取得生存的意义。

有些人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别人最好的解药
陈希米在书中回顾了两人相携相伴的岁月,人生经由“年轻时痛苦万分”,走到“成熟之年里甘之如饴”,再到“终于可以告慰,终于平安”,“我只想能跟你在一起安安静静地说话,听你掏心掏肺,也跟你袒露一切。那才是人最好的生活。你说过,我们要爱得不同凡响。”

正如史铁生于希米,正如母亲于史铁生,正如这一切故事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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