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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金沙电玩

2019-11-08 12:28

  习仲勋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在致力恢复西北地区国民经济的过程中,特别注意做好农业生产、铁路建设、林业绿化等基础性的工作,为西北地区经济持续发展做了准备。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长期奋斗,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使国家获得独立,民族获得解放,人民获得当家做主的权力。随着战争硝烟的散去,三十六岁的习仲勋从年轻有为的革命者成为主持西北地区党政军工作的炉火纯青的领导人。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一段时间,习仲勋为西北地区建立和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推进统一战线,夙兴夜寐,殚精竭虑,实现了他“当好西北人民的忠诚勤务员”和“人民的长工”的诺言。

  西北地区蕴藏着丰富的石油、煤炭和金、银、铅、铝、钒等稀有金属资源,发展经济得天独厚。解放前西北地区经济极端落后,到一九四九年,全西北地区交通、电力、煤炭、机械、纺织等在全国经济发展总量中仅各占百分之一二。解放初期的一段时间里,经过艰苦的努力,国民党统治期间持续了十多年的通货膨胀很快得以治理,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和好转。到一九五一年底,西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已超过了解放前的历史最高水平。在恢复和发展西北国民经济的过程中,习仲勋倾注了大量心血,也展示了他领导经济工作的卓越才能。

摘要:民族工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习仲勋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主持中共西北局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工作期间,模范地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中央提出的民族团结、慎重稳进等一系列民族工作的方针政策,从西北地区实际出发,积极争取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参政议政,大力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和文化,使西北广大地区在短短三年内就实现安定团结,迅速恢复发展农业畜牧业,为进一步开展西北地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

  ■精心抓好农业生产

  ■主持西北局工作

  ■迅速恢复国民经济

关键词:习仲勋;民族工作;西北五省

  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是习仲勋在西北工作期间的重点之一。他除精心指导新区的土地改革和减租减息工作外,还经常深入基层,了解各地的农业生产情况,根据不同时期的具体情况提出不同的工作措施。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日西安解放后,中共中央西北局由延安迁至西安,在城内东南角雍村办公。为了适应新的形势,中共中央于六月八日决定组建新的中共中央西北局,彭德怀、贺龙、习仲勋分别担任第一、第二、第三书记,马明方、马文瑞、贾拓夫、李井泉、王维舟、刘景范等为常委。当时西北广大地区还未解放,彭德怀在前线指挥第一野战军挺进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地。贺龙奉中央之命,负责筹备率军入川事宜,翌年初调离中共中央西北局,习仲勋担任第二书记。这一时期,中共中央西北局实际上由习仲勋主持全盘工作。在复杂的形势下,他主持完成了接管旧政权、安定社会秩序、支援西北前线等各项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金沙电玩城,习仲勋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主持中共西北局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工作期间。  刚刚解放的西北地区,经济十分困难。西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主任贾拓夫是这样描述的:“旧中国曾经是一个长期处于经济落后的国家,而旧西北则是这个国家中经济上最落后的一部分。交通闭塞、工业微弱、商业萧条、农业破产、粮食不足、棉花减产、畜牧衰退、土产滞销、灾荒频仍、物价高涨、负担奇重、民不聊生。”这个满目疮痍、千疮百孔的局面.加上国民党军队撤退时又严重破坏了重要的经济设施,西北地区经济面临着更加困难的局面。

中国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统一多民族国家,民族工作始终是关系党和国家全局的重大问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习仲勋作为一个从回汉杂居的陕甘黄土地上成长起来的“老西北”,在其长达70年的革命生涯中,始终极为重视民族工作。特别是在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在主持中共西北局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工作期间,把做好民族工作作为西北地区的最大实际问题,模范地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民族平等和团结等一系列关于少数民族工作的方针政策,从西北地区实际情况出发,努力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大力争取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积极参加政权建设,扎扎实实地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和文化,使西北广大地区在短短三年内就基本实现安定团结,迅速恢复发展农业和畜牧业,为进一步开展西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奠定了良好基础。

  西北五省除陕甘宁边区外,绝大多数是新解放区。在新中国建立初期,新区群众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还存有疑虑,不敢大胆生产,怕定高阶级成分和加重税收。针对这种情况,习仲勋和西北军政委员会认为,“贯彻政策,是做好农业生产工作的首要环节”。为此,西北军政委员会在一九五。年三月中旬发出指示,要求“大力宣传‘生产发家’,‘劳动致富’,‘谁种谁收’等政策,打破农民的一切顾虑,积极生产”,并“及时颁布与贯彻执行了‘谁种谁收’,‘自由雇工’,‘自由借贷’,‘合理负担’,‘棉麦比价’等奖励生产提倡劳动的政策法令”。根据这些指示,西北各省的多数县份“先后召开农业生产会议或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农民代表会议,逐级传达和讨论一九五〇年西北地区农业生产的方针和任务,并根据各地具体情况,制定生产计划,布置实施”。新区广大农民“对于人民政府奖励生产的政策,渐有较深刻的认识,怕多生产。多负担,怕提高成分的顾虑已逐渐减少,因而生产情绪已普遍稳定”。

  十月一日,饱经苦难的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中华民族历史上具有伟大意义的一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下午二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中南海勤政殿举行,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即宣布成立。下午三时,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以洪亮的声音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彭德怀、习仲勋等共产党人毫不畏惧,满怀信心,迎难而上。习仲勋在西北首届交通会议讲话中说:“今天,我们在全国胜利了!在西北胜利了!因而我们的工作重心,进入了一个新环境,负起了一个新的任务,已由结束战争转人和平建设新时期。”“当责任到了自己身上的时候,就下定决心要把那件事情办好,也就一定会办好。”

民族问题是西北地区最大的实际问题

  四月下旬,习仲勋主持召开西北军政委员会第十三次行政会议,检查总结春耕工作,提出下一步应该注意的问题。会后,习仲勋和西北军政委员会于五月五日再次发布命令,要求各地政府组织工作组,派干部下乡,“必须把主要注意力集中于春耕生产的组织和领导”,抓紧播种棉花和早秋作物,扩大宣传党和人民政府发展生产的政策,把政府的计划变成群众自己的计划和实际行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和毛泽东当选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消息,通过广播、报纸等形式传到西安,古城顿时沸腾起来,爆竹声、锣鼓声、欢呼声响彻云霄。

  当时,有许多人在看中国共产党人的笑话。他们说:“共产党是军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财经打零分。”然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用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卓越成绩,让这种看法彻底破产了。同样,已拥有在陕北局部执政十多年经验的习仲勋等领导人,经过艰苦卓绝的工作,使西北地区经济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

新中国成立初期,习仲勋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职务。由于第一书记和军政委员会主席彭德怀军务繁忙,特别是彭德怀在1950年春赴京参加中央会议和赴朝作战后,习仲勋就主持领导了西北局和西北军政委员会的工作。这时西北军政委员会辖区包括陕、甘、宁、青、新和西安市,拥有339万平方公里土地,占全国国土面积1/3强。在全地区5省1市中有4个省是民族或多民族地区,在2300余万人口中约700万是少数民族。这些民族信奉不同宗教,社会和经济发展程度又很不相同,加之历史上民族压迫政策和帝国主义外来势力挑拨等原因,使这些民族与汉族之间存在着很深的历史隔阂。如何在西北广大地区民族问题极为复杂的形势下,尽快实现安定团结,消除民族隔阂,建立起各民族间的互相信任,成为摆在西北局和西北军政委员会面前比其他大区更为需要急迫解决的严峻问题。

  一九五〇年西北地区小麦长势良好。为了保证做好夏收工作,按照习仲勋的指示,以彭德怀、习仲勋、张治中名义,于五月二十一日发出西北军政委员会令,指示各地“夏收为一切工作的中心”,“组织群众,抓紧时间,快收净割,速晒细碾,做到迅速‘麦人仓,草上堆’,避免风雹灾害,并注意割低麦茬,拾净麦穗,不使浪费麦草”,“组织选种工作,凡经群众亲身经验证明的优良品种,应即单割单收,保证纯净,提倡农户相互调剂品种”。要求各地组织“检查团或工作组下乡,直接帮助夏收,切实解决群众中的困难问题,特别注意解决裂、军、工属及鳏、寡无劳力者的困难”,“提倡亲帮亲,邻帮邻,‘赶麦场’,揽短工”,“把所有可能从事生产的男女老幼,都组织到夏收工作中来”。【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这一天,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贺龙参加了举世瞩目的开国大典。而身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员、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彭德怀,此时正指挥部队驰骋在解放大西北的战场上。已在九月三十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当选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的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三书记习仲勋,在西安通过收音机收听了开国大典的盛况。此时的他,激情难捺,心潮起伏。艰难困苦的战争岁月给他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然而这时他思考更多的是:一个革命党在成为执政党以后,怎样承担起新的历史重任,作为人民公仆,“人民的长工”,如何向人民交好“进城赶考”的历史答卷。他想起了三月间在西柏坡参加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时的情景,耳边响起了毛泽东语重心长的一段话:“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他深感责任重大,任重道远。

  根据当时的经济形势,中共中央西北局和习仲勋等在完成接管、初步稳定社会秩序的基础上,“有重点地开展了恢复工作。主要是:恢复工业生产,活跃贸易市场,调剂金融,平稳物价,整理财政,以及整顿学校,巩固治安,教育和组织群众等”。其实这个时候西北地区的军事斗争并未完全结束,清剿匪患的任务仍然很重,但是中共中央西北局和习仲勋审时度势,做出清醒的抉择,果断地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 来。习仲勋在多次会议上反复强调:“生产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我们已经在军事上、政治上取得胜利,还必须在经济战线上取得胜利。像西安这样的城市,只有在经济战线上获得大踏步地前进,才有可能根本改变自己的面貌。各阶层人民大众团结起来,在经济战线上打胜仗!这就是我们新的城市工作的基本方向。”他告诫各级干部说:多想想经济方面的问题,这就是今天政治生活的具体内容,就是我们的中心工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放弃或放松的中心工作。离开经济,离开群众生产活动的抽象政治,我们有很多人确实是谈得太多了。从那些抽象政治空谈中解放出来,面向经济,把生产事业办得更好一点,把关系群众生活的事情办得更好一点。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要努力做到的。

在民主革命时期,习仲勋在创建陕甘边根据地的实践中,特别是在延安时期,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就十分重视少数民族工作,这为他在新中国成立后处理少数民族事务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因此新中国成立后,他就清醒地认识到西北少数民族工作的复杂性,在各种会议上多次指出:“我要特别说到民族问题。这在西北地区来说是最大的实际问题。这也是我们这里多出的一项任务”,“如果丢开民族问题,就是脱离西北眼前最重要的实际”(习仲勋:《在西北局扩大会议上的总结》(1950年6月29日);习仲勋:《关于传达三中全会的报告》(1950年7月1日)。)。他向各级干部反复强调:“西北这个地方是几十种民族合作的大家庭,在西北服务和生活上是必须注意这个民族问题,这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任何人离开了这个东西就要犯错误”,“如搞不好,就要亡头,就会被杀掉。”(《习仲勋论统一战线》,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7、36页。)他把是否做好民族工作看作关系政权生死存亡的问题,时时处处提醒各级干部处理一切问题都要看是否影响民族团结,“均须根据民族特点及注意民族情感办事”。并且必须首先要照顾少数民族,“只有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有‘不平等’的准备,结果才会达到平等”。他说:“各少数民族发展历史不同,阶级关系不同,民族情感不同,风俗习惯不同,党的政策只有结合这些具体情况,才能把事情办好”。(《习仲勋论统一战线》,第48、117页。)

  习仲勋抓农业生产之细致,由此可见一斑。但不仅仅如此,从他处理一九五一年六七月出现的旱情和随后出现的“饱”雨,更能见其工作的细致人微。六月后,西北地区出现了较大面积的旱情,七月二日西北军政委员会即发出指示,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加强抗旱防灾工作。不久,陕西、甘肃及青海等地又普降“饱”雨,习仲勋亲自修改下发《关于加紧雨后抢种及锄草工作的指示》,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应即抓紧时间,领导农民,发动变工队,突击抢种晚秋作物(谷子、糜子、荞麦、小豆和秋菜等),已种早秋土地,因灾、旱缺苗者应即进行补种”,强调:“这是当前农业生产工作的重点,务须集中力量,切实执行,并帮助农民解决种子、劳畜力等具体困难,争取迅速下种,不误天时。”他还要求:“部分沿河低洼地带,尚须注意修堤防洪,开沟排水,以免水灾。”

  西安各界要在十月二日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大会,由于这一天也是纪念国际和平与民主自由斗争日的第一个纪念日,为此,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两项活动一并举行。

  这时,西北地区同全国一样,首先面对的是市场严重不稳,物价剧烈波动的严峻形势。从一九四九年十月到一九五〇年三月,以上海、天津为先导,西北、华中继起跟进,已先后两次出现物价上涨风潮,投机商人趁机囤积居奇,扰乱市场。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下旬,西安、上海等几个大城市的物价比七月底平均上涨三点七倍;一九五。年二月下旬,西安市六十种商品的平均物价较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底又上涨了百分之二百四十三,其中十四种食品的平均价格上涨了百分之三百八十一。这种情况严重破坏社会生产和流通的正常秩序,威胁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成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首要障碍。

因此,西北局成立伊始,就把民族工作放在西北人民革命和建设事业中首要的和极其重要的地位,在1949年11月中旬召开的扩大会议上决定,“必须广泛宣传并坚决执行《共同纲领》所规定的民族平等政策,准备经过长期艰苦工作,在各民族平等的基础上,建立起各民族人民间互助友爱合作的新关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会兰州扩大会议决议》。)。为了贯彻这一施政目标,按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习仲勋注意吸收各民族代表人士参加各级政权工作。他和西北局在协商各省政府人事配备问题时,特别注意“使各民族都有相当数量的代表参加政府工作,并有意识照顾当地人数较少的民族。民族杂居地区应有少数民族的人充任县长或副县长”(《习仲勋论统一战线》,第51页。)。他并提出如甘肃省临夏的回族人士马惇靖和马鸿宾可分别参加宁夏省或甘肃省政府的工作,马鸿宾可任甘肃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在考虑西北军政委员会人选时,同样根据照顾各个地区、各个民族等原则,吸收回族马鸿宾、马辅臣、杨静仁,维吾尔族赛福鼎、包尔汉,蒙古族白海风,藏族喜饶嘉措等少数民族人士为委员。在西北军政委员会组织机构中还设立同财经、文教委员会并列的“民族事务委员会”,主管各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等各有关事务。在各地区和市县也都吸收相当数量的少数民族人士参加各级人民政府的工作。这些少数民族人士熟悉民族情况,在少数民族中有相当影响和联系,吸收他们参加政权工作,有利于消除各民族间存在的历史隔阂,加强各民族间的沟通联系。

  习仲勋在领导农业生产过程中,还根据自己多年在农村生括的经验,十分注意解决农业生产资金信贷问题。他深知,许多贫苦农民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薄弱,在春荒不接和遇到天灾、疾病时,发展生产会遇到困难,需要资金支持和群众的互相帮助。因此,在他领导西北军政委员会的三年中,每年春耕前,都会及时以西北军政委员会三位主要领导人的名义,发出《关于农业生产贷款工作的指示》,要求各级成立“农贷委员会”,“由同级的行政首长亲自负责,各有关部门必须依照规定职权,明确各自应尽的责任,密切配合”,用国家宝贵的资金“有重点有计划的扶助发展农业,兴修水利,增产粮棉繁殖牲畜”。他强调:“贷款必须以生产积极而资金困难的农牧民为主要对象”,“专款专用”,“有借有还”,“倡导自由借贷,组织群众自己的力量,实行互相调剂资金及解决部分生产资料的需要,以配合农贷更多的解决农民生产中的困难问题。”

  十月二日,蒙蒙雨雾中的古城西安,披上了节日盛装,位于市中心的钟楼上矗立着毛泽东、朱德的巨幅画像。“天一明,即像新年一样全城响彻了鞭炮声。早饭以后,宣传队、秧歌队、宣传车就不停地在这家家悬国旗、户户贴对联的西安街头不断地活跃,锣鼓声、秧歌声、口号声、欢笑声、鼓掌声,整天荡漾全城。天虽然下着绵绵不断的淫雨,却丝毫也没有阻碍着人们的欢欣鼓舞。”人们纷纷拥上街头,以不同方式表达着心中的喜悦。习仲勋满怀激情,同西安六十万人民一起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及国际和平与民主自由斗争日,同时庆祝青海、宁夏、新疆获得解放。

  为了击退经济战线上的这股恶浪,中共中央西北局按照中央的部署,从河南、安徽和陇海路沿线的城市调集粮食、棉布等物资,在西北各地集中抛售,使物价迅速回落并保持了平稳态势。同时中共中央西北局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增加收入,紧缩通货。一九五。年一月,成立了“西北五省人民胜利折实公债推销委员会”,习仲勋担任主任,委员“包括各界民主人士、党政军及财政贸易银行等负责人,文教及工青妇代表、各省市主席及市长”,下设推销发行、宣传动员和债券债款出纳三个委员会。一月九日,习仲勋同委员会副主任杨明轩、西北财经委主任贾拓夫联名给西北各省发出电报,要求各省、市、县迅速成立推销公债委员会并开展工作,“推销对象主要应放在大中小城市的工商业者和城乡殷实富户及富有的退职文武官员,机关部队及工人在自愿原则下可以号召带头”。这项工作对解决政府财政赤字,减少物价波动和筹措恢复经济资金起了重要作用。

少数民族人士参加各级政权,为做好少数民族工作提供了组织保证,但更重要的还是使他们实实在在地参政议政,调动他们参加政权建设的积极性,以真正建立起各民族间的互相信任。为此,习仲勋和西北局重点抓了每半年召开一次的西北军政委员会全体会议。如1950年7月上旬召开的第二次军政委员会全体会议,除军政委员会全体委员参加外,还特别邀请各界知名人士34人,各民族代表及各部门、各地方人民政府负责人136人,特约旁听者160人,“各少数民族人士将占正式参加会议人数一半以上”(《习仲勋论统一战线》,第54页。),“这种广泛代表性的会议,为西北历来所没有,因此会议的情绪也显得更为紧张热烈”(彭德怀、习仲勋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1950年7月29日)。)。会议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在肯定前一段工作成绩基础上,着重检讨这一段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彭德怀、习仲勋以及西北各省、各部领导人在会议报告中,都主动对过去的工作进行检讨和自我批评,对今后“准备解决各种问题的方针、政策、计划、方案等,拿到大家面前,让大家明瞭、研究考虑,经过反复酝酿,广泛地交换意见,充分协商而后决定”。习仲勋“善于在和大家合作共事中,提出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正确主张,获得大家的真诚拥护,而将大家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习仲勋在会前党内讲话中就特别提出,要防止在和少数民族与民主人士共事中,不认真同人家一块讨论工作、研究问题,而只是叫人家同意、签名的做法。他强调:“要做到实际的真正的团结,首要一条就是使人家能够愿意讲出自己的意见”,“我们必须采取诚恳谦虚的态度,检讨工作既要讲成绩,也要讲缺点;既要讲好的,也要讲坏的;正确估量和实事求是,主动地进行自我批评”,要“有负责精神,重言诺,能办到的才说能办到”。(习仲勋在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党员干部会上的讲话(1950年7月7日)。)

  由于习仲勋正确细致的领导,农村工作政策和措施落实得比较扎实,广大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不断高涨,农业生产任务超额完成。一九五。年粮食产量较一九四九年增产十二亿斤,提高百分之十,战胜了解放后第一年出现的严重灾荒。“通过领导生产,党和政府进一步获得了广大群众的爱戴与拥护,从生产上更加促进与巩固了民族团结。并且,经过一年农业生产的实践,进一步熟悉了情况,取得了经验,教育提高了干部。”

  下午四时,西安二十万各界群众冒雨从四面八方聚集到革命公园广场,举行西北历史上空前隆币的盛大集会。庆祝大会在四十八响隆隆的礼炮声中开幕,伴随着嘹亮的国歌声,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习仲勋英姿勃发,庄重地走到麦克风前,作了题为《建设新中国,争取世界和平,团结在毛主席的旗帜下前进》的演讲。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习仲勋公开发表的第一篇讲话。他铿锵有力的声音在会场上空回荡:

  新中国建立初的几次物价上涨,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由于建国初期国家财政困难,货币发行过多而造成的。当时全国还没有完全解放,战争还在继续,军费开支浩大,加上对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人员采取包下来的政策,连同国家政府军政人员的开支在内,使国家财政支出较大。这时城市的税收制度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国营企业也正在恢复之中,上交利税很少,财政问题比较突出。当时,各大区仍然沿用根据地时期自收自支的财政政策,公粮、税收基本掌握在各省、市政府手中,中央财政只统一支出而未统一收入,财力分散,人不敷出,庞大的支出主要依靠货币发行来解决,致使物价多次上涨。

习仲勋务实的工作作风,会上和衷共济、集思广益的热烈氛围,深深地感染了参会人员。正如委员中有些老先生所说的:“有的意见大都讲出来了,有些人会前存在的一些疑虑也消释了,一致反映认为会议开得很民主,问题解决的很具体,领导人虚心诚恳。有的人说:‘七天会议顶上几个月学校’”(彭德怀、习仲勋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1950年7月29日)。)。特别是各不同民族委员间充分表现了互相尊重与团结友爱精神,凡涉及少数民族的问题,特别重视各少数民族委员的意见。如有不同意见,经分组、大会反复研究协商才决定。这就促使各民族间的互相信任在逐步增长,隔阂在逐步消除。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下旬,陕西省召开农业生产会议。习仲勋出席会议并讲话。他说:这一年在战争刚刚结束,社会秩序还未完全安定的情况下,我们做了许多工作,如兴修水利,活跃借贷,改良种子,防虫防旱等,“更重要的是动员和组织了广大群众参加到生产战线上来。而群众对我们最满意的也是这一件事,这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是看不到的,而在几千年的历史上也是没有见过的,我们今天能获得广大群众的拥护,主要的原因也就在这里。革命就是要办好群众的生产事业,而领导群众生产又是最实际最具体的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他对来年的农业世生产形势进行了分析展望,认为一九五一年农业生产条件会更好,要求各级领导做好充分的生产准备,切实帮助农民解决生产中的困难。广大干部要用说服鼓励和典型示范的办法,“发动广大农民由过去‘没心劲’好好生产,走向有组织有计划的努力生产”,“培养劳模,推动生产”,“续活跃借贷,保证有借有还”和“组织自愿变工,开展合作运动”。之后,习仲勋主持召开了西北地区农业生产会议,全面总结一九五〇年农业生产工作,提出九五一年粮棉增产任务和工作措施。

  今天是十月二日,是伟大的国际和平斗争日。全世界各个国家的人民,在今天都起来向反动派示威。今天,我们也全体动员起来检阅自己的力量,以新中国人民解放胜利的队伍,参加为国际和平而斗争的行列。我们向全世界说:我们中国人也站起来了。我们和苏联、各民主主义国家及各国人民团结在一起,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阴谋;我们要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新中国。我们中国人民一百多年以来,前仆后继,反对国内外压迫者的斗争,现在胜利了。我们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国内外的压迫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们从此有了人民自己的国家,我们有了人民自己的政府,这个政府的主席,就是我们伟大的人民领袖——毛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财经委员会于二月中下旬召开财经令议,形成《关于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要求各地结束以往财经管理上的分散局面,统一全国的财政收支、物资洞度和现金管理,把国家的财力物力集中起来,克服财政困难,稳定金融物价。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在财经工作方面采取的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措施。

像这样的会议,在习仲勋主持西北局工作期间,先后共举行了六次。每次会议都邀请各民族、各界、各民主党派人士列席,人数是委员数的两倍到三倍。经过这种民族民主的统一战线会议形式,使各方面的人体验到真正参与政事,并由此得到教育,没有一个人不在进步,并且进步很大很快。(习仲勋关于西北局三月份工作的综合报告(1951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充分肯定了习仲勋的这一做法,并转发各大区书记参考。

  为了顺利完成一九五一年的农业生产任务及各项工作,按照习仲勋的指示,二月十四日,西北军政委员会发出《关于西北区一九五一年农业生产的指示》,强调了做好农业生产特别是春耕生产的重要性,重申了几项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措施,要求各级政府抽派主要负责同志和得力干部,深入农村,切实指导和推动春耕生产。

  我们从来未曾有过这样可以骄傲的日子。我们中国人民受尽了苦难,受尽了折磨,终于站起来了。我们中华民族再也不是可以被人欺侮的了。如果有胆敢破坏我们民族独立和自由的,一定要受到严重的打击!

  中共中央西北局敏锐地认识到《决定》的重要性。为了坚决贯彻中央决定,彭德怀向西北地区各级干部提出厉行廉洁朴素作风的号召。三月七日下午,西北军政委员会在西安群众堂举行第六次行政会议扩大会议,彭德怀、贾拓夫等分别讲话和传达政务院《决定》,号召大家禁止浪费,节衣缩食,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习仲勋代表中共中央西北局在《群众日报》发表重要谈话,号召:“每个共产党员,必须遵照这一决定指示的方针,立即行动起来,以最高的党性忠实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保证迅速全部实现政务院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

除此之外,习仲勋和西北局还在军政委员会全体会议之外,单独召开民族事务委员会会议。如第二次军政委员会会议之后,根据会上少数民族委员反映的情况,为了具体解决他们提出的问题,习仲勋很快就直接领导召开了民族事务委员会第一次委员会议。这次会议有各民族委员27人出席,各民族列席者75人,西安各机关干部及民主人士列席者75人。习仲勋在会议期间多次接见各民族委员和人士,几次莅会讲话。他在开幕讲话中指出:西北各民族现在已由过去相互仇杀的历史转变为平等、团结、互助、友爱的新历史,我们应该珍爱这一翻天覆地的各民族新历史的开端。但这只是我们民族工作上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希望各位委员用认真负责的精神来讨论各民族人民的重大问题,慎重稳步地推进各民族人民的建设事业。这次会议检讨西北解放以来的民族工作,确定了西北今后民族工作的方针、步骤和任务,使到会各民族人士和干部对今后如何开展民族工作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会议对重大问题采取“有计划的个别深谈方式,多则谈过七八次”,基本消除了与会者各种疑虑,“敢于大胆发言,积极提议案”,“对区域自治,联合政权,宗教等主要政策大体上都得到比较明确的一致认识”。(汪锋关于西北民族事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情况给西北局并中央统战部的情况汇报(1950年8月8日)。)7月27日,习仲勋在闭幕会上讲话。他再次强调民族团结问题,指出:由各民族的人士来商讨各民族的大事,是解决各民族问题的一个好办法。民族团结是一切之本,希望到会的各民族人士把西北各民族的事业办好。

  习仲勋在领导农业生产中,特别重视让农民群众掌握先进的生产技术。他在多次会议上号召农业技术人员要深入下去,到农民群众中去普及优良品种和先进耕作方法。他关心农业科技的发展,为此专程到武功县杨陵的西北农学院视察工作。

  习仲勋在讲话中,着重阐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体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基本观点,指出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就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民主阶级、国内各民族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大团结,这是一个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就是要团结除反动分子、潜伏特务分子以外的一切人。他提出:要珍惜每一个有用的人才,尽快经过各界代表会议及其他适当组织形式,实现西北人民的大团结,共同担负起解放与建设大西北的伟大使命。他还指出:人民民主专政要时刻警惕国内外反动派的破坏阴谋,警告一切残余的反动分子和暗藏的特务分子,如果还不向人民悔过赎罪,定要捉拿法办;但凡及早坦白向善者,将会得到人民的宽大。他充满信心地讲道:

  西北军政委员会于三月十八日至二十四日,用七天时间召开了各有关部门和各省市财经负责人会议,传达全国财经会议精神,就如何落实中央《决定》作具体部署。会议采取“先打通思想,然后来算细账,用打通思想来作精打细算的基础”的方法,“自始至终发扬民主,大胆揭发缺点,运用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来求得大家思想和步调一致”。这次会议达到了统一思想的目的,“会议闭幕时各省同志表示‘这七天上了一大课”’。

这次会议实际上带有西北各民族代表会议的性质,奠定了以后开展西北民族工作的基础。在习仲勋领导西北工作期间,先后共召开了三次这样的会议。参加1952年春召开的第三次民族事务委员会会议的全体委员,还列席了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习仲勋对这次会议总结指出:“这次会议范围更扩大了,牧区各部落都有人来,情绪都很积极。”习仲勋每次都在百忙中到会讲话,并同与会委员们进行长谈。他在日常领导部署全面工作时,经常对民族工作作出指示,并要求民委协同各业务部门进行有关民族工作的检查,使军政委员会有关的决定落到实处。1952年秋,就在他调中央工作前,还要求西北各省市委和地委“在民族杂居地区,认真检查一次民族政策执行的情况,订出切实改进办法” (西北局给甘肃省委并新疆分局、各省委地委并报中央电(1952年9月4日)。)。后来中央把西北局的这一决定转发西南和中南局,并指示:“盼西南、中南两中央局亦通知所属有关党委以同样严肃认真的精神检查民族政策的执行情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10—1966.5)》第9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20页。),从而促成全国进行了一次民族工作的大检查。

  西北农学院位于中华农耕文明的发祥地——陕西杨陵。早在四千多年前,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农官后稷,就在这一带“教民稼穑,树艺五谷”,开创了农耕文明的先河。一九三四年,著名爱国人士于右任和杨虎城在这里选址创立了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后来发展成为西北农学院,是中国西部地区现代高等农业教育的发源地。西北农业生产会议刚一结束,习仲勋就来到这里,同农学院的学生亲切交谈,向师生介绍国内情况和朝鲜战争的形势,介绍西北地区建设取得的成就和今后的方针任务。他说,一九五一年西北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农业,先解决群众的吃饭问题,再有计划有重点地发展工业,繁荣经济;继一续巩固财政与物价的稳定,发展国内市场;正确地有步骤地发展合作事业,搞好城乡物资交流,特别是收购和运销农村土产。他勉励同学们努力学好农业科学知识,说:“西北是广大的农业地区,将来要很大发展,其正确方向就是与科学技术相结合,就要依靠我们的农学院来解决。”他强调:科学技术之所以可贵,是因为人民群众需要它。科学技术要实现它的伟大作用,又必须与群众结合,交给群众,经过群众的实践去实现它、证明它、充实它、发展它。因此,科学技术人员与群众结合,是坚定不移的方向。他要求同学们学习时就要注意这个结合,如到农村帮助群众选种、除害,吸取群众中的生产经验等;将来到实际工作中去,更要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习仲勋还关心农业战线知识分子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在学院看望和慰问了长期从事农业科学研究的专家教授。

  我们西北地区,蕴藏极其丰富,人民极其勤劳,只是因为被封建主义和反动政府统治的结果,在经济上、文化上落后了。但我们确实相信:这种情况会因为我们的努力而改变。一经开发,将是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广大的富源,一个重要的工业区和农牧区,一个坚强的国防堡垒。

  习仲勋十分重视这次会议,在开幕式上作了《为统一匡家财政经济工作而斗争》的讲话,会议结束时还作了总结讨话。在讲话中,他首先阐述了统一国家财政经济的重大意义.指出:“统一国家财政经济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任何李业,离开这个主题都是走不通的。过去我们长期处于分散的研境中,收人支出形成‘各自为政’、‘独立国’,这在那个时假是需要的,否则就不能存在。但在今天全国已经统一,新的刚期已经到来的形势下,如果仍然继续搞‘各自为政’、‘独立国’,就要犯严重错误。‘经济是政治的实际内容’,财政经济不统一,我们的国家就不可能真正的统一,已获得的胜利也勃不可能真正地巩固起来。”

重视争取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工作

  习仲勋还运用典型带动和组织群众的办法,在西北农业战线开展了爱国主义农业生产竞赛运动。他支持陕西省兴平县张明亮等四十七个互助组,向西北和全国小麦产区各农业互助组提出夏收、夏选(选留小麦良种)的挑战竞赛。国家农业部对这一做法给予了充分肯定和支持,号召全国小麦产区:“应予以高度重视,在总结春耕生产的基础上组织互助组应战。”响应农业部的号召,陕西有三千三百个互助组,全国有八千五百个互助组积极应战。此外,西北地区还开展了棉花爱国丰产竞赛,造林、水利和畜牧的劳动竞赛,这些活动“大大地发挥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爱国热情,有力地推动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和发展”,“创造了各种主要作物的丰产纪录和全国小麦的最高丰产纪录”。

  我们就要动手工作,在乡村,有步骤地实行乡村改革,发动农民;在城市,依靠工人,并使所有城乡劳动人民、知识分子和各民主阶级,一致团结起来,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迎接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国防建设的高潮。

  就西北地区如何落实中央决定,习仲勋提出重要意见。他指出:政务院这个《决定》的基本精神是“增加收入,缩减开支,统一领导”,因此,“贯彻中央《决定》的基本方向,就是多收一点,少支一点,统一起来,而且还要把事情办好”。他强调:第一,必须整编机构,核实人数,实事求是地设立工作机构和配备人员。他说:“正如一部机器一样,必须合理地配置零件。不必要的庞大机构,人浮于事的现象,反而会降低工作效率。”一个人全年须开支四千多斤小米,有些单位减少人员不报告,这是集体贪污,假如把这项开支移到建设方面就会起很大作用。第二,必须进行普遍深入的物资清理调查工作,凡是国家和人民的公共财产,都要重新进行清理调查,同时检查管理经营制度和工作作风。第三,必须从多方而着手,厉行节约,省人省钱,严惩贪污。“提倡精打细算,反对大少爷作风。拿钱和泥,不算本领。我们负责给人民办事,所要求的是用最少的人力、物力和时间,做出更多更好的工作成绩。”第四,必须扩大税源,完成今年税收任务。第五,遵循政务院的《决定》,在新的基础上建立各方面的制度,保证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要克服本位主义与地方主义的思想,坚决确立部分服从全体,地方服从中央的思想,不要强调自己地区和单位的特殊性。习仲勋针对有些同志忽视财经工作的倾向指出:“所有的党政工作,全是为着发展财政经济而服务的,做革命工作,不过问生产,就是想当革命队伍内的‘二流子” 紧接着,又以彭德怀、习仲勋和西北军政委员会的名义,先后发出《关于贯彻政务院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为执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全国仓库物资清理调配的决定的通令》和《为贯彻政务院关于实行国家机关现金管理的决定》等重要文件。中共中央西北局还向各级党委发出《关于贯彻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全力实现军政委员会的《决定》,要用一定的时问,“让财经部门负责同志有充分发表意见的机会,目的是为了认真、精密的研究讨论财政经济工作方面的问题,求得及时的彻底解决”,“政府各级部门工作中的党员首先必须完全自觉并严格的无条件的执行”,从组织上保证了《决定》的贯彻落实。

习仲勋和西北局在领导西北民族工作中,十分重视争取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工作。因为当时西北少数民族干部还没有培养起来,而由于历史原因和宗教习惯,王公、贵族、千百户和活佛等上层人士在群众中还有极大影响及信仰。这种历史条件决定了当时西北地区民族问题矛盾的主要方面就在这些上层,正如习仲勋所分析指出的:“一年来,各民族广大人民有很大的进步,他们拥护人民政府,拥护毛主席,拥护共产党和解放军,那个情绪是很高的,这是他们的进步。但另一方面还必须看到,宗教和封建的影响在人民中间还很大。正因为存在这两方面的情况,我们就必须采取团结上层、争取下层的方针”,“而只有争取上层,团结上层,才能更好地便于我们争取下层。”因此,“团结各民族的领袖人物、宗教界重要人物、牧区的部落头人、知识分子,在目前时期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习仲勋论统一战线》,第74、119页。)

  一九五一年西北地区粮食产量大幅度增长,陕西增长了百分之十五。为了表彰农业战线的先进模范人物,一九五二年新年刚过,按照习仲勋的指示,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了西北首届农林、水利、畜牧劳动模范代表会议。西北五省一市,包括九个民族在内的农业、水利、畜牧业的先进人物及部分工人、荣誉军人和机关代表等数百人,聚集一堂,交流农业等生产方面的经验。陕西小麦丰产能手史安福、陕北小型水利模范鲁宗明寺在会上介绍经验。

  习仲勋的讲话,是代表西北军民坚决拥护和执行《共同纲领》的宣言,是一篇声讨帝国主义侵略政策、捍卫世界和平的檄文,是一幅建设大西北的宏伟蓝图。它充分表达了西北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也反映了包括习仲勋在内的西北党政军领导人在新中国建立伊始、百废待举之际,对恢复和开拓发展西北经济和社会事业的信心和决心。

  由于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西北军政委员会采取一系列的正确措施,西北地区的财政状况明显好转,各项税收显著增加。一九五。年一至三月,西北地区税收完成全年计划的百分之六十六,四月份完成百分之八十五,五月份完成百分之一百零三财政工作开始进人统一领导和统一管理的轨道,由于建立严格国库等一系列制度,财政收支逐渐接近平衡,货币发行量大大减少,通货膨胀得到有效遏制。西北地区六十种商品的平均价格三月份以后发生了明显变化,四月份较二月下旬跌落了百分之五十二,其中十四种食品价格跌落了百分之六十二,五月初物价转入平稳状态,之后一年多物价控制在涨落百分之几的范围内,物价飞涨的混乱局面得到彻底扭转,使西北地区成为全国物价的“盆地”。这一时期形成的良好经济环境,对稳定人民生活和发展公私生产十分有利。“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是旧中国经济改组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开始”。陈云就全国所指出的“一九五。年三月以后,国内市场的性质已经改变,官僚资本操纵下的以投机和破坏国民经济为目的的市场,已经基本上改变为在国营经济领导下的以服务于人民生活和恢复及发展生产为目的的市场”的状况,完全符合西北地区的实际情况。随着西北地区财政状况开始好转和物价趋于平稳,市场又产生了新的问题,国民党统治时期畸形发展起来的工商业病态开始暴露出来,“表现为销路呆滞、周转失灵、减产歇业、失业骤增”。为了解决这些新的问题,习仲勋和中共中央西北局又把经济工作重点调整到工商业和进行工厂的民主改革上来。

这是习仲勋在西北少数民族工作实践中取得的切身经验,通过团结上层人士,才能减少阻力,增加助力,不通过他们就不能和群众见面。他对西北各级干部一再强调说:在民族地区进行一切工作都应主动地团结上层分子,稳住他们,然后争取在阻力较小较少的条件下进行群众工作。为此,习仲勋和西北局除在组织上适当安置在各地有影响的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外,也非常重视同少数民族代表人物建立密切的个人友谊。这一时期,他兼任西北局统战部部长职务。由于他谦逊宽厚、坦诚相待、热情爽朗的个性,同许多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交往频繁,给他们讲形势,谈工作,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建立起了长期的友谊。如新疆的包尔汉、赛福鼎,青海的尧西·古公才旦、喜饶嘉措,内蒙古的阿拉善旗达理扎雅亲王,宁夏的马震武和马腾霭,甘肃的马鸿宾、黄正清,还有十世班禅等。“他们都是在习书记的关心帮助下,为党为民族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习仲勋革命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310—311页。)这对促进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秩序的安定和各项工作的开展,尤其在西北剿匪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

  习仲勋在会议开幕式上作了《为争取今年农业生产战线上的伟大胜利而斗争》的讲话。他指出:这次劳动模范代表会议,就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在西北来说是第一次。过去陕甘宁边区曾经开过几次这样的会议,对于建设边区,发展生产起过很大的推动作用,但从来没有能够像这次这样,聚集了这么多民族和各方面的代表,开这样一个盛大的会议。“今后这样的会,还要召开,各省、市一直到区、乡都要普遍召开”,“通过这样的会议,交流并推广好的生产经验,检查寻们的生产情况,加强我们的领导方法,为今年的大生产运动创造有利的条件”。他希望随着国家和人民事业的发展,各行各业涌现更多的劳动模范。

  习仲勋讲话后,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刘景范、西安市军管会副主任兼市长贾拓夫和陕西民主人士张翔初、工人代表杜自强等也先后在庆祝大会上发言。大会通过了《致世界拥护和平大会》、《致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和《致第一野战军》等项通电。庆祝大会在群众山呼海啸般的口号声中结束。“当主席宣布散会后,秧歌队的锣鼓声立即响起来了,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唱起来了,秧歌扭起来了,熊熊的火炬也燃起来了,愈下愈大的雨点,淋不熄这熊熊的火炬,火炬却愈燃愈多,愈燃愈大,二十万人怀着极度兴奋欢愉的情绪立即又转入巨大的游行示威,投入红星灿烂红旗翻舞的大街中。”

  首先,按照《共同纲领》中确立的国家经济居于领导地位的基本原则调整公私关系。利用国家庞大的购买力,通过加工订货方式,把资金投向若干主要的私营企业,使之按照国民经济需要进行生产,并给予私人资本一定的合法利润。西安市十个政府单位在全市各主要行业加工订货,共付出加工费约二百三十亿元(旧币),使大部分私营企业渡过了难关。国营贸易机构充分发挥调剂供求和调整物价的作用,保持各种商品的适当牌价,使合理合法经营的工商业者取得正当利润。组织收购各种土特产品,让农民保持一定的购买力,进一步活跃了城乡物资交流。

甘肃中部的西吉、海原、固原和隆德4个县,是回、汉民族的聚居地,数百年来民族纠纷不断。1950年春爆发的平凉叛乱被平息后,以马国瑗为首的一部分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由于对开展的土改和镇反运动不满,而受国民党特务分子煽动和欺骗,网罗数百名地主、恶霸、惯匪和国民党军政人员,以道堂、寺院为基地,打着“保回保教”旗号,叫嚣“前方细菌战,后方斧头干!”于1952年4月再掀暴乱,裹胁群众上万人攻打区乡政府和西吉等县城,暴乱先后波及4个县的66个乡,干部、军队和群众伤亡近2000人。

  习仲勋在讲话中,对一九五二年农业生产做出全面部署他指出:要更多的增加粮食,各方面都应集中力量围绕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来开展工作。有效方法就是增施肥料,用各种方法积肥,特别注意多养猪、羊和大牲畜,注意解决农具、耕畜鲁问题。青海、甘肃、陕南等地农具奇缺,要继续采取增加贷款、群众互相调剂和相互合作的办法去解决。他还指出:“西北多山地区,特别应该重视小型水利”,有计划有重点地修建蓄水池。还要积极防治病虫害,继续贯彻“防重于治”的方针,推广优良品种,确保粮棉增产目标的实现。

  按照习仲勋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指示,西北各地已解放的城乡都先后举行庆祝大会,革命圣地延安也召开了庆祝大会。

  其次,调整产销关系,也就是“克服生产中的盲目性,使生产与消费在互相平衡下,求得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西北地区原有的工业,基本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发展起来的,产品质次价高,但因没有其他地区的产品的竞争而垄断着西北市场,凭借着通货膨胀和虚假的购买力取得销路和超额利润。一九五〇年初,陇海铁路恢复通车,特别是三月全国财经统一后,“战时工商业所孕育着的病态充分暴露出来了”。产品滞销,资金周转不灵,“因而使工商业界感到很大痛苦”。针对这种形势,习仲勋和中共中央西北局财经委员会于五月召开第一届工业会议,根据以销定产的原则“制定了整顿与改造旧企业的方针与办法,根据市场与资源条件,审定了事业计划,确定了发展扩大、缩小合并、停办缓办与维持生产现状的方针。重点地发展了电力、纺织,主动地停办了十一个小工厂,合并了五个工厂”。之后,又分别“召开了西北区面粉、纺织、火柴、煤矿等专业会议,克服了生产中的无政府状态,使产销相对地、初步地带有计划性”。经济平稳地发展起来。

叛乱发生后,习仲勋立即指示平凉分区地委及专署负责人深入各县具体领导剿匪工作,并再次派出西北军政委员会慰问团赶赴各县慰问在叛乱中受伤害的回汉族群众,召开各界人士座谈会和群众大会,“讲明平息匪乱的各项政策与有关救济、医疗的原则,以及人民政府的民族政策等”,(西北军政委员会平凉专区慰问团工作报告(1952年5月29日)。)并迅速发放救济款,帮助群众恢复生产。针对剿匪部队已在军事上击溃武装叛乱主力,只有匪首马国瑗等带着少数土匪在暗中分散流窜活动;少数阿訇及地主秘密召开会议,制造谣言,许多回族群众说“大爷再有口唤,还不得不去”的形势,习仲勋强调要充分发挥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作用,彻底消除匪患。他在几十年后提到这一事件时还说:单凭武的办法不行,“还是由爱国的宗教上层人士组织代表团去出面和平解决。我们绝不要低估党外朋友的作用。问题在于我们怎样对待他们,把他们当作一个爱国的朋友去交,他就可以帮你解决很多问题” (《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381页。)。甘肃有个大教主叫马震武,他一句话可以煽动回族群众起来叛乱,一句话也可以把这个叛乱平息下去。他能起到我们一个党员所起不到的作用。为此,习仲勋亲自赶到兰州,耐心细致地向马震武讲解党的政策,讲清对叛乱的民族上层分子,只看现在,不问过去,只要今天放下武器,投向人民,就可以宽大处理。之后,马震武同甘肃省委副书记孙作宾“即孤身闯入西吉滩,用党的宽大政策招降了马国瑗,其他大小匪首也随之全部投降。至此,西吉叛乱始告平息”(《孙作宾》,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6页。)。7月30日,马震武给习仲勋写信,汇报了他到西吉后招降马国瑗及其他匪首的情况。

  一月五日会议闭幕,习仲勋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在会上提出了依据群众自愿互利原则,大力提倡组织农村合作互助运动的号召。一九五一年十月,全国第一次农业生产合作会议在北京召开,随之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在全国逐步兴起。西北地区也同全国一样,一批农业互助合作组和互助合作社发展起来。一九五二年春陕西省米脂县发展农业互助合作社六十三个,子洲县发展二十三个。到六月,西北全区已组织起互助合作组六十二万多个,其中有一百二十九个生产合作社,六百多万农业劳动力参加了互助组,有互助合作历史的陕北老区一些县百分之八十的劳动力参加了互助组。

  新中国成立前夕的九月二十六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正在举行之时,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一起度过了十三年艰苦岁月的延安社会各界,向毛泽东发去了致敬电。十月二十六日,习仲勋收到了毛泽东的复电。毛泽东在复电中写道:

  再次,加强国营企业民主管理和调整私营企业劳资关系。在这方面,习仲勋下了较大的气力,他经过调查研究,多次召开会议解决问题。一九四九年十月,习仲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西北局公营企业联席会议,研究部署保持和恢复原有工厂的生产秩序。一九五〇年三四月间,他又主持召开西北首届交通、电业、纺织等专业会议及西北首届工业会议,讨论经营企业化和管理民主化,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克服本地产品垄断地位丧失后所遇到困难的问题。按照这些会议精神,“西北国营厂矿普遍进行了整编、精简、清理仓库、建立制度等工作”并“开始实行管理民主化,普遍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吸收职工参加生产管理,发动与提高职工的觉悟与劳动热情;同时学习东北实行经济核算制的经验,试行定额管理与责任制,改进与建立成本会计制度;并组织工作组到几个大厂具体帮助,培养典型,吸取经验”,使西北地区“国营厂矿基本上得到改造,生产上有了比较显著进步,渡过了全国经济改组期间的困难。许多厂矿由前半年的亏本转为后半年赚钱,在完成上缴任务外,还有盈余”。

此外,习仲勋还争取了藏族上层人士黄正清,对于甘青一带的剿匪工作起了重要作用,并同他建立起几十年的友谊。黄正清是甘肃夏河县拉卜楞寺的藏族保安司令,国民党军事参议院少将参议,1949年8月率部起义。之后,他在同中共西北局领导人彭德怀、贺龙和习仲勋等交往中,进一步在工作中相知。这使他对比国民党长官的盛气凌人和他所受到的凌辱,感到“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特别是满口陕西乡音的习仲勋,颇使黄正清深切感觉到一种格外亲切的大西北乡情。习仲勋在工作中总是对他热情鼓励,他可以随时到习仲勋那里汇报工作或请示问题。每当一件大的任务来临,习仲勋总要当面向他征求意见,并把可能遇到的困难全面考虑到,鼓励他大胆工作。黄正清把习仲勋看作“藏胞心目中的亲人”,习仲勋调到中央工作后,两人仍然保持了深厚的友谊。

  习仲勋十分关注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为了使运动向着健康的方向发展,一九五二年六月上旬,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西北农业互助合作工作会议,分析运动发展的形势,总结经验,检查存在的问题,提出互助合作运动发展的任务。六月六日会议结束时,习仲勋作了《西北地区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回顾与前瞻》的总结报告。

  延安的同志们和陕甘宁边区的同胞们:

  为了进一步动员和依靠工人阶级,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了首届工人代表大会,习仲勋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他肯定和赞扬工人群众解放初期在保护工厂机器、恢复生产等方面发挥的重大作用,同时提出新的希望,要求公私企业中的工人运动,把“团结全体工人职员,努力搞好生产”作为今后工作的方针,强调在公营企业中工人就是主人,要负起搞好生产的全部责任;在私营企业中,工人也要负一半甚至一半以上的责任。他说:

西北甘青川边界一带,历来是土匪出没的重灾区。自朝鲜战争爆发后,潜藏在青海、宁夏等地的原马步芳、马鸿逵集团的反动军官马良、马元祥等多人,陆续聚集到这一带的阿木企河等藏族部落地区,企图利用民族和宗教问题,把这一地区建成所谓“陆上台湾”,迎接蒋介石反攻大陆。国民党台湾当局还分别委任马良、马元祥为“中华反共救国军第103路司令”和“第102路司令”,并在该地区空投特务和武器弹药10多次。至1952年4月中旬,他们已纠集反动武装千余人,包围区政府,煽动藏民部落进行叛乱。由于这些叛乱位于藏族地区,许多部落头人受土匪收买和欺骗,对人民政府怀有很大疑忌和戒备,且这些地区地域辽阔,多林多草原,利于匪特活动。因此,习仲勋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决定首先组织甘南藏区访问团,由黄正清任总团长,广泛进行宣传和政治争取工作。当时,党内有些人担心起用黄正清会影响党和政府的威信,习仲勋不赞同这种意见,提出要对黄正清给予充分信任。在访问团临行前,他关切又充满信心地对黄正清说:“你是总团长,任务繁重,相信你会圆满完成任务的!希望你大胆工作,不要有什么顾虑。有什么困难和问题,随时给我打招呼。”在习仲勋的鼓励下,黄正清“按照习书记交待的办法”,深入甘南藏区各地,在头人、宗教人士和广大群众中“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多做团结教育工作”,使大部分藏族部落疏远了马良和马元祥。(《习仲勋革命生涯》,第305页。)在此基础上,习仲勋和西北局、西北军区按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实行较大规模的军事进剿马良、马元祥股匪的工作。这时,黄正清又出任“甘青剿匪指挥部”第三副司令员。临行前,习仲勋送给他一支勃克小手枪,告诉他:“带上它好护身,组织相信你能完成任务。”习仲勋并预见到台湾国民党特务可能对黄正清的拉拢,叮嘱他如何处理的办法,这使黄正清以后在藏区遇到这个问题时,从内心感谢习仲勋的关怀,大大增强了他工作的信心。到1953年5月,马良和马元祥股匪被全部歼灭。

  习仲勋认为:土地改革后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是必然趋势。他说:土地改革只解决了农民生产的主要条件,即土地和一部分主要的生产资料,但并没有解决农民生产上的全部问题。许多贫雇农甚至中农缺少牲口、大车和水车等主要生产农具,因此,“组织互助来解决生产中的困难已经成为农民的迫切需要”。陕西的一些事例也证明,组织起来有利于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能较快摆脱贫困落后状态。习仲勋根据毛泽东关于组织起来的多次指示和列宁、斯大林关于农业社会主义道路的经典论述指出:“把农民组织起来实行劳动互助和生产合作或者任其自流发展,乃是两条道路的问题。”习仲勋继续说:但农业社会化需要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那些不愿花“工夫”不愿做“细心的工作”,不准备通过较长时间去逐步吸引农民参加集体化的人,是不了解农民,必然脱离农民群众。他依据自己对农民的认识和深刻了解说:“群众哪里是可以去命令的呢?农民们说:‘秋后看’。要看事实,要经过他们自已切身的经验。很明白,对于农民只能‘逐步’‘吸引’。”习仲勋指出:劳动互助和生产合作都要“以个体经济为基础”是“不破坏个体的私有的财产基础的”,“离开个体经济基础它们也就不可能吸引农民过渡到集体化去。不照顾个体经济过高过急地去要求农民,甚至粗暴地侵犯农民个体利益,当烈是错误的。”

  接到你们的贺函,使我十分愉快和感谢。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从一九三六年到一九四八年,曾经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对于全国人民是有伟大贡献的。我庆祝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继续团结一致,迅速恢复战争的创伤,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我并且希望,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

  我们工人要靠自己的劳动发展生产,在这个基础上去解决自己的困难和维护自己的生活福利,争取生产长一寸,福利长一寸,这样也就克服了目前整个工业生产中发生的困难,也就是工人阶级全体人民的利益。……实行经营企业化,是我们公营企业能否发展的关键。在公营企业中要认真执行管理民主化,逐步贯彻经济核算制……工人必须参加各种管理改进的工作。

收服青海昂拉部落的千户项谦,更是习仲勋这一方面工作的得意之笔。昂拉部落是藏族的一支,居住在青海省西宁市东南贵德县尖扎滩地区。其时辖区内有8个庄子,7座喇嘛寺院,约8000余人。这里西、北有黄河峡谷天险,东、南被高山环绕,易守难攻。项谦是这个部落的第12代千户,刚解放时他还同人民政府有联系。1950年秋,他受贵德、化隆等地匪特及马步芳残部的挑唆,组织“反共救国军”第2军,自任军长,经常武装侵扰邻县人民政府和群众,甚至公然袭击人民解放军。他以为自己拥有2000余人的武装,地形又十分有利,人民政府和解放军奈何他不得。藏族宗教界领袖班禅和喜饶嘉措曾两次写信和派人争取他,都没有效果,青海省委和军区领导人对争取项谦失去了耐心。

  习仲勋进一步分析形势说:到一九五三年,土地改革就叁部完成了。土地改革后,必须将农村的全部工作集中到发展慈业生产和农村副业上。西北地区目前的农业生产状况还很蒲后,有些条件在短期内很难有大的改变,必须努力充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发挥组织起来的力量,再加上其他必要和司能的帮助,农村现有的生产能力就会得到提高,自身条件也会逐渐改善。只要确实把农村的全部精力用在这方面,四五年内使农业生产水平大体提高百分之五十是完全可能的。为此,农业互助合作应在两三年内,争取一般农业地区有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劳动力确实组织起来;在互助组中,常年互助组争取占到百分之二十左右;农业生产合作社则基本控制在试办范围内,每县试办一个到两个。他认为农业生产合作社无疑是将来由小农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集体农庄的基本形式或主要形式,“但是,发展这种农业生产合作社需要有一定的条件:群众在生产中的需要、互助运动的基础、领导的骨干、群众的积极性、并有充分的酝酿等”。

  毛泽东

  习仲勋对私营企业的工人说:

1951年9月1日和7日,青海省委和西北军区分别向西北局和中共中央致电请示,主张用军事手段彻底解决项谦问题。习仲勋经过研究和分析形势后,不同意这样做。他和西北局多次电示青海省委,要求省委、省政府领导人发动藏族人士给项谦写信,加强政治争取工作。但青海省委和省政府仍坚持军事进剿的意见,习仲勋认真研究考虑后,严肃指示他们要首先做好政治进攻工作。他提醒青海省委要防止急躁情绪,要考虑对庞大藏区的影响问题。他冷静地分析指出:我们对牧区藏族各部工作,并非已经做好了,说我们已经站稳脚也似乎过早,不但川康甘青边境藏区许多地方,就是青海各地藏民部落我们也还有不少未曾走进去。如果我们功夫不到,且不说军事上打不好致令流窜所产生的麻烦,即使打好了,对其他藏区工作仍会有诸多不好影响,给以后工作增加许多困难。他提出在严格警惕防范、积极准备进剿之外,从以上方面再加考虑十分必要。如果政治方面工作还未做得周到(当然还有军事上准备),军事进剿仍不妨甚至可以肯定应当推迟。项谦等即使嚣张一下,恰恰使他们更加孤立。习仲勋和西北局并把这些意见报请中央核示。(西北局关于做好争取昂拉千户问题给青海省委的复示(1951年9月30日)。)

  习仲勋强调:在今后两三年内,应首先积极地、大量地在所有农村推广目前在互助组中占百分之八九十的小型的、简单的劳动互助组。“这是一种最初级的形式,但是适合农民原有的互助习惯,结合方便,也适应农民当前迫切需要,可以解决劳力或牲口或农具不够的困难,可以应急赶时耕种、锄草、灭虫或收割等等,也可以拿出一些劳动力去从事其他生产。事实已经证明,这样做大有好处,因此容易被最大多数的农民接受,便利大量发展。看不起这种互助组是不对的。”他要求,各级干部对这种互助组应“不怕麻烦、不怕反复地每年、每季都用很大的力量去进行工作,帮助它们解决各种困难。如果普遍地、确实地而不是形式地在两三年内做到百分之六七十的农户都组织到这种互助组来,就会给我们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继续前进打好基础”。习仲勋在讲话中还提出了应注意的具体政策。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六日

  在私营企业中要经过劳资协商会议签订集体合同,把劳资双方的关系确定起来,共同努力,搞好生产。一方面资本家不能再随便打骂、虐待、开除工人,另一方面工人也不要再采用罢工、怠工等办法对付资本家,使劳资关系成为民主、平等、两利,这样资本家就会有信心、有兴趣,拿出更多资本投入生产事业,减少工人失业,增加生产。如何使资本家对搞生产事业有兴趣愿意搞,我觉得这是今天最大的一个 问题,我们工人今天要提意见搞斗争,也就是从这个问题出发,不是斗争使得资本家不敢开门,不敢搞工业,而是敢于搞、乐于搞,这是最基本的出发点。我们工人同志必须懂得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一切问题都会一个一个解决。

但是,青海省委仍然坚持原来的想法,10月5日再次致电西北局要求军事进剿。习仲勋拿到电报后立即给青海省委书记张仲良打电话,指示说:“决不能打,万万不可擅自兴兵,只有在政治瓦解无效以后,才能考虑军事进剿”。同时,他又把青海省委和西北局的前后4封电报一并上报中共中央。中央完全同意习仲勋的意见,并指示:“中央同意西北局9月30日及10月7日复电。望青海省委即与喜饶嘉措等商定适当条件。第一步先将紧张局面缓和下来”(中共中央关于对青海昂拉部落斗争方针问题的指示(1951年10月13日)。)。遵照中央和西北局指示,青海省委即派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喜饶嘉措和统战部部长周仁山及许多藏族部落头人等到昂拉,多次与项谦谈判,但项谦仍一意孤行。延至1952年春,事态发展日益严重,军事进剿的时机成熟。这时,习仲勋和西北局审时度势,同意青海省委和青海省军区于4月下旬进行军事进剿的意见,并上报中央。他还周密设想了进剿之后的影响和部署了进剿时应该注意做好的工作:在剿土匪名义下去打,对项谦等昂拉部落上层人士的财产一概不动;在进剿同时召集各族各方面人士开协商会议,说明我们多次争取经过和进一步解释政策;进剿前后,要做好当地周围群众工作和争取上层的工作,争取以前几次去昂拉谈判的头人随军进去工作。 西北局请示进剿青海昂拉匪部的电报(1952年4月11日)。习仲勋和西北局又于22日和25日两次致电青海省委,叮嘱做好各方面工作,强调在进剿中仍应力争项谦与其他特务土匪分化,“只要项谦到时能转守中立,就力争他中立”,目前继续积极经过多方面进行政治争取,不可放松(西北局复进剿昂拉决定稿(1952年4月25日)。)。这就为后来成功争取项谦归来打下思想基础。

  新中国农业走过了曲折的发展道路,经过几十年岁月沧桑,重读习仲勋的这一段话,除了某些不可避免的时代局限性之外,还是会深深地为他对农村工作的丰富经验所折服。如果我们能很好地坚持这些原则,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也许不会走那么多的弯路。

  习仲勋十分兴奋,即要求西北地区各级党组织认真地学习和落实复电精神。他逐字逐句反复诵读复电,体会着毛主席对延安人民乃至西北人民的深厚感情。他认为毛泽东的复电,言简意赅,寓意深远,既是对各级干部的及时提醒,也是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警示。在中国共产党由领导革命的党转变为执政党的情况下,毛泽东及时而又严肃地对党领导的新生政权提出了怎样才能继续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真正实现人民当家做主的重大问题,并对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恳切提出了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作风的要求。习仲勋身体力行,把复电精神贯彻到工作之中,始终保持在延安时期形成的那样一种工作作风。第二年春天,按照习仲勋的指示,《群众日报》以《牢记毛主席的嘱咐,永远保持艰苦作风》为题,重新发表了毛泽东的复电,鞭策西北地区各级党政军工作人员落实复电精神,把西北的各项工作做好。

  习仲勋的这些主张有利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符合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的实际,符合当时社会生产发展的要求。

经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同意,进剿昂拉匪部的战斗于5月2日清晨六点半按计划打响,4个小时的战斗将各路匪徒基本击溃,项谦带少数人逃入尖扎西南70里的深山密林。青海省委按照习仲勋的指示,成立昂拉区安置委员会,召开群众大会,贯彻党的宽大政策,释放被俘匪首。省人民政府向尖扎地区拨发救济款和救济粮,抽调一批医疗、文教、贸易、民族等干部组成工作队,带着大量布匹、食盐、茶叶、药品、电影及藏文宣传品,前往昂拉部落慰问,还为2000多藏族群众医伤治病,包括给卧病在床的项谦之母治好了疾病。在军事进剿取得基本胜利的情况下,习仲勋和西北局继续要求青海省委坚持争取项谦归来的方针。他们从争取更多的藏族头领和更多的少数民族部落的角度考虑,在分析尖扎地区工委和青海省委几个报告后,认为争取项谦工作的力度还不够,当即指示:争取项谦归来,不但利于迅速安定昂拉及其周围地区,更重要的是确实地表现我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对争取团结青海各少数民族部落以至对进入果洛区工作和开展甘青川康边工作都很有益,应当不动摇地耐心坚持这条方针(西北局关于争取项谦问题的指示(1952年7月14日)。)。

  一九五二年,西北地区农业生产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粮食产量比一九五一年增加百分之四点八,棉花产量超过了国民党统治时期最高年份的百分之二十二点三。由于数十万人民解放军囤垦边疆,参加农业生产建设,西北地区农业劳动力剧增,开垦荒地二百多万亩,增修及恢复水利灌溉面积三百七十万亩,对农业增产发挥了重要作用。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开始显现出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夜,虽然青海、宁夏两省境内马步芳、马鸿逵的反动武装已被全部消灭,新疆和平解放,辽阔的西北地区基本回到人民手中,但战争的硝烟还没有散去,进军新疆的任务没有最后完成,国民党的残余武装和匪患还没有完全剿灭,陕西南部、甘肃陇南的几个县仍被国民党胡宗南部盘踞着。面对这种复杂局面,中共中央西北局一方面要在已解放地区建立新政权,组织力量配合解放军清剿国民党残余势力和地方土匪;另一方面要在接管的城市和地方组织人民群众,全面恢复社会秩序和经济建设,同时还要拿出一定精力来做好军事行动的后勤保障和支前工作。千头万绪,百废待兴。习仲勋夜以继日地工作着,以非凡的气魄和智慧推动着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正轨。

  由于抓住了企业民主改革的三大关键环节,西北地区工业生产得到进一步恢复和发展。“在西北工人第一届代表大会号召面向生产以后,广大职工群众的努力,实行了整编、精简、清理资产、反浪费运动,开展生产竞赛,实行了民主管理,建立了各种制度等工作,更促进了广大职工政治觉悟普遍提高,生产数量增加,质量改进,成本减低,因此,绝大多数的公营厂矿不仅在设备简陋,技术条件差的情况下不为外来产品挤垮与渡过对了去春的困难,并在完成上缴的折旧利润任务外,还有盈余。”电业成本显著下降,西安电厂十月份成本比一月份降低百分之五十九。纺织出纱量比一九四九年提高百分之六十一七点多。煤业、水泥、面粉、毛纺和皮革等行业都不同程度地降低了成本,提高了质量。

经过多方努力,在党和政府政策的感召下,项谦终于回到昂拉向人民政府投诚。这时正在新疆的习仲勋得到消息后,又指示青海省委:“项谦已经争取回来,这对安定藏区秩序及开展藏区工作均有重大意义,请青海省委十分妥善地稳定项谦情绪,并从多方面消除顾虑”,“项如目前怕去西宁,可不必勉强,就让住昂拉家中,一切听其自愿,这样也许会早点出来。喜饶嘉措、周仁山等可早去一见项谦。”(习仲勋致西北局转张仲良电(1952年7月17日)。)青海省委切实执行习仲勋和西北局的指示,终于感动了项谦,使他解除了顾虑。7月31日,项谦到达西宁,受到青海省政府主席赵寿山和副主席张仲良的接见。8月5日,青海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召开各族各界代表座谈会商讨尖扎地区工作。项谦在会上发表感想说:“我现在已经完全宽心,毫无顾虑了!”同时,他在《青海日报》撰文:“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伟大政策感召下,我受到感动,从而认识了匪徒们的真正面貌,便下决心回头请罪,不再跟匪徒作危害人民的事情。”青海省人民政府委任项谦继续担任昂拉千户。几天之后,习仲勋在兰州接见了项谦,向他重申人民政府对待少数民族平等团结的政策,勉励他在青海省人民政府领导下,做好建设尖扎区的各项工作。项谦一直牢记着习仲勋的鼓励,努力工作,历任尖扎县县长、黄南自治州副州长等,直到1959年去世。

  ■建设交通大动脉

  早在九月二十七日,正在筹划进军新疆的彭德怀从兰州向习仲勋发来电报称:“人新部队经费无着。祁连山及西宁周围山上最近已全部降雪,棉衣运不到,冻病者不少。西北除汉中外算是全部宣布解放,因此各项工作须有一个全盘(五省)筹划,尤其是经济建设。”十月十日和十七日,习仲勋又先后接到彭德怀从甘肃酒泉发来的电报,分别称:“新疆和平解决已经大体成功。第三军拟于十月二十日后南移到天水附近集结……”“以现有汽车严冬前运兵南疆甚为困难。如严冬前我军不能到达目的地,今冬即不可能筹备来春生产。为克服困难,兰州、西安须尽可能集中较好的车子带汽油来酒泉。”面对西安、兰州等地经济困顿、灾情严重的实际情况,习仲勋组织和动员各方面力量,在做好群众工作的基础上,千方百计通过各种方式筹集军需供给,确保了支前任务的完成。

  为了进一步深化企业民主改革,中共中央西北局于一九五一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日召开了西北第二届工业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两北五省工业厅厅长及西北工业部所属公司、局,厂矿的厂长、经理、技术专家和工人代表一百五十余人。会议集中讨论了加强指导,促进私营工矿企业与手工业发展,进而生产更多的生活日用品满足广大人民需要的问题。

30多年后,习仲勋在与胞弟习仲凯谈话时,还提到当年争取项谦归来的往事。他说:那时张仲良打电话来问我怎么办?我说不能打。项谦是游牧部落的头人,你来了他就跑了,你走了他又来了,他的整个部落又都是骑兵。张仲良说要用5个团的兵力来解决问题,我说5个团也解决不了。后来叫喜饶嘉措去做工作,历史上有七擒孟获嘛,我是八九次。后来毛主席见了我说:“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习仲勋与习仲凯的谈话记录(1984年4月6日)。)在这一政策指导下,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努力下,到1952年底和次年初,西北各地发生的武装叛乱基本平息,西北历史上从没有消除过的匪患基本肃清,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秩序趋于安定,为土改和各项社会改革以及经济恢复发展奠定了基础。

  建设便利的交通,特别是四通八达的铁路网,是发展现代工业、繁荣经济的先决条件。西北地区地域辽阔,发展交通尤为重要。解放前西北交通十分落后,“只有潼关到宝鸡四百四十四公里可用的铁路,和宝鸡至(甘肃)天水一百五十四公里不堪用的铁路,两项合计只占全国铁路百分之二点八四”,其余三省区没有铁路。一九五。年初,西北公路只有“国道共计四千八百零七公里,省道一千一百三十五公里,占全国公路的百分之二点三七”。由于交通的制约,需要的物资运不进来,大量的矿产和土特产品运不出去,直接影响着西北经济的发展。彭德怀一九四九年十二月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新疆地区辽阔,交通运输困难,运一石粮到新疆要十余石军费”,就很能说明当时交通的困难状况。

  担负进军新疆任务的是具有光荣传统的第一野战军第二、第六两个军。习仲勋虽然身在西安,但时时牵挂着进军新疆的情况。此时,部队正经受着横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严峻考验。十一月二十八日,第二军第五师十五团行进到阿克苏时,当地的国民党军残余分子与特务等反动势力勾结,企图在和田策划武装叛乱,成立“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中共中央西北局和彭德怀司令员立即命令第二军第五师十五团,“迅速进军和田,稳定和田局势”。前线指战员迎风雪,战严寒,穿过胡杨林,越过干涸湖泊,十八天行军七百九十多公里,及时抵达和田,一举粉碎了敌特的叛乱阴谋,稳定了局势,新疆省人民政府于十二月十七日顺利宣告成立。习仲勋十分高兴,二十五日,他同彭德怀联名致电第十五团全体指战员,称赞他们“创造了史无前例的进军纪录”。

  习仲勋在会上作了《依靠职工,把工业提高一步》的讲活。他在强调进一步发挥工人阶级作用,发展工业生产的同时,指出:一九五一年的工业建设是在继续进行抗美援朝战争和加强建设国防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全国的经济建设方针是有条件的重点投资,也就是重点建设的方针。西北地区也同样如此,国家的投资只限于几个部门,但这并不等于其他部门就无事可做了,而是要把事情做得更好。“有一个钱就办一个钱的事。但必须确实办好,并且争取多办事。”他总结概括了一年多来工业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是:保护了旧的企业,恢复了生产,而且还接近和达到战前水平,有的还超过了历史最好水平。并指出:我们也走了一些弯路,但吃一堑长一智,这也是收获。习仲勋在这里特别强调:各级干部和企业管理者都要重视学习。他说:

慎重稳进,不照搬汉族地区的社会改革

  鉴于这种情况,彭德怀、习仲勋一开始就把发展交通事业,主要是修筑铁路作为发展西北经济最重要的工作之一。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和彭德怀在向毛泽多报告一九五。年西北地区生产交通建设的初步安排时,提出除整修天(水)宝(鸡)铁路外,还应“在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帮助下修筑天(水)兰(州)铁路”。这一计划得到毛泽东的赞同。因此,一九五〇年一月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时,明确提出:“交通是关乎整个西北经济恢复与发展的重要的先决的关键。今年着重铁路及公路国道之恢复改善与修建工作。”

  习仲勋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和彭德怀的要求,从实际出发,做出了一系列筹划恢复、发展国民经济和政治文化建设的重要决策,使西北地区的形势平稳向前发展。

  学习新的科学技术是我们经济工作干部现在的主垂任务,搞工业的干部要专业化,少兼职,不兼职,集中精力学习管理工业的知识。现在必须懂技术,技术是决定一切的主要问题,进一步学习管理生产的理论是我们的主要任务。现在的环境同过去截然不同,耍有一套新的管理方针与办法。我们现在学到了一些,摸到了一些规矩,所以工作有了成绩,但这是很少很少一点。我们要创造的和要学的还很多很多。【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基本社会任务,就是在全社会深入开展各项民主改革,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遗留的各项任务,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扫清道路。然而,各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程度同汉族地区很不相同。他们在多种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束缚下,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不一,生产生活方式各异,与内地汉族社会发展存在显著差距。因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多次指示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要采取“慎重稳进”的方针。习仲勋模范地、创造性地坚决执行这一方针,积极稳妥地领导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在稳定社会秩序的前提下,逐步完成了各项社会改革或为后来的改革打下了良好基础。

  九月下旬,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会研究三年经济建设计划时初步提出了西北铁路建设的规划和实施步骤:“在五年到十年内首应把天水到兰州再由兰州经酒泉到新疆的西北铁路大千线完成(如分段修五年左右可成,如一段修则须十年左右),同时应计划修成兰州经西宁再至西藏和兰州经宁夏而达包头及天水人川而达成都三条铁路干线,这四条铁路干线如能完成,则西北内部各省之间,西北与各大行政区及中苏之间的交通问题就基本上解决了。但在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三年,西北铁路建设的重点还是完成宝天段整修和天兰段建筑工程,并积极向酒泉修筑。一九五一年上半年应完成宝天段整修工程,一九五一年底天兰段工程应修通至陇西,一九五二年应修通至兰州。”

  十月十九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决定,任命习仲勋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他指出:“总结我们过去的经验,我们取得成绩靠两条,一条是学习,一条是依靠职工群众。这两条又是统一的,即我们向广大职工群众学习,依靠职工群众搞好生产。”我们的民主管理要前进一大步,必须集中群众的智慧,发挥他们的创造性,让他们不但努力生产,而且让他们当主人,积极想办法、出主意。“我们必须十分关心职工群众的切身利益和问题。哪怕是一些小问题,也要十分关心的去解决,一时不可能解决的,务必充分说明理由,好好解释。”为人民负责,就必须按照实际情况办事,准备不成熟的缓办,无把握的宁可不办,要办就办到底,办好。

各项社会改革中,最主要的就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封建农牧区制度的改革。这一时期,习仲勋亲自担任西北军政委员会由25人组成的土地改革委员会主任。他遵照中央安排并以自己20多年在西北进行土地革命的经验为基础,把西北地区的土地改革分为三期:首先在1950年冬和次年春基本完成陕西等汉族地区的土地改革;其次在此基础上,在1951年冬和次年春在甘肃等有相当少数民族的地区进行改革;最后再抽调大批已积累一定经验、对民族问题认识深刻的土改工作干部,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分期进行土改。习仲勋还亲自深入甘肃、青海、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调查研究,参加这些地区召开的土改会议,进行周密思考和精心部署。他根据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地问题同民族问题、宗教问题联系在一起的特点,向各级干部详细指示:“在民族团结基础上去进行土改。它包含五个方面的意思。第一,要通过当地民族大多数群众的自觉;第二,要有当地民族干部参加工作;第三,要由其本民族群众为主去向少数民族地主进行斗争;第四,要尊重各民族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第五,一定要先做好争取各民族上层、争取宗教方面人物的统一战线工作,然后去发动群众,不可颠倒过来。”(《习仲勋文选》,第209页。)其中他特别强调第五点,指出:必须联合一切可能联合的各族上层领袖人物和各教派中的一切赞成土改的人士,才能使农民声势更加壮大,地主阶级更加孤立(西北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关于土地改革工作报告。)。

  这个规划的提出,与彭德怀两次到新疆视察和指导工作,并亲自踏上青藏高原实地勘察是分不开的。习仲勋全力支持彭德怀的意见,以自己对西北地区的深刻认识,也为这一规划的提出付出了辛劳,贡献了智慧。就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完善这个规划的时候,毛泽东也作出西北铁路要修到迪化(今乌鲁木开),不超过十年,愈快愈好的指示。彭德怀、习仲勋看到他川的主张符合毛泽东的意图,更加坚定了构筑西北铁路网的信心。之后,中共中央西北局把铁路建设提到了国民经济恢复工作的重中之重,紧锣密鼓地展开了工作。

  ■让人民当家做主

  习仲勋还鼓励大家团结一致做好工作。他说:工业方面的干部是团结的,党与非党同志是团结的,新干部和老干部、管理干部和技术干部都是团结的。“有了这个团结,我们才有上述的成绩。我们还要继续团结,而且团结得更好。”他要大家注意两点:一是要在共同进步的基础上团结;一是在非原则问题上要善于合作。共产党员特别要克服简单作风,虚心倾听和考虑党外同志的每一个意见,赞成和支持党外同志每一个有益的建议,并坦诚接受党外同志的批评,严格改正自己的缺点。习仲勋说团结问题是有针对性的,并在以后的两年时间里反复强调这个问题,从而使党内党外同志团结一致,合作共事,使公私企业协调一致,共同发展。半个世纪后,许多曾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工作过的老同志回忆,那个年代,环境是艰苦的,但人与人之间融洽的关系却又使苦变成乐。这种局面,与习仲勋强调团结,善于做团结工作是分不开的。

为此,习仲勋提出了“联合封建反封建”的著名观点,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赞赏。所谓“联合封建反封建”,就是先做好争取团结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工作,然后再去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他说,民族地区的改革,毫无疑问是要通过当地民族大多数群众的自觉行动和当地民族干部参加;但由于在少数民族地区当前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上层,“联合这一部分封建势力来反对另一部分封建势力,可以说是那里的矛盾的特殊性”。这就要求对民族上层人士采取宽大的让步政策,争取各少数民族上层和宗教方面的人士出来赞助土改,“这一部分封建用赞助土改或不反对土改,来换取我们‘改得和平些’,以及在宗教方面,在关系他们自身某些方面来换取我们的某种妥协。我们呢,就用‘和平些’和某些必要的妥协,去换取发动群众的较好条件,保存一部分封建,搞掉大部分封建。不换是什么也得不着的。一切可以争取来帮助土改的力量,都务必争取联合过来。用各种办法,如开代表会、座谈会、组织参观土改成果等,讲明政策,给以出路,争取少数民族上层和宗教方面的人物出来赞助土改,至少保持中立”。(《习仲勋文选》,第209页。)这是他从甘肃、宁夏、青海各地土改中总结出的行之有效的经验,也是能够顺利推进少数民族地区土改的根本原因。

  一九五〇年三月一日,彭德怀主持召开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五次行政会议,研究设立天水铁路委员会问题,并决定西北葺政委员会实行每星期五集体办公制度。在三月十日召开的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集体办公会上,按照彭德怀提议决定,成童建筑工程局,派军队九万人修筑宝天、天兰铁路。

  新中国的建立,使世世代代饱受压迫的中国人民变成了国家主人。然而,怎样从政治制度上确立人民当家做主的地位,确保人民行使当家做主的权力,这是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前无古人的大事,没有现成的道路可以选择。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总结十几年革命根据地的经验,又参照国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逐步形成了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本设想。

  一九五〇年十月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西北地区同全国一样,不分民族、职业、信仰,广泛地开展了抗美援朝运动,给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提供了强大动力。在一九五一年三月下旬召开的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按照习仲勋的提议,中国人民志愿军回国代表团给与会代表作了抗美援朝的报告,之后代表团分赴西北各地先后作报告数十场,并逐级传达,极大地鼓舞和教育了广大群众。至五月,西北“全区普遍形成了抗美援朝运动的高潮。据不完全统计,参加游行示威的城乡人民在一千万人以上,边远的南疆参加集会和示威的人民亦达九十七万多占全区人口三分之一”。经过爱国主义运动的教育,“各地人民增产竞赛、自动参军、集体纳税、热烈捐献、优待烈军属等工作,不断地在蓬勃顺利的进行和发展着”,“截至七月底统计,已捐献飞机一〇八架,大炮九门,高射炮七门,坦克一辆”。全区形成了学习马恒昌的高潮,“工矿业中的马恒昌式的竞赛小组达一千二百余个”,调动了广大工人的生产积极性,极大地促进了工业生产的进一步好转。

习仲勋在领导少数民族地区土改中,特别强调要注意工作方法。他在实践中注意不断总结经验,指出:“少数民族地区工作,两年来摸到一条可贵经验,就是保持谨慎,稳步前进。任何疏忽大意或鲁莽蛮干,就必然出乱子”,“这就要求方针对头,步骤走对,如果方针是对的而步骤走乱了,也同样会发生问题”(《习仲勋论统一战线》,第115、81页。)。他深有体会地说:“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方法,还要靠我们继续创造,因为我们过去还没有形成完整的一套。西北在全国来说,接触民族工作最早,比较起来经验还多一些,但这些经验在今天的情况下,就差得太远了。”(《习仲勋论统一战线》,第78页。)他强调:“领导上必须不为群众一时的表现(特别是少数积极分子的过激意见)所迷惑,永远保持清醒的头脑。在回族地区,‘男女一齐发动’的口号不要提,宗教问题不要干涉。”(《习仲勋文选》,第210页。)他特别注意历史上回、汉冲突最尖锐的甘肃临夏地区的土改,强调这里“一定要和其他地区的做法有所区别”,在工作的步骤和方法上要更加谨慎,更加细致,一切均按群众的觉悟程度办事。“办法上可组织回民中上层人物回去参加领导;政策上可以对民主人士和进步分子妥善加以照顾。凡不抗拒土地改革的地主,一律放宽对待,把打击面缩小到最小限度,甚至不妨带点和平分地的味道。这样分地时,似乎和平一点,而农民分得土地之后,地主阶级就孤立了,农民势力也就盛了”。(习仲勋关于西北局三月份工作的综合报告(1951年4月10日)。)他派出100多人的土改工作队,前往临夏地区帮助工作,使其“土改进行得比较顺利,取得很好成果”(《习仲勋革命生涯》,第186页。)。

  为了推动铁路建设,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西北军政委员会于三月十六日至二十四日召开西北首届交通会议,西北五省铁路、公路等方面的干部一百三十余人参加会议。彭德怀、习仲勋分别作了讲话,阐释交通事业在西北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习仲勋在讲话中说:“就西北地区具体情况看,地面辽阔,经济状况比其他各区都要落后,将来必须大力发展。而发展经济的重要条件之一,就是办好交通。”他要求交通事业部门的每个工作人员都要以主人翁的态度去工作,领导要经常深人群众,研究路局与沿线广大农民群众建立密切联系的问题。他强调指出:共产党办事情,都离不了发动群众这一条。要做好交通部门的工作,必须发动全体员工积极努力。在补修路基、桥梁、护路、养路等各项工作中,要吸收沿线广大农民参加。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制度。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认为,这是一种既适合中国国情、又有利于表达人民意志的政权组织形式。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三日,在北平市(后改为北京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举行时,毛泽东莅临会议并向全国发出号召,期望全国各城市都能迅速召集同样的会议,加强政府与人民的联系,协助政府进行各项建设工作,为召集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准备条件。初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也指示:“初期实行军事管制,对反动派实行专政;另一方面,还要依靠群众,依靠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才有根。用什么方式来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呢?用组织的方式,普选。没有普选的地区,便是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建政工作,应以开好各界代表会议及逐渐经过协商推选各级人民政府为中心。”

  在抗美援朝运动中,习仲勋关心支持香玉剧社义演的事至今被传为佳话。

习仲勋在1951年底视察青海部分地区的土改工作时,了解到塔尔寺周围的农牧民群众不愿意进行土改。一位年长者说:塔尔寺周围几千藏族同胞把生产收获的麦草供寺院烧锅做饭,土改后,地分到每家每户,寺院就没有办法解决烧火做饭问题,请求不要进行土改。习仲勋经过进一步深入调查研究,并经西北局讨论研究后作出决定:凡是寺院辖区的农牧民暂不实行土地改革,清真寺、拱北、道堂土地暂时一律不动。这使广大僧众非常感激,青海人民群众也非常满意。(《习仲勋革命生涯》,第304页。)习仲勋还要求进行土改的西北各省对各民族、各教派的领袖人物,要排出名单,在土改中予以适当保护。他说:“凡我们合作了的人,就力争长期同他合作下去,丢掉一个合作了的人比之原来未曾团结那一个人的不良影响还大。” (《习仲勋论统一战线》,第113页。)甘肃省在土改中保护了马辅臣、马全钦等人,从而使甘肃少数民族地区的土改得以稳妥顺利地进行。

  这次会议确定:“为完成宝天、天兰段的工程,特组织工程委员会,领导工作,并依靠一野抽调十万大军担任土石方工程。”经过反复酝酿考虑并报经政务院批准,中共中央西北局组建了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简称西干局),领导宝天、天兰铁路改造和兴建工作,五月一日正式成立办公。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如此重视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是因为它关系到要建立一个与新中国国体相适应的政权组织制度,关系到要创建一个保证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政体。习仲勋在工作实践中也思考和探索着这一重大问题。他按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首先选择了陕西省长安县作为建政工作的试点,探索路子,总结经验。

  常香玉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当时在西安领导着一个民营的香玉剧社。全国声势浩大的支援抗美援朝战争的捐献运动,深深地鼓舞了她,她“决定用义演的收入,捐献一架飞机,为抗美援朝尽力作出贡献”。习仲勋得知后,积极支持他们的爱国行动。香玉剧社从八月上旬开始前往开封、郑州、武汉、广州、长沙等地巡回演出,受到各地广泛的欢迎,也使常香玉“深深地感到了作为一个新中国主人的光荣”。九月二十八日,正值纪念第三个国庆节前夕,她写信给习仲勋汇报了义演的情况,激动地说:“这些光荣,都是党和你教育和帮助我的结果,当此国庆节的前夕,我特向你致诚恳的感谢,并向你保证我们一定加倍努力,完成我们光荣的捐献任务,争取使‘香玉剧社号’战斗机早日飞临朝鲜前线,把美国侵略强盗消灭干净!”

在此过程中,习仲勋还在中央直接领导下,纠正了新疆地区在牧区实行同汉族地区一样改革的急躁倾向。本来西北局对牧区改革是坚持慎重稳进方针,“在开展牧区工作的步骤上,是首先抓紧安定秩序,开展医疗、贸易工作,培养干部三项基本任务”,“极力避免牧区震动” (习仲勋在中共新疆省第二届党代表会议上的报告(1952年7月15日)。)。但有些领导干部在各项工作胜利进行的情况下,提出把牧区改革和农村土地改革同时进行,消灭封建游牧制度、组织畜牧合作社集体经营和不经过分散土地的个体经济阶段而直接以村或乡为合作生产单位,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或互助组共同经营。这就打乱了西北局的土改工作安排,造成牧区社会秩序的混乱,许多牧民甚至逃往苏联境内。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习仲勋认真贯彻中央指示,很快纠正这种倾向,制定了西北局在牧区改革工作中的正确政策。他向各级干部详细阐释占牧区畜牧业百分之六七十的牧主经济的性质,是半封建、半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其政治上的残酷压榨牧民是封建的,其对畜牧业的经营方法则是带资本主义性质的。因此我们的政策,是逐步取消牧主在政治上的封建特权,在可能的条件下适当改善牧工生活,但又坚决保护其牧主经济,并鼓励其发展,使其成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牧主阶级一般是联合对象,而不是打击的对象。他针对一些干部在工作中把宗教和封建制度混同起来加以反对的倾向,依据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的分析,着重说明不能把宗教当作封建制度的组成部分,宗教不会随着封建剥削制度的消灭而消灭。他号召汉族干部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工作的理论和政策,在工作中切实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

  五月二十四日,习仲勋主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的议,专题研究铁路工程有关问题,中央铁道部副部长吕正操中央铁道部苏联总顾问出席会议。会议确定西干局受中央铁部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双重领导,“大体分工为:中央铁道部责解决该局工程业务技术指导及人员的配备,材料与财政审筹给等事项。西北军政委员会负责政治和党委工作的领导、针、政策指导、政治干部之调补以及当地劳力、器材(西不能解决的器材由铁道部筹拨)和土地的组织与使用”。会还决定:“由中央铁道部调派铁道兵团二、四、三支队前来加”。

  长安县位于西安市南郊,直属中共陕西省委和陕西省人民政府领导,工作基础较好,开好这个县农民代表会议和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对指导陕西和整个西北地区有着重要意义。经过半个多月筹备,长安县通过五十多万农民选举投票,选出近三百名代表参加农民代表大会。这种形式,对“把农民的意见集中起来变成农民自己的行动”,“迅速发展与组织农村积极分子,团结广大农民领导农民群众进行乡村改革运动”发挥了巨大作用。

  香玉剧社在半年多时间里,演出一百八十多场,用演出的收入购买了一架战斗机,提前完成了捐献任务。一九五二年二月,他们回到西安,受到习仲勋亲切接见。习仲勋对常香玉说:“你和你的剧社,倾注全力,用自己演出的收入,捐献一架飞机,这对志愿军、对全国人民都起到了很大的鼓舞作用。香玉同志,你是当之无愧的爱国主义的典范。你们的爱国壮举,在全国乃至国际都有很大的影响。”

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是做好民族工作的基础。做好少数民族工作,除了争取民族上层人士以外,还要争取广大少数民族的基本群众,这是其重要基础。习仲勋从长期实践中深深体会到,“要把各民族的工作搞好,全赖各民族的广大群众”。随着西北各项工作的开展,“各民族间在过去许多带有骚乱性的纠纷现在停止了,全西北的情况稳定了,全西北的工作架子搭起来了,建立了西北各民族间新的合作关系”,这就奠定了争取少数民族群众的基础。习仲勋在向毛泽东的报告中指出:“稳住各民族,把关系搞好,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就要深入各民族劳动群众中,建立直接联系,逐渐把他们发动起来。”他认为,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主要是在政治上广泛争取和安置,但对下层群众则需要多从经济上想办法。“大的社会改革仍不能急,但必须着手一点一滴地帮助群众去解决需要和可能解决的切身问题。经过这些具体工作和各种各样的方式,吸引各民族劳动群众中积极分子出来参加工作。这一步更艰苦,时间也长,并且绝不能放松。” (《习仲勋论统一战线》,第36、63、58、59页。)毛泽东肯定了他的这一意见。

  按照这一协议,在以后的两年内,双方既有分工又密切系,高效地组织了宝天、天兰铁路的建设施工。习仲勋协调北军政委员会有关部门,抽调政工人员四十四名,分配到宝铁路沿线施工单位工作,并组织西安各界人士慰问修筑宝铁路的部队。

  十月八日上午,长安县第一届农民代表大会在西安市群众日报社礼堂举行开幕式,习仲勋出席并发表讲话。他说:长安县农代会今天能在西安城举行,这是一件大事,是历史上所没有过的,是劳动人民斗争的胜利。我们应该庆祝、爱护这个胜利,并使其巩固起来。我们破坏了旧的统治以后,要建设一个新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权,今天开会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但这是一件非常艰巨的工作,必须依靠所有的共产党人与全体劳动人民共同努力,共同创造。他分析了长安县农村的具体情况,指出:“封建势力未被打倒,恶霸依然存在,零散土匪在某些地方时出时没,特务分子利用农村群众没有组织起来的空隙,逃潜在乡下农村。农村的部分群众,还未完全了解共产党的各种政策,还抱观望态度。”还有一部分工作人员,不熟悉农村情况,“常常不懂得事情应该如何处理,甚至把有些事情处理得不合政策、原则,结果脱离了群众”,更增加了群众对党的政策的隔膜。甚至有些旧乡保人员、坏分子混进政权,处处违反政策法令,也妨碍了农民群众很快地靠近党和政府。他强调:“以上种种,都必须很快纠正。除过我们上边注意检查克服外,还必须有群众的监督批评。只有这样‘上下夹攻’,这些毛病才能迅速改正。”他特别提醒各级干部,“一定应该懂得我们是人民的长工,是人民的勤务员,必须虚心向群众学习,听从掌柜(群众)的管教。只有这样,才可以从群众那里学得宝贵知识,才可以反过来当群众的先生”。他要求:在农村掀起一个广泛的宣传组织热潮,“将我们的农民大军,完全组织起来,在统一的指挥与统一的政策指导之下,有计划、有步骤地展开反封建的斗争。”

  经过两年多努力工作,西北地区国民经济在迅速恢复的基础上得到新的发展。到一九五一年底,西北的各项工业生产已经恢复并超过战前水平,“以几项重要的国营企业来说,以一九四九年为基期,石油生产增加百分之一百一十,电业设备增加百分之八十五,发电量增加百分之四十四,售电量增加百分之九十六,机器工业增加百分之二十五,纺织工业布产量增加百分之十八点三,纱产量增加百分之三十八”,“纱生产效率提高百分之四十五,布提高百分之六十二点三。一九五一年国家在西北工业建设上的投资已超过西北现有国营企业资金的总值。私营企业亦均有不同程度的恢复和发展”。一九五二年又有新的较大的发展,粮食、棉花等产量普遍恢复和超过解放前的水平。至此,西北地区国民经济恢复和各项社会改革工作已经完成,为下一步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准备了条件。

为了在新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好少数民族群众工作,习仲勋于1951年3月领导召开西北统战民族工作会议,讨论研究做好少数民族工作的各个方面。他总结一年多来的民族工作,根据少数民族群众绝大多数依靠畜牧业为生,牧民有病得不到医治的实际情况,重点提出:我们要给少数民族群众看病,派医疗队,深入到人民里边去做群众工作。不仅给人看病而且要给牲口看,要使他们人旺,牛羊也旺。再一个就是做生意,搞贸易,实行公平交易。“总之,看病做生意,这是我们目前在少数民族地区最重要的群众工作,也就是我们目前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最重要的政治任务。”他形象地向干部们强调:“六〇六、盘尼西林、羊毛,就是那里的政治工作。把牧区群众的病治好,政府的影响就会扩大,群众就会发动起来,这样实际上就减弱了封建势力和宗教势力的影响。” (《习仲勋论统一战线》,第75、76页。)

  在修筑铁路的过程中,不少地方的干部群众思想认识不位,没有引起普遍重视,各方面对建筑铁路工作的配合和帮也不够,有些医务部门甚至不接收筑路受伤的战士。为此,共中央西北局于九月四日向各级党委发出《关于加强西北建铁路工作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必须克服存在的问是“保证按计划完成宝天路全部改进工程及天兰路通车的艰巨务,同时用大力争取早日修通西北干线”。《指示》还要习各级党委必须广泛地在干部和群众中进行宣传教育,认识修铁路工作的重要性及其与人民经济生活的关系,积极予以各种必要的协助。农林部门要注意木料(枕木)的开发和供给,各地要注意协助解决人力、畜力及修路部队食宿供应问题。党委宣传部门和报社都要有计划有系统地报道铁路建设中的英雄模范事例,并拍制影片,以教育群众和鼓舞筑路人员。【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会议经过充分讨论,通过了长安县《农民协会简章(草案)》和《减租减息的暂行办法》;从全县二十五个区五十名候选人中选举出二十五名委员、九名常委组成“长安县农会临时委员会”,作为领导农村土地改革的权力机构;从出席会议的二百七十七名代表中选出了一百七十九名代表,准备出席全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会议还通过了《告全县农民书》。

  ■描绘西北建设蓝图

基于这种考量,习仲勋投入极大的精力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畜牧业生产。畜牧业是西北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牧区约占全区总面积的半数以上。但在旧中国,政府多年来不重视畜牧业,西北畜牧业渐渐衰落。新中国成立前近10年,仅青海省牲畜数量就减少了40%,宁夏的马则减少了70%,牛和骆驼减少了约50%。(西北军政委员会畜牧部关于一九五〇年工作总结及五一年的方针与任务然而,西北地区一解放,西北军政委员会就在西北各级政府机关里设立专管畜牧事业的机构。在1950年7月召开的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少数民族委员达理扎雅等曾提出发展畜牧事业的提案。会议经过认真讨论,通过了这一提案并作出饬请畜牧部办理的有关决议。会后,习仲勋以西北军政委员会名义下文,要求有关部门认真办理这一提案。畜牧部根据这一提案,在甘肃、青海和新疆等地设立兽疫防治站和种畜场,组织兽疫巡回防治队等。(西北军政委员会畜牧部关于呈复前奉提案及决议本年实施情形请鉴核由(1951年2月4日)。)

  宝天铁路整修和天兰铁路建设工程进展顺利。“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近十万人参加修筑工程,他们在十分困难条件下,艰苦努力,奋不顾身,对整个工程起了巨大作用”。“几个月来,各项主要工程已获相当成绩”。到一九五〇年底。西北原有的铁路均已修复通车。宝天铁路的整修和天兰铁路的建设进展顺利,当年分别完成土石方工程的百分之四十和百分之五十。

  长安县的这次会议,是由农民“选举出自己的代表,实行人民民主权利,讨论农民自己的事情的民主盛会”。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制度开始在西北创立。一位农民代表说:“老百姓能开会商量自己的事情,这是我们几十辈子都没有的事。”

  在集中精力抓好国民经济恢复工作的同时,中共中央西北局主要领导人也在擘划着西北经济建设发展的蓝图。

1951年初,西北军政委员会又召开西北地区第一次畜牧兽医会议,历时十几天。这次会议总结了1950年畜牧业方面的工作,分析了西北畜牧业中存在的问题,明确了今后的发展方向和任务。习仲勋亲自参加这次会议,并作了长篇讲话,着重指出发展畜牧业的重要意义。他说:关于这样的会议在西北来讲是第一次,过去从来没有政府把畜牧业专门开会来研究。西北有好几个民族和广大的人民都是以畜牧业为生,因此要发展西北人民的经济,必须在发展工业和农业的同时,注重发展畜牧业,如果忽视这个问题就等于在政治上犯严重的错误。所以,人民政府要把畜牧业列为建设中很重要的一项。我们就是要人旺畜旺,“人财两旺”。现在西北的人口、牲畜都不旺,死亡率也很大。今天我们人要活得健康,减少死亡;牲畜也是一样要达到“槽头兴旺”“牛羊成群”。他说:人民政府最大的一项政治工作就是给老百姓做一些事情,怎样养羊、怎样养鸡、怎样看牛、怎样使羊多生产羊羔,今天的政府机关就是做这些事情,这就是我们今天最实际、最大、最有意义的政治工作,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政治任务。我们要为老百姓在一些事情上多打算,使人民财富增加,人民的生活就可以逐渐改善。像青海的藏民最感兴趣的是羊毛,收购他们的羊毛,换回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他们就欢迎你,这是个政治问题,也就是群众问题。

  十月,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参加筑路的部队奉命休整,准备赴朝作战,施工力量成为突出问题。

  十月十二日,长安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开幕。习仲勋再次到会讲话。他强调指出:我们的政权来自人民,我们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是政府的协议机关,可以说这是人民的初步政权,初步的权力机关。习仲勋又谈到农民问题:

  新中国成立前夕,他们对西北地区经济发展有很多设想。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三日,习仲勋在西北工会工作会议暨公营企业联席会议上就描述过西北经济发展的图景。他说:“战争结束后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建设,在建设事业中又是以工业建设为重心,以便经过一定时期,将西北由一个在经济上散漫、落后的农牧区,改变为工业经济起领导作用的先进地区。要达到这个目标,必须有正确的步骤。恢复与发展现有的公私企业,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有计划地建设新的大规模的工业,这种新的大工业经济,必须是用最新式技术装备建立起来的,其中又以重工业为主。”九月二十七日,正在兰州运筹向新疆进军的彭德怀致电习仲勋说:“各项工作须有一个全盘(五省)筹划,尤其是经济建设,使生产、运、销逐渐走上比较计划性。”

习仲勋仔细研究西北的畜牧兽医预防机构分布图,发现西北的畜牧兽医预防机构还是很少。于是他提出:要在西北牧区的大部分地区建立这种机构,要对牧区的马、羊、骆驼等各种情况十分了解和熟悉,1951年的任务就是调查研究,在同实际工作相结合的过程中来摸清情况,做到心中有数,然后再制订周密切实的计划。他还提出要建立西北兽医协会的群众组织,吸收群众中间的中兽医等更多的人加入协会,以为农牧民更好地服务,促进西北畜牧工作的开展。

  十一月十五日,习仲勋主持召开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二十八次行政会议,听取西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关于铁路干线修筑工程的报告,批准了“召集陕、甘两省沿西北铁路干线的专员、县长会商有关民工动员组织工作的提议”。动员组织民工的工作十分艰巨,习仲勋主动挑起这一重担。随即他同彭德怀、张治中联名致电陕西、甘肃省政府主席、西安市市长和陕南行者王任。电报说:

  前几天,这里开的农民代表会,可以说是今天会 议的准备会议。没有那个会,这个会便开不好。因为农民问题是农村一切问题的关键。不首先团结农民,动员农民,提高农民的觉悟,农村的很多建设工作便不能前进。因此,前几天的农代会就是讨论在农村如何建设并推选出席各界人民代表会的代表。消灭地主阶级,不是杀地主的头,而是废除农村封建的土地制度,把不劳而食又拥有多量土地的地主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农村只要是解决了这个问题,农民的生产力才能得到解放,农村生产力才能得到提高,农民的积极性才能发挥起来。如果没有全国农民起来,就不会有今天的胜利,并使这个胜利巩固与发展。所以我们要帮助农民,领导农民,把农村很快地建设起来。

  经过解放初期一段工作的实践,中共中央西北局和习仲勋把解决最突出的吃饭问题放在首位考虑,并着手探索西北地区进一步发展的路径。

这些政策很快就在青海、陕西、宁夏等地出现的大面积口蹄疫中发挥了作用。习仲勋亲自部署,立即成立“西北口蹄疫防治委员会”,统一指挥全西北口蹄疫的防治工作,并以他和彭德怀、张治中的名义,发出《西北军政委员会关于防治口蹄疫的紧急指示》,要求西北各省必须重视这一工作,大力宣传发动群众,提高群众对口蹄疫的认识和警惕,划分疫区实施封锁管制等。之后,他多次督促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采取有效措施,解决畜牧业中存在的问题。1952年6月初,他主持召开西北军政委员会第75次行政会议,再次研究加强畜牧工作的有关问题。

  为提早完成天兰铁路工程,本会特决定十二月一日召开会议,希陕、甘两省主席、甘肃省王世泰副主席到会,西安市长、陕南行署民政处吴处长,陕西之渭南、商洛、成阳、宝鸡、绥德,甘肃之天水、平凉、庆阳、定西等专员及陕西之长安、咸阳等县 (市)长(正副只来一人),务于本月二十九日到达本会,并带如下材料:(一)你区之人口及劳动力统计。(二)按劳动力抽调百分之五,服工一年,是否 ’会影响农业生产,希调查带来一个典型乡或一个行政村的材料。(三)了解你区一个普通长工一年的实物 一.工资。(四)根据以上任务,采取什么方法进行组织动员。

  第二天,习仲勋收到毛泽东的电报。这是毛泽东看了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汇报上海松江县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情况后,“极为欣慰”而转发给各中央局负责人的,并特别指示:“这是一件大事。如果一千几百个县都能开起全县代表大会来,并能开得好,那就会对于我党联系数万万人民的工作,对于使党内外广大干部获得教育,都是极重要的。务望仿照办理,抓紧去做。并请你们选择一个县,亲自出席,取得经验,指导所属。”十月三十日,毛泽东又转发了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关于华北各城市召开各界代表会议经验的报告,并要求各地认真研究,引起全党干部的注意。毛泽东还针对一些地方存在关门主义的问题,强调指出:在代表名额中共产党员不能太多,“多则无力,不多不少则力量大”。

  西北地区不同于全国其他地区,有着自身的特殊性。这里民族众多,人烟稀少,干旱少雨,自然条件恶劣,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农牧业虽然占的比重很大,但生产水平极为落后。当时,在西北地区的经济总量中农业占百分之七十五,畜牧业占百分之二十多,工业及手工业占不到百分之五。一九四九年秋,西北许多地方遭受严重的旱涝等灾害,五十多力人的生活发生困难,加之国民党撤退前的横征暴敛,广大群众处于极端贫困状态。西北五省相继解放后,一方面接收了大批国民党军政人员,另一方面又组建了新的各级人民政权,军政人员总数达到百万人以上,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四点五。此外,还有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等公共事业也将相继建立和发展起来,人员大幅度增长。这时,粮食和吃匀问题突出起来,以农业为基础的生活日用必需品供需的矛卮变得十分尖锐。

由于习仲勋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及各级政府的重视,西北的畜牧管理工作从无到有,逐步建立和健全了各级机构,大力培训各级业务技术人员,“加强了群众性的生产保育和防疫工作,号召管理草原,划区轮牧,延迟放牧,储备冬草和修筑土围风障”。陕、甘、宁、青4省成立了县、区、乡保畜委员会1399个,村保畜小组7241个,有草原的许多地区划片成立了草原管理委员会,把劳动模范、种畜户、中兽医、羊把式以及牧民中的积极分子组织起来,改善饲养管理。“截至1951年底,据不完全统计及部分估计推算,全区役畜已达915万余头,较1950年增加13.59%,超过战前水平1.83%;共有绵羊和山羊2499万余只,较1950年增加6.61%”。到1952年上半年,全西北畜牧业又有新的发展。“在群众生产情绪高涨,积极改进畜牧管理饲养情况下,部分草原已经停止破坏,停止了牲畜大批死亡的现象。例如宁夏全省今春因乏饿而死的羊只仅1880余只,仅及上年的千分之六点五。” (西北区畜牧工作的基本情况和一九五二年下半年的工作任务(1952年6月3日)。)牧区经济也随着畜产品增多而日渐繁荣,完全改变了牧民以往饥寒交迫的穷苦日子。如新疆省乌恰县居住在帕米尔高原边缘的柯尔克孜族的牧民,在解放后的两年多中,牲畜从8万多头发展到近16万头,每个帐篷的牧民都添置了新衣,吃上面粉,因此他们流行着这样的歌曲:“毛主席啊,您的眼睛看到了帕米尔高原,我们的生活一年好一年,您带给我们的是‘人畜两旺’,我们报答您的是‘爱国增产’!”(西北两年半的畜牧兽医工作总结

  二十日,习仲勋又致电西北军区副司令员张宗逊、副政委甘泗淇,甘肃省主席邓宝珊等,称:“为商讨修筑天兰铁路及动员民工等问题,请王副主席(王世泰)偕同王国瑞同志,务于二十五日(星期六)乘机来陕。前经甘副政委面允给西干工程局抽派卫生处处长或副处长一人,亦请王副主席就近商决派妥为盼。”

  实际上,习仲勋在毛泽东来电之前,就已悉心按照《共同纲领》精神、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意图,结合西北地区的实际,召开人民代表会议,进行建立人民政权的开拓性工作。他深入到许多市、县农村,调查研究建立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农民代表会议的问题,认为刚刚转入建设时期的很多干部对所面临的情况不熟悉,特别是从部队转到地方工作的干部同群众联系较少(在西北地区这样的干部占相当数量),要去团结各界人民贯彻中央的各项政策,遇到的困难很多。如果有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农民代表会议,事情就好办了,就可以经过会议代表们去向广大群众宣传政策。各界会议的代表一般都是在一定范围内具有相当威望的代表人物,他们说的话群众愿意听,又很相信;同时,我们各级领导干部又可以在会上倾听代表们的意见,来丰富领导知识和经验。而被选为代表的人,也真正感到自己对国家事务有发言权,当家做了主,又会激发出他们的极大政治热情,努力协助政府工作,这实际等于使每个县增加了几百名干部。因此,习仲勋对在农村工作的干部反复强调说: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农民代表会议,是当前进行农村工作的最好组织形式。他除两次参加长安县的代表会议外,又先后参加了西安市第一、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西安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西安市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将代行市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听取与审查市人民政府的工作报告,决定市政府的施政方针和政策,审查与通过市人民政府的预决算,选举市人民政府的市长、副市长和委员,组成市人民政府委员会等。这就在西北地区开始了建立人民民主国家政权的政治制度,掀起了西北地区民主建政的高潮。

  面对严峻的粮食形势,一九五〇年一月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就提出和制定了以发展农业和畜牧业为主的经济建型方针。彭德怀在《关于目前西北地区的工作任务》的报告中指出:“在一定时期内,西北地区的经济建设应以农业和畜难业为主。在农业方面,必须提高农民生产热情,改良种子和农作法,恢复和发展水利,并注意森林和草原的保护与培植,医治灾害”,“甘、宁、青、新等省畜牧生产不应低于一九四了年的水平”。同时也对恢复和发展工业作了部署。在工业和交通方面,主要是建筑和整修铁路,恢复玉门等地的石油业和增加动力,发展棉毛纺织皮革工业。西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会按照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精神,制定了《一九五〇年西北经济建设初步计划草案》。提出“一九五。年的经济建设,应以农牧业为第一,以增产粮棉为中心”,其他只在某些个别经济部门如铁路、动力等“拟稍加发展”。按照中共中央西北局的要求,西北地区各级政府用了很大的精力抓农牧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很短时间内使粮食和畜产品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粮食和吃饭问题的矛盾得以缓解。

此外,习仲勋和西北军政委员会还大力开展牧区的贸易工作,“集中一切可能使用的力量,发展兄弟民族地区的贸易”(《习仲勋论统一战线》,第89页。),在甘、宁、青、新4省陆续建立贸易专业机构211个,先后组织约650个各种形式的流动贸易组,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贸易。他们遵照周恩来提出的“对少数民族地区的贸易,不能剥削人家,也不能只做到平等互利。由于过去对不起人家,今后就应该多补贴,多支出一些,让少数民族同胞多得一些利益”(周恩来对西北地区民族工作的几点意见(1950年6月26日)。)的原则,以比较高的价格收购皮、毛、药材等土特产品,以比较低的价格大量输入茶、布等生活日用必需品,使工农牧产品的交换比率起了极大变化。如新疆的小麦换卡叽布的比率,1951年比1949年提高到400%,“青海皮、毛价格较解放前提高了十几倍到二十倍。宁夏蒙旗今年五月统计驼毛换小麦的比率,较解放前增加了38倍!阿拉善旗的蒙民出售2斤驼毛,就可以换得一身单衣,出售20斤驼毛,就可以换取一人全年所需的食粮”。西宁的藏族群众在解放前,用100斤羊毛换1块砖茶;解放后,群众用同样多的羊毛可以换回15块砖茶。这就极大地争取了群众,各族人民歌颂毛泽东主席和共产党为“既光明又温暖的太阳”。

  习仲勋采取一竿子插到底的办法,同陕、甘两省有关负责人面对面地研究组织动员民工的办法和方案。这时,他正和西北军政委员会酝酿由甘肃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二兵团政委,原西北根据地的老干部王世泰出任西干局局长兼政委。

  然而,万事开头难。一种新的政治制度的创立,不是一下子就能达到比较完善的程度的。习仲勋在调查研究中,发现许多地方的领导不能正确认识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重要性,虽经过反复督促而陆续召开了会议,但多数仍然准备不足,或人数太少,或代表面太小,或开会做冗长报告,而不能很好地解决问题,不善于运用民主的形式,不善于和各方面人士协商,甚至个别地方仍然把召开人民代表会议当做一种形式。一九五。年一月十八日,习仲勋在向毛泽东的综合报告中,专题汇报了西北地区召开各级各界代表会议的情况,特别总结检查了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针对这种情况,提出改进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具体建议。他提出:没有召开会议的地方,必须在月内召开;已经开过一次的也要准备开第二次,并在召开第三或第四次代表会议时,宣布代行市、县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各省各界代表会议也要在年内召开。他强调:这种会议,就是要把各民族和各民主阶层的统一战线在组织上确定下来,这样做益处很大,需要抓紧做好。【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中国共产党人是以把落后的农业国改造成为先进的工业国作为重要任务的。中共中央西北局主要领导人在抓紧农牧业的同时,始终没有放松考虑制定西北经济发展的规划。一九五〇年九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常委会议,讨论西北三年经济建设计划,决定今后三年在经济建设方面以“铁路、石油、煤、电、纺织五项为重点”,并认为,当前首要的问题是做好大规模的勘测,需要大量的管理和技术干部,必须把一批干部由行政工作改为经济管理人员。

经过党和国家以及西北局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在政治经济上一系列的工作,西北地区民族工作同全国一样,汉族和少数民族关系初步成为平等互助的关系。但由于长期历史发展的原因,要真正消除各民族间的隔阂、猜忌和不信任心理,使各民族真正在平等互助的基础上团结起来,还必须继续长期有计划地帮助各少数民族提高和发展文化教育水平。正如习仲勋所强调:“努力使各兄弟民族在经济上、文化上逐渐地赶上内地。这是民族平等团结确实的保证”。在实际工作中,习仲勋和西北军政委员会也十分重视发展少数民族的文化,充分尊重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在财政预算中拨出相当经费在民族聚居地区建立中、小学校,学习本民族语言。他说:“各民族的文化,要共同发展,要互相交流,特别要帮助各少数民族发展他们本民族的文化。如维吾尔族的文化、蒙族的文化、藏族的文化、回族的文化,以及很多其他兄弟民族的文化,应该帮助他们发展。少数民族也应该吸收其他民族的精华,来充实自己民族的文化。这叫共同发展,互相发展,互相交流,取长补短。”(《习仲勋论统一战线》,第98页。)为此,西北军政委员会多次组织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到北京、天津等地参观,利用各种形式和机会介绍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艺术,促进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的迅速发展。习仲勋和西北军政委员会还多次组织慰问团,到新疆、果洛、甘南、平凉等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慰问,放映电影,实行免费巡回医疗。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和广大群众都感到共产党及人民政府是真心诚意帮助他们的,他们第一次感受到了祖国大家庭的温暖。如青海贺日副千户拉加说:“过去我们不知道自己有国有家,更不知道什么是祖国,解放以后,才认识了我们有以毛泽东为首的可爱的祖国。”

  西干局成立后,由一野参谋长阎揆要任局长,白如冰任政委,他们都因原工作离不开而未到职,西干局一直由副局长高登榜负责工作。鉴于宝天、天兰铁路动员民工的任务艰巨,加之这时“中央已决定把铁路建设的重点放在西北,准备用大力进行西北铁路干线工程”,争取一九五二年年底天兰路全部通车,西北军政委员会经过反复考虑,最后决定由王世泰出任西干局局长兼政委。王世泰欣然受命,他在十二月三日给邓宝珊主席和马鸿宾副主席的电报中说:“因赶修西北铁路,军政委员会已决定通过由我负责,此已不能变动。政府工作有各位多费些精力,则绝能顺利完满推行,我虽兼职但工作重点放在铁路上。”实践证明,对王世泰的这个任命是正确的。

  在习仲勋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的领导和督促下,西北地区的人民民主建政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至一九五一年底,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省及西安市都召开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除新疆外,其他都代行省、市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在所属的二百九十七个县(市)级单位中,二百七十四个县(市)级单位召开了一至四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其中五十八个单位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在经过土地改革的陕、甘两省,有二千七百一十四个乡农民代表会议代行了乡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人民参加民主政权工作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宁夏的群众说:“人民政府是真正为人民办事的政府,咱们可得好好地选举好人替咱们办事,不敢马马虎虎不关心!”

  根据这次会议研究确定的方针,西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会同有关部门制定了《西北区经济建设三年计划草案提要》(195l一1953年)。《提要》开宗明义指出:“西北地理环境和经济资源,决定了它是我国最巩固的最有希望的国防建设和工业建设的重要基地之一。”接着,分析了西北的经济现状,指出旧中国在西北留下的工业极其薄弱,全西北公私电厂发电能力仅一万七千千瓦,占全国百分之一点零一;公私机器厂共有各种母机一千二百余台,占全国百分之二点零六;公私较大煤矿年产煤约六十三万余吨,占全国百分之一点四;公私纺织厂共有九万五千余纱锭,占全国百分之一点九,布机一千三百余台,占全国百分之一点八;公私面粉业年产一千万袋,占全国百分之七点八;公私火柴厂年产量四万六千余箱,占全国百分之二点七。“只有玉门油矿算是西北唯一可观的一项,但是比起西北油藏量和全国需要量来说,也还是微不足道的。所以今后西北工矿生产的重点不是恢复而是新建,这是和东北及其他地区不同的地方。”《提要》根据西北经济的实际,提出了三年内石油、煤炭、电力、纺织、交通等行业的具体目标,石油计划在甘肃、陕北钻深井和浅探井五十口,玉门油矿钻生产井二十口,并增建必要的采油、输油、储油设备等;煤炭在陕、甘两省选择重点,大量采掘,并勘测兰州到青海、宁夏一带的煤田;发电以西安、兰州和迪化火力发电为重点,并在兰州展水力发电,以供大量炼油之用;纺织在现有基础上,主要展陕西关中的纺织,除在各大厂增装纱锭外,拟在西安、新目新建纺织厂,并在兰州、西宁重点建设毛纺织业;此外,还!进行勘查和筹备建设钢铁、轮胎、硫酸、皮革、造纸等二矿业。

长河落日,雄关漫道。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大西北,经过三年的艰苦工作,到1952年9月习仲勋调中央工作离开西北时,西北五省初步实现了各民族团结互助、经济迅速恢复发展的良好局面。正如不久后他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指出的:“三年来,西北民族工作成绩很大,各民族间的团结更加亲密了,特别是今年以来,由于正确贯彻了中央民族政策,而顺利地解决了新疆问题,甘肃平凉西吉事件、阿木企河事件,特别是青海昂拉武装叛乱,因而大大丰富了民族工作的经验。甘、青藏区今年也都派去访问团、工作团,做了很大的争取团结的工作,这些地区基本上是安定下来了。” (《习仲勋文选》,第240页。)1954年,中央统战部在《关于过去几年内党在少数民族中进行工作的主要经验总结》中指出:“凡是正确地认识到民族问题在国家建设事业与当地政治生活中的严重意义,正确地贯彻了党的民族政策的地区,就能够获得民族间的平等、团结、互相信任与合作,民族工作就有很大的成绩”(《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649页。)。习仲勋主持领导的西北局和西北军政委员会的辖区显然属于这一类地区。他以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宽厚真诚的个人品格,为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的巩固和西北少数民族大团结局面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经过一个多星期的反复磋商,动员民工方案终于确定下来。九日,习仲勋在陕、甘两省专员县长动员民工大会的总结讲话中说:

  习仲勋在西北工作期间,之所以有政绩,群众影响好,同他重视和坚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一制度的建立,顺应民心,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也调动了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各群众团体和社会各阶层的积极性。“政治觉悟日益提高的各族人民积极参加与行使人民政权的工作,使得各级人民代表会议的制度——我们国家的基本制度,普遍地建立起来,因而巩固了人民民主的政权,推动了人民政府的各种工作。”“凡召开了上述会议的地方,都有好的效果,使各级人民政府在人民群众中扎了根,经过这个会议,确实‘上下通气了”’,“各阶层人民的代表对政府工作的检查和对干部作风的检讨,是较为严肃和尖锐的”,“特别是在领导人报告上次会议决议执行情形及勇于正确地接受批评和进行认真的自我批评的时候,对代表们的教育启发作用就大”。正是有了这样的政治制度,西北新生的人民政权才得以巩固和发展。

  《提要》全面规划了西北地区三年的经济发展计划,描绘出鼓舞人心的发展蓝图。石油勘探和生产显然是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本文作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 北京100017)

  修铁路是工业化的先决条件。天兰路,现在要动员民工代替军队修筑,动员民工比动员军队修路更难。我们要有意识地准备把动员民工变成为长期的铁路员工,更主要的借此动员民工机会,把这批民工训练成农村的骨干,要动员民工五万人,三年任务,两年完成。……时间三月开工,三月以前要做好充分准备,工地的调查,工具的准备,干部的集中训练,民工的动员组织,供应的准备,动员区域在沿铁路附近,由近及远,即甘肃天水、定西,陕西宝鸡、咸阳、渭南、商洛,其他分区不动员,集中开展,集中动员。动员民工要将道理讲清,不能平均分配摊活,要做到自觉自愿。

  ■任职西北军政委员会

  根据西北经济建设计划,西北石油管理局集中精力用近一年时间对西北地区的石油储藏情况进行了勘测,一九五一年夏,基本弄清了甘、宁、青的石油储量,并继续勘察陕西石油储藏情况。习仲勋十分关注这项工作的进展情况,在看到西北地区石油储量的勘察资料后,十分兴奋,于五月二十七日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并中央财经委陈云、薄一波、李富春致信,建议中央把开发西北石油的方针早日确定下来。他在信中说: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1期

  他要求每个民工大队要配备得力干部,“由西北局通知商办。大队以下一般干部要吸收农村的积极分子和知识分子,并抽调一部分民大训练的学员参加”。

  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新中国的成立实现了国家前所未有的统一。如何组织和建立廉洁高效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机构,是中共中央考虑的一个重大问题。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决定按照地域原则,首先组建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或军政委员会。这是基于当时全国不同地区的政治形势,从实际出发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在中央正确方针领导下,经过一年来石油地质的勘测,仅就甘、宁、青油田之已知部分,经过比较精密计算,肯定蕴藏量有十六亿吨。如以达到年产一千五百万吨原油的标准计算,也可开采一百年以上,实际我国年需量目前仅五十万吨(中央贸易部估计),而我们的开采量在一九五〇年尚不及十万吨。此外,除陕北四郎庙、枣园等已发现之油田不计外,仅延长储量亦达九百五十万吨,从而对我国发展石油业的方针和道路提供了可贵的科学根据。这是国防工业建设中的一项大事,提议中央把开发的方针首先确定下来, 指定专门机关具体设计开发计划。

  由于习仲勋的重视和具体细致的工作,各级领导“认识了动员民工的重要性,一致表示了信心和能完成任务”,并“在解决具体问题,在照顾国家财政和照顾民工生活原则下。也与路局取得一致意见,使问题获得解决”。二十六日,习仲勋又主持召开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三十一次行政会议,正式通过了《关于一九五一年动员民工修建铁路实施方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时,全国各地区的情况存在着很大差别:有老解放区,有新解放区,还有军事行动仍在进行的地区。为便于领导,中央人民政府根据历史和经济联系的现状,将全国划分为华北、东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六大行政区,其中几个是在原解放区基础上建立的,内部已有一套行之有效而又适应当时形势的行政建制,且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作出了贡献。东北解放最早,已建立了东北人民政府。华北人民政府也建立较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成立时,有关部门就是在华北人民政府相关机构基础上组建起来的,政务院各单位正式办公的同时撤销了华北人民政府,在中央人民政府设立“政务院华北事务部”专门负责联系并指导华北五省及京、津两市的工作。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四大行政区基本是新的解放区,由于战事甫定,形势还未完全稳定,需要建立军政委员会。西北行政区是从原陕甘宁边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西北军政委员会也就自然地建立在原陕甘宁边区政府基础之上。

  他向中央详细陈述了开发西北石油的设想:“在以上广大油田中,现已就甘肃河西走廊地区详测了十一个储油构造,其储量约有二亿五千万吨。西北石油管理局就此已知的构造,做了一个开发计划:从一九五三年起开矿及建厂,计划在一九五五年底开始出油,年产原油六百万桶(超过目前全国年需量,每桶以五十加仑计,下同)。并在兰州设日炼原油两万桶的炼厂,年产高级航空汽油一百零二万桶,车用汽油一百五十万桶,煤油、柴油各三十万桶,润滑油九十四万桶,燃料油七十二万桶,沥青三十六万桶。此外,为了适应目前急需,首先从今年着手准备,明年在延长油区大量打生产井,并建炼厂,争取早日较大量出油。估计一九五四年底,可以达到年产原油一百二十万桶。这个计划如能实现,国内需油量虽然日增,也可得到大部解决,若继续发展,争取全国全部自给的条件是存在的。”习仲勋还从交通运输、投资和技术方面,具体分析了实行上述计划的可能条件,最后“提议集中资金、人力开发西北天然石油,以期五年左右大部自给”,“望中央早日决定开发石油的方针,责成有关部门专责研究,拟出计划,以利早日着手筹办。如需详陈,请面询康世恩同志为盼”。为了促成这一计划的实现,习仲勋和中共中央西北局派出西北石油管理局负责人康世恩专赴北京同燃料工业部研究这一计划。

  一九五一年春天,有关专区和县在动员的基础上分别把参加修铁路的民工组成支队、大队和中队,支队有专员或地委部长一人担任支队长或政委,大队有县长或县委部长一人担任大队长或政委,中队有区长或区委书记一人担任中队长或指导员。由于组织有序,管理严密,大大提高了工程进度和质量。陕西组织了一万六千名民工,“于一九五一年承修宝天、天兰两线工程,三至四月先后开工,在全体干部、民工的一致努力下,原预计七个月的工程任务,四个月完成了”。同时,各队爱护公共财物,节俭开支,使“原需工程等费四百七十五亿四千三百万元(旧币),结果共计支出三百九十四亿七百万元(旧币),为国家省出八十一亿三千六百万元(旧币)”。

  在新中国建立前夕,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就开始考虑并与彭德怀、贺龙、习仲勋等磋商成立西北军政委员会事宜。这期第十七章当好西北人民的勤务员间,中央做出一个重要的军事部署和人事安排,调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西北军区司令员、西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帮龙率部人川,进军西南。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存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彭德怀、张宗逊并告贺龙、习仲勋的电报中指示:贺龙来京一次,不但参加政协,还有和邓小平商量人川任务及带张治中、邓宝珊一道去西北之必要。九月二十六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并告西北局:“张治中可待十一月我军开始前进时,来兰州参加西北军政委员会的成立会(已与贺谈过,就边区政府基础成立西北军政委员会……)。”毛泽东在这里提到的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会,是指拟于十一月下旬在兰州召开的中共中央西北局扩大会议,这个会议的主要议程是讨论成立西北军政委员会问题。

  就石油开发问题致信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领导人,习仲勋是经过审慎考虑的。他这种着眼于大局的远见卓识,深深感动了陈云、薄一波和李富春等。六月五日,他们联名复信习仲魁并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现中财委计划局及中央燃料部正集中已有材料从事研究,并决定八月讨论明年生产计划时,提出西北油田开发的方针与计划,然后再报中央批准,以便于明年起即能从事石油工业的发展。康世恩同志来京,中央燃料部,及中财委自当与之详细研究。”

  王世泰后来回忆说:筑路部队入朝参战后,解决施工力量的问题十分突出:“我们经过反复研究,决定依靠地方政府,有计划、有组织地解决施工力量。”“这一决定得到西北局和两省政府的重视和支持,很快就满足了我们的要求。由手梁有组织的行动,所以使得四千多人的队伍,施工起来井体有条。”“为了管理好这支民工队伍,我们还建议在西干局枯守民工部,作为西北军政委员会的派出机构,协助我们的工作。西北局同意我们的意见,并任命吴志渊、王国瑞任正、副部长。这一机构的设立,把民工组织纳入到正规化管理的范围,协调解决了许多棘手问题,为加快天兰路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中共中央西北局并彭德怀的电报,就召开中共中央西北局扩大会议进一步指示:“贺(龙)在京事毕,明日或后日动身回西北。他到西安后,请彭(德怀)决定在兰州或酒泉或西安开一次西北局扩大会议,讨论各项问题包括贺龙及十八兵团离开西北进入四川问题,西北军政委员会名单及各省政府名单的最后确定问题等。”

  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和习仲勋的大力争取下,西北石油工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得到长足发展,并成为带动西北经济发展的龙头产业。

  习仲勋极力支持西干局的工作,经常听取汇报,为他们排忧解难。王世泰到西干局工作后,深人工地现场,开展调查研究。他发现施工中实行的包商体制存在不少问题,有的层层转包,设计、施工“两张皮”,质量达不到要求;有的包商严重盘剥工人,打骂、体罚工人,工人劳动生产情绪低落。他提出废除包商制,结果遭到不法包商的反对和威胁,甚至煽动工人企图闹事。王世泰把情况汇报给习仲勋,得到他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支持和高度重视,立即派出一个连的兵力保护西干局的领导,维护生产秩序。西干局很快遣散了所有包商,重新组建施工队伍,实行民主化管理,调动了干部和工人的积极性,保证了工程的进度和质量。

  这时,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彭德怀还在甘肃酒泉,紧张运筹进军新疆事宜。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贺龙在北京被任命为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书记,正筹划率部人川的军事行动,直到十一月三日才离开北京经临汾回到西安。习仲勋具体负责中共中央西北局扩大会议的筹备和组织领导工作。

  ■注重发展畜牧业

  一九五〇年九月四日,习仲勋指示下发了《西北局关于加强西北修建铁路的指示》,决定抽调有能力的干部到工程局工作。指示要求:“工程局亦可成立铁路人员训练所,有计划的培养中下级技术干部,在条件成熟时,再成立西北铁路学校,以培养各级铁路干部。”西干局遵照习仲勋和中共中当西北局的指示,在天水创办了“铁路干部培训所”,王世泰主任校长,“主要培养对象是技工、初级技术员和具有中学、大学学历的青年,教师主要从一些有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的老工程技术人员中选调。每期学员二三百人,开始时每期三个月,以后半年一期”,为修建铁路造就了大批人才,适应了当时建设的需要。后改为兰州铁路技术专科学校,有几十个专业,数千名学员。该校先后培养出五万余名各类技术人员,活跃在全国各条铁路建设工程。

  十月三十一日,习仲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办公会议,研究中共中央西北局扩大会议的各项筹备事宜。十一月二日,他再次召开会议,初步把会议的时间定在十一月十二日至十五日;参加会议的人员名单由他同贾拓夫、马文瑞等决定;同时通知驻兰州附近的第一野战军各军军长、政委出席会议;初步拟定了会议议程。十一月十日,习仲勋第三次主持召开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办公会议,经过讨论提出了西北军政委员会组织机构的设置方案,拟设民政、财政、工业、农林、商业、交通、畜牧、水利、银行、司法、公安、劳动、民族事务、教育、文化、卫生等委、部、局、厅和检察分院、法分院,另外成立财经、文教委员会和军分会、司令部等部门。同时,提出军政委员会要配备若干党外人士,各省政府委员中党外人士应占到三分之一。初步决定军政委员会由三十五名委员组成。习仲勋还特别建议,民主人士马悖靖可参加宁夏省政府的工作,马鸿宾可任甘肃省人民政府副主席。

  西北牧区约占全区总面积的半数以上,畜牧业收人占农业总收人的三分之一左右,绝大多数少数民族依靠畜牧业为生。但是,由于国民党的腐败和连年战乱等原因,解放前这里的畜牧业发展极为缓慢,甚至出现倒退。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青海省牲畜数量减少百分之四十,宁夏马匹减少百分之七十,牛和骆驼减少百分之五十,甘肃、新疆也呈减少趋势。

  天兰线原计划一九五三年六月底完工。一九五一年底,宝天铁路改进工程顺利完成后,西干局提出争取天兰线提前通车,并在西北军政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就此事作了专题报告受到习仲勋和与会同志的热烈支持。提前通车的意见得到中央铁道部批准后,习仲勋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当即致电西干局全体职工:“我们听了王世泰局长的发言,知道你们在爱国主义的实践中,积极努力改进工作,获得很大成绩,并提出争取在一九五二年内通车兰州的计划,我们感到十分愉快和兴奋,特向你们致以热烈的祝贺与慰问。希望你们在增产节约的总方针下,高度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为如期胜利完成你们的计划而努力奋斗。”

  十一月十七日,中共中央西北局扩大会议在兰州举行。会议由彭德怀主持,议程是:一、由贺龙传达中央有关意见;二、彭德怀作工作报告;三、通过西北军政委员会名单;四、讨论支援解放西南问题。习仲勋在会上作了讲话。

  习仲勋十分重视西北地区畜牧业的发展。在筹备建立西北军政委员会时,他就提出了设立西北畜牧部的意见。之后各省市县都相继设立了畜牧业管理机构。习仲勋对干部说:“这个机构除内蒙古外,其他大行政区是没有的。而西北大行政区再一成立,畜牧这个机构就占了很重要的部分,这说明西北各地畜牧事业在人民生活里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一九五〇年七月,在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少数民族委员达理扎雅等提出发展畜牧业,设立兽疫防治站和种畜场的提案。会后,习仲勋要求西北军政委员会畜牧部及有关部门认真办理达理扎雅的提案,甘肃、青海和新疆等地很快设立了兽疫防治站和种畜场,并组建了兽疫巡回防治队。

  为了确保天兰线提前通车计划的实现,习仲勋深人施工第一线,了解情况,当看到工程组织得很好,工人干劲很大时,他非常高兴。一九五二年一月八日,他在西北军政委员会第六十四次行政会议上说:“天兰路工程进行得很好,工人的积极性很高,现正热烈进行‘三反’运动,在去年的工作成绩和‘三反’运动的胜利基础上,今年底通车兰州,是确有保证的。”

  贺龙向会议传达了九月份全国政协会议期间,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会议上的讲话和周恩来在大会上的报告。他着重说明毛泽东亲自领导制定和提出的《共同纲领》及政协委员名单,并传达了中央关于西北军政委员会组成的意见,决定以彭德怀为主席,习仲勋、张治中为副主席,领导西北军政工作。

  一九五一年初,西北军政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畜牧兽医会议。会议总结了一九五〇年畜牧业工作,分析了存在的问题,明确了发展方向和任务。习仲勋参加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他说,关于这样的会议在西北来讲是第一次,过去从来没有哪一个政府专门开会来研究畜牧业。西北有好几个民族的广大人民都是以畜牧业为生的,因而要发展经济必须在发展工业和农业的同时,注重发展畜牧业。人民政府要把发展畜牧业作为重点,要“人旺畜旺”、“人财两旺”、“牛羊成群”、“槽头兴旺”。

  “在铁道部、西北局、甘肃省委的正确领导下,天兰路终千在一九五二年八月二十三日晚九时,全线贯通,比原计划提前了十个月铺轨到达兰州。”十月一日,天兰铁路举行隆重的通车典礼,远在朝鲜战场的彭德怀发来贺电。习仲勋兴奋地题写了贺词:“庆祝修成天兰铁路的伟大胜利!西北各族人民多年的愿望,解放后三年就实现了,这是一件大喜事,我们必须继续努力,为完成西北铁路干线及一切必须修筑的铁路工程而斗争。”

  十八日,彭德怀向大会作工作报告。他首先介绍了进军新疆的情况。他说:部队从陕西咸阳出发到达新疆库车,仅用了四个月时间,这样的进军速度在历史上是空前的。接着,他安排部署了几个方面的工作:一、冬季部队训练。二、群众工作。军队要解决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问题;民族自治,不能说是民族自决;要政教分开,实行贸易自由和信教自由。三、肃清土匪。四、干部学习,主要学习《共同纲领》、有关理论和政策。五、生产准备工作。最后,彭德怀提出一九五〇年西北地区的工业生产和交通建设计划,强调:“五年至十年之内要特别注意节约,在数年之内不另建房屋。”

  习仲勋在谈到政府工作任务时指出:人民政府最大的一项政治工作就是给老百姓做一些事情,像怎样养羊、怎样养鸡、怎样养牛、怎样使羊多产羔,就是政府要做的事情,也是我们的政治任务。要为老百姓多打算,使人民财富增加,生活逐渐改善。光种粮食,生活不可能提得很高,必须与其他副业结合。在青海就是要多收购牧民的羊毛,这样就能解决问题,他们就欢迎你。这是政治问题,也是群众问题。他列举了工作中出现的一些失误的情况说:没有把握的事宁可不做,没有准备好的事宁可缓做,因为做不好会出乱子。给群众办好事也要说服群众,不能用强迫的办法,粗枝大叶的作风更要不得。对群众的经济问题,决不能采取强力制伏,这是一条原则,叫列宇原则。列宁曾说:“对农民的经济问题,特别是个体的小农经济决不能强迫,违犯了这一条就是犯法”,违反了这一条原则,就是违反了列宁原则。领导群众是很大的一个艺术。农民就是靠经验办事,当他没有搞清楚时,对他有好处也不愿意干,所以我们要做好畜牧工作,必须弄清情况,有针对性地做好工作。

  西北铁路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公路建设也很有起色。一儿五〇年一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对修复被破坏的主要公路干线作出安排,四五月间又作出了修筑青藏公路的决定,组织以军队为主的施工队伍参加筑路。中国人民解放军筑路部队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一面进军,一面修路”的指示,和藏族同胞一起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历经艰险,在世界屋脊上初步修筑了青藏公路的部分路段,为后来修通青藏公路打下了基础。

  十九日,习仲勋担任会议执行主席。上午,他主持讨论通过了西北军政委员会人员组成名单。下午,主持讨论支援西南进军四川的问题。

  习仲勋针对牲畜疫情频发的实际,要求制订周密切实的详划,做典型调查,取得经验,指导全局,迅速在牧区普遍建立畜牧兽医预防机构。他还提出要建立西北兽医协会,为农牧民更好地服务,促进畜牧业发展。

  ■提出和实施绿化西北的伟大工程

  会议结束时通过了《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会兰州扩大会议决议》,有七项内容:

  就在这个时候,青海、陕西、宁夏等地出现大面积口蹄疫。习仲勋立即决定成立“西北口蹄疫防治委员会”,以贾拓夫为主任委员,西北军政委员会畜牧部部长霍子乐等为副主任委员,统一指挥口蹄疫防治工作。并要求:“各省设分会,以省主席或副主席为主任委员,主管厅厅长为副主任委员,指挥全省防治工作;必要时在口蹄疫发生的县,设立支会,以县长或副县长为主任委员,受分会直接领导。”习仲勋还以他和彭德怀、张治中的名义,发出《西北军政委员会关于防治口蹄疫的紧急指示》,要求各省必须重视这一工作,大力宣传发动群众,利用口头、文字、漫画、集会等方式,提高群众对口蹄疫的认识和警惕;并划分疫区实施封锁管制,设立检疫防治站,做好隔离、消毒、检查等工作,使疫情很快得到控制。之后,习仲勋要求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认真总结经验教训,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疫情复发。七月十日,他在宁夏关于羊只死亡问题的报告上批示,要求“召集有关方面座谈有效办法彻底解决这些问题,并将此件通报各省市人民政府注意,也检查一次畜牧工作情况”。

  西北地区是我国风沙源头之一,由于干旱少雨,植被覆盖率低,风沙严重,给当地人民以及黄河中下游地区人民生产生活带来极大危害。习仲勋生在陕西,长期在西北工作,对西北地区的山山水水非常熟悉,深感绿化对西北建设和发展之重要。解放后,他十分重视绿化工作,倡导植树造林运动,促进西北生态建设发展。到一九五二年,西北地区先后共植树九千余万株,扭转了数百年来西北森林乱砍滥伐的势头,并初步开始了西北防护林建设工程。

  一、关于成立西北军政委员会。为适应目前新形势的需要,决议在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基础上成立西北军政委员会,作为中央人民政府在西北地区实行军事管制的代表机关,并代行西北人民政府的职权,统一领导西北五省一市的军政工作。委员会应包括各党派、各民族、各阶层代表人物在内,拟以三十九人组成之,所提名单待中央人民政府批准即行成立。其内部组织机构和人事配备另行决定。

  一九五二年六月初,习仲勋主持召开了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七十五次行政会议,再次研究畜牧工作。会议形成的决议指出:“西北畜牧工作的主要目的在恢复和发展生产,今后畜牧下作必须注意和其他生产工作密切联系,互相适应。目前畜牧工作的中心环节是深人纯牧区和半农半牧区进行重点的调查研究,做好典型试办,摸出规律,推动全局。”

  一九五〇年一月,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出:“注意森林和草原的保护与培植。”在实际工作中,习仲勋坚持这一方针,组织完成了一九五〇年植树造林二千八百七十万株的任务,推动了绿化大西北植树造林运动的发展。

  二、关于部队冬季整训工作。一野自扶眉战役后,连续前进千余里至数千里,未能很好休整,决定今年冬季整训。以政治整训为主,军事整训为辅,总结战斗经验,确立建设正规国防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永远为人民服务”的坚定思想,普遍深入进行诉苦与反省,展开集体批评与自我批评,进一步提高全军的政治质量。并依驻地具体情况,加紧剿匪,积极参加地方群众工作和做好明年生产准备工作。

  按照决议精神,各省迅速行动,组织干部和畜牧技术人员深入牧区展开调查研究,进行试点,发现典型,总结经验。牧区普遍加强了对基层畜牧技术人员的培训,普及了疾病防疫基本知识和草原管理技能;制订了划区轮牧、延迟放牧规划;实行了储备冬草、修筑土围风障等技术措施。同时,有的地区还成立了草原管理委员会、保畜委员会,把劳动模范、种畜户、中兽医、羊把式以及牧民中的积极分子组织起来,加强饲养管理、牲畜繁育和群防群治工作。据统计,陕、甘、宁、青四省成立县、区、乡保畜委员会一千三百九十九个,村保畜小组七千二百四十一个。

  这时要开展大规模的植树造林,首先要保护好现有的森林。只有刹住乱砍滥伐之风,保护好现有森林,才能调动广大群众植树造林的积极性。新中国成立之初,许多地方的社会秩序还没有完全安定,一些人乘机乱砍滥伐树木。“一九五〇年前半年,陕西秦岭、马栏,甘肃小陇山、洮河、兴隆山、祁连山,新疆天山等林区,曾继续遭到严重的破坏”,甚至在西安城南太乙宫一带、华山等风景区也发生了严重的毁林事件。这些事件的发生:“大部由于社会上一般人存在着传统的轻林思想,一些机关部队从局部或本位利益出发,以伐木樵采或垦荒为便宜的生产对象,或由于解决建筑木材需要,盲目采伐,加以木商牟利,竞伐、滥伐、盗伐事情到处发生。‘拔大毛’、‘剃光头’,造成森林加剧破坏的严重现象。”为了制止这种现象,西北军政委员会于五月六日发出护林通令,指出:“近有少数机关部队、群众团体,滥伐森林,造成不少损失。此种行为应即严加纠正。”《通令》严格规定:“一、凡防风、防沙、护堤、护路、涵养水源等保安林及名胜古迹、风景林木与土地硗薄、山势险峻不易造林地区之现有林木,一律严禁砍伐。二、上列林木以外之森林,各机关、团体、人民亦有保护义务,不得擅自滥伐。三、个别地区驻扎部队,如确因自用木材无法购得必须采伐时,须经当地省级以上政府或林业主管机资核准并派员指导在指定地区内作修枝、择伐或疏伐。”《通今》还规定了择伐或疏伐的具体原则,及群众需要的柴山和放牧地区的管理原则,要求:“各地区、乡人民政府应指导当地群众,组织护林小组,订立护林公约,经常进行护林工作”,“凡护林有功者分别奖励,违法毁林者予以惩处。”

  三、关于地方工作。在西北有三种地区,在老区(原陕甘宁边区)当前中心是发展生产,恢复战争创伤;半老区(黄龙地区)是发动群众完成土改;在新区,除注意做好城市工作外,须将工作重心放在乡村,发动广大农民群众进行民主改革,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为进一步发展城市工业创造条件。在新区农村民主改革应分剿匪反霸、减租和土改两个步骤,以逐步削弱和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其中须要十分注意掌握政策,在封建势力越强大地区策略的运用越要灵活,在各民族杂居或少数民族聚居地区,须采取更稳妥的步骤。

  通过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西北地区畜牧业有了新的发展,畜牧管理饲养落后的状况有所改善,部分草原被严重破坏的状况得到遏制,牲畜大批死亡的现象大为减少。当年,西北地区畜产品普遍丰收,牧区经济日渐繁荣,“改变了牧民以往饥寒交迫的穷苦日子”。位于帕米尔高原的新疆乌恰县柯尔制孜族的牧区,“每个帐篷的牧民都添置了新衣,吃上面粉,因此他们流行着这样的歌曲:‘毛主席啊,您的眼睛看到了帕米尔高原,我们的生活一年好一年,您带给我们的是‘人畜两旺’,我们报答您的是‘爱国增产’!”

  七月四日,习仲勋批示西北军政委员会发出《关于宣传教育组织群众保护铁路沿线林木的指示》,指出:“铁路沿线树木,关系巩固路堤,防止水患,调节气候,直接间接对于农林水利都有裨益。”但仍有部分居民对爱护路树重视不够,时常发生折枝、掘根、砍伐、剥皮、拔苗等事情,亟须注意防止。铁路沿线各级人民政府要向居民作广泛宣传教育,禁止任总破坏,并应切实协助铁路工作人员分段养护,凡对于保护路树有功者呈报奖励,破坏者定予严惩。

  四、关于民族政策。西北是多民族地区,各民族间存在着复杂关系,必须广泛宣传并坚决执行《共同纲领》所规定的民族平等政策,准备经过长期艰苦工作,在各民族平等的基础上,建立起各民族人民间互助友爱合作的新关系,以利巩固我们的胜利和建设新西北的伟大事业。

  西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及各省人民政府遵照《通令》指不,严禁滥伐滥垦,“普遍进行宣传,并逐步建立与健全林区管理机构。在行政领导配合技术指导下,发动群众普遍展开护林运动”。到一九五。年底,“全区已建立林管站三十二个,组织群众护林小组三百一十二个”。仅秦岭林区一处,先后捌立八个管理站,一百八十一个护林小组,订立民主护林公约爝参加护林群众达二千四百九十五人。有些社会治安不好的地方,还组织了部队武装护林和民兵巡山。“在森林残败,护棚较有基础地区更进一步开始了封山育林。如宁夏省在全省林业会议及各界代表会议上,通过自一九五一年起封育罗山与贺兰山东侧提案,新疆省在迪化及哈密山区封山三万余亩。”由于坚决执行护林政策,“在秦岭北坡毁林最严重地区的破坏行为被停止”,“秦岭南坡,甘肃洮河、祁连山及青海、宁夏大规模的破坏也基本上停止了”。 “这可说是西北森林有史以来,从滥伐破坏走向护育的转折点,为西北林业工作树立了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群众普遍反映道:‘如今世事不一样了,公家来管树,我们也有心劲栽树了’,因而激发了他们植树造林的积极性。”西北军政委员会因势利导,组织群众开展大规模的植树造林运动。这一年“西北区共造林植树三千七百零九万株,超过原定计划八百三十六万株”。同时经过一年的工作,“比较精确地了解了林业情况,并积累了一些经验,给今后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五、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统一战线政策是党在领导民主革命中带决定意义的政策,没有统一战线政策就不会取得今天的胜利,不坚持统一战线政策也就不能巩固我们的胜利。党必须联合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以至民族资产阶级,以及自反动阶级阵营分化出来的一切愿与我们合作的人物,哪怕是暂时动摇的同路人。我们必须在各级政府中吸收一定数量的有代表性的党外人士担任职务,作为联合和领导这些阶级的必须条件。目前必须从各方面检讨这一工作中存在的错误和不正确思想,结合学习文件教育干部,学会争取和提高党外人士以及同他们相处合作的艺术,切实展开统一战线工作。

  在取得初步成果的基础上,习仲勋进一步加大对植树造林工作的领导。一九五一年一开春,按照习仲勋的要求,西北军政委员会发出《展开大规模春季植树造林运动的指示》。要求全年“完成造林五万七千六百一十五亩,植树二千六百七十六万株的任务,把西北林业工作推进一步”。并指出:西北林业“应以培植防护风沙、涵养水源的保安林为主,同时提倡栽植薪炭林以解决燃料问题,并注意栽培有经济价值的果木树及道路和城市树木。”强调:“各级政府要深入宣传动员,利用各种方式方法进行活动,讲解植树造林的重要性,掀起春季植树运动,广泛地发动与组织群众和机关、学校、部队人员进行植树,彻底纠正旧社会长期遗留下来的轻视林业的思想”,注意解决植树造林中的具体困难。《指示》提出群众与公家合作造林,“按照自愿两利原则,有苗出苗,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地出地,等价算股,按股分红等条件共同造林”的新政策。

  六、关于财经建设工作。经济建设即将成为全党的中心工作,但西北由于经济基础比较落后,周密的计划经济须要逐步地去做。一九五〇年除由国家投资,大力发展玉门油矿和修通天水至兰州段铁路外,西北地方生产事业,仍应以农业为主,增产粮食和工业原料。公私工矿业以恢复为主,有些部门(如纺织)应力求改进与发展,畜牧业要引起重视。具体计划由西北局财委会详加研究,提出通盘计划纲要,呈请中央人民政府财经委员会批准后实行。

  由于政策措施对头,群众积极性高涨,一九五一年西北地区“植树造林工作的成绩很好”,尤其是陕西、甘肃、青海等省出现了国家同群众“合作造林”的新局面,这种方式“与群众利益密切结合,林权划分清楚,栽植效率大,也易保护,因此大部成绩很好。”六十年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习仲勋和西北北军政委员会的这一政策,与今天所推行的林权制度改革何其相似!由此我们不能不敬佩他们当年的远见和胆略。

  七、关于干部教育。由于新干部成分大大增加,党的领导责任更加重大,必须将干部教育提到最重要位置,由西北局和前委制定一九五。年干部教育计划。其中一般干部着重政策学习,高级干部须认真学习理论,有些干部须进行文化学习。学习必须联系实际。同实际结合,着重克服无组织无纪律现象,提高干部的思想政治水平。只要我们抓住这个环节,我们就会永远的胜利前进。二十二日下午,习仲勋同彭德怀、贺龙前往兰州机场,迎接由北京飞抵兰州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国民党爱国将领张治中和著名民主人士邢肇棠。他们是根据毛泽东指示来参加“建设新的人民的大西北”的。二十三日晚,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兰州西北大厦为他们举办欢迎晚会。

  四月十七日,习仲勋主持召开西北军政委员会第四十一次行政会议,讨论通过了《西北区森林管理暂行办法》,共七章三十四条。二十三日,习仲勋以他和张治中的名义发布了实施暂行办法的通令。《暂行办法》明确划定了国有林、合作林、团体林和私有林的界限,再次重申古迹名胜、少数民族寺院、卫生、教育及其他特殊效用之保安林,生于悬崖陡坡及未达采伐树龄和封山育林区内之林木,一律严禁砍伐,还具体规定麓管理保护、采伐利用和奖惩抚恤条例。

  为了统一军政领导,适应大规模军事行动业已基本结束的形势,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野战军前委于十一月二十四日致电请示中央军委:兰州西北局扩大会议决议第一野战军与西北军区合并,以彭德怀兼军区司令员,习仲勋为军区政委,张宗逊兼军区副司令员,甘泗淇为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三十日,中央军委复电中共中央西北局和一野前委,同意中共中央西北局扩大会议的决议,第一野战军与西北军区合并,彭德怀任司令员,习仲勋任政委。

  根据《暂行办法》,西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和有关部门矧后召开了木材会议和农林生产会议,规定了统一采伐办法,明确了地方政府的护林责任。就在这个时候,政务院作出捌《关于适当的处理林权、明确管理保护责任的指示》,习仲瑚以他同彭德怀、张治中的名义转发了这个指示,要求各地结刽正在实施的《西北区森林管理暂行办法》和各省的实际情滴认真贯彻执行。

  中共中央西北局兰州扩大会议,全面分析了面临的形势,提出了工作任务,对于做好西北地区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习仲勋十分重视并花费了很大精力抓会议精神的贯彻落实。十二月十六日,习仲勋主持召开陕甘宁边区及西安市机关党员干部大会,传达中共中央西北局扩大会议精神。十七日和二十三日,他又分别出席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的关中各地委书记会议和陕西新解放区地委书记会议。在这几个会议的讲话中,他对西北的政权组织、部队整训、地方工作、民族政策、统一战线、经济建设、干部作风和干部教育等问题作了全面阐述,把党的政策与当前实际工作紧密联系起来,教育引导各级十部更好地掌握政策,稳步推进各项建设。根据新解放区的实际情况,他要求加强新老干部间的团结和学习,提出对新干部要进行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经验的基本教育,选定几本书,熟读精研,要作为思想武器,系统地批判旧思想,确立革命人生观。

  西北地区的植树造林运动起步比较早,对政务院林业部捌出的“全面护林、重点造林、合理利用”方针也贯彻得比较好,“各大中小城市都发动了较大规模的团体造林和群众植树运动”。一九五一年,西北地区林业与农业一样取得了好成绩,涌现出许多造林防沙的先进地区和个人。年底在召开的西北首届农林、水利、畜牧劳动模范代表会议上,表彰了林业方面的模范人物和典型地区。习仲勋在会上就植树造林运动又提出新要求,号召一九五二年继续开展大规模的植树运动:“提倡每人一年一株树运动,一年三千万株,经过十年二十年之后,就可以使我们西北所有铁道旁、公路旁、河畔、秃山逐渐绿化起来。”

  经过一个时期的工作,西北各省人民政府相继成立。一九五。年一月十日,陕西省人民政府成立大会在西安群众堂举行。马明方任陕西省人民政府主席,张邦英、韩兆鹗任副主席。习仲勋到会祝贺并发表讲话指出:今天陕西省人民政府宣告成立,这对统一领导陕西人民加速医治战争创伤和恢复生产等工作有重大意义。现在我们最感重要的,就是在全西北、在各省、在各个地方加强并巩固人民的革命大团结。西北的事情,是包括占全区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各民族、各阶层、各党派的公事,不是任何一民族、一阶级、一党派的私事,只有团结大家的力量,才能办好。所以我们共产党把与党外人士民主合作的统一战线定为党的基本政策,而且这个合作的原则是坚定不移的,永远不变的。陕西省人民政府就是这样一个地方性的联合政府,它包括了各阶层各党派的代表人物。习仲勋满。际信心地说:“我们大家都站在为人民办事的立场上,抱一样的态度,团结起来,共同努力,我们的事情就一定会办好。”

  一九五二年春节刚过,西北军政委员会即在二月六日召开了第六十五次行政会议,再次强调:“植树造林工作在西北特别重要”,初步规划了东起陕北府谷,中经宁夏,西到甘肃河西走廊的三千里防沙林蓝图。这是西北林业建设史上空前伟大的壮举。西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根据会议要求,开始勘测设计,筹划部署这一巨大工程。

  一九五〇年一月十九日,西北军政委员会在西安成立,这 是西北区各省市高一级的地方军政领导机关,并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领导地方政府工作的代表机关”。当日举行主席、副主席就职典礼。彭德怀主席,习仲勋、张治中副主席分别讲话。习仲勋在讲话中明确阐释了新生政权的施政理念,表状了当好人民忠实勤务员的决心。他说:“西北解放战争已经结束,我们就要进入一个和平建设的新时期。西北有三百三十九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有汉、回、维、藏、蒙等十余个兄弟民族二千三百五十万人口,有广大的农、牧业和一定的工矿业基础,有丰富的地下蕴藏,这些都是建设新西北的极好条件。我们要做的事情是很多的,困难也很大,但依靠我们各族、各界人民的大团结,依靠我们正确地执行各项政策,依靠我们艰苦奋斗,我们就完全能够克服当前的各种困难,有步骤地进人经济建设高潮和文化建设高潮。建设一个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新西北。”

  大规模的植树造林运动在西北兴起之后,苗木供给不足成为突出的问题。六月八日,习仲勋批示发出了《关于育苗采种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地高度重视,“特别是在营造防风防沙林、水源林、护岸林及铁路、公路两旁护路林地区的当地政府,更应切实加强育苗采种工作”,为来年的植树造林运动顺利进行提供保证。

  习仲勋诚恳地说:

  七月间,习仲勋代表中共中央赴新疆迪化参加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二届党代表会议。此时正值盛夏,习仲勋在新疆工作了一个月,看到大片戈壁沙漠,深感绿化工作必须加快,对绿化西北也产生了新的想法。一回到西安,他就立即指示筹备召开西北地区首届林业工作会议。

  我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是一个普通的为人民办事的勤务员,这次蒙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本会副主席职务,深感责任重大。当一本过去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全党同志一起,和各民族、各界党外人士一起,彼此共策共勉,当好西北人民的忠诚勤务员。在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在本会彭主席的直接领导下,和张副主席以及全体委员共同努力,我们深信建设新的大西北的光荣事业是一定会成功的。

  八月二十五日至九月三日,西北地区首届林业工作会议在西安召开。参加这次会议的有陕、甘、宁、青、新及西安市林业方面的负责人,各林场场长、各森林管理处主任、西北农学院林业教授。会议历时十天,总结了前三年西北林业工作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确定了今后的工作任务。

  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的同时,在陕、甘、宁三省局部地区执政十四年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即行撤销。

  会议结束时,习仲勋作了《为绿化西北而努力》的讲话。这是他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和认真思考后,站在全局的高度,从长远发展的要求出发,所作的一篇卓有远见的讲话。他充分肯定了新中国成立后西北地区林业工作取得的成绩,进一步论述了开展西北植树造林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指出:“在我们国家财政经济情况已经根本好转的今天,林业工作,应该是我们即将进人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的一项重要工作”,“今后林业工作的具体任务就是绿化西北。”他说: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就是不仅要认识中国,而且要改造中国,建设一个更好更美丽的中国。西北的林业工作者,不仅要认识西北的自然环境,还要用森林做武器来改造西北的自然环境,把荒沙地变成森林,使没有树的地方能长起树来。林业工作是全国经济建设中一项重要任务,在西北,更有它特殊重大的意义。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的风沙之害来源于西北,而甘肃、陕西的风沙又来源西北的西北。西北是黄河之源,也是黄灾之源。过去的西北是五年一大旱,三年一小旱,这些水旱风沙的灾害为什么会这样逞凶呢?难道缺乏森林不是一个重要原因吗?千百万劳动人民正盼望我们去领导他们征服这些凶恶的敌人。过去我们是向统治我们的阶级敌人进行革命,今后我们就要拿出更多的力量来向自然灾害进行革命了。

  一月十九日至二十七日,西北军政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主题是“本共同纲领原则,依据西北地区实际情况,提出西北地区目前工作任务”。彭德怀作了《关于目前西北地区的工作任务》的报告,习仲勋作了《关于协商军政委员会各委、部、局、厅组织机构和人事配备的意见》的报告,贾拓夫作了《关于西北地区一九五〇年财政收支概算草案的结果》的报告。

  他根据这次去新疆所了解到的情况,指出:现在流沙逐z向内地侵袭,情况十分严重。宁夏阿拉善旗东部的流沙穿过兰山和狼山的缺口,正向东侵犯到平罗、磴口、中卫等地。沙越过贺兰山、穿过长城,甚至侵犯到甘肃的景泰、民勤、武威、永登等县。那里每年都有上千亩的良田被埋没。绥远伊克盟的大流沙,直到陕北榆林,成为“八百里金沙滩”。流侵袭到内地,每年被风沙埋没的土地也是惊人的。榆林市周围全部被荒沙包围,甚至侵袭到米脂、绥德。在新疆和甘肃西部都有一望无际的大戈壁。他还说:根据河南陕县水文站的记录,每年自黄河上游流下去的泥土就有四亿七千九百万立方米。游农田被冲坏,下游农田就要被淹没。所以征服黄灾不仅是西北的问题,也是全国的问题。黄河下游千百万人民都注视着我们西北,中央对这个问题也很重视。我们现在要订出计划,不仅是一个五年计划,还要订出几个五年计划。我们的目标是正本清源,不仅要治理黄河,对于泾河、渭河、洛河、无定河等几个大支流也要治理好。【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会议按地区分五个小组对三个报告进行讨论,通过了西北新区农村减租、清理旧债等暂行办法,各省和西安市人民政府报告了工作。这是人民民主联合政权在西北地区的具体体现,代表和反映了各民族、各地区、各阶层的意愿。“会议的民主精神表现很好,在讨论问题时,各委员及列席代表均表现认真负责诚恳率直的态度,大体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期望,正如委员中有些老先生所说:‘会议中人人说话,对的意见都采纳,不对的反复研讨解释清楚后取消,这才是民主的真精神”’。“各不同民族委员间充分表现了互相尊重与团结友爱精神,凡涉及少数民族的问题,特别重视各少数民族委员的意见,大会不轻易付表决”。凡有不同意见,经分组、大会反复研究协商,让全体少数民族委员一致同意后才作决定。

  习仲勋在总结前两年植树造林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西北地区植树造林的目标。他说:

  习仲勋主持二十六日的大会讨论。委员们和列席代表在讨论习仲勋关于西北军政委员会机构设置的报告时,集中讨论了“行政人员是否兼职监察委员”的问题。这个问题,当时法律上没有规定,但有些省的许多监委是由行政首长兼任的,军政委员会下设的人民监察委员会中也存在这种情况。对此,委员有不同意见。宁夏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民主人士邢肇棠发言说:行政首长兼任监委,有检查工作之便,没有坏处。今天的行政与监察是统一的,严格划分似无必要,但也不能太多。有的委员认为,监委不宜由行政人员兼任,监委的工作一方面要对行政积极从事帮助,一方面还要在“消极”上纠举弹劾,监委要专业化。习仲勋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认为:.“行政人员还是尽可能的不加人监委会好,他们加人监委不能专心把工作做好;同时行政与监察明确划分开来,在群众中会起好的作用。所以,我意根据中央监委情形,少数行政人员加人也不要紧,但以非行政人员做这项工作较宜。同时还要看我们提出的这些监委人选是否适当。”习仲勋的意见得到了委员们的赞许,大家发言讨论更加积极,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使监委会制度更加完善。

  考查上述一切灾害的成因,主要是由于草原和森林的破坏。要消灭这一切灾害,就要恢复并且逐步发展森林。经验证明:哪里植树造林哪里就能制伏风沙的侵袭,同时也能防止水土的流失。所以各级人民政府及林业工作者应该多动脑筋考虑这个重要问题,依靠广大的劳动群众,在西北地区开展一个大规模的逐年发展的植树造林运动。我们应该在三年来“普遍护林、重点造林、合理采伐”的基础上,结合西北情况,把造林和护林并重起来。什么时候能造,就什么时候造:什么地方能造,就什么地方造。有计划、有步骤地建造防风林、水源林、护堤护岸护路林。

  会议于二十七日一致通过了彭德怀、习仲勋和贾拓夫的报告,针对西北地区的实际情况“明确的规定了各种不同地区的工作方针及工作中心和步骤,指出了今后在一定时期内经济建设应以农牧业为主,确定了一九五。年农业生产的具体任务及恢复与发展工业、交通事业的方向和重点,特别指出春荒的严重性,必须大力组织生产救灾,做到不饿死一个人”。由此,西北地区恢复经济和开发建设以及社会改革各项工作全面铺开。

  他充满憧憬地指出:“我们要在数千里的流沙线上,建造森林长城,要在滚滚河流的两岸和红土山上,到处种起树来。这样,我们的西北地区,就会变成绿荫遍地、青山绿水、气候良好,水旱风沙的灾害就会被我们逐渐征服。”

  这次会议卓有成效。正如张治中副主席在闭幕词中所指出:“这次会议是一个胜利的、圆满的、成功的会议;这是由于西北五省人民对于这次会议殷切的期望和鼓励,彭主席的民主作风和民主领导,习副主席主持会议筹备工作的慎重周到,各位委员的态度谦虚和论事客观等主要因素所达成的伟大胜利。”

  习仲勋在讲话中,还以华夏祖先创造青山绿水,留下汉桂、唐槐和汉柏等故事来说明中华民族历来是喜欢种树的,希望林业工作者继承和发扬这一优秀传统,在应该造林的地方瑚植起森林。他最后强调:林业工作要贯彻群众路线,切实做捌“一人一把种”,“一户一畦苗”,“家家育苗”,“人人种树”镧使群众懂得靠山吃山、吃山养山的道理,由群众自己来打下酬年大计的基础。他还提出:在农村日益发展的各种形式的劳制互助组织里,要增加采种育苗、植树造林这项任务。

  像这样发扬民主、富有成效的高层次会议,在习仲勋实际主持中共中央西北局工作期间先后举行过六次。一九五一年春,在第三次军政委员会闭幕会议上,习仲勋兴奋地说:“这次会议上,我们深深感到,没有一个人不在进步,并且进步很大、很快,不论老年人青年人都在进步,很多党外人士的进步,并不比共产党人差。如果过去有些党外人士还有某些做客态度,那么现在很多人都挑起担子来了。我们有了共产党员与非党人士的巩固团结,做好一切工作就有了保证。”他在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中说:

  西北地区的绿化工作,在解放初的几年中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植树造林是百年大计,需要数十年长期不懈的努力,而不是短期就能收到明显成效的。遗憾的是后来的“大跃进”糊动和“文化大革命”,使绿化大西北工程受到严重挫折,森林植被遭受极大破坏。直到一九九八年八月,江泽民在国务院副总理姜春云考察延安的报告上作出“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西北地区”的批示后,绿化大西北工程又进入了一个大规模的发展阶段。

  军政委员会会议一年开三次到四次太多,一次又太少,像西北每年召开两次较为合适。每次会议都应当邀请各民族、各界、各民主党派人士列席,人数可以相当委员数的两倍到三倍,这样好处很多。经过这种民族民主的统一战线会议形式,使各方面的人体验到真心参与政事,并从此得到教育,和我党联系密切了,也就起扩大党的影响,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的效果。各族、各界人士,凡参加过会议的都有进步。【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充分肯定了习仲勋的意见,称赞他送来的报告“很好”,其中所提几个问题的方针都是对的。此时,习仲勋已代理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那还是在一九五。年三月,彭德怀要去北京开会时,他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会上对自己去北京后的工作安排提出意见:“我去北京后,政府职务由习(仲勋)代,对内对外,出命令也叫代主席。”彭德怀放心地把西北党政军工作的领导重任交给习仲勋,表明彭德怀和习仲勋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相互信任,紧密团结,革命情谊是极其深厚的。此后,凡彭德怀离开西北期间,都由习仲勋以西北军政委员会代主席身份履行职责。一九五O年十月以后,彭德怀离开西北指挥抗美援朝战争,西北党政军领导工作的重担就完全落在了习仲勋肩上。

  ■痛悼杨虎城

  就在习仲勋紧张地为西北军政委员会的成立操劳忙碌之际,一个特大噩耗由西南重镇重庆传到西安,使他十分震惊和悲痛。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的一天,杨虎城之子杨拯民同青海省人民政府主席、杨虎城将军的部下赵寿山神情凝重地来到习仲勋的办公室,把两封来自重庆的电报递到习仲勋手中。其中一封是高桂滋等陕西驻渝同乡会人员发来的,一封是原国民党第四集团军(前身为杨虎城领导的第十七路军)驻渝办事处人员发来的。两封电报说的是同一件事,即在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实施大屠杀,爱国将领杨虎城将军及其眷属、秘书、副官等数人惨遭杀害,要求陕西派人赴渝主持丧事。习仲勋看完电报,心情沉重,悲愤交集。他青年时就十分敬仰杨虎城,特别是杨虎城同张学良一道,为国家和民族利益发动西安事变,兵谏蒋介石,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实现了全民族抗战。对这位有功于国家和民族的同乡,他一直都惦念着,期盼着杨虎城挣脱蒋介石的长期囚禁,重获自由,现在等来的却是噩耗,悲伤之情是可想而知的。他安慰杨拯民说,杨将军遇难,这不仅仅是你家中的不幸,也是国家的大事,需要报告中央作出安排。他吩咐秘书陈煦立即给中央发电报请示,同时对陕西方面丧事活动作出安排,即派杨拯民赴重庆接杨虎城灵柩;由于从重庆回陕西必须路经武汉,他又亲笔写信给中共中央中南局和中共中央西南局负责人,介绍杨拯民的情况,请求给予支持;决定由赵寿山负责西安方面的工作,立即筹组治丧委员会,安排办理丧事。杨拯民回忆:“这两件事是在一个小时内办妥的,而且都是他亲自动手,草拟的电稿还和我们再三商酌。当晚中央即回电并电告中南局和西南局,使我感到仲勋同志办事效率非常高。”

  周恩来接到习仲勋的电报后,很快从北京打来电话,对杨虎城的治丧活动提出具体要求。他特别指示由杨拯民立即赶赴重庆接灵回陕,并请习仲勋转告杨拯民:“这不是私事,是党交给的任务。要通过办理杨虎城将军的丧事,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暴”,并说他已关照沿途各地有关领导,要求对杨将军移灵事宜给予大力支持和帮助。

  杨虎城在重庆惨遭杀害的消息迅速传到全国各地,陕西各界人士和人民群众纷纷以不同形式开展悼念活动。十二月二十四日,杨虎城治丧委员会暨西安各界举行公祭大会,习仲勋担任主祭,杨明轩等十五人陪祭,赵寿山、杨明轩及杨虎城胞弟杨茂山等先后致词哀悼。

  一九五〇年一月三十日,杨虎城的灵柩到达西安火车站。习仲勋与刚开完西北军政委员会会议的彭德怀、张治中等及各界代表二百余人一起参加迎灵仪式。习仲勋主祭,杨明轩致悼词。之后,杨虎城的灵柩在新城广场停放七日,各界人士纷纷前来公祭。

  二月四日,中共中央西北局、西北军政委员会和西安各界四万余人,在新城广场隆重举行杨虎城追悼大会。习仲勋、张治中、张宗逊、赵寿山、邓宝珊、张凤翔、邢肇棠和杨子廉及杨虎城生前好友等参加祭悼。习仲勋主持追悼仪式,赵寿山介绍杨虎城、宋绮云诸烈士的生平及遇难经过,烈士亲属代表杨拯民致词,彭德怀送了挽联。习仲勋致悼词说:杨虎城与张学良一起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在西安对蒋介石实行兵谏,是有重大意义的。此举,加速了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加速了全面的抗战,在中华民族解放史上写下了光荣的一页。他说:现在的两北已经不同于往昔了,西北人民和全国人民一道,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赢得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压迫人民的黑暗统治一去不复返了。西北各族各界人民,要紧密地团结起来,加紧建设新西北,以此来追念杨虎城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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