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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会决定自己的命运,要想真正感悟庄子逍遥

2019-11-09 05:41

  反过来说,一个人的生活完全是可以由态度来改变的。一个人先天的性格、后天的机遇、固有的价值观,最终会决定自己的命运。

那是2014年春节长假之后的正月初十,我独自在一家小饭店吃饭。临桌有几个年轻人边吃边聊,当谈到节日期间参加同学聚会的话题时,其中的一个女孩子说自己很郁闷,因为她的同学们现在“一个个都比我混得好,开着好车,穿戴名牌,言语间春风得意……”

我们终于知道为什么于丹要用庄子“逍遥游”的思想来讲“超越”了。实际上,在于丹心目中,所谓的“逍遥游”就是凌驾于万物之上的“超越”。那怎么样才能完成这个“超越”呢?于丹说:“这种磅礴万物不一定借助神仙功力,这往往指的是我们内心。”引到“内心”就进入了于丹的强项了,她在《于丹<论语>心得》里就一直强调“眼睛向内”。

[画外音]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可见名利二字,是世人难以舍弃的追求。但是庄子的人生哲学是淡泊为大,只有超越了所有的功名利碌之心,才能感悟到人生的最高境界。那就是逍遥游。于丹教授认为,要想真正感悟庄子逍遥游的境界,就一定要能够超越名利,而有一个淡泊的心态,是超越名利的基础。那么,怎样才能做到淡泊为大,怎样才能从庄子的故事中,感悟世间的道理;怎样才能超越自我,达到一个理想的境界呢?超越这个话题,是我们今天的生活中,经常讲到的。什么是真正的超越,超越在于对于现实清醒的认知,而这个认知就在于我们能够辩别生活中所有的纷杂中,有什么是恒定不变的,它的本质是什么。先说一个题外话。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时候,走到各处观赏纷纷世象,他问了很多随意的问题,但是有时候他会得到出人意料的答案。在金山寺,他问当时寺中禅宗高师法磐,他说每天长江来来往往这么繁华,一天大概要过多少条船啊?法磐大师跟他讲,说两条船。乾隆说怎么一天就只有两条船呢?法磐说:一条为名,一条为利,整个长江无非两条船。这就是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说的,世上熙熙皆为利来,世上攘攘皆为利往。那么,另外人心中所看重的就是名了。所以,名与利多少人的奔波最后可以归结为这两个基本的支点。那么,在《庄子》中,对名和利是怎么看的呢?《逍遥游》里讲到了这样一个故事:尧让天下予许由。[配音]尧:日月都出来了,还要我这小火把干什么?及时雨都下了,还要人工灌溉干什么?我实在不如你,所以请允许我把天下交给你吧。庄子:算了吧,老鼠在溪流喝水,所需的也不过是满腹而已。你说把天下让给我,我要它来做什么呢?况且天下已经给你治得很好了,你想把美名让给我,我要这些空名来干什么?尧和舜这是被大家公认自古而今圣人之首,会认为他们天下明君贤主的一个代称,但是尧呢还是很认真的对许由说:说先生我看到你就知道,日月出而爝火熄,当天地日月这些光明永恒的星象都出现的时候,我们还用打着火把,在大白天打着火炬去找路吗?显然这点火炬是该熄掉的;天如果要下大雨了,万物都已经受到了甘霖的滋润、浇灌,我们还犯得着每天担着水桶,一点一点去浇花吗?用不着了。他说先生,我看到你就知道,我来治理天下,就好象火炬遇到的阳光,好象是一桶水遇到天降甘霖一样,我是不称职的。所以我请求把天下让给你。大家看看,这辞让的还不是小官位啊,尧出来要把天下让给许由。许由又怎么说呢,许由淡淡的说:你治理天下已经治理得这么好了,那么我还要天下干什么?我难道就图个名吗?名者,实之宾也。他说一个人实是主,名是宾客,难道说我就为了这个宾官而来吗?所以他说算了吧,许由接着说了很经典的一种比喻: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他说一个小小的鸟,在森林里面,即使有袤的森林,让它栖息,它能筑巢的也只有一根树枝,他说偃鼠饮河,一条汤汤大河,一个小偃鼠说我去喝口小,他能喝多少啊,果腹而已。喝饱了他的小肚子,他也再喝不进了。这言外之意呢,人生有涯不管你拥有多少,我们想想,一个人这一辈子,你能吃多少饭,你能住多大的面积,人往床上一躺,你占的地方到底能有多大?不管你住的600平米的毫宅,还是非曲直1000平米的毫宅,你其实住的自己的空间到底能有多大呢?有时候淡泊为大,就是这样的一种宁静致远,这样的一种淡泊心智,可以把天下都辞让出去,这照样是一种非常大的情怀。也就是说,人看清自己的目的,看清自己的方向,看清眼前的权衡,这是不容易的。我们今天的生活,往往是什么呢?往往是无事忙。我曾经看过这样一个比喻:说有一个人有一天想要往墙上挂幅画,然后就忙忙叨叨地找来了锤子,找来了钉子,一钉,发现说这个钉子吃不住这幅画,那怎么办呢?说我得打一个小木头锲子,让这个钉子能够吃住,然后就去找木头,找着了以后说不行,我必须得去找把斧子,就找斧子,找着以后觉得斧子也不行,得锯,又去找锯,找到锯条以后说没有这个手柄,然后又去找手柄,就这样一轮一轮找下来,等到他把所有的东西都凑齐的时候,他已经不知道要干什么了,他早就忘了那幅画了。其实这有点象我们今天的生活,我们今天的生活像黎巴嫩著名的诗人纪伯伦说的那样,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以至于我们忘记了为什么而出发。很多时候我们会置身于这样的茫然中。我们在行走,我们在奔波,我们终日碌碌,但是我们忘记了为什么而出发。[画外音]当一个人迷失在功名利碌之中时,常常会忘记了人生本身的意义。庄子淡泊功名,虽然生活非常贫困,但当楚国的大臣来请他去做官时,他却去不肯去。于丹教授认为:贫困恰恰成就了庄子,使他能够在淡泊为大的境界中,感悟到人生中许许多多真正的道理。只要我们可以让心静下来,真正就会有空灵之境,让我们的眼睛锐利起来,我们会看到不经意处有很多至极的道理,我看到过这样一个报道:这是一个大家都熟悉的名字——世界著名的男高音帕瓦罗蒂。帕瓦罗蒂在年轻的时候,刚开始盛名远扬的时候,整个人是非常紧张的,而且他觉得他的噪子不堪重负。有一次他在全世界巡回演出的过程中,人非常非常累,那么他在一个酒店里面,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得生怕自己再唱下去,噪子支撑不了了。这个时候非常烦人,隔壁的那个客房有个小婴儿,这孩子呢就是个哭夜郎。夜里不停地哭,一声一声地哭。帕瓦罗蒂越睡不着越烦,越睡不着觉越烦,后来终于他也睡不着了,他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婴儿的啼哭,哭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为什么他的声音还象他第一声那么洪亮?然后他就不停地听,不停地想,后来他发现了由于小婴儿一切都没有发育,婴儿是不会单独用噪子的,所以婴儿的哭声是丹田之气,他是一股气在往上顶。帕瓦罗蒂突然想明白,成年人就是我们的肢体已经长得太开了,我们各个部位可以独立运用了,所以人往往会孤立的吊噪子,唱不过一个小时就嘶哑了。如果我们回到蒙昧的孩提时代,我们学着用丹田运气的话,也许就会省了噪子。所以他就开始练丹田用气,那么他不仅这一次演出大获成功,而且奠定了他在世界歌剧舞台上这样一个霸主地位。这个故事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人从这些不经意的地方,从最小的强细微处能够见出精妙的大道理。这一点就在于你是不是用心,是不是真正的能够从这些个细节里面,获得你自己需要的知识和感悟。有很多人一生追逐辉煌,总是希望在喧喧嚷嚷之中,不要说辞让天下了,连一个职位,一个小小的兼职机会,我们都不肯放弃。因为我们耐不住寂寞,我们需要这些外在的辉煌来证明我们自己的能力。但是其实呢,有这样一句谚语,说在真正的比赛中,冠军永远跑在掌声之前。这句话很耐人寻味,大家想一想,其实一个长长的比赛,不管是几百米还是马拉松,冠军跑到终点之前,观众席上是没有掌声的。只有冠军冲过了线,掌声响起。而后面更多的掌声是为后进者加油的,是因为他们落伍了,在鼓励他们。所以落后的人听到的掌声比冠军要多,其实冠军是在大寂寞中第一个冲到终点的人,而这种大寂寞最终会打开掌声的辉煌。所以这句话也很耐人寻味,叫做冠军永远跑在掌声之前。其实这句话也对我们每一个人是一种启发,就是古人的散淡,古人的恬静,古人的辞让在于什么呢?在于他们留一份寂寞给生命,让生命终于可以开阔。而我们今天希望用繁忙驱散寂寞,让寂寞不留心间。寂寞不是一件好的东西吗?寂寞有时候并不意味着愁苦,寂寞其实意味着一段静止下来的时光,当你自己独自去面对的时候,有可能会看到你意想不到的境界。这种境界在《逍遥游》里面有很多的描述,有的时候它是借助一种寓言,它说到两个修道之人,肩吾去问连叔。[配音]肩吾:我听说一个不可思议的人,他可以不吃饭,不喝水,还可以在天地间自由地翱翔,你说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人?连叔:你不相信这样的事情,是因为你没有开阔的眼界,和博大的胸怀,我告诉你吧,这样的人确实存在,他可以磅礴万物,做起事来气定神闲。连叔说,这样的神人完全是可以做得到的,而这个人的气定神闲到何等程度,大旱之年可以做到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旱得天崩地裂了,土都被烤焦了,而这个人不觉得热,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心有这样的定力。那么连叔说得就更邪乎了,说这样的人就算他身上的那些皮屑,那些尘垢,就足以捏一个尧舜了,这个人就有这么大的道德,就有这样的功力和境界。其实这样的一个人,显然是杜撰出来的神话人物,可是他证明了庄子的小与大之间的辩别,最终的落点,不是给你讲神话,而是给你谈人生。就是人生的经历不同,由经历和悟性最终决定了你的眼界。那么这种眼界反过来,一个人的生活是可以由态度来改变的。也就是说一个人先天的性格和后天的机遇,以至于的他的价值观,最终会决定了命运。我们经常说命运这个东西,往往太客观了,完全依托于机遇,其实你自己有什么样的价值观,会决定了你的取与舍,这里面需要有一种理性,清明的理性是在这样一个嘈杂物化世界中,拯救生命的一种力量。但同时我们需要一种欢欣的感性,这种感性之心使得我们触目生春。我们所及之处充满了欢乐,那么这个意向在宋代的笔记文中有一个特别好的故事记载。又是说到苏东坡和佛印,这一对冤家经常共同出游,看到很多的世象情景,但他们有自己的解读。有一天两人结伴出游,走到一个随随便便的木匠铺,看见这个木匠呢正在那儿做家具,拿出一个墨盒,啪一弹墨线,佛印一见,马上就拿起这个墨盒来,做了一首诗:吾有两间房,一间赁与转轮王,有时拉出一线路,天下妖魔不敢当。这话说的是墨盒,他说我的这个房子,有一间租给了转轮王,墨盒里不是有个轮子吗,然后能把这线给拉出来,他说我拉出一线路的时候,天下妖魔不敢当,为什么呢?这个墨线就是所谓规矩的矩,这一弹它给出来的就是正直,墨线代表的就是正直与准则。所以他说在这样的一个正直与准则的标准制衡之下,所有的妖魔鬼怪是不能出来的。这就是人心中的这间房,要有一把尺子,要有公正,做人要有底线,要不超越,这才能够做到这个世界上行为的守则。接着苏东坡就说:吾有一张琴,五条丝弦藏在腹,有时将来马上弹,尽出天下无声曲。苏东坡说我也有一样东西,不是墨盒而是一架琴。那么五条琴弦都藏在我的肚子里,有时将来就是我自己随心所至的时候,拿出来就弹,其实你们别人听不到,我的心智可以听到的声音是尽出天下无声曲。那么无声的音乐,是至极的天籁,这架琴是什么,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人心中感性的欢欣。每到一个风景,每到一处地方,心中有一种悲悯之情,有一种欢欣之意可以流露出来。其实苏轼与佛印分别代表了中国给人格理想上的两个支点,这就叫做依于仁,游于艺。依于仁,就是指一个君子内心要有仁爱的准则,这是一种标准,象一个墨盒弹出的墨线一样,清清楚楚不容置疑,摆在那里作为底线;而游于艺就是人的自由境界,这个艺是艺术的艺,也就是苏东坡心中的那架琴,一个人有了这样一种心游万仞可以凭借的音乐,那么他在一个寂寞的世界上,他还会不甘吗?那么他面对所有纷纭的世象时候,他不能超越吗?[画外音]庄子生活中战火纷飞、群雄争霸的战国时代,但他的心却是那样的淡定。于丹教授认为,不同价值观念的人,在经历相同的事时,会得到完全不同的人生感悟。正因为庄子超越的功名利禄,方可逍遥人生。而在现代社会中,我们可以看到那么多的乍富之人,我们的心态还能够保持平衡吗?我们的人生还能够逍遥起来吗?而《庄子&S226;逍遥游》中的“游”又是什么样境界呢?“游”是个动词,“游”告诉我们,人想体验逍遥,必须要有一种动态系统,也就是说让你的生活更多的灵动,不要让他僵死,要善于打破常规,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有这样一种辩证的关系,真正稳当的东西都在动态之中。比如你想想陀螺,陀螺是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真正抽陀螺抽得好的人,就是让它不停地旋转着,旋转的时候是它的价值,等它一静止,就失衡了,就倒了,所以动态是最好的平衡。我们再说最眼前的例子。大家都会骑自行车,自行车如果静止摆在那儿的时候,得靠车架子才能立住,俩轮子是立不住的。但是骑起来以后两个轮子就可以行进,为什么呢?因为它在动态中保持了平衡,在静态中做不到。我们今天的人生,有太多人应对整个世界挑战的时候,感到失去心理的平衡,那是因为世界在动,而你不动。如果整个时代在变迁着,一个人真能做到与时俱进,不断地有自己的取与舍,以一种的清楚的眼界,让自己确定准则,并且以这样一种心游万仞的自由空间,调整自己的生活秩序,永远保持一种动中的平衡,那么你就不会倒,你永远是行进的自行车和旋转着的陀螺,你不会倒。只有你静下来,你才真正倒了。而你倒下来的时候,是没有外力可以拯救的。而在《逍遥游》中,我们看到所有的这一切,你都会体会到跟整个大千世界物序之中的一种交流,这种交流举了很多例子,都是我们眼前事,都是我们眼中有而心中无的,也就是说每个人看见的世界大体相同,但每个人得出的经验与道理却大相径庭,这关系到两点,第一智慧,就是我们能不能从中辩析出启迪的意味,第二是慈悲,我们能不能够以一种善良去提炼所有世界的光芒,折射在一花一叶上给我们启迪。所以你看看,庄子他对于一个葫芦、一棵树、一个小狸猫、一个小鸟他都是抱有慈悲的。他都会自然而然地尊重它先天的物性,从来没有说以一种人为的标准刻意去改变,让它变成一个按人的价值判断有用之事,这就是庄子在他的故事里面又说了这么一个例子。说有的人僵死地按照自己心里的标准,要去卖衣服,卖帽子,这商人想越人蛮荒之地,南越之人,那个地方的人呢,可能没有开化,衣服、帽子这些东西他们都没有见过,我要去那卖的话,生意肯定兴隆。所以就车载斗量,浩浩荡荡,运着好多衣服帽子去了。[配音]商人:来啦,来买衣服吧,又漂亮、又新潮的衣帽,帽子多好看啊,又漂亮又新潮的衣帽,快来买!越人:哈、哈、哈人家越人是断发纹身,这就是当地的文化,因为那地方热,他用不着穿衣服,他的装饰就是纹身,因为那地方热,所以男人不蓄长发,头发都是剪断的,所以根本用不着帽子。那就是说庄子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要以自己相当然的价值观去评估这个世界,我们在很多的时候,愤愤不平,说为什么会这样,这是因为我们的心带有成见,我们做了多少这样的事情,去“断发纹身”之地,推销我们自以为是的衣服和帽子,然后又抱怨生活给我的机遇不够好,其实这就是缺乏智慧的一种判别。[画外音]庄子的大智慧在于他能够把自己和自然外物融为一体,他的文章语言犀利,但对自然万物却充满了悲悯之心,庄子对自己的生活,只求淡泊平静,于丹教授认为,为什么今天我们有许多人的心态,总是不平衡,那是因为我们的眼睛里,看到了太多的功利。由于我们所看到的功利的有用的事情太多,所以我们已经失去了这种悲天悯人的情怀,所以我们可能会失去很多的机遇,很多的故事。什么是生命逍遥之境?这种逍遥绝不是人的生命凌驾于外在世界之上跟外物成为对抗时候的一种至尊霸主,这种逍遥需要用我们的心、我们的体温、我们的呼吸、我们的行动与世间万物相勾相连,水乳交融,需要我们能够去欣赏花开,听到飞鸟掠过天心的声音,能够听懂水流,能够去观赏春花秋月,这样的话,我们的心才是干干净净的,所以为什么有此一说,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人间真正的好时节,就是没有闲事挂心头,那么这种闲事往往表现为什么呢?就在于我们给自己设置的一种障碍,让我们的境界不能开阔,我们看庄子讲的,看天,有整个的大鹏鸟,莫之夭阏的九万里长天;看水,有北冥的大鲲,可以鱼游潜底,那样的一种沧海,也就是说这个天跟海都需要我们无遮无障的眼界,生活中眼界怎么样能够看得真正开阔呢?禅宗有这样一句话:眼内有尘三界窄,心头无事一床宽。说眼内要是有事,人眼睛里面有事,心中就有事,它会看得三界窄。三界是什么?前生,此际,来世。人还不是这辈子憋屈的事,是你把上辈子跟下辈子全都憋屈了。这就叫三界窄,只要你眼里的事化不开,你成天牵挂着,你就会看着连上辈子下辈子都抵压进去,但是如果心头无事一床宽,用不着去郊游多远的地方,坐在自己家的床上,你就会觉得这个床无比宽阔。所以其实要想做到真正天地共游的境界,需要先开阔了眼界,而这种眼界在于什么,在于道家最根本的一种哲学出发,道法自然。因为道无所不在,道法自然就是鼓励每一个人,用自己的脚步,去丈量你的里程,用自己的体验,去开启你的心智。道法自然,就让你无处不看见道,道究竟在哪呢?东郭子曾经去问庄子。[配音]最终会决定自己的命运,要想真正感悟庄子逍遥游的境界金沙电玩城:。东郭子:你所说的道,究竟在哪里?庄子:那我告诉你吧,其实道是无所不在。东郭子:那就请你明确地指出一个地方来。庄子:道啊,你看就在那些荻稗小草里面。东郭子:荻稗小草怎么会这样卑下呢?庄子:道就在蝼蚁的身上。东郭子:道怎么会越来越卑下呢?庄子:道就在砖瓦里面。东郭子:道怎么会更卑下呢?庄子:道在便溺里,嘿嘿,真是太卑下了。东郭子:嗯?其实如果真正看懂这段对话,我们会明白,所谓道法自然,也就是说自然之中皆是道理,只看你自己能不能发现,我们有什么样的眼睛,就有什么样的生活,大家都听过一句谚语:说山坡上开满了鲜花,在牛羊的眼中它只是饲料,对吗?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有的时候,我们能够看见鲜花,但是当一个人的心被乾隆皇帝所问的那两条船所遮蔽的时候,为着名,为着利,我们能看见的世界,差不多也遍布饲料,因为饲料是可吃的东西,是有用的,而鲜花是审美的,是启迪心智的,不要认为只有牛羊看见饲料,其实我们自己今天也往往在抱怨饲料太多,而鲜花太少,这就需要我们重归到庄子所说的道,我们去看一看在那些最卑下的甚至是最污秽的最不堪的东西里,有没有真正的道理。那么放低我们的心去发现,这是一种态度。大家知道佛家的僧人啊,在出家的时候他们都穿僧鞋,这个僧鞋的形状很有意思,即使是冬天,他们穿那种很厚的白布袜子,那个鞋呢仍然是前面露五趾,后面露脚后跟,为什么?为什么是这样的鞋?僧人再俭朴,也不至于省这点布。[画外音]庄子是道家的代表人物,庄子认为道无处不在,就看你能不能感悟到了。那么在僧人前露五趾,后露脚跟的的鞋子里,是不是也隐含着道呢?其实穿这样的鞋,是为了提醒一个道理,其实六根通道要去掉贪、嗔、痴、怨、疑、慢,这些个内心障碍,六根要清静的话,就让你看到这六个洞,这六个洞实际上是要你看得穿,要能够通透,但真正奥秘就是他为什么要把你放在脚下呢?为什么是双鞋呢?用佛家的话讲,人只有低下头,才能看得穿,你不低下头,是看不见的。所以其实逍遥游的境界,告诉我们放眼长天;但《逍遥游》里面又告诉我们道无所不在,在《庄子》这本书里,它可以告诉我们道在尿溺,只不过你愿不愿用心去发现,佛祖在讲经布道的时候,有此一说,所谓释伽牟尼拈花而弟子中只有伽叶在微笑,所以伽叶在微笑的那一刻叫做有所心会,心领神会他懂了。我们还设想两种结果,第一是佛祖拈花举座一片木头,没有一个人笑,那么这个讲经失败了;第二种就是佛祖一拈花,举座人全笑了,其实那也很失败,也不可能,因为这个世界上的道理,只要它是一种精妙的,只要它是一种贴近人心的道理,人的参悟都会有深有浅,都会有远有近,都会根据人心智的不同,人阅历的不同,价值取向的不同,跟他理想境界的不同,而有高下之分。这个世界永远没有一个规整件,告诉你每个人把道理都懂得像一加一等于二那样精确无误。所以当佛祖拈花的时候,只有伽叶在微笑,当庄子亮出他《逍遥游》的时候,又有多少心灵真正得到游历的长空,真正有几个人能够与他的天地精神共来共往呢?这句话我们不能我们不能去追问庄子,但我们可以追问自己的内心,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这是南宋张孝祥写的一句词,其实当我们阅读《庄子》,每一个人有了拈花微笑式的感悟,当我们徐徐地合上一页,感到悠然心会的时候,庄子的价值就真正体现出来了。因为他的《逍遥游》给了我们一个凡俗的生命,一双非凡的翅膀。

  我们经常说,命运这个东西太客观了,完全依附于机遇。其实,你自己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就会决定你的取舍。

那一瞬间我想到了曾经看过的一部影片《求求你表扬我》中的一段对白,片中由王志文扮演的记者问:“你觉得什么叫幸福?”范伟扮演的男主角答:“我觉得幸福就是,我饿了,看别人手里拿着肉包子,他就比我幸福,我冷了,看别人穿着厚棉袄,他就比我幸福,我想上茅房,就一个坑儿,你蹲那儿了,你就比我幸福。”旁边的人听了都在笑他,可他却很认真的说了句:“可笑吗?没上过茅房啊!”

怎么通过“内心”来实现“超越”呢?于丹说:“一个人的生活完全是可以由态度来改变的。”又说:“我们经常说,命运这个东西太客观了,完全依附于机遇。其实,你自己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就会决定你的取舍。”

  我们需要一种清明的理性。这种理性是在这个嘈杂的物化世界中拯救生命的一种力量。同时,我们也需要一种欢欣的感性。这种感性之心可以使我们触目生春,所及之处充满了欢乐。

是啊,幸福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它只是存在于每个人内心的感受,或许100个人能说出上千种不同的幸福。它是只可意会而不可攀比的,如果非要去比,那么你永远都不会是最幸福的人。就如我前面提到的那个年轻人,她的不快乐、不幸福感就是来自于攀比。

从“内心”到“态度”,从“态度”到“价值观”,终于绕到了要讲的重点。我们来看看于丹让我们这些想“超越”(当然,在于丹心目中是“逍遥游”)的人们树立什么样的价值观。

  关于这两个意象,在宋代的笔记当中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记载。

在此,我无意品评什么是幸福,我想说的是,幸福的获取是需要前提条件的,那就是只有在某个规范之内去生产生活的人才有可能得到幸福,这个规范可以是法律,即所谓的“法无禁止皆自由”,但最重要的还应该是做人的原则和底线。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条底线,那是为人处事的最低标准,是工作生活中最起码要遵循的规则,也是逾越之后需要付出巨大代价的最后屏障。

于丹提供了两个方面。一是“清明的理性”。难道还有“浑浊的理性”?我们且看于丹如何解释这一个高深的名字:“这种理性是在这个嘈杂的物化世界中拯救生命的一种力量。”言之无物,不知所云。好在于丹无意于“理性”,她的法宝是“欢欣的感性”。难道还有“愁苦的感性”?我们看于丹的解释:“这种感性之心可以使我们触目生春,所及之处充满了欢乐。”这次我们明白了,其实就是“看什么都是好的”,内心便“欢欣”起来。

  苏东坡和佛印经常共同出游,看到很多的事物情景,但是他们各自有自己的解读。

身为国家公职人员,“廉洁”无疑是最重要的底线之一。无论是从事行政管理还是就职于执法、司法部门,手中或多或少都有些权力,不可避免地成为不法分子拉拢腐蚀的对象。在形形色色的诱惑面前,守节或失度,一念之间,人生便各有不同。

有了这种“欢欣的感性”,我们无论看到什么都会觉得那么美好。如果拥有“愁苦的感性”,那毫无疑问,我们无论看到什么都会觉得那么丑陋。一言以蔽之:“我们有什么样的眼睛,就有什么样的生活。”反过来说,如果你看到了社会黑暗,那只能说明你的感性是“愁苦”的,而不是“欢欣”的。如果你有“欢欣的感性”,社会黑暗就自动消失或者转化为光明和美好了。这是什么?是典型的唯心主义,是典型的自欺欺人。我们记得于丹在《于丹<论语>心得》里的经典名言:“一个人心中有什么,他看到的就是什么。”这大概就是于丹理解的所谓“儒道相通”吧!

  有一天,两个人结伴出游,见到一个木匠铺,看见木匠自己在那儿正在做家具。木匠拿出一个墨盒,“啪”一弹墨线。

为了一时、一己私利而防线失守,受到党纪国法追究,或前程尽毁或身陷囹圄、报恨终生,甚至付出生命代价的案例不胜枚举,令人扼腕叹息。纵观这些人放弃底线的理由,或为金钱美色,或为妻子儿女,或为朋友义气,林林总总,但归结起来无非是经受不住利益的诱惑。

于丹用苏轼和佛印的故事来说明这个理论。两个人都以木匠用的墨盒为题做了首诗。佛印的诗寓意“人的心中要有一把尺子,做人要有底线,不能超越这个世界上行为的守则”。于丹说:“这就是理性。”可能是“清明的理性”吧;而苏轼的诗把墨盒比喻成一张琴,“尽出天下无声曲”。于丹说:“这无声的音乐是至极的天籁,这琴就是人心中感性的欢欣。”并且是“每到一处地方,每见一个风景,心中便有一种悲悯之情自然生发,一种欢欣之意自然流露。”

  佛印见了,马上就拿起这个墨盒来,做了一首诗:

是的,金钱是好东西,有了它,含辛茹苦养育我们的父母可以安享清福;有了它,在都市钢筋水泥的丛林里可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有了它,在同学朋友面前可以意气风发地尽情潇洒。国家公职人员也同样是人,也许我们无法做到纯粹,会有私念,会为衣食、为家庭、为子女、为房子等等违心地折腰。但无论如何,也应牢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底线不能逾越。欲望是无止境的,耐不住寂寞,禁不起诱惑,底线一开,则全线溃败。放弃底线也许会得到一时的利益,后果却是万劫不复。

我们知道,欢欣与愁苦都是外界事物在内心的反应而产生的心理作用,在于丹这里恰恰相反,只要你一直保持着欢欣的心理状态,无论是什么样的外界事物都能被转化成美好的东西。所以于丹总结说:“一个人拥有了这样的一种心游万仞的境界,拥有了这样一种自由欢畅的心灵,他在这个寂寞的世界上还会不果敢吗?他面对所有的纷纭万象时,还不能超越吗?”是够“超越”的了,凡事都被“触目生春”,还能不“超越”一切烦恼吗?这不应该是一种“功力”了,而应该叫“魔法”。当然,无论叫什么,都和庄子思想无关。

  吾有两间房,一间赁与转轮王。

因此,不管法纪如何严厉,制度怎样完善,抗拒腐败、抵御诱惑的最后防线,始终是个人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操守,是内心深处那条看不见摸不着却至关重要的底线。坚守底线,才会有遏制欲望的力量,才能够保持心态的平和,才不会在盲目攀比中迷失自己,才不会在诱惑面前放纵自己。坚守底线,对法纪要有敬畏之心,对生活要有知足之心,对欲望要有约束之心。

现在我们读的是《于丹<庄子>心得》,但于丹不忘《论语》,又对《论语》杀了个“回马枪”,顺便温习了一次错读。于丹说:“其实,苏轼与佛印分别代表了我们人格理想上的两个支点,叫做‘依于仁,游于艺’。”从后文看,苏轼代表的是“游于艺”,佛印代表的是“依于仁”。于丹这句话的表达正好把顺序弄反了,对应关系完全两拧。当然,我是根据语法来做这个判断的,可能在于丹和于丹迷那里,更讲究“创新”。就像我在指出“庄子何其人”中的“何其”用法是错误的一样,有于丹迷就说:“语言是发展的,于老师的独创用得多了,字典都要改!”

  有时拉出一线路,天下邪魔不敢当。

有这样一则故事,宋代的苏东坡和佛印两个人是好朋友,有一天他们结伴出游,走到一个木匠铺,看见木匠正在做家具,手拿墨斗,啪,弹出一条墨线。佛印一见,心有所悟,拿起墨斗来,做诗一首:“吾有两间房,一间赁与转轮王,有时拉出一线路,天下妖魔不敢当。”苏东坡不慌不忙,随口也诵出一首诗:“吾有一张琴,五条丝弦藏在腹,有时将来马上弹,尽出天下无声曲。”佛印、苏东坡这两首诗都是在描写墨斗,两人的视野却各有不同,一文一武,一刚一柔,一理性一感性,又是相得益彰,对立统一。

佛印与苏轼怎么分别代表了“依于仁”和“游于艺”呢?我们看于丹的论述:“‘依于仁’,指一个人内心要有仁爱的准则。这是一种标准,就像墨盒弹出墨线一样,清清楚楚,不容置疑,定为标准。‘游于艺’,就是人的自由境界,就是苏东坡心中的那架琴,可以自由演奏内心的音乐。”又阐述说:“一个人拥有了这样的一种心游万仞的境界,拥有了这样一种自由欢畅的心灵,他在这个寂寞的世界上还会不果敢吗?他面对所有的纷纭万象时,还不能超越吗?”

  这诗是拿墨盒做比喻。墨盒有两个墨池,就是“两间房”;墨盒里面不有一个轮子吗?墨盒的一头通过轮子把这个墨线拉出来,叫做“赁与转轮王”。这个墨线弹出一条笔直的线,就是正直与准则。在这样正直与准则的标准制衡之下,所有的妖魔鬼怪是不能抵御的。这就是说,人的心中要有一把尺子,做人要有底线,不能超越这个世界上行为的守则。这就是理性。

佛印那首诗的意思是说:我有两间房子,其中一间租给了转轮王,墨盒里不是有个轮子吗,能把这线给拉出来,这个墨线就是所谓规矩的矩,这一弹它给出来的就是正直,墨线代表的就是正直与准则。所以他说在这样的一个正直与准则的标准制衡之下,所有的妖魔鬼怪是不能出来的。这就是在说,人心中的这间房,要有一把尺子,要有公正,做人要有底线,这个底线是不容超越,不容突破的,这才能够做到这个世界上行为的守则。

关于“依于仁”,于丹的解释粗略地说是对的。但把“游于艺”当成“人的自由境界”、“自由欢畅的心灵”,则完全是为适应苏轼这首诗而随意做的歪解。我们知道,这句话出自《论语·述而篇》,原章句是这样的:“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苏东坡也做了一首诗:

而苏轼所形容的墨斗,则是取其弹性之意,他说我也有一样东西,不是墨盒而是一架琴,五条琴弦都藏在我的肚子里,当我自己随心所至的时候,拿出来就弹,弹尽天下感动事,弹尽人生悲苦时。其实你们别人听不到,我的心智可以听到的声音是尽出天下无声曲。他所说的这架琴是什么,这就是我们心中感性的欢欣。每到一个风景,每到一处地方,心中有一种悲悯之情,有一种欢欣之意可以流露出来,来陶冶我们的情操丰富我们的生活,这种感性之心使得我们触目生春。

《论语·述而篇》的主题就是教育教学,孔子这番话概括了孔子教学的目的和内容。前两条说的是精神境界,首先要树立高远的志向,立志推行大道。而要推行大道,在行为上就必须依据德行。后两条是行为准则,依照仁的标准行事和“游于艺”。这里的“六艺”即所谓“礼、乐、射、御、书、数”,关键是这个“游”,杨伯峻说是“游憩”,并引《礼记》说:“不兴其艺,不能乐学。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夫然,故安其学而亲其师,乐其及而信其道,是以虽离师辅而不反也。”可见,是把学问融合到“六艺”之中,以增加学习的乐趣,有似今之“寓教于乐”。

  吾有一张琴,五条丝弦藏在腹。

其实在这则小故事中,苏轼与佛印分别代表了传统文化中人格理想上的两个支点,叫做依于仁,游于艺。依于仁,就是指一个君子内心要有仁爱的准则,这是一种标准,象一个墨盒弹出的墨线一样,清清楚楚不容置疑,摆在那里作为底线;而游于艺就是人的自由境界,这个艺是艺术的艺,也就是苏东坡心中的那架琴。如果把这两首诗比作人生的话,可以这样理解:我们要匡扶正义,坚持道德操守,来成就事业和帮助民众,需要有一种理性,清明的理性是在这样一个嘈杂物化的世界中,拯救生命的一种力量。但同时我们也需要一种欢欣的感性,用悲悯豁达之心来感受生命和人生,时时弹奏一曲感天动地的天籁之音,一个人有了这样一种心游万仞可以凭借的音乐,那么他在一个寂寞的世界上,还会感到不甘吗?

而苏轼把墨盒看作一把琴,算不算“游于艺”就很明显了。与佛印相比,苏轼的看法更具有艺术美感,于丹从这个艺术美感中想到了“游于艺”,毕竟都带有个“艺”字。但此“艺”非彼“艺”,于丹并没有明白“游于艺”的确切含义,又一次错了。

  有时将来马上弹,尽出天下无声曲。

朋友们!幸福是一种心态,我们哪怕比天比地也千万不要去比幸福。也许我们还不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还无法成为英雄,成为完人。但我们可以做一个坦荡的人,清白的人,问心无愧的人。我们的工作相对稳定,待遇尚可,生活质量有一定的保障。薪水似泉水,涓涓细流,虽然不多,但可终生受用。只要我们做到心有所畏,行有所止,用勤劳的双手创造美好的生活,以平常心态,迎送日出日落,守住清廉,守住底线,其实也就守住了根本,守住了我们的――幸福。

于丹应该知道自己的《论语》水平,何必在这里再次冒险引用《论语》章句呢?不过是借用《论语》的名头增加一点说服力罢了,反而弄巧成拙。

金沙电玩城,  苏东坡说,我也有一样东西,不是墨盒而是一架琴,五条琴弦都藏在我的肚子里。我自己随兴所至的时候拿出来就弹,但曲声是你们别人听不到的,只有我的心智可以听到,“尽出天下无声曲”。

  这无声的音乐是至极的天籁,这琴就是人心中感性的欢欣。每到一处地方,每见一个风景,心中便有一种悲悯之情自然生发,一种欢欣之意自然流露。

  其实,苏轼与佛印分别代表了我们人格理想上的两个支点,叫做“依于仁,游于艺”。

  “依于仁”,指一个人内心要有仁爱的准则。这是一种标准,就像墨盒弹出墨线一样,清清楚楚,不容置疑,定为标准。“游于艺”,就是人的自由境界,就是苏东坡心中的那架琴,可以自由演奏内心的音乐。一个人拥有了这样的一种心游万仞的境界,拥有了这样一种自由欢畅的心灵,他在这个寂寞的世界上还会不果敢吗?他面对所有的纷纭万象时,还不能超越吗?

  不同价值观念的人,在经历相同的事情时,会得到完全不同的人生感悟。庄子提出,道法自然,道无所不在。那么,怎么样才算是道法自然了呢?

  “游”是个动词。“游”告诉我们,人想要体验逍遥,必须要有一种动态的系统,也就是说,让你生活有更多的灵动,不要让它僵死,要善于打破常规。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有这样一种辩证的关系,真正稳当的东西都处在动态之中。

  比如陀螺旋转,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真正会抽陀螺的人,总是不停地让陀螺旋转着,旋转就是它的价值。等陀螺一旦静止下来,就失衡了,就倒地了。所以动态是最好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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