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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宝两岁时,扑灰年画

2019-11-09 05:41

  皮发红说,“再说了,有鬼怕什么?无产阶级就是专门和鬼斗争的。”

  栓宝的骨灰盒往棺材里安放好,准备盖棺的时候,亲戚们说还要往棺材里面放些他生前用过的或喜欢的东西。按照当地风俗顶盆过继给他当儿子的远房侄子小扣想了想,把栓宝留下的几十封信恭恭敬敬地放进去。有人提醒说:扣儿,不能放这个,这可是你爹一生的牵挂。小扣跺跺脚,说:他的牵挂,还是让他带走吧!
  栓宝原本不叫栓宝,而是叫做留宝。留宝父辈兄弟七个,可后代只有他一个男孩。1952年他刚生下来,村里的接生婆跑到他老态龙钟、白须冉冉的祖父化生面前报喜时,化生激动得老泪纵横,连喊了几声“善有善报,苍天有眼”,然后跑到家里的祖宗牌位前恭恭敬敬地磕了几个响头,深思熟虑后给他起了“留宝”这样一个看似平常普通名字,意思是怕他长不大,要当成宝贝留下来。留宝两岁时,祖父化生又找当地最为出名的算命先生罗瞎子为他卜了一卦,罗瞎子说留宝一辈子要娶五个老婆,家族也会枝繁叶茂,根深蒂固,老祖父高兴地给了罗瞎子一块大洋,逢人就说留宝这孩子命好。
  集整个家庭万千宠爱于一身的留宝,从小并没有对学习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而是热衷于捉鱼逮鸟,偷鸡摸狗。让中医世家、仅凭几根银针在十里八乡就活人无数的老祖父化生总是叹息不已,认为自己家里的读书人的种子看样子是要灭绝了。八岁时,留宝还是被化生咬着牙送进了村里的小学去读书。刚开始,留宝哭着闹着耍赖,用尽十八般武艺不肯去,不过没过多久就忽然喜欢去学校了,有时候甚至天不亮就一个人跑到学校去。一家人高兴的不得了,以为他的脑子开了窍,家里的祖坟要冒青烟了。有一次,留宝爹顺顺不放心,偷偷跟在他后面到了学校,才知道他早去学校的原因不是去学习文化课,而是找教语文的刘先生学唱戏。回家后告诉了化生,化生生了场病,随后就想通了,给儿子顺顺说:儿孙自有儿孙福,由他去吧,只要能做个好人,平平安安长大,不让咱老王家绝了后就行。
  留宝学唱戏到了痴迷的程度。不长的时间,竟然把当地的民间剧种拉魂腔,学的有板有眼,刘先生好多次表扬他是唱戏的天才。受到了老师赞赏的留宝,更加的执着,白天练,晚上练;在学校逃课练,回家后也不分场合的练。他的戏唱的越来越好,文化课却越来越差。父亲顺顺整天长吁短叹,祖父化生的脸越发晦涩。不久,化生去世,弥留之际,交待七个儿子:留宝这孩子,虽然不喜欢读书,但心性好,你们要给我照顾好他,咱老王家就这一根独苗啊!
  在化生的葬礼上,亲人们哭得死去活来;乡邻们因想着化生一辈子与人为善、救死扶伤的古道心肠,也是流泪满面。唯独半大小子留宝似乎忘记了祖父对他的好,嬉皮笑脸地跑来跑去。出殡时,留宝走的极为缓慢,故意跟在送葬队伍的最后边,并不在意前边的人撕心裂肺的哭声,而是扯着嗓子唱拉魂腔《仙人指路》:听师傅,唤一言。款动了,小金莲,师傅面前把茶献。身在高山,心在家园,思爹盼母不得见!泪涟涟……他稚嫩的嗓音,竟喊出来无限的悲哀,送葬的队伍,更加地哭成一团。
  化生去世后,家人就更懒得管留宝在学校的情况。留宝去学校后,心思就全放在了学习唱戏上。不久又对武术产生了兴趣,扎马步正踢腿后空翻等等也是一点就通,而文化课的成绩则是更加惨不忍睹。有一次父亲顺顺把他锁在家里不让他去,留宝寻死觅活,用头撞墙,哭着喊:羊不喝水再摁也不低头。顺顺想起化生的遗言,从门缝里往里看,只见留宝一个人在房间里,像吃了耗子药的老鼠那样歇斯底里,头撞破了血流满面却并不在乎的样子,吓得连忙把他放出来。
  十四岁的时候,要考中学,虽然留宝的拉魂腔和一身拳脚功夫已经修炼的非同一般,但文化课知识还是停留在一年级的水平。他知道自己是无论如何也考不上中学,想留级再跟着刘先生学唱戏和武术,但刘先生说他的拉魂腔和功夫自己教不了了,可以出师。留宝提着书包从学校跑了回家,坚决不再去上学,而是要求在生产队里当一名社员,接收农村大熔炉的劳动教育,说是要同父辈一样靠劳动挣工分,成为一名自食其力的光荣的劳动者。
  家里人想着留宝毕竟还是个孩子,力气虽大但持续不长,成了社员后劳动起来一累,还是会想回学校读书,就答应了。没想到的是,留宝在生产队却越干越来劲,社员们也慢慢地喜欢上了他。每当大伙劳动累了,中间休息的时候,总是把留宝叫过来,说:留宝,来段拉魂腔;或者说:留宝,打一路拳脚。从那以后,当看见有人在村子的田野里把拳打得虎虎生风,尘土飞扬;或者有拉魂腔唱起,一片喝彩声传出时,大家都知道,肯定是留宝又在出风头了。
  稀里糊涂的,留宝长到了十七岁。因为家庭出身好,劳动积极,又有特长,他被推选为村子的民兵连长。当了民兵连长的留宝,更加的革命热情高涨,整天领着村里一群年轻人搞运动,搞串联,特别是对批斗人更是乐此不疲,革命的阶级性更是极强,翻脸就六亲不认。由于拳脚功夫了得,喜欢文斗,更喜欢武斗,看着民兵连的人把阶级敌人打得哭爹喊娘的时候,他总是十分陶醉的样子,有时候还会来段拉魂腔:大路上来了我陈士铎,赶会我赶了三天多。想起了东庄唱的那出戏,赵子龙大战长坂坡……渐渐的村里人在私下里开始诅咒留宝,说这孩子瞎包了,将来连媳妇也讨不上,老天要有眼,会让他老王家断子绝孙。
  家里的长辈们没有他那样的革命热情和革命觉悟,听到这样的消息,觉得抬不起头来,所以对村民们更加尊重,在村里也是更加得谦和。顺顺弟兄几个想起父亲化生的叮咛,觉得留宝心性大变的原因在于没有人可以让他收心,商量着给他说个媳妇,有了媳妇就可以让他收心归位,或许会好些。凑了个下雨天,顺顺哥七个聚在一起,把留宝堵在了家里,一块给他谈说媳妇的事情,结果却被留宝以诸葛亮舌战群儒的方式全部镇压下去。留宝得意洋洋地从家里离开时,边走边哼哼着《沙家浜》的唱词:刁德一有什么鬼心肠?顺顺气得在那里直哆嗦,那六个伯伯叔叔也只能一个劲抽烟,敢怒不敢言。
  留宝的革命热情降低,宁愿长时间呆在村子的办公室而不愿出去,是因为1970年的农历8月,村里来了个北京下乡知青徐胜男。徐胜男长得眉清目秀、杏眼桃腮,身材高挑,穿一身军装,上衣的领口别着一枚直径八公分的夜光毛主席像章,更显得英姿飒爽。她的到来,不仅引得本村的小伙子个个给丢了魂一样,而且不久以后,附近村的年轻人也以学习革命经验为借口,跑到村里,想办法跟胜男套近乎。
  胜男的父母都是部队的干部,父亲更是高干,不过当时已经被打倒,靠边站。为了保护孩子,找了战友的关系,让胜男来到当年战斗过的老区下乡插队。胜男从小在部队大院长大,被当成男孩子养,也是喜欢舞枪弄棒、吹拉弹唱。来村后就主动要求带领村民们排练革命样板戏,原本是要排练《红灯记》的,后来因为《红灯记》的唱词多而且太难记,又听说了村里的民兵连长留宝也会唱戏,嘿嘿一笑,说干脆排练豫剧《朝阳沟》吧。银环自然由胜男扮演,而留宝就演栓宝,主打片段是“咱两个在学校整整三年”。此时留宝已经进入青春期,虽然拒绝了家人介绍对象,但对男女之事并非懵懵懂懂,看见英气逼人的胜男,虽有所谓的坚强的革命意志支撑,但也免不得心猿意马。
  好在留宝有拉魂腔的扎实功底,学起豫剧来并不陌生。为了有更多和胜男单独接触的时间,他就是学会并熟悉了唱段,也装作不熟悉的样子。胜男刚来时是住在村委院里,吃饭则由村民家里轮流管饭。为了排好样板戏,几天后索性搬到了留宝家里吃住,留宝高兴得直合不拢嘴。每次吃饭时,总让娘给胜男加个鸡蛋,或多炒个菜。此时的留宝,又像小时候跟刘先生学唱戏时那样执着,甚至连民兵连的差事都不愿管了。
  他们的首次演出是在大队的秋收庆祝会上,地点在村前的打麦场的空地。演出吸引了本村的和临近不少村子的村民来观看,获得了很大成功。特别是邻村来的人,因不知情,好多人都把留宝都当做是同胜男一样的下乡知青,而不是村里的民兵连长。恰巧那天公社书记也在村里,看完后激动得不得了,也以为是下乡知青们排演的节目。演出结束后,跑到村支书家,问演员的情况,当听说是下乡知青同本村的革命青年一同排演的以后,更是惊奇地张大了嘴巴,好长时间没吭声。后来喝了点酒,对村支书说:好,很好!让他们继续排练,争取能把戏全部演下来。全脱产,按壮劳力记工分。
  第二天,村支书把留宝和胜男叫到了村委会,把公社革委会主任的话传达给他俩。留宝巴不得有这样的更多单独接触的机会,连声说:行行行,好好好;胜男却摇摇头,撅噘嘴。村支书问胜男咋回事,胜男说:《朝阳沟》需要好几个人哪,我们两个没办法排练!
  当天上午,村支书就让村里的拖拉机手开着拖拉机头把他送到了公社。公社书记听了他的汇报,说:对啊,咋把这茬事给忘了呢!后来想了想,说:好办,从来咱公社的其他下乡知青里面再挑几个,组成个队伍,不就行了嘛!村支书问:是在我们村排练还是到公社排练啊?公社书记笑笑说:你个铁公鸡,干脆到公社来吧。
  就这样,留宝和胜男来到了公社,公社又从别的村挑选了个女知识青年叫做爱国的,扮演巧真;加上公社文化站的几个人演配角,一个班子凑齐,开始了如火如荼的排练。中间县革委会的主任和军代表来看了一次,看了后连声说不错不错,真没想到。随后军代表就通过关系,把他们送到了部队的文工团,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专门训练。
  训练结束后回来,先是在内部进行了几次汇报演出,得到了一致好评。后来全县开表彰会,革委会主任拍板:表彰会后,由他们几个演出豫剧《朝阳沟》。这是留宝第一次在这么多人面前唱戏,却没有一点怯场和慌张,和胜男、爱国等人的配合出神入化、十分默契,现场的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热闹异常。演出结束后,革委会主任请全体演员吃了一顿饭,吃饭时说:从今天起,你们在全县巡回演吧!另外,留宝同志,我给你改个名字,叫栓宝吧!栓宝这时激动得心都快从肚子里蹦出来了,看着县革委会主任和蔼的笑容,看着胜男和爱国羡慕的眼神,连声说:谢谢首长,谢谢首长,从今天起,俺就叫栓宝了。
  叫了栓宝以后,他是更有热情,更加投入。随着演出场次增多,栓宝的名气越来越响,好多人似乎都忘了那个叫留宝的瞎包孩子,开始有不少人托人到家里提亲说媒,栓宝爹顺顺也觉得栓宝整天在外面飘着不回家,心里没着没落的,想起化生死时的托付,觉得再次给栓宝提一下说媳妇的事情,应该问题不大。于是让人捎口信,让栓宝抽空回家一趟。此时栓宝正陶醉在巡回演出获得的巨大成功以及可以整天和胜男呆在一起的温暖浪漫里,根本不肯回来。最后顺顺叫着两个弟弟,在栓宝到离本村不远的一个村庄演出时找到了他,告诉他介绍对象的事情。听完顺顺的话,栓宝一脸不耐烦,用正在跟胜男学说普通话的腔调,磕磕绊绊地说:你那是老思想了!我们革命青年要自己追求幸福!何况我已经有志同道合的革命伴侣了!他的话让顺顺迷惑不解,想了半天才问:有了?是哪村的闺女?谁是媒人?栓宝气得翻了翻白眼,还是撇着说普通话:我们自己谈的,就是胜男!顺顺更加困惑,说:人家大城市的青年能看上你?栓宝于是生气了,不再理顺顺,最后咬着牙说:你懂啥,人家胜男就是看上我了,现在她都不喊我的名字,喊我“尖孙”!
  顺顺没有办法,生着气回到了村里。生气一是因为栓宝改了名字,这么大的事情竟然没有告诉他;更令他生气的是栓宝竟然愿意被人家叫做什么孙。当再有人上门提亲的时候,他总是生着气说:他给人家当“尖孙”去了,有媳妇了,徐胜男。就这样,栓宝和徐胜男处上对象的事情在村里、乡里、县上慢慢传开。胜男知道后,并没有恼怒,仍是嘻嘻哈哈笑着喊栓宝“尖孙”。有一次爱国问的时候,她对爱国哈哈大笑地说:可能吗?那土包子,知道啥是“尖孙”吗?爱国也笑着调侃,说:你应该扎根农村一辈子,你们俩真可能成为革命情侣!牛粪可以肥田嘛!
  栓宝、胜男最辉煌的是参加了省里的比赛,并获得了第二名,为县里领回来一辆50拖拉机。回来后,栓宝把自己的喜报摆放在家里原来供奉祖宗牌位的地方。原准备休息几天后继续排练其他剧目,大干一场的时候,爱国通过关系,落实知青返城政策回了北京,一时半会找不到合适的演员,连《朝阳沟》都不能完整的展演,更无法去外地演出。县里只好把演出活动停下来,说是挑选其他合适演员,并通知他俩回村等通知。
  爱国走后,胜男的情绪迅速失落,偷偷跑到公社和县里请假,说要回北京探亲。因为她父母还没有平反,没人敢同意。接下来好长时间里,她总是忧心忡忡的样子。偶尔有演出时,也经常心不在焉,有时候还唱错,好多时候都是靠着栓宝机智补救过来。慢慢地,大家听腻歪了,找他们演出的更加少了。栓宝还可以练练拳脚,或者唱段拉魂腔,自己解闷找乐。胜男却越发的闷闷不乐,直到收到一封信后,才又有了一点笑容。


  好久以来我一直不知道万老汉的名字,只知道他是个老汉,个子高高,背驼着,一脸的褶子。
   听说,当然是听说啦,我怎么能知道他那么多呢,我是个小屁孩,他都成老汉了。听说他有烟瘾,一犯就鼻涕拉碴的。嗯,你知道的,这个烟瘾不是那个烟瘾,是大烟瘾。旧社会他在国军干过几年,不知道咋的还弄了个这个瘾。
   关于他能得上这个烟瘾,有许多猜测也有许多议论。有人说,他年轻的时候能说会道很讨长官喜欢,被派去干后勤管库房,库房里物资很多,长官弄,他们那些管库房的也有机会偷着把军用物资卖出去淘钱花,还有人倒腾鸦片。手里有了钱,事情就比较麻烦,除了满足口舌之欲,还去红灯区翻牌子,再就被那个倒腾鸦片的家伙带到烟馆里试抽上了瘾。等到他们几个上了瘾,那烟贩子的事情就更加好办了。唉,世界上的事情古今一理,你想占便宜,就会吃亏;你若不想占便宜,吃亏的机会就少得多。可是万大爷年轻的时候多么机灵一个人,怎么会犯“有便宜不占是王八蛋”的错误,于是瘾成了他的,军用物资成了别人的。他明明知道这样下去不是个头,也没办法控制自己的腿脚、还有瘾一犯上来的鼻涕眼泪。
   这事情在解放后好长时间里都重演,不过条件所限,慢慢症状轻了许多,实在忍受不了,吃片止痛药也就过去了。占公家便宜上瘾最后没便宜可占自己吃亏的事情在我上班后就见过好多。说话单位食堂几个老乡,把单位的好吃、好喝、好抽得的吃了喝了抽了上了瘾,1980年代食堂一解散,这些习惯都让他们带到了家里。于是这些家里两口子过几天就吵一架。不要钱的没了,就得自己掏钱吃喝抽,收入不高的时候谁能受得了。后来有人直截了当揭发他们的“光荣”历史,他们只有脸红耳赤的份儿,别的啥也说不出来。
   万老汉也是幸亏被解放了,不然差一点就被查出来枪毙了。你想,军用物资挖出那么大个窟窿不枪毙还能饶了他?所以他经常念叨解放军共产党的好,说幸亏幸亏,没有毛主席领导解放军解放了全中国,就没有他的今天。1949年9月19日绥远和平解放后他跟着部队到衡水,参加整编后他在37军,准备开赴朝鲜前他因身体原因复员回乡,从此他背了个复员军人的光荣牌子,把国军兵痞的身份掩盖的牢牢实实的,也顺当地混过了好多运动。
  不过,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开展,他还是被揪了出来。他被揪出来当然不是偶然,是县委统战部一个姓刘的科长被揪出来批斗,为了立功赎罪,把万老汉给交待出来,说他们当年一起在董其武的部队驻在包头,都在师后勤上干,一起倒卖过军火,万老汉被拉下水抽上了大烟。复员回到家乡这个瘾没断干净,时不时到县城还找他要去痛片,或者止咳水喝呢。
   于是万老汉的罪恶面目被揭穿,他的独生儿子也在媳妇的撺掇下嚷嚷要跟他划清界限,把他扫地出门。
   万老汉本来就三间茅房,过去他和刚娶了媳妇的儿子各住一间,还有一间做中堂,中堂正中供着祖先牌位。文革一来,牌位被儿子万有生拿出去烧了,长条形的供桌被砸掉,正中挂了毛主席像。万生有本来想把父亲那间屋的房门给封了,再在西墙上挖个门共父亲进出,这样能跟父亲划清界线,不在一个门里进出。媳妇王太红却说这还在连着的房子里,不算彻底划清界线,要让男人把兵痞赶出家去,安顿到瓜房子里去,这样才能彻底划清,免得到时候连累马上出生的孩子卫东。孩子还没出生,老婆就叫担任革委会副主任的父亲起好了男女通用的名字。
   面对老婆的革命精神,男人没法推辞,去跟万老汉商量。万生有站在门口犹豫了老半天才下定决心推门而入,见黑着灯坐着的万老汉一动不动地像个黑桩竖着,知道他在打坐。儿子懂事的时候父亲经常这样,问这是干啥,说是打坐。问打坐是啥意思,说没意思,就是打坐,啥也不想,进入冥想状态。再问啥是冥想,万老汉说冥想就是啥也不想,快出去玩去,别打扰我。老婆在生儿子的时候就血崩而死,万老汉含辛茹苦把儿子拉扯大娶了媳妇,他的任务总算完成。过去他打坐的时候啥也不想,真正地进入冥想境界,能摒弃好多生活中的苦事难事杂事。现在他的样子跟过去没什么变化,但就是进入不了万籁俱寂的状态。他的脑子里像一团麻找不到头、一团烟盘旋缭绕,一会儿是父母的身影,一会儿是包头的街景,一会儿是县里刘科长的嘴脸,一会儿是站在县里大会场上被红卫兵娃娃打倒、斗臭的声音。儿子进来他是知道的,他等着儿子进来,他早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
  爹,王太红说,你还是搬一下好,不然,娃娃就生了,牵扯上就麻烦了。
   ……黑桩一动不动。
  爹,我把瓜房子坑煨上了,烧几天把寒气赶一赶。这几天我再把那个朝北的窗户钉住,也就不咋冷了。
   ……黑桩轻微地晃了一下。
  那个火盆给你拿过去,还有那个沙锅子,我再弄个菜板子也给你拿过去。
   ……黑桩慢慢地矮了下去。
  行不行,爹,你说句话。你也知道,现在的形势都这样了,我要不划清,一家人都爱牵连,王太红给我生娃娃呢。他爹是革委会副主任,事情也不好做,也怕牵连下来呢。
  万老汉在黑暗里泪流满面。小万只管说自己的,看不清万老汉的表情。许久,万老汉发出了简短的一个音符:行。
  万生有高兴得不知道要说什么,这是他第一次从父亲这里听来的一句痛快话。过去他从来不敢在父亲面前说自己的意见,其实他也没什么意见,万老汉把他的一切事情都安顿得好好的。上学、娶媳妇都是万老汉一手策划办理,他啥事情都没有。
  爹,你缓着,那就后来搬,这两天我再把那个瓜房子收拾下。我走了。
  儿子的步伐里带着欢快。他高兴地回去给媳妇汇报工作去了。万老汉在黑阒阒的房子里四下打量。他坐在坑沿上想起老婆的样子。1949年4月13日,儿子出生在这个屋子靠北头的那盘炕上,老婆在捱了一天多后因为止不住血,死在这个炕上。老婆能捱一天多,幸亏他给喂了点从包头带回来的鸦片,才没受太多痛苦,不然,会把才二十一岁的媳妇疼死的。喂了鸦片烟后,老婆睁开眼睛看了他一眼,说了句娃娃咋样,就又闭上了眼睛。万老汉对着老婆的耳朵说:放心,我会把娃娃拉扯大,带着他给你上坟。老婆死后孩子被老娘抱过去,叹了口气说作孽作孽,菩萨也不显个灵。万老汉复员回家再见着儿子时,他已经满地跑了。儿子六岁的春天,母亲走了。父亲的影子在万老汉的心目中非常模糊,母亲生前只是说他爹在他四岁的时候就跟人做生意往口外去了,再没音讯。
   想着过去的事情历历在目,万老汉的眼泪又流了下来。他手里拿着冬天在腰里缠着的那个长毛绳,一节一节捋过去拽了拽,感觉还挺结实的。他搬过椅子站上去把毛绳扔过房梁,结了个疙瘩,慢慢地把脖子够上搭进去。他用力想把脚下的椅子蹬倒,可是那只笨重的椅子稳当地怎么也踢不倒。费了半天劲,万老汉精疲力竭,只好解下毛绳回到炕上。
  他躺在炕上眼睛盯着漆黑的屋顶自言自语:我的苦还没受完,这是天意,都是天意啊!
  
  二
  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去大队革委会报告,说今天要去光明村方向去给广大贫下中农理发剃头。快过年了,前年许下话的,不去怕革命群众的年过不好。
   革委会副主任是亲家,过去称兄道弟,现在一脸严肃地跟主任商量:要说,这万老汉还在审查期间,一个人出去有叛逃的风险,是不是限制外出?副主任是用更加严厉的话来跟亲家划清界线呢。
   主任过去跟万老汉关系不错,每次剃头万老汉不要钱,儿子满月还是清万老汉剃了头的。听副主任这么说,心里暗自嘀咕,你们亲戚,你还装得个彻底划清界线的样子,跟谁装啊。于是也很严肃地说,副主任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可是你也得考虑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要过年了,历来就有“有钱没钱,剃头过年”的说法,让万老汉去给劳动群众服务,也是让他用实际行动立功赎罪的机会。当然,你的担心也是有道理的,毕竟他是兵痞,有历史反革命的嫌疑,又在内蒙驻过,内蒙离苏联那么近,如果叛变跑到苏修那里去就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派两个基干民兵看押着去,一边让那边的群众对他进行批判,一边让他为人民群众服务。
   副主任说好好,这个办法我咋就想不出来?到底是主任高瞻远瞩,胸怀全球,放眼世界,高明得很。那就让民兵连长派两个人押着你去吧。你跟马连长说,是林主任亲自决定的。
  于是,在腊月十几,从河东到光明的那条蜿蜒小路上出现了好笑的一幕。瘦高而弯腰驼背的万老汉挑着剃头挑子走在前边,两个手握红缨枪的小伙子跟在后边。那两个基干民兵本来有武装部发下的冲锋枪,但马连长说你背着个枪又重又得加上小心,还不如拿个红缨枪,轻巧又没风险,万一有啥,它一个瘦肌麻杆的万老汉也斗不过你们俩。出村的时候,两个民兵一副极其严肃的样子,红缨枪比划着对着万老汉的后背和头颅,设想着万一他有异动怎么制服。不过,那样端着枪的样子保持了没有多久,他们就受不了,出村看不到人的地方,他们连忙把红缨枪扛到了肩膀头上。两个民兵都是一个村里的后生,过去见面一口一个大姥(伯伯)爸爸(叔叔)地喊着。革命了,批判会上都喊着他的名字。现在跟着走在一路,既跟过去不一样,又跟批判会上不同,两个人面面相觑,笑了笑,一个开始跟万老汉说开话了。
  哎,你挑个担子累不累,不行我们缓缓再走?
  万老汉知道小伙子们跟他说话,没回头也没停步,说时间不早了,我习惯了不累,你们也坚持一下,到光明村那里你们好好地缓着,我给他们剃头理发。前几天开批斗会也没给他们捎个信,可能都等急了。
  小伙子看万老汉挑着东西都不说歇,也不好再说啥话,只好气喘吁吁地跟着走。从河东到光明要过一条河,先到红光村,过红星村,再过东风村才能到达。本来这几个村也要理发的,但万老汉习惯了从最远处往回走。路过这几个村的时候,那些老顾客看见万老汉的挑子都跑出来迎接,一看他后边跟着两个小伙子就说话谨慎好多:万师傅,哪天在我们村啊?今天先在我们村好了,说好了我们去派饭去。
  万老汉笑笑,放下挑子撩起已经不怎么干净的白色围裙抹一下额头说:不了不了,过几天到你们村吧。光明的人都急死了,今天去他们那搭。
  那个经常跟万老汉开玩笑的红脸老张看一傍扶着红缨枪站着的小伙子,大体知道是咋会事,于是目光直逼两个民兵,却详装不懂地说:咋?老万,带上徒弟啦?这毛主席领导的大好革命形势下,还怕路上不平安吗?你们也没穿金戴银,还怕有人抢不成,还拿着矛子。
   两个小伙子受不了这个阵势,连忙催促万老汉走路:时间不早了,还是快些走吧。
  万老汉对红脸老张笑笑,说这是村上的民兵,看着我呢。
  噢,保护着你的,好好,小伙子,好好保护着,后天来了我给你们准备下好吃的,我们好好坐坐。老万是个好人,你们可不能让他有闪失呢。
  年轻人脸又红了,也不好答话,就跟万老汉说,咱们赶紧走吧。
  
  三
  我们终于等来了剃头匠万老汉。当然这万老汉是母亲他们这些婆姨们说的,父亲他们都叫他万师傅。
   乡下对于有手艺的人都称师傅,比如木匠,泥水匠,杀猪的,会缝纫的。我们家里有两个师傅,父亲是泥水匠,村邻盖房子起墙少不了他,他起的墙不用拉线就又平又直。不过平时很少有人喊他师傅,而是喊他大队长,因为他在文革之前当过大队长。乡下对人的称呼里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但凡担任过村组干部的,都称呼他担任过的职务,好像这个职务是终身似的。所以现在回到乡下,好多人都有职称,比如我的几个同学,别人见了就喊王队长,何会计,李组长,马保管,曾主任,几乎人人都有职务。但被称师傅的比较少,像母亲那样的裁缝,一个村里有一两个;像父亲那样的泥水匠要多一点,十来八个是有的,像姨夫那样的木匠就要少一点。石匠、铁匠跟会缝纫的人差不多,都属于凤毛麟角。
  剃头匠来了!
   万师傅来了!
   兵痞来了!
   远远看见万老汉的挑子,村里的孩子们就四下奔走相告。喊兵痞的是村主任家的小子,他从老子的嘴里听说了兵痞的称呼,感觉比其他称号而新鲜、更特别、更独出心裁,所以他喊的也更加欢势。
   万老汉本来以为他是兵痞的事情传不了这么远,当听到夹杂在各种欢呼里有兵痞二字时,脸色立刻变得灰暗了。本来鼓足信心努力赶来的脚步顿时疲沓。他把挑子放在进村的沙河东岸上,抬头看了下升上树梢被淡云遮蔽的日头,跑到河堤坡下冰面积雪上大大地洒了泡尿,磨磨蹭蹭半天没上来。已经有一堆孩子迎过来围着剃头挑子了。孩子们没有看见万老汉只看见了两个提着红缨枪的年轻人,就都不再出声。我搂着老聂站在人堆里看着那两个小伙子,问了一句:万师傅呢?两个小伙子望着河堤万老汉去的方向大声喊了一声:万师傅!

  又是一阵邪风,从绝户胡同里刮出来。风里挟带着一股子屠戮牲畜的血腥气味,还有一股子燎烧毛发的焦糊味道。好像这条胡同里,有一家屠场。我感到脖子后边一阵阵冒凉气,头皮一炸一炸的。听人们说,这就是见到鬼之后的生理反应。我紧紧地抓住皮发红的手,但他不断地把我的手甩开,好像我这样做让他非常反感似的。我只好去揪他的衣角,但他的衣角也不让我揪,只要我一揪住,他就猛地转一个身,试图把我甩开。但恐惧中的我,手上产生了很大的力量,使他无法摆脱我。这样,我就躲在了他的身后,获得了一点安全的感觉。我看到,随着这股邪风的吹到,眼前的景物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原先还算明亮的天,变得昏暗了,原先很熟悉的环境,也变得陌生了。尤其是,适才这个衰老的连站立都不稳的万张氏,突然变得矫健起来。皮发红将她的烈属证扔在地上,邪风吸引着烈属证往前跳动,仿佛两个调皮的小精灵,跳跳歇歇,歇歇跳跳。万张氏颠着小脚去追赶她的烈属证,嘴巴里发出惨痛的呻唤:“我的儿啊——你们白死了啊……”

  “翠竹?”娘怒冲冲地说,“你赶快去叫他,就说我犯病了。”

  我说。

  万张氏说,“我有事想向您请示。”

  我父亲皮发红说,“我看你是中了邪了。”

  “翠竹。”

  我摸着头上的包说。

  “那就来吧。”

  “你不是病了吗?”皮发红问我母亲。

  皮发青弯腰从脚底下把那两张烈属证捡起来,递到万张氏的手里,说:“老太太,回家去吧,把这两张烈属证挂起来就行了。”

  皮发青转过身,在前面引着路,在胡同里走了一阵,拐进一条幽暗的小巷。他那盏灯笼射出的光芒仅仅把他身体周围那一圈黑暗照得昏黄,昏黄之外,是一片漆黑。我们在漆黑之中,头上是闪烁的群星,和一道道拖着长尾巴的流星。在一个低矮的柴门前,我父亲皮发红突然停住了脚步,问:“我说皮发青,你打着盏灯笼想去干什么?”“找歪脚印。”

  皮发红说。

  我们正说着,听到背后一个苍老的声音,颤抖着,喘息着说:“是主任吗?”我又一次嚎叫起来。皮发红也猛地转回身,大吼着:“是谁?!”“是我,皮主任,”

  我上了大街,看到十几个孩子,靠在一堵墙壁前,在玩“挤出大儿讨饭吃”的游戏。游戏的方式很简单,就是大家贴着墙,站成一排,发声号,两边的死劲往中间挤。谁被挤出去,谁就是大儿子。但被挤出去的,马上又贴到队伍的最后边,死劲往里挤。挤到最后,总是乱成一团,几十个孩子,你压着我,我压着他,在地上滚来滚去。无论是谁家的家长,看到自家的孩子玩这个游戏,都会毫不客气地上前,拧着耳朵,把他从队伍中揪出来。因为这个游戏,最费衣裳。即便是暂时磨不破衣裳,也会弄一身泥土。仿佛一个在地上打过滚的驴。这样的游戏我喜欢。有这样的游戏玩,我还去找那个名叫皮发红的人干什么?我紧紧裤腰带,扑上去,背贴着墙壁,死劲往中间挤。一个孩子被挤出去。又一个孩子被挤出去。又一个。又一个。很快我就到了中央。孩子们齐声喊叫:“挤啊挤,挤啊挤,挤出大儿讨饭吃!……”

  我溜到广播室里,看到我父亲皮发红坐在一把椅子上,让那个名叫翠竹的女人给他剃头。皮发红的脖子上,围着一条紫红色的围巾,围巾上落满了发渣子。这样一条围巾,只能是翠竹的。翠竹是大队里的赤脚医生,中西医皆通,不但能给人往屁股上打针,还能给人静脉注射。她不但能给人打针,还能给猪打针。革命前夕我们家养了一头猪,长到将近二百斤时,突然病了,发烧,咳嗽,不吃食。这样一头大猪,能卖一百多元钱,在那个年代里,一百多元,可是一笔大钱。一辆大金鹿自行车,也不过值一百多元。大队里没有兽医,要想给猪治病,必须要跑二十多里路,到公社兽医站去请兽医。我父亲一改拖拉风格,飞跑着去请,但那些人架子奇大,不出诊,让我们把猪送去医治。那时我父亲还没当革命委员会主任,没有面子。如果把这样一头大猪绑起来,送到公社去,病不死,也就折腾死了。情急之中,我娘厚着脸皮,找到翠竹。吭吭哧哧地把情况说了一遍。翠竹背着药箱子,二话没说,到我家来,在猪的耳朵上,找到一根粗血管,一针见血,注射进去满满一管子抗菌消炎的药物,猪连哼都没哼。这猪,第二天就认食,第三天就完全好了。后来,这头猪长到二百五十多斤,卖到公社屠宰组,杀了个特等,每斤价值五角三分八,统共卖了一百三十多元。这件事,我父亲和我母亲经常念叨,感念翠竹的恩德。我父亲当了主任后,对翠竹格外照顾,每年给她加了五百工分,每月还给她补助五元钱。所以,她把自己的围巾围到我父亲脖子上,遮挡发渣子。看到我后,皮发红把按在翠竹屁股上的手收回去,说:“皮钱,你来得正好,让翠竹姑姑给你剃个新头。”

  我回到家,看到娘正在包饺子。堂屋正北那张桌子上的杂物已经挪走,桌子上经年的灰尘也扫去了。娘说:“皮钱,去找你爹,让他回家摆供,熬浆子,贴对联,都什么时候了,还不回家。”

  三

  “简直是鬼话,”

  皮发红站在一条摇摇晃晃的凳子上,往桌子后边的墙壁上,按毛主席的画像。我说:“爹,您可要站稳立场,掉下来,可就麻烦了。”

  在这条绝户胡同里,万张氏打着一盏红灯笼,来来回回地走,一边走,一边低声地叫唤着:“儿啊,儿啊,回家来过年啦——”

  “早就准备好了。”

  我父亲皮发红恼怒地说,“皮发青,你竟然敢抗拒公社革委的指示,私自藏匿家堂轴子,并且胆敢挂起来!你赶快给我摘下来,换上毛主席的宝像。”

  “往上泼油!”我父亲说。

  我说。

  “你家还有两个儿子当过解放军?”皮发红不阴不阳地说,“我怎么没有听说过呢?”万张氏从怀里摸出一个布包,层层解开,拿出两张发黄的纸片,说:“这是一九五O年时,韩区长亲手发给我的烈属证。”

  我母亲不高兴地说:“你咒我干什么?谁告诉你我病了?”“皮钱告诉我你病了,这不,我把翠竹都搬来了,给你看病。”

  就有—个民兵,用勺子舀着煤油,往轴子上泼。

  我跟随着皮发红,沿着大街,迎着夕阳,往前行走。他那双大皮靴踢踏着冻得坚硬的地面,发出很大的声响。临街的人家,多半都大门紧闭,新贴的对联,红红黑黑,没有一点喜庆气氛。有好几户人家,竟然贴着白色的对联。我知道这些贴着白色对联的人家,新近死了人。往年里这个时候,早就有鞭炮声此起彼伏,家家户户的大门,也都是敞开着的,因为按照古老的说法,这个时候,正是祖先回家过年的时刻,他们的车马,发出我们阳世的人听不到的声音,从荒郊野外,或者是另外一个繁华世界,汇集到村子里,各归各家,院子里撒着的谷草和黑豆,就是为那些我们看不见的骡马准备的。这个时候,关着大门,无疑是把祖先关在了门外。那么,村子里这条大街上和每条胡同里,应该是车马拥挤,那些愤怒的祖先,正在用拳头敲打着子孙们的大门,并且发出怒吼:不孝的子孙们,开门!也许,他们很能理解人世的变化,今年暂时不回来了。或者,那边也正闹着革命,他们也不能够回来了。我越想越糊涂,索性就不去想这些问题。我父亲皮发红或者是不甘寂寞,或者是忠于职守,在走街的过程中,大声喊叫着:“提高警惕,严防破坏。挂好宝像,准备过年!

  “你这孩子,怎么不说过年的话呢?”皮发红说。

  翠竹说。

  一

  皮发红说话时,翠竹已经走到大门口。我娘对着她的背影啐了一口,低声但很清楚地说:“革命革命,上边不要脸,下边不要腚!”皮发红脸色发青,怒冲冲地说:“王桂花,你说话要小心呢!”“我不小心你能怎么样?”我娘毫不软弱地说,“才当了几天主任?就腚沟里插扫帚——扎煞起来啦!这个折腾法,我看你是兔子尾巴——长不了。我先把这个小话放在这里搁着,咱们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好男不跟女斗,没空跟你噜嗦。”

  “你听到风就下雨。”

  皮发红和翠竹腋下夹着宝像,到了近前,停住。皮发红问我:“皮钱,你娘包完饺子没有?”“你赶快回家吧,我娘说,她的病犯了。”

  皮发红说。

  我跟随着皮发红和翠竹进了家门。娘两手沾着面粉出来,对着父亲发牢骚:“这个家你还要不要了?”“你这说的是什么话?”皮发红不高兴地说,“大队里工作忙,我能不管吗?”“忙什么?我看你是瞎折腾,家堂轴子,也是随便烧的?”娘嘟哝着,“不知道多少人背地里咒你呢,你就等着报应吧!”“这是公社革委的指示,不是我的发明。”

  皮发红说,“告诉我是谁说的,过了年就开他的批斗大会。”

  “你说,我家的像怎么挂?”“你家还挂什么像?”皮发红不耐烦地说,“你家是地主成份,两个儿子当国民党兵,被解放军击毙,你自己说,还挂什么?”“可我的二儿子和小儿子是当解放军被国民党军队打死的。”

  我看到,各家缴纳家堂轴子时换取的毛主席像,都是一个留着大背头的标准像,但皮发红展开的宝像,却是毛主席去安源时的形象。那时候毛主席很年轻,穿着长袍,留着大分头,肩上背着一个包袱,手中提着一把油纸伞。

  我感到无聊,也跟着喊叫:“提高警惕,严防破坏。挂好宝像,准备过年!”当我们行进到村子最西边那条绝户胡同时,一股阴森森的凉风,从胡同里吹出来。我不由地打了一个寒颤,说:“爹,都说这条胡同里有鬼。”

  我说。

  “毛主席家的人不是人吗?”皮发红被我问愣了。张口结舌了一会儿,他突然发火。声色俱厉地吼我:“你给我闭嘴!问那么多事干什么?”“我看皮钱问得很好。”

  皮发红将腋下夹着的宝像展开,说:“看看,我把毛主席请回来了。”

  “我一说翠竹姑姑在给你剃头她就说病犯了。”

  皮发红说。

  皮发青推开柴门,率先进入,然后问我们,“进来,还是不进来?”“你以为我怕你吗?”我父亲皮发红说,“哪怕你是龙潭虎穴我也敢闯!”

  黑烟里有一股浓重的油漆味儿,还有一股焚烧多年旧物时发出的那种特有的灰尘味儿。我父亲皮发红往后退了两步,把头上的帽子往后推推,但马上又往下拉拉。烈火烤得他焦躁不安,仿佛一只心烦意乱的猿猴。那些民兵们,纷纷后退。在我父亲皮发红的叱骂下,民兵们只好跑上前,从大堆里抱起几卷家堂轴子,往前疾跑几步,身体尽量地往后仰着,将家堂轴子扔到火堆里,然后连蹦带跳地后撤。撤到后边,就捂着嘴巴咳嗽。那些家堂轴子,在大火中爆裂着,弯曲着,许许多多穿袍戴帽的人物,在火光中一闪现,马上就消逝了。各家各户的祖先,也包括我家的祖先,在烈焰中化成了灰烬。为了加快燃烧的速度,我父亲皮发红又给民兵们下达了命令,让他们把那些尚未扔到火里的家堂轴子抖开,将轴子上下两端的那两根木棍扯下来。许多人家的轴子,是用了白纱做衬、刷了桐油防腐的,往下撕扯,并不容易。我父亲就让民兵,从最靠近大队部的人家里,拿来了两把镰刀,往下砍削,于是就发出真正的裂帛之声。那些庄严的画面,展现在观者面前,践踏在民兵们脚下。我父亲这个革命者,似乎是为了坚定那些民兵们的信心,排除他们心中的犯罪感觉,还不时地上前,用他那两只穿着大皮靴子的脚,轮番踢踏着那些画面,嘴巴里还恶狠狠地喊叫着:“这些封建主义!这些牛鬼蛇神!这些封建主义!这些牛鬼蛇神……”

  我说。

  “原来是你,”

  “嗨,我还把这话茬给忘了,可见封建流毒是多么难以清除!”皮发红说,“我说夫人,我知道你是高小毕业,认识一千多字,知道小米里含有维生素,鸡蛋里含有蛋白质,你就别跟我叫劲了。革命,不是挺好吗?”皮发红指指院子里那圈明瓦亮的大金鹿,说,“不革命,能有大金鹿吗?”又指指娘腿上的条绒裤子,“不革命,你能穿上条绒裤子吗?”然后问我,“皮钱,你说,革命好不好?”“很好,好极了,”

  皮发红不耐烦地说,“天下大事,不是你们娘儿们能够理解的。”

  二

  “狠毒,你才知道她狠毒?”皮发红说,“不过,再狠毒,她也是你的娘。”

  我娘说,“我看你才有病,而且病得还不轻。”

  “好啊,”

  孩子们更加兴奋,喊叫声震天动地:“挤呀挤呀挤呀挤,挤出大儿讨饭吃……”

  “我正要去找您,”

  皮发红说,“吓了我一大跳,你不在家里老实待着,出来干什么?是不是想搞破坏啊?”“瞧您说的,皮主任,我这么大岁数了,活了今天没了明天的,还搞什么破坏?”“不搞破坏,你出来干什么?”皮发红说。

  那个苍老的声音说,“我是万张氏。”

金沙电玩城,  “过年也是‘四旧’,应该革了‘年’的命!”我说。

  已经是傍晚时分,大街上冷冷清清,看不到一个人影。皮发红摸着头上肿起的大包,怒冲冲地说:“你这个混蛋小子,我啥时摸翠竹姑姑的屁股了?”“剃头的时候,你的手就在她的屁股上,看到我进去,你的手就缩回去了。”

  似乎是为了进一步地安慰我,他指着自己胳膊上的红卫兵袖标说,“这个是避邪的,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毛主席保护着我们呢,你说,什么鬼不怕毛主席啊?”“我听人说,到了半夜时,这条胡同里就会出来一头小黑驴,来回乱跑,脖子上的铃铎,叮叮咚咚地响。我还听人说,有一个小货郎,挑着担子,来回走,但这个货郎,只有两条腿,看不到他的上身。”

  在烈火烤灼中,我回忆着我父亲革命后发生的事情,心中感到安慰了许多。我想我父亲皮发红要做的事情,总是正确的,因为他是主任。我偷眼看着众人的表情,在缭乱的烟火中,众人的脸,都有些鬼鬼祟祟。只有我父亲皮发红和那些民兵的脸,是那样的激情洋溢,红光闪闪。我父亲皮发红和民兵们红光闪闪的脸上,流出汗水,只有在他们脸上流出汗水时,我才发现,他们的脸上,蒙上了一层灰尘。所有的家堂轴子都扔进了火焰中,锅底下的木柴也被引燃了,火势凶猛,生铁锅随时都可能熔化。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什么样子的高手,也不可能从火中抢救出一幅完整的家堂轴子了。革命其实已经胜利。我父亲皮发红发令,让众人散开。众人还若有所待似地不离开。我父亲冷笑一声,先走了。看热闹的人,这才渐渐走散。

  皮发红用四个图钉,把毛主席的宝像钉在了墙上。然后,他和我一起,从炕头上,把娘做好了的八个供碗,摆放在桌子上。摆筷子时,我说:“爹,只有毛主席一个人,摆那么多筷子干什么?”“毛主席一家为革命牺牲了六个亲人,他们都要来吃呢。”

  皮发红说,“翠竹,你也回家收拾收拾吧。”

  我娘说,“皮大主任,你可要注意了,孔夫子可是被你们批判过了的。”

  “你一定是看花眼了,小子,”

  “我爹在广播室里剃头。”

  进了堂屋,他举起灯笼,照着那幅已经高高挂起的家堂轴子。那上边,那些穿着蟒袍戴着乌纱帽的人们,用仇视的目光盯着我们。

  “完全是胡说八道。”

  我娘在里屋不冷不热地说,“连一个孩子的问题都无法回答,你们这个革命,我看也是狗操猪——稀里糊涂。”

  “哎呀,儿子,真是不可小看了你!”皮发红惊讶地说,“你说得很有道理,不过,公社革委没有指示,今年这个‘年’,咱们还是过吧。”

  “主任,如果没有事,我就先回去了。”

  “不能这样说毛主席。”

  “说吧,什么事?””

  家堂轴子挂上之后,年的气氛就很浓厚了。这时,按照老习俗,就不能随便到外姓人家串门了。连出嫁的女儿,也不可以再回娘家。家堂轴子前面的桌子上,竖着十几双崭新的红筷子,摆上八个大碗,碗里盛着剁碎的白菜,白菜上覆盖着鸡蛋饼、肥肉片之类,碗中央,栽着一颗碧绿的菠菜。桌子一边,摆放着五个雪白的大饽饽;桌子的另一边,放着一块插着红枣的金黄色年糕。桌子最前面,是一个褐色的香炉和两个插上鲜红蜡烛的蜡台。满桌子色彩缤纷,很是丰富。到了晚间,点燃香烛,烛光摇曳,香烟缭绕,轴子上那些大红大紫的人物,一个个闪烁着奇光异彩,非常遥远,非常神秘,传达着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信息。家堂轴子,和供桌上的供品、香烛,几乎就是我童年记忆中春节的全部,神秘的氛围,庄严的感觉,都从这里产生。

  四

  “胡说,世界上,从来就没有鬼。”

  五

  正月里,村子里流传着一个神秘的传说,这个传说竟然与我们家有关。说半夜时分,当大队广播室里播放出《东方红》的乐曲告诉大家辞旧迎新的时辰到了时,说在革命委员会主任皮发红家的院子里,出现了一群穿着军大衣戴着大口罩的人。说其中一个人,身材高大而魁伟,虽然戴着一顶八角帽子但也遮不住他那宽阔智慧的额头,说这个人迈着沉重缓慢的步伐走进皮发红的家,看到了挂在家堂轴子位置上的宝像,和宝像前供奉着的东西,发出了一声冷笑,摘下口罩,显示出那颗著名的福痦,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说:“皮发红,我还没死呢,你们就把我供起来了!”说我父亲皮发红噗嗵一声就跪在了地下,磕头好像鸡啄米。

我父亲走进了大队部广播室,大喇叭里响起他的声音。他的声音有点嘶哑,被火焰烤的。广播喇叭里传出他喝水的声音,咕咚咕咚的,好像饮牛一样。我父亲说,各家回去赶快把毛主席的宝像挂起来,傍晚时,他会挨家挨户地去检查。我父亲还说,各家都把最好的东西拿出来供上,尽管毛主席不会吃咱们的,但咱们的这颗忠心,要表示出来。

  万张氏的哭叫,告诉我们这个打着红灯笼把除夕的夜晚迎来的人,就是我父亲皮发红的族弟皮发青。在那个“亲不亲,阶级分”的年代里,按说我父亲应该和皮发青格外亲才对,因为皮发青既是我们的本家,上溯三代都是赤贫,那真是房无一间,地无一垅,但皮发青和我父亲皮发红却天生地不对付,在这个村子里,最不把我父亲这个主任放在眼里的,就是这个皮发青。

  “什么?”“找歪脚印啊,每年的除夕晚上,我都要打着灯笼,把我这一年里留在村子里各个角落里的那些走歪了的脚印找回来,然后放在坛子里收藏起来。”

  皮发红接过那两张纸片,放在眼前胡乱一瞅,随手扔在了地上,说:“这玩意儿就算是真的,又能怎么样呢?你大儿子和三儿子是国民党士兵,被解放军击毙;你二儿子和小儿子是解放军战士,被国民党军队打死,正好,两个对两个,将功折罪。但你家老万是地主,你是地主婆,所以,你还是有罪的。刘桂山当支部书记时,不让你参加义务劳动,是他包庇你,那是不对的。所以,你家过年,没有资格挂毛主席的宝像,而且,从明天开始,你必须参加义务劳动,你不找我,我还把你给忘记了。”

  皮发红说,“皮钱,过来,咱们挂像!”“怎么挂?”我问。

  皮发红拉着我的手,逃出了皮发青家的堂屋,在他家院子里,那些纸人浑身哆嗦着,仿佛要跳起来拦阻我们。我们夺门而出,听到身后一片纸响。

  娘说,“谁家没有祖先?只有孙悟空是从石头缝隙里蹦出来的,其他的人,都是爹娘生养。”

  为什么把这条胡同叫做绝户胡同呢?因为这条胡同里的人家,不是寡妇,就是光棍,夫妻双全的,也没有后代。我们平常里是轻易不到这条胡同里来的。但今天,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却鬼使神差般地来了。万张氏追赶着她的烈属证,烈属证跟她调皮。儿啊……儿啊……万张氏就把烈属证当成了她的儿子了。这时,迎面来了一个人,手里举着一盏纸糊的红灯笼。从这盏红灯笼出现那一刻开始,天就完全黑了。

  “你顺便来给她瞧瞧,万一真的病了呢?马上就要过年了。”

  “小孩的话,小孩的话最难回答,”

  “谁给他剃头?”娘问。

  万张氏怒气冲冲地说。

  皮发红对翠竹说完,转头对我说,“你跟我回家,在这里闹腾什么。”

  “只有鬼是不留脚印的,只要是人,都会留下脚印。”

  “怎么样?”皮发红得意地炫耀着。

  我和皮发红跟随着皮发青进了他家的院子,发现院子两侧竖立着许多纸人,这些纸人,都是在“文革”初起时,村子里游行时扎制的象征着那些著名的坏人的傀儡。想不到这些傀儡都集中到这里来了。皮发青高举起灯笼让我们把傀儡们看清楚,嬉笑着说:“他们正在开会呢。”

  皮发青说,“但我昨天夜里做了一个梦,梦到毛主席对我说,‘皮发青啊,你们想挂我的像也可以,但不要把我的像当成你们的家堂轴子。你们的家堂轴子上,都是死人啊。你们把我的像挂在家堂轴子的位置上,摆上供品,你们这不是咒着我死吗?告诉我,这个主意是谁出的?他想干什么?”皮发青严肃地看看皮发红,点点头,继续说,“我一琢磨,可不是嘛,把毛主席当家堂轴子挂,就是把毛主席当成死人嘛!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你这个大主任,掂量掂量吧!”

  “你就甭给我‘大家雀操鸽子——瞎唧喳了’。”

  “皮发青,你家的像挂好了没有?”我父亲皮发红气汹汹地问。

  “革命啦!革命啦!”我得意地嚷叫着。

  我说,“革命很热闹,革命很流氓,不革命,你哪里能摸到翠竹姑姑的屁股?”“好啊!皮发红,你这个流氓!革命革命,革到女人腚上去了!”我娘手持着擀面棍冲出来,对准皮发红的脑袋就是一棍——嘭——皮发红慌忙用手去遮拦——嘭——这一棍打在皮发红的手骨上——你他娘的还真打——“我打死你这个色鬼!”皮发红主任捂着头窜到院子里,大声说:“王桂花,我要和你离婚!”“你要是不离,就不是人做的!”我娘怒吼着。

  “中午还好好的呢,怎么突然就病了?”皮发红纳闷地问。

  “本来我也想挂毛主席的宝像,”

  王桂花佧着擀面棍冲出来,我跟随着皮发红跑出院子,跑出胡同,站在大街上。

  “这个毛主席很漂亮。”

  皮发红也顺便对那些孩子说,“你们这些兔崽子,也都回家去吧,回家帮助爹娘干点活儿。如果你们把这堵墙挤倒,我就罚你们的爹,大年初一来打墙。”

  我用脚跟蹬着地面,脊梁紧贴着墙,坚持着,不出去当大儿子。来自两边的力量,挤得我的骨头叭嘎叭嘎响。再不出去,只怕连尿都要被挤出来了。实在坚持不了了,我的意志一松懈,身体就出来了。这时,我看到皮发红和翠竹相跟着,沿着大街走过来。在我身后,有孩子说:“看,皮发红和翠竹来了。”

  皮发青把手中的灯笼高高地举起来,照着我父亲的脸,说:“挂了,是不是想来看看?”“是的,我就是要看看。”

  皮发红语重心长地说,“小孩子,眼睛不要那么尖,不该看到的事情,不要看。看到了,也不要说。说了对你有什么好处?你看,我挨了两棍子,你也挨了两棍子,是不是?”“想不到她这么狠毒。”

  皮发红说,“连孔夫子都被三岁小儿项橐给问短了嘛,何况我?”“唉唉唉,”

  “快过年了,我们怎么办?”“你跟着我,去检查几户人家,在大街上磨蹭一会,等她的气消得差不多了,咱们就回家去。好不好?”“好。”

  但我感到,皮发红的手也在颤抖。我说:“他们说,这丛蜡条里也有个鬼。”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第一个春节前夕,担任着大队革命委员会主任的我父亲皮发红,在大队办公室里,通过大喇叭,对全村广播。广播的内容是:根据公社革命委员会的通知,今年过年,各家各户,不许再挂家堂轴子。各家的家堂轴子,集中到大队部,统一焚毁。不挂家堂轴子挂什么呢?我父亲皮发红说,公社革委指示,每家免费发一张毛主席的宝像,在挂家堂轴子的位置上悬挂。至于供品,当然要摆,不但要摆,而且要摆得比往年丰盛,因为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们贫下中农今天的好日子。至于地、富、反、坏、右之家,不允许他们挂宝像,也不允许他们挂家堂轴子,因为他们的家堂轴子上那些人,都是些吸饱了贫下中农血汗的寄生虫。那他们这些人家挂什么呢?我父亲皮发红没有说。

  我一听剃头,抽身就走。我听到皮发红对翠竹说:“旧社会,穷人家的孩子,过年没有新衣裳穿,就剃一个新头。”

  “烧家堂轴子时,你不是说人死了没有灵魂吗?没有灵魂,他们怎么能来吃?”“毛主席家的人不一样。”

  嘭——我听到自己头上发出一声沉闷的声响,眼前金花乱冒,接着看到王桂花红彤彤的脸,和那脸上瞪得溜圆的大眼,接着听到她说:“小兔崽子,你也不是个好东西!”嘭——这一棍子也打在了我遮挡脑袋的手骨上。我抱着头,窜到院子里。和皮发红站在了一起。

  这时,一个黑黝黝的影子,从路边的一丛蜡条树中,飕地窜了出来。我嗷地叫了一声,扑到皮发红的怀里。皮发红拍打着我的脊梁说:“儿子,不要怕。有我呢。”

  万张氏拿着自己的烈属证,颤颤巍巍地走进了自己家那两间低矮破败的小屋,这样的屋,连我这样的小孩子,都要弯着腰才能钻进去。

  我父亲每踏一脚,我的心就紧缩一下。我父亲每骂一句,我的罪恶感就加重一分。当然也不仅仅是这些,还有一些骄傲和自豪的感觉,羼杂其中。因为,我们绵羊屯大队,二百零一户人家,一千一百零八口人,只有一个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里,只有一个主任,那就是我父亲皮发红。

  年除夕中午,在大队部院子里,各家交来的家堂轴子,堆积在一起。我父亲皮发红,指挥着两个胳膊上戴着红卫兵袖章的民兵,从村子里废弃的染布坊里,揭来一个大铁锅,安放在一个临时垒成的灶上,灶膛里插满了劈柴,铁锅里倒上了半桶煤油。这架式,有些荒唐,仿佛要煮牛。我父亲对那些交完家堂轴子领取了宝像围绕在锅灶周围似乎恋恋不舍的人说,家堂轴子是“四旧”破四旧,就要油煎火烧,表示个决绝的态度。我父亲这样说着时,我的心中怦怦乱跳。因为我从众人的脸上,看出来很多东西。这家堂轴子,在人们的心目中,是绝对不容亵渎的神圣物品,它代表着祖先,代表着福荫,尽管迫于形势,不得不拿出来,但人们心中,还是很沉重,很罪疚。尽管人们都没说话,但我知道人们都在心中暗暗诅咒。千万人的诅咒,都降落到我父亲头上,可我的父亲皮发红,被革命的热情燃烧着,满面红光,一手佧腰,一手挥舞着,对那些民兵发号施令:“快,把家堂轴子扔到锅里!”就有几个民兵,把一些家堂轴子,扔到锅里。锅小轴子长,七长八短,支棱起来,成了一个坟堆的形状。

  “我看你是神经病,”

  我父亲皮发红,原先是个酒鬼、懒鬼、邋遢鬼,在我娘的骂声中度日,即便是给他一双新鞋,用不了三天,鞋后帮就被踩倒,趿拉在脚下。革命初起,我父亲皮发红扯旗造反,把原先的干部统统打倒,登上了主任的宝座。我父亲当了主任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改变形象,做了一套蓝色的军便服,胸前佩戴上一个碗口那么大的毛主席像章,买了一双土黄色的翻毛大皮靴,高勒的,无法踩倒鞋后帮。革命前他走起路来踢踢踏踏,大老远就能听到。革命后他走起路来咯咯噔噔,依然是大老远就能听到,但声音和气势大不相同。我父亲皮发红这种人,是天生的革命分子,他在革命前后判若两人的表现,让村子里许多见过世面的老人感叹不止。皮发红革命成功后,立即就给我家带来了好处。那时候物资紧张,许多东西都要凭票购买。公社里分配给每个村子一张自行车票,被他购买,崭新的大金鹿牌自行车,镀镍的部件闪闪发光,能照出我的影子,自然也能照出我父亲和我娘的影子。买车的钱没有,先从大队借上。供销社分配给村子里两块条绒布,我爹给我娘留下一块,做了一条裤子,没钱,也先从大队里借上。我娘对此还有顾虑,对我父亲说:这样干,群众不会反映吗?我父亲说:革命,总要有点好处,没有好处,谁还革命?毛主席早就说了,要反对绝对平均主义,官长骑马,土兵也要骑马,哪里有那么多马?就算每人能平均一匹马,那官长也要骑匹好的……

  皮发红从口袋里摸出一盒图钉,得意地说,“用这个,按上就是。”

  六

  翠竹苦苦地笑笑,说:“皮主任,你快回家去看看吧。”

  这时,一阵阴凉潮湿的风从院子里刮进来,那些排列在院子两侧的纸糊的大人物发出一阵簌簌落落的声音,中间似乎还夹杂着嗤嗤的冷笑。我的头发直竖起来,脊梁沟里冷飕飕的。那个纸糊的灯笼上的红纸,被里边的蜡烛引燃,变成了一个火球,转眼间烧光,熄灭,屋子里一团漆黑。在火光最明亮的那一个瞬间,我看到家堂轴子上那些人,一个个横眉竖目,下巴上那些美丽的胡须,都扎煞起来。我不由自主地怪叫一声,转身就跑,但额头撞在了门框上,一阵头晕目眩,一腚坐在地上。这时候,我听到黑暗中,一声脆响,分明是一个人的腮帮子,被另外一个人狠抽了一巴掌。那么,只能是皮发红的腮帮子被皮发青抽了一巴掌。我听到皮发红喊叫着:“你竟然敢打我?!”紧接着又是一声脆响,皮发青也喊叫起来:“你竟然敢打我?!”“我没有打你!”“我根本就没动手!”皮发红点燃了一根火柴,火光中那家堂轴子上的人,仿佛随时都会从画面上跳下来。皮发青的鼻子里,流出来两道绿油油的血,眼睛里闪烁着绿色的磷火,就像被逼到绝境的猫眼里发出的那种光芒。

  万张氏追随着烈属证进入胡同深处。这正是我们脱身的好时机,但皮发红却跟随着万张氏进入了胡同,好像鬼附了他的身。我哀求着:“爹,咱们回家过年去吧?”皮发红猛地回过头,目光炯炯地盯着我。我看到他的眼睛里喷射出磷火一样的光芒,在磷火照耀下的那张脸,变得很陌生。我吓得快要死了,刚想松开这人的衣角,撒腿逃跑,逃回家去找我的娘,但这个适才千方百计不让我抓住他的手的人,却突然用他的冰凉潮湿的大爪子,紧紧地攥住了我的手。现在是我想挣脱他的手,但他的手牢牢地把握住了我。我只好被他拖拽着,深入了这条绝户胡同。

  举灯笼的人,左脚踩住了一张烈属证,右脚往前一跨,把那张还想逃窜的烈属证也踩住了。这时,万张氏也就追到了他的面前。

  高密民间艺术,有“三绝”之说。“三绝”者,泥塑、剪纸、扑灰年画之谓也。泥塑、剪纸,人人皆知,扑灰年画,则需要稍加解释。扑灰的意思,就是用柳木炭棒,在纸上起画稿,然后,将白纸蒙上,用手按压拍打,使画稿上的线条,印到白纸上。一张画稿,可以拓扑十几张。线条模糊后,再用炭棒描画,然后再拓扑。这其实是一种简单的复制方法。复制好之后,那些根本没有画技的人,也可以按着纸上的线条,比照着样板,勾勒着色。“文革”前,每到冬闲,高密东北乡的朱家庄、宋家庄和公婆庙村,这三个以扑灰年画闻名的村庄,几乎家家都成了作坊,老婆孩子齐上阵,粉刷颜面的,勾勒眉眼的,涂抹颜色的,裱糊的……流水作业,批量生产。春节前夕,那些关东来的画子客,便云集到这几个村庄里,等待着趸货。那些家里没有作坊的人,也可以充当二道贩子,从中牟利。村子里房屋比较宽裕的人家,几乎都成了临时旅馆,住满了画子客。扑灰年画的品种比较单调,无非是“连年有余”、“麒麟送子”、“姑嫂闲话”、“金玉满堂”之类。那时生活贫困,贴壁年画的销量很小,并不需要这么多人家日夜加班生产。支撑着年画市场的,是一种名叫家堂轴子的品种。家堂轴子,其实就是一张很大的扑灰画。画的下半部分,画着一座深宅大院,大院的门口,聚集着一群身穿蟒袍、头戴纱帽的人,还有几个孩子,在这些人前燃放鞭炮。画的上部,起了竖格,竖格里可以填写逝去亲人的名讳。一般上溯到五代为止。家堂轴子,在我的故乡,春节期间悬挂在堂屋正北方向,接受家人的顶礼膜拜。一般是年除夕下午挂起来,大年初二晚上发完“马子”之后收起来,珍重收藏,等到来年春节再挂。但关东地方,却在过完年之后,将其焚烧,来年春节前,再“请”一张新的。家堂轴子,不能说“买”关东地区每年焚烧家堂轴子的习俗,才是支撑高密扑灰年画市场的资源。

  “什么鬼?那是一只猫。”

  我说。

  我父亲皮发红摸出一支烟,叼在嘴里,点燃,把燃烧着的火柴棍儿,扔到锅上,幽默地说:“有灵的升天,无灵的冒烟!”轰然一声,暗红的火苗腾起,足有半米高。锅里的煤油也被引燃,火苗更高,与大队部的房顶齐平。革命的烈火,熊熊燃烧,院子里那几棵大杨树上细弱的枝条给热流冲击,颤抖着,并且发出寨塞搴奉的声响。几个风僵的蝉,从树上掉下来。灼热的火焰把周围的人群逼得连连倒退,一直退到了墙根上。前排的人,把夹在胳膊弯子里的毛主席像松散开,拿在手里,扇着扑到面前的黑烟。我父亲皮发红指点着那些人,怒吼:“你们,怎么敢把宝像那样?!”那些人顿时觉悟,慌忙把手中的宝像卷拢,依旧夹在胳膊弯子里。

  “烧了家堂轴子,挂什么?”娘不依不饶地说。

  “皮发青你这个杂种,你把我两个儿子踩坏了哇——”

  “我没有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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