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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桥隐瞒了他的国民党特务身份和反革命历史

2019-11-09 05:41

  “狄克”钻进延安

张春桥的妻子文静,1916年生,皮肤较黑,短发,戴浅黄色眼镜,女学生打扮。李淑芳在天津读书时加入共青团,抗战爆发后入党,1942年到晋察冀根据地党校学习,1943年被分配到北岳区党委宣传部任宣传干事。她常给《晋察冀日报》投稿,字很好,由此认识了张春桥。恋爱时,张春桥26岁,李淑芳27岁。

张春桥隐瞒了他的国民党特务身份和反革命历史,隐瞒了他的家庭出身和他父亲的反动历史,于1938年在延安混入党内,仍把他参加“预备党员委员会”组织冒充为参加共产党。

金沙电玩城 1张春桥 本文来源:人民网 1971年“九·一三”事件爆发,林彪机毁人亡。有一天政治局开会后,张春桥特地买了瓶茅台酒与政治局成员碰杯,表示热烈庆贺。叶剑英对此颇为不满:“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没有什么值得庆贺的!”姚文元红着脸说:“难道这不是好事吗?”叶帅严肃地提高嗓音说: “是好事,也是丑事。共产党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叛国逃跑,在国内、国外将产生什么影响?”几句话,掷地有声,驳得他们哑口无言,低头不语。 张春桥,山东省巨野县人,1917年出生于官僚、地主家庭。其父张开益是长期为国民党、日寇效劳的反动官僚、汉奸。1932年至1934年,张春桥在济南正谊中学读书期间,充当国民党特务,积极进行反共活动,监视和密告领导反蒋抗日学生运动的负责人和积极分子。 由于他的一次告密,使六人遭到迫害,其中一人被捕判刑,牺牲在狱中。1933年春,张春桥伙同国民党复兴社分子李树慈和马吉峰等人在济南发起成立法西斯蒂组织华蒂社。由复兴社出资创办了《华蒂》月刊。“华蒂”,就是“中华法西斯蒂”的意思。 张春桥是华蒂社的发起人之一和“中坚”分子,积极为华蒂社发展组织、撰写文章,进行反动宣传。1935年5月,张春桥到上海,在国民党复兴社特务崔万秋的指使下,从事拥蒋反共活动,疯狂反对鲁迅,积极参加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 1936年3月15日,张春桥化名狄克,在《大晚报》副刊《火炬》上发表《我们要执行自我批评》的反动文章,恶毒攻击鲁迅为《八月的乡村》这部小说作的序言。鲁迅在同年4月16日写了《三月的租界》一文,深刻地揭露了张春桥的反革命嘴脸。 1937年9月,张春桥离开上海,返回济南,奉山东复兴社特务头子秦启荣之命,由复兴社特务赵福成掩护,伺机潜入我根据地,1938年1月混入延安。 张春桥1936年4月在上海参加了叛徒宋振鼎组织的一个冒充共产党的所谓“预备党员委员会”。这个组织成员,不少是从国民党苏州反省院出来的自首叛变分子、脱党分子。 不久,被上海党组织发现,由吴仲超同志代表党组织宣布予以解散,并责令宋振鼎通知了所有参加这个组织的人,也通知了张春桥。张春桥隐瞒了他的国民党特务身份和反革命历史,隐瞒了他的家庭出身和他父亲的反动历史,于1938年在延安混入党内,仍把他参加“预备党员委员会”组织冒充为参加共产党。 张春桥的老婆文静,原名李淑芳。1943年12月在晋察冀边区平山县郭苏区任区委宣传委员时,被日寇俘虏,自首叛变,充当日本特务。张春桥对她长期进行包庇。张春桥到北京工作后,欺骗中央,扬言要与文静离婚,实际上在政治上和生活上一直保持密切关系。 在文化大革命中,张春桥勾结王洪文、江青、姚文元及其党羽长期包庇重用文静,派她在上海担任了重要职务。上海市革委会成立后,文静先后在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材料组(后改为市革委会材料组、专案办)、市革委会办公室联络组工作,实际上是这些组的负责人,享受着相当于市委常委的政治待遇。 向来以阴冷著称的张春桥,对于林彪、江青这些能够实现他反革命野心的权贵,极尽溜须拍马、阿谀奉承之能事。早在1964年,江青钻到上海搞所谓京剧改革,说需要一个“帮手”,张春桥就见机行事,奉迎于江青驾下。他本来不懂京戏,现弄来唱机跟着哼哼现学京腔……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就勾结到一起。 1967年1月,张春桥、姚文元得到江青的暗示,秘密潜回上海,于1月6日鼓动并伙同王洪文在上海召开十万人大会,喊出“打倒陈丕显,打倒曹荻秋”,向中共上海市委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夺权。这就是所谓席卷全国夺权大劫的“一月风暴”,上海市有17名市委书记、常委和市长、副市长被分别诬陷为“叛徒”、“特务”、“反革命”,市长曹荻秋、副市长金仲华被迫害致死。 张春桥曾亲自出马威逼郑君里交出有关江青30年代丑史的材料,又指使他的党羽拘留审讯和隔离审查了郑君里、赵丹、白杨、张瑞芳等18位了解江青历史情况的文艺界人士;不久又先将接触过江青材料的上海公安局一位处长和一位副局长押送北京,然后又把有关的6名局级干部、9名处级干部和10名一般干部、20名群众逮捕起来,于1968年2月由吴法宪派飞机押解到北京长期关押。 就是这个今天在法庭上歪斜着脑袋、半闭着两眼、半死不活、死赖硬顶的张春桥,于1968年12月初,指使他的心腹以“强烈的激情”出了一期简报,用上海广大党员和群众的名义“强烈要求”在党章里写上林彪是“接班人”。张春桥后来说:“写在党章上,这就放心了。” 就是这个张春桥,他摸清了王维国、陈励耘是林彪的亲信这个底,就亲自出马提名王、陈二人当上了中央候补委员。张春桥暗地里对人说:“我提这两人,林彪一定很满意。” 张春桥巴结林彪、江青的心血没有白费,没多久,他就平步青云,当上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

  自从一九三五年五月踏进上海滩,张春桥混迹上海文坛两年多,发表了四十多篇年长短短、五花八门的文章。一九三七年九月三日《立报》刊出署名张春桥的短文《武装民众》之后,他的名字便从上海报刊上消失了。

“文革”初,有人散布张春桥是叛徒。张春桥生气地说,我从来没有被捕,怎么会是叛徒?今后要是听到谁再讲这种话,我就不客气了!他把烟头往烟灰缸里使劲一按,一字一句地说,老实说,我只要小指头一点,你就要完蛋!张春桥如此之硬,但一说到妻子就嘴软了。李淑芳在1943年日军大“扫荡”时被捕,押到石家庄后叛变,进宣传班写反动宣传品,并参加反动广播和宣传演出。后来,时任《晋察冀日报》副总编辑的张春桥与李淑芳联系上,安排她进报社当编辑,改名文静。抗战胜利后,他们在张家口结婚。文静没有交代其叛变行为,但却很快被组织上掌握。虽经反复审查,但碍着张春桥的面子,文静还是被安排在上海市委办公厅工作。

本文摘自《中国大审判》,吕相友著,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张春桥哪里去了?

张春桥背靠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这棵“大树”,他的文章又得到毛泽东赏识,因此官运亨通,一路攀升。从上海市军管会新闻出版处军代表、华东新闻出版局副局长、解放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到中共上海市委文艺工作部部长、宣传部部长、市委常委、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文革”前当上了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是张春桥点燃的,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虽由姚文元执笔,但却是张春桥和江青在幕后策划,江青水平不高,“智囊”还是张春桥。在揭发刘少奇派工作组和上海“一月夺权风暴”中,张春桥都立有“大功”,要不怎么能升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宝座上呢?文静摇身一变,成了上海市“第一夫人”,无职却有权,于是,她不再隐姓埋名,开始频频露脸。

张春桥,山东省巨野县人,1917年出生于官僚、地主家庭。其父张开益是长期为国民党、日寇效劳的反动官僚、汉奸。1932年至1934年,张春桥在济南正谊中学读书期间,充当国民党特务,积极进行反共活动,监视和密告领导反蒋抗日学生运动的负责人和积极分子。

  难道他“最最会化名”,化了什么新名字?

1968年4月12日,上海掀起炮打张春桥的浪潮。大字报揭露文静是叛徒。虽然文静早被宣布为叛徒,却一直打而不倒。上海市委组织系统的几个负责人,偷偷调阅了文静的历史档案。张春桥盛怒之下,撤掉了他们的职务,并当场把文静的档案锁进市委的铁皮箱,贴上封条。尽管如此,文静的叛徒问题还是不断外泄。外地一名女干部供出当年和文静一起叛变投敌的事,要当面对质。外调材料到了张春桥手里,张春桥脸胀得通红,沉默了半天,说不见了吧,把外调材料退回去。从此,张春桥严令文静不要把手伸进市委。虽然文静暗地里还想插手,但王洪文、马天水、徐景贤等人心中有数,对她都敬而远之。

由于他的一次告密,使六人遭到迫害,其中一人被捕判刑,牺牲在狱中。1933年春,张春桥伙同国民党复兴社分子李树慈和马吉峰等人在济南发起成立法西斯蒂组织华蒂社。由复兴社出资创办了《华蒂》月刊。华蒂,就是中华法西斯蒂的意思。

  直至一九三八年五月的《抗战文艺》周刊第一卷第五期登出署名张春桥的《汉奸吉思恭》,标明“延安通讯”。消息传到上海,人们才恍然大悟:

中共九大后,张春桥当上中央政治局委员,随后,文静从上海的公众场合彻底消失。

张春桥是华蒂社的发起人之一和中坚分子,积极为华蒂社发展组织、撰写文章,进行反动宣传。1935年5月,张春桥到上海,在国民党复兴社特务崔万秋的指使下,从事拥蒋反共活动,疯狂反对鲁迅,积极参加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

  “狄克”钻到延安去了!

1936年3月15日,张春桥化名狄克,在《大晚报》副刊《火炬》上发表《我们要执行自我批评》的反动文章,恶毒攻击鲁迅为《八月的乡村》这部小说作的序言。鲁迅在同年4月16日写了《三月的租界》一文,深刻地揭露了张春桥的反革命嘴脸。

  吉思恭,日本的间谍。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七日,在延安陕北公学操场上,举行了公审汉奸吉思恭大会。“狄克”也在场,于是写了这篇“延安通讯”……

1937年9月,张春桥离开上海,返回济南,奉山东复兴社特务头子秦启荣之命,由复兴社特务赵福成掩护,伺机潜入我根据地,1938年1月混入延安。

  “狄克”是怎样钻进延安的呢?

张春桥1936年4月在上海参加了叛徒宋振鼎组织的一个冒充共产党的所谓预备党员委员会。这个组织成员,不少是从国民党苏州反省院出来的自首叛变分子、脱党分子。

  在张春桥一九五○年亲笔真写的《简历表》上,“何时何地何人介绍入党、候补及转党年月”一栏,这么写道:

不久,被上海党组织发现,由吴仲超同志代表党组织宣布予以解散,并责令宋振鼎通知了所有参加这个组织的人,也通知了张春桥。张春桥隐瞒了他的国民党特务身份和反革命历史,隐瞒了他的家庭出身和他父亲的反动历史,于1938年在延安混入党内,仍把他参加预备党员委员会组织冒充为参加共产党。

  一九三六年四月在上海经关成志、林福生介始入党。

张春桥的老婆文静,原名李淑芳。1943年12月在晋察冀边区平山县郭苏区任区委宣传委员时,被日寇俘虏,自首叛变,充当日本特务。张春桥对她长期进行包庇。张春桥到北京工作后,欺骗中央,扬言要与文静离婚,实际上在政治上和生活上一直保持密切关系。

  一九三八合八月在延安经顾光斗、雄飞介绍重新入党。一九二九年二月转正。

在文化大革命中,张春桥勾结王洪文、江青、姚文元及其党羽长期包庇重用文静,派她在上海担任了重要职务。上海市革委会成立后,文静先后在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材料组(后改为市革委会材料组、专案办)、市革委会办公室联络组工作,实际上是这些组的负责人,享受着相当于市委常委的政治待遇。

  张春桥既然在一九二六年四月入党,怎么到了一九二八年八月又要“重新入党”呢?

向来以阴冷著称的张春桥,对于林彪、江青这些能够实现他反革命野心的权贵,极尽溜须拍马、阿谀奉承之能事。早在1964年,江青钻到上海搞所谓京剧改革,说需要一个帮手,张春桥就见机行事,奉迎于江青驾下。他本来不懂京戏,现弄来唱机跟着哼哼现学京腔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就勾结到一起。

  那位“吴成志”,真名宋振鼎、他对张春桥在上海的“入党”经过,说得最为清楚:

1967年1月,张春桥、姚文元得到江青的暗示,秘密潜回上海,于1月6日鼓动并伙同王洪文在上海召开十万人大会,喊出打倒陈丕显,打倒曹荻秋,向中共上海市委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夺权。这就是所谓席卷全国夺权大劫的一月风暴,上海市有17名市委书记、常委和市长、副市长被分别诬陷为叛徒、特务、反革命,市长曹荻秋、副市长金仲华被迫害致死。

  我一九三二年九月被捕,一九三五年七月从苏州反省院自首出来后去上海。一九三六年四、五月间,我(化名吴成志)与原社联林福生(从苏州反省院出来的)、王德明等成立中国共产党上海预备党员委员会,曾经我介绍张春桥参加预备党员。

张春桥曾亲自出马威逼郑君里交出有关江青30年代丑史的材料,又指使他的党羽拘留审讯和隔离审查了郑君里、赵丹、白杨、张瑞芳等18位了解江青历史情况的文艺界人士;不久又先将接触过江青材料的上海公安局一位处长和一位副局长押送北京,然后又把有关的6名局级干部、9名处级干部和10名一般干部、20名群众逮捕起来,于1968年2月由吴法宪派飞机押解到北京长期关押。

  这个组织没有党的组织领导,是我们自己成立的。成立不久,上海党组织派吴仲超找我谈话,指出这个组织是非法的,叫立即解散。我们当即解散,并通知到所有参加的人,也通知了张春桥。此后,我再未介绍过张春桥入党。

就是这个今天在法庭上歪斜着脑袋、半闭着两眼、半死不活、死赖硬顶的张春桥,于1968年12月初,指使他的心腹以强烈的激情出了一期简报,用上海广大党员和群众的名义强烈要求在党章里写上林彪是接班人。张春桥后来说:写在党章上,这就放心了。

  原来,张春桥在一九二六年四月所参加的是假共产党!可是,张春桥却把它写入自己的入党简历之中,又不得不自相矛盾地写上“重新入党”的年月……

就是这个张春桥,他摸清了王维国、陈励耘是林彪的亲信这个底,就亲自出马提名王、陈二人当上了中央候补委员。张春桥暗地里对人说:我提这两人,林彪一定很满意。

  张春桥离开上海,是因为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门,枪炮声震撼着上海城。

张春桥巴结林彪、江青的心血没有白费,没多久,他就平步青云,当上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

  在日军统帅水野修身、上海派遣军总司令松井石根大将坐镇指挥下,日军第三、六、九、十一、一○一、一○五、一○六、一一○、一一四、一一六等师团和海军陆战队,共三十多万人,突然袭击上海。“八·一三松沪战争”打响了。

  张春桥曾写过一篇题为《中国为什么胜利?》的“报告文学”,发表在一九三七年十月四日的《国闻周报》(战时特刊第十六期)。其中,记述了他自己在“八·一三”当天的踪迹:

  十三号的早上,我得到日本军队在八字桥向我军进攻的消息。就跑到南市,又折回来,转到公共租界,往北区走去。我想看一看战争发生以后的人们。不但去看,还要深深地发掘,往他们心眼里钻,我还跑到杨树浦的工人区,跟他们谈,跟两位年青的工友跑到野外的一条可以通到北四川路施高塔路(引者注:今上海山阴路)

  叫作沙虹路的地方去,遥望天通庵火车站的烟火。重炮,机关枪的声音很清楚的随风飘过来。四周静静的,农夫们在晚霞里整理着南瓜黄瓜和别的菜蔬。

  黄昏慢慢的后退了,夜占领了这地方。

  天通庵的炮火更烈了,声音一阵阵地传过来。火苗燃燃着跟黑烟卷在一起,叫啸着往上升。

  是下午四点钟开的火,我到了夜里十二点才离开一群工友跑回来,在虹桥,日本兵布满岗位。过来外白渡桥是密集的人群。

  最使我忘不了的是,在三点钟的时候,我经过老靶子路。到闸北去的路完全断了。在靶子路北河南路口有西捕站着,不准走近通过的铁门往宝山路去,而且,铁门是上锁了。……

  就张春桥以上自述可以看出,二十岁的他,富有社会活动力。能跑,能钻,能记,能写,已非等闲之辈。虽说论学问,论标点古书,他不行,可是他的目光早已投注于政治,要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显一番身手。

  上海站不住脚了。张春桥踏上了北去的列车,前往济南。

  张春桥在济南的行踪,从他发表在一九三八年四月五日《战地》半月刊一卷一期上的《韩复渠》一文中,依稀可以查证出来:

  “去年九月中我从淞沪战场退出来,到济南……”这表明他抵达济南是在一九三七年九月中。

  “果然,在我退出济南一个礼拜的时候,济南失守了。”日军攻占济南是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因此,张春桥离开济南的日于当为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八日。

  在济南,张春桥渡过了行踪诡秘的三个月……

  济南。经五路小纬四路富润卫,张家。张春桥的父母张开益、宋蕙兰都住在那里。

  富润里却不见张春桥的影子。偶尔,夜深人静,“狄克”才在那儿露面。

  张春桥在哪儿安身?

  济南,指挥巷十八号。挂着“冀鲁边区游击司令”头衔的复兴社山东省头目秦启荣,在会客室召见了秘密交通员胡彰武(原名胡宪文)。

  “这里有两份密件,你务必亲手交到柏俊生手中。”秦启荣的神色显得十分严肃,把两封封得死死的信,交给了胡彰武。他叮嘱道:“两封信里的一封,叫柏俊生马上妥交赵君弼。”

  果真,密信送往柏家之后,赵君粥得讯,来到了柏家。

  柏俊生的大老婆赵氏取出密信,当面交给了赵君粥。

  赵君弼拆开密信,看后当即烧毁。密令只一句话,深深印在他的脑子中:

  兹有张春桥去住你家,希一切关照,注意安全 此致

  赵福承

  秦启荣(章)

  赵福承,也就是赵福成、赵君弼,张春桥的同乡。此人与张春桥之父曾有过同事之谊。他生于一九○五年,比张春桥年长十二岁。

  赵君弼颇有来历:一九三○年,他从北平警官高等学校毕业之后,便东渡扶桑,在日本内务省警察讲习所留学。一九三六年又去南京中央警官学校受训。此后,他出任济南市警察局长。他也是复兴社的山东头目。

  就在赵君弼接到秦启荣密令后一个星期,瘦骨嶙峋的“狄克”便翩然而至,住进了这位济南市警察局长的家中。彼此心照不宣。“狄克”独进独出,面孔总是那么刻板,嘴巴总是闭得那么紧。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南京陷落,济南危在旦夕。赵君弼也在收拾细软,准备逃命。这时,才从张春桥的牙缝中,挤出几句话:“赵局长,我要去延安。”

  赵君弼先是一怔,随即明白了,说道:“你去吧,我得留在这边干。”

  张春桥道:“我到延安去看看。如果干得好,就在那边干下去。如果干不好,我就回来找你。”

  几天之后,张春桥在大雪纷扬之中,收拾好行装。

  “你穿得太单薄了。”对于这位“同乡同事张君之少君”,赵君粥格外照应。

  一边说着,一边脱下身上的棉大衣,披在张春桥身上。

  “赵局长,太谢谢了!”张春桥感激涕零。

  “你走后,还有什么事要我办?”赵君弼问道。

  “赵局长,我走之后,拜托您多多关照我的父亲。”张春桥说毕,穿上略嫌肥大的棉大衣,在风雪交加之中走出了赵家。

金沙电玩城,  张春桥走后,赵君弼果真对张春桥之父张开益给予关照,提拔他当上了警察局的庶务主任。

  一路风雪弥漫,张春桥的足迹迅即被大雪覆盖。

  就在这时,有人在山东单县见到了张春桥。

  此人名叫汤静逸。一九八七年十月,九十五岁的汤静逸先生,在上海向笔者讲述了半个世纪前的往事:

  我当时是国民党政府江苏省徐州专员兼总指挥。一九三七的十二月,我带部队进入山东,来到单县。单县的县长叫朱世勤。见面时,有一瘦瘦的青年在侧,看上去像个大烟鬼似的。朱世勤向我介绍说,那青年是他的新来的秘书。并夸奖青年“小有才干”。我记得很清楚,朱世勤告诉我,青年名叫张春桥。张春桥对我连连点头哈腰……

  解放后,当张春桥的名字出现在上海的报纸上,我起初以为是同名同姓的人。

  后来看到报上登的照片,认出来就是那个“小有才干”的张春桥。我感到奇怪,我、秦启荣、朱世勤都是复兴社的,这个张春桥怎么会钻进了共产党?

  张春桥只在单县作短暂的勾留,过南京,抵武汉。他借助于郭沫若那“政治部第三厅”里一个熟人的介绍,打通了前往延安的路踏上延安那片红色的热土才几天,张春桥的胸前便挂起了一枚“中国红军创立十年纪念”的红星章。虽说是他向一位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员借来的,一借就不还了。这枚红星章,仿佛成了“狄克”的护身符。

  这个“红皮萝卜”,终于混入了红色的洪流。到达延安才两个月,他的“延安通讯”便写开来了:

  会场是紧张活泼。……延水高声地唱着歌向东流。

  “欢迎陕公(引者注:即陕北公学)唱歌”!

  “欢迎党校唱歌”!

  一阵阵的歌声,高昂的像延水的激流一样的歌声,轮流地从抗大、陕公、鲁迅艺术学院……的队列中发出来,清凉山嘉岭的山谷间响着回音。

  “欢迎丁玲同志唱歌”!

  丁玲同志刚回来,大家一定要她唱,她站在那里,唱了一个“老乡上战场”!……

  告了邓拓一状

  中国的“文革”大幕,是在批判“三家村”的喧哗声中拉开的。

  “三家村”,吴晗、邓拓、廖沫沙三家也。

  攻“三家村”者,乃姚文元。文章是姚文元写的,主意是张春桥的。

  其实,张春桥跟邓拓,曾有过多年的共事。

  凭藉着“化身之技”,张春桥在延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的兴趣仍在宣传方面。经过几年的苦苦“研究马列主义”,张春桥居然被任命为《晋察冀日报》副总编。

  《晋察冀日报》是中国新闻史上一家重要的报纸。它的前身是《抗敌报》,创刊于一九三八年八月十六日,主编便是邓拓。一九四○年十一月七日,改名为《晋察冀日报》,邓拓为社长兼总编辑。一九四八年六月十五日,《晋察冀日报》与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合并为中共中央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此后,一九四九年秋,《人民日报》成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三十七岁的邓拓出任《人民日报》第一任总编辑。

  《晋察冀日报》不断地迁移着。报社驻留最久的是河北石家庄附近的阜平县马兰村和平山县滚龙沟。邓拓的《燕山夜话》是以“马南村”为笔名在《北京晚报》上连载的。这“马南村”便取自“马兰村”的谐音。

  “狄克”进入《晋察冀日报》,不时与邓拓产生了“磨擦”。

  平山县。陈家院。《晋察冀日报》社在开全体工作人员会议。

  副总编张春桥,在那里作《怎样学习马列主义》的报告:

  战争年代,大家忙于战争,学习马列主义最好的捷径,就是寻章摘句。

  马列主义的精华,在于每篇文章的警句。寻章摘句,就是摘马列主义的警句,背马列主义的警句,用马列主义的警句。这是最节省时间、效率最高的学习方法。

  我就是用这个方法学习马列主义的。我的文章中,经常引用马列主义的警句,就是这样“寻”来的……

  抽着用废报纸卷着的土烟卷,张春桥不无得意地介绍着自己的“寻章摘句”法。

  坐在张春桥一侧的社长兼总编邓拓,听着听着,双眉紧锁。邓拓没有作声。因为作报告的毕竟是副总编。

  张春桥作完报告,又把“寻章摘句”法写成文章,要登在《晋察冀日报》上“推广”。

  邓拓不能再忍耐了。他,压下了张春桥的“大作”。

  “狄克”发怒了。他向邓拓射出了冷箭。

  一封告状信,送到了中共晋察冀边区党委。那笔迹,跟当年“狄克”写给鲁迅的信,一模一样。

  幸亏中共中央北方分局书记彭真了解邓拓,信任邓拓,使“狄克”告状失败。

  历史的现象,常常周而复始。“文革”开始之际,“狄克”伙同姚义元整邓拓,彭真又一次出面保邓拓,只是这时“狄克”已经得势,把邓拓连同彭真一起打了直去……

  晋察冀之恋

  一九四三年,当春风吹拂晋察冀边区的时候,二十六岁的张春桥陷入了热恋之中。

  爱神的箭,悄悄向他射来,最初他竟不知不觉。

  那是报社搬进河北省阜平县马兰村的时候,常常收到署名“李岩”的稿子。作者自云是北岳区党委宣传于事。

  看得出,“李岩”的文笔老练,颇有点文学根底。

  张春桥给“李岩兄”复信。鸿雁往返,“李岩兄”给他留下了印象。

  一天,当张春桥出差到北岳区党委,便去看望“李岩兄”。

  推开宣传部的门,只见里面坐着一个梳着齐耳短发的姑娘,戴着一副金丝眼镜,显得颇为秀气。她抬起头,一双乌亮的大眼睛,望着张春桥。

  “请问,李岩同志在吗?”这是张春桥平生对她说的第一句话。

  “您贵姓?”这是她对张春桥说的第一句话。

  “免贵姓张。”张春桥用山东式的习惯自我介绍道。

  “您是张春桥同志?”那姑娘居然马上猜出来者何人。

  “嗯。”张春桥惊讶地点了一下头,反问道:“您是……”

  “我就是‘李岩兄’!”姑娘的回答,使张春桥张开的嘴,久久地合不拢。他万万没有想到,“李岩兄”是这么个斯斯文文的巾帼秀才。

  写过“猫还叫春呢,咱们是活灵灵的人”之类“名句”的张春桥,在东颠西奔之中,一直没有机会找一个钟意的女人。如今,一个窈窕淑女,仿佛从天而降,出现在他面前,“君子”怎不“好逑”?

  他坐了下来。虽说按他的习惯动作,把手伸进衣袋,想摸出烟抽,一想到面前坐着的是“李岩兄”,他赶紧把烟放回衣袋。

  “我叫李淑芳。”姑娘大大方方地自我介绍道,“李岩是我的笔名。我喜欢用男性的笔名,为的是我的文章不会受到‘歧视’。我还用过笔名李若文,是个近乎男性却又有点女性味道的名字。”

  平日能说会道的张春桥,此刻在李淑芳面前显得木讷。倒是李淑芳谈笑风生。

  李淑芳说起自己的身世:出生于富有家庭的她,从小是个循规守矩的女孩子。

  学习成绩向来不错,而且喜爱文学。十七岁的时候,她参加了C·Y(共青团),成了家庭的叛逆。虽然中间她曾失去了组织关系,但是她仍向往着延安。她在天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四二年,她投奔晋察冀边区,先在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党校学习,然后分配到北岳区党委宣传部担任宣传干事……

  “自从投身革命,与家庭完全失去了联系。一个姑娘独自在外,常常感到孤单。”

  李淑芳叹了一口气,习惯地用右手食指扶了一下眼镜,说道,“为了解闷,消磨漫长的夜晚,我拿起了笔。你的那些写给‘李岩兄’的信,使我在孤独之中得到了温暖……”

  李淑芳抬起了头,看了张春桥一眼。向来面部缺乏表情的张春桥,此刻双颊泛红,微微发烧……

  一见钟情。“狄克”与“李岩”之间的恋情,像闪电一般进展。

  虽然李淑芳属龙,张春桥属蛇,她比他痴长一岁,他也不计较这些了。在张春桥看来,在晋察冀边区,能够找到这么一个有文化,能写作又是党员的对象,已是他的造化了。

  热恋由“地下”转为公开。你来我往,他们的恋爱关系,已是人所皆知了。

  一九四三年秋,张春桥和李淑芳准备向组织上打报告,申请结婚。

  就在这时,战事吃紧,日军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自十月一日起,亲自率两万兵马,对晋冀鲁豫的太岳地区,进行规模空前的“大扫荡”。

  这一回,冈村宁次采用了新的战术,名曰‘铁棍式的三层战地新战法”,即:

  厚积兵力,纵深配备,反复推进,杀尽人畜,毁灭一切资财。

  短短三个月里,冈村宁次发动了五次“大扫荡”。

  战争的秋风,吹散了张春桥的春梦。呼啦啦的战火,烧断了鹊桥。久久地,张春桥不知李淑芳的音讯。

  “相思相见知何日,此时此夜难为情。”张春桥不时做着噩梦:难道淑芳倒在日军的枪口之下?

  张春桥喝下了苦酒

  一九四四年,张春桥紧锁的眉头从未舒展过。战争到了最严峻的时刻。在一九四三年秋“大扫荡”的高潮中,《晋察冀日报》成了“游击报”,在灵寿、平山、五台、阜平四县交界的深山里印报。

  到了一九四四年,报社依然不断地“游”动着,从大沙河畔的阜平县城,迁往山沟沟里的雷堡村、山峪村、苏家台村。

  李淑芳沓无音讯。虽然每当通讯员送信来的时候,张春桥总是伸长了脖子。可是,一次又一次,他一直没有见到“李岩兄”那熟悉的字迹的信封。

  望眼欲穿。五百多个日日夜夜,在不安中度过。一九四五年五月,一封“李岩兄”的亲笔信,终于到了张春桥手中。

  向来用剪刀剪开信封才看信的张春桥,这一回急急地用手扯开信封;向来把“李岩兄”的信一封封编号保存的,这一回看后用火一烧了之。

  这封信的内容,李淑芳还记得:她向她的“桥”,诉说了自己的不幸和极度的痛苦,请求“桥”的同情和理解。如果“桥”能够向她这样的落水者伸出救援的手,她就重返他的身边。要不,她只能回到他的父母那里,嫁一个男人,打发一辈子的时光……

  她永远难忘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八日这一天。

  窗外,天还黑糊糊的,她正睡得香。突然,村外响起了枪声。

  那时,她已从北岳区党委宣传部,调到了河北平山县部苏区担任区宣传委员,住在园坊村。

  她翻身下床,披上棉大衣,急急奔出屋,就被门口的雪滑了一跤。

  “日本鬼子进村啦!”她跟随着村里的老百姓往外逃。

  敌人四面合围。一颗子弹发出尖锐的啸声,朝她袭来。

  她倒在地上。

  她的那副金丝眼镜,最清楚地表明,她不是本村的老百姓,而是外来的共产党干部。

  她被日本兵押上了汽车,拉到平山县城。

  在平山县城才逗留了一天,她就被押往石家庄,送进了日本宪兵司令部的大牢。

  二十七岁的她,脸色惨白,她哪见过带血的刺刀,哪尝过皮鞭的滋味。最初,她曾咬着牙,熬着那地狱生活。她知道,一旦被敌人撬开了嘴,将会意味着什么。

  皮肉之苦,毕竟难捱。特别是日本兵用枪掠倒了几个不愿屈服的共产党人之后,终于摧毁了她的精神防线:死了,什么都完了;自首,起码还可以留下一条活命。

  她,自首了。

  她得到了敌人的“宽大”,调往石家庄甲第一四一七日本宪兵特别警备队。

  走了第一步,她不得不走第二步——从自首到叛变。日本兵仍要她当“宣传干事”。

  矮矮胖胖的日军中尉矢野宣布,建立一个“宣传班”,任命李淑芳为“班长”。

  于是,李淑芳又拿起了笔。不过,这一回“李岩兄”不是为中共《晋察冀日报》写稿,却是替日军作宣传。出自她的笔下的反共宣传材料有:《我们不再受骗》、《弃暗投明》、《玩火自焚》、《李老太太的悲哀》。她不光是写,而且还演出。

  她在泥潭中越陷越深。她参加了日军组织的“反共同盟”。她居然在日军电台作广播宣传,鼓吹“中日提携”、“共存共荣”!

  她的“出色”的“宣传”,受到了她的上司——三好大佐、矢野中尉、中西少尉的表彰,给了她一连串叮叮当当响的“荣称”:“巾帼英雄”、“新派绅士”、“女中豪杰”、“东方的摩登女士”……

  李淑芳好梦不长。抗日战争节节胜利,八路军步步进逼石家庄,大佐、中尉、少尉们已在收拾行装,准备滑脚了。他们已经顾不上“宣传班”了。

  李淑芳又陷入了新的痛苦之中,虽然她拣了一条活命,却断了脊梁骨。眼看着日军大势已去,她失去了依靠,今后的日子怎么过?

  回晋察冀边区吧,叛变之徒,在那里无处容身。回到父母身边吧,那将有何面颇。她的唯一希望,寄托在张春桥身上。

  于是,她提起沉重的笔,给亲爱的“桥”寄去一信……

  清冷的月光,照着山村。张春桥失眠了。

  他面临着抉择:甩掉李淑芳吧,他们已经有过那样公开的恋爱关系。何况,再想找一个像李淑芳这样能干而又有知识的女人,在山沟沟里实在很不易;要李淑芳吧,她又已经落到了那样的地步。

  看来两者不能两全,张春桥眼珠子一转,想出了两全之计:只要李淑芳隐瞒那段五史,如同他隐瞒了“狄克”、“华蒂社”一样,不就用“红皮”遮住了“白心”?

  李淑芳回来了,来到了阜平县苏家台村,来到了张春桥身边。一年半没有见面,张春桥还是老样子,李淑芳却丧魂落魄,目光无神,失去了当年的青春的光彩。

  李淑芳低声向张春桥倾诉了一切,而张春桥只是轻描淡写地对邓拓说:“李淑芳在反扫荡时受伤被俘,最近刚刚从牢里逃出来……”

  于是,李淑芳改名“文静”,被张春桥安排在《晋察冀日报》社资料科当编辑。

  一九四五年,张春桥亲笔填写的《干部履历表》上,这么写着,并为之加了注解:

  爱人姓名:文静。

  爱人是否党员:是(注二)。

  (注二)是一九四三年在北岳区党委认识的,但四三年反扫荡中文静受伤被俘,直到今年始回边区。她的组织问题,据称己经天津市委解决,但未经正式转来,现正解决中(日前是个别关系)。

  在张春桥的庇护之下,文静摇身一变,居然又成了中共党员!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五日,日军在张家口挂起了白旗,晋察冀八路军一举夺得这一冀北重镇。

  一个多星期之后,《晋察冀日报》社迁入张家口。

  刚刚吃上几口安定的饭,张春桥就与文静结婚。

  毕竟文静的劣迹昭著,不是张春桥能够一手遮住的。后来,文静的叛徒问题被组织上知道了。

  随着张春桥的飞黄腾达,文静成了他的一块心病——他后悔莫及,可是这苦酒是他自作聪明喝下去的……

  与柯庆施共事于石家庄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二日,石家庄炮声隆隆,一彪人马朝城里杀来。

  国民党军队稍战即溃。石家庄落入了晋察冀杨得志、罗瑞卿野战兵团手中。

  《石门日报》在石家庄出版了。张春桥奉调,出任《石门日报》社社长。

  尽管文静对于石家庄有着痛苦、恐怖的回忆,生怕重新在这座倒霉的城市露面,会被过去的熟人认出“东方的摩登女士”的昔日形象。可是,她又不能不跟随丈夫一起赴任。她在石家庄深居简出,唯恐在街上遇见当年她的“中日提携”、“共存共荣”节目的观众

  张春桥在石家庄却很得意,因为他的顶头上司不再是格格不入的邓拓,而是情投意合的“何大鼻子”。

  “何大鼻子”只因长了个大鼻子,得了这么个雅号。当面,人们则总是用亲切而尊敬的口吻称他为“庆施同忐”。

  早年,何庆施的雅号叫“柯怪”。那时候,何庆施还不是“首长”,人们当面直呼“柯怪”,他倒也答应,不以为怪。

  丁玲写的《我所认识的翟秋白》一文中,曾顺便写及“柯怪”。寥寥数笔,可谓传神。

  那是一九二三年,“柯怪”不过是个二十一岁的毛头小伙:

  一天,有一个老熟人来看我们了。这就是柯庆施,那时大家叫他柯怪,是我们在平民女子学校时认识的。他那时常到我们宿舍来玩,一坐十大,谈不出什么理论,也谈不出什么有趣的事。我们大家不喜欢他。但他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没有感到他来这里是想追求谁,想找一个女友谈恋爱,或是玩玩。因此,我们尽管嘲笑他是一个“烂板凳”(意思是他能坐烂板凳),却并不十分给他下不去,他也从来不怪罪我们……

  论革命,柯庆施的资格是很深的:一九二○年,十八岁的他,便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二年,二十岁的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此后,柯庆施担任了一系列重要的职务:中共安徽省委书记,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河北省委前委书记和组织部长,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财委副主任。

  就在张春桥来到石家庄不久,柯庆施被任命为石家庄市市长。

  《石门日报》易名为《石家庄日报》。作为市政府的喉舌——《石家庄日报》社长,张春桥跟柯庆施有了密切的接触。

  四十六岁的柯庆施很快就发觉,三十一岁的张春桥是一个善于出点子的人。张春桥被柯庆施看中了,任命为石家庄市政府秘书长兼《石家庄日报》社社长。

  在张春桥看来,柯庆施是一把梯子。柯庆施与中共上层领导有着很深的渊源。

  在《晋察冀日报》社郁郁不得志的张春桥,把政治腾飞的希望寄托于柯庆施。

  在石家庄的这一段共事,后来成为张春桥“跃龙门”的契机……

  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三日起,石家庄的天空上连续五天出现“下蛋”的“铁鸡”。

  国民党空军对石家庄发动了猛烈的进攻。狂轰滥炸石家庄,国民党军队期望正在猛攻济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回师北援。

  可是,九月十六日夜,济南城外还是响起了密集的枪炮声。中国人民解放军没有回师,而是对济南发动总攻。八天之后济南城头升起了红旗。

  济南解放才十几天,济南的《新民主报》忽然登出《石家庄日报》社社长张春桥的《寻人启事》:

  父张开益,字晋青,事变前在市公安局卫生科作事,日寇占领时去青州开医院,日寇投降后回济南作医生……

  其实,张春桥完全用不着刊登《寻人启事》去寻找他的父亲。他有那么多的亲友去济南,在巨野,写信问一声,也就“寻”到了。何况,济南已经解放,通过组织查问一下,这么个颇有身份的张开益,是很容易“寻”到的。

  张春桥与其说是刊登《寻人启事》,倒不如说在报上向当年的“华蒂社”、“复兴社”的故朋旧友们发表声明:我张春桥如今已经是中共重要干部,已经是《石家庄日报》社社长了!

  一九四八年十月,张春桥“衣锦荣归”,与文静一起来到济南。当他举杯与父母庆贺团圆时,脸上漾起了平日难以见到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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