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金沙电玩城 > 现代文学 > 金沙电玩城:诗人的责任就在于融入普通民众的

金沙电玩城:诗人的责任就在于融入普通民众的

2019-11-09 20:55

在中外文学史上,伟大的抒情诗人总是对社会、对人民、对历史的发展怀有深深的关切,对人类面临的某些共同问题有着深入的体察与领悟,总是把自我与进步的社会意识形态统一起来,使个人的命运和追求同人民群众的命运和追求融为一体。他们的抒情既是独特的自我表现,又是为时代和人民发出的呼声;既是个性情感的自然流露,又同时表现了人类情感的本质。现代法国著名诗人、评论家瓦莱里说过:“仅仅对一个人有价值的东西是没有价值的。”这似乎是文学铁的规律。虽然当今有太多“营养不良”的作家每每以狂欢的姿态宣扬成就,兜售着比泡沫还轻的文字自诩精品,搞得文坛乌烟瘴气,沸沸扬扬,但是无论这片天地怎么喧哗混乱,人们总能透过自己的感知与灵魂深处的呼唤发现经典,坚守生命的“血脉”。

金沙电玩城:诗人的责任就在于融入普通民众的现实生活中,梁老师从1963年考入山西大学开始创作诗歌。随着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评选结果的公布,诗歌又一次成为舆论风暴的中心。人们常说,“一千个读者的眼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从这个意义上说,对某些作品作出无论是肯定性或是否定性的评价都是符合文学欣赏和批评的内在规律的。然而,当前有关某些诗歌作品的争议已不单纯是一部文学作品的评价问题,而是涉及了更为广泛的中国诗歌发展的总体走向问题。

艾兹拉·庞德是英美诗坛的重要人物。英美现代诗歌的历史从庞德开始,并且它的发展是与庞德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积极倡导与推进意象主义与漩涡派文学运动,成为现代主义诗歌运动的旗手与领袖。他的长篇巨制《诗章》则成为美国现代派诗歌的丰碑。20世纪二三十年代,胡适、闻一多等一批中国诗人留学欧美,积极译介与研究庞德。由于庞德的影响力与辐射力,处于新诗建构时期的中国现代诗有形与无形地体现出庞德影响的痕迹。新时期,人们从庞德与英美现代诗歌、庞德与中国文学及文化的渊源、庞德与现代翻译理论等各种角度进行了深入研究。庞德以他的诗学理论给中国诗人以很大的影响,他更以对待诗歌与世界文化的态度深入影响中国现当代诗歌,给中国现当代诗歌的发展带来诸多启示。

2013年年初的一天,我拜访了著名诗人梁志宏先生。他虽然已年近七旬,却精神矍铄,给人一种春日阳光般的温暖和秋天向日葵般的成熟。在半个世纪的创作生涯中,梁老师孜孜不倦,笔耕不辍,为时代奉献了许多颇具审美价值的优秀作品,值得我们称赞和铭记。

新世纪开始,中国诗歌似乎进入了缺乏创新激情的贫乏状态,摆脱不了平庸的纠缠,那些曾经让读者心动不已的追寻民族独特体验和表达人类普遍情感的具有独创性的艺术精品似乎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渐行渐远,中国诗歌正难以避免地进入了缺乏艺术杰作产生的窘境。造成当前中国诗歌创作难尽人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其中最关键的因素则是在全球化和市场化潮流的推动下,随着整个社会的文学审美意识的普遍弱化而导致的诗歌评价标准的缺失。因此,打破中国诗歌创作面临的艰难困境,提升中国诗歌的精神凝聚力的途径之一就是重新认识中国诗歌的评价标准。

  求真务实的态度
  庞德精神首先体现在艺术上的求真务实的态度。庞德要求以求真务实的态度做一个“严肃的艺术家”。他虽然在诗歌理论上颇有建树,但他认为创作比理论重要,文学的对象是人。在诗歌创作中,诗人要准确地判断人的真实愿望,反对歪曲的“不道德”的虚构,推崇严肃的艺术家以及“能为真实做出见证的、最精确的艺术”。 他也很注重技巧,但他注重技巧是为了更好地表达真挚情感。所以,他认为“技巧是真挚情感的考验”。在他的诗歌中,他主张准确传达现代真实情感,强烈地抨击资本主义的罪恶,呼吁和平,反对战争。他的《狂喜》就是诗人对生活与爱情的真实感受。他的前期代表作《休·赛尔温·莫伯利》真实地将西方的现代文明与历史浓缩在有限的诗篇中,高度集中地反映了诗人对时代与文化的深刻思考。作为“现代主义诗歌的重要里程碑”的《诗章》则采用档案型的布局和音乐结构对人类历史与世界文明进行回顾与反思。而求真务实也成为中国诗人基本的创作态度。诗人艾青就一再坚持诗人要说真话。面对瞬息万变的现实,诗人必须说出自己心里的话。写诗应该通过自己的心写,应该受自己良心的检查。“诗人要对当代提出的尖锐问题和人民一同思考,和人民一起回答”。早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艾青一再坚持“写作自由”、“独立创作”,并因此在延安文艺整风和反右运动中受到严重的打击。他以“虽九死其犹未悔” 的信念坚持着诗歌的正义与真理。不少中国诗人在世界诗坛萦绕着象征主义的氤氲之气,禁锢于诗歌创作艺术技巧的象牙塔之时,以务实的态度坚持为时代、为人民歌唱。诗人闻一多从异国留学归来,面对满目疮痍的现实,以《死水》发出绝望的歌唱;殷夫等左翼诗人合着时代的脉搏,歌唱劳动,抨击黑暗,唤醒民众。七月诗人主张突入现实,拥抱现实,九叶诗人主张个性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合一,一代“归来”诗人在尝够了虚假的苦头之后也纷纷表示要和“瞒和骗”的文艺决裂。这些都体现出中国诗人对庞德精神的“真”与“实”的不同理解。

梁老师从1963年考入山西大学开始创作诗歌,次年便以笔名“歌今”先后在《延河》《人民日报》发表了《伐木工人礼赞》《山村傍晚》等诗作。“每个伐木小伙儿的手里哟,都有一幅时代英雄红旗谱;每个伐木姑娘的心上哟,都有一张祖国跃进五彩图!”诗行里充溢着对劳动人民的热爱,再现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和人们的精神生活。诗人歌唱着走上诗坛,但也走进了那个时代极“左”思潮制约下闭塞、狭隘的创作境地,走了一段弯路。

无论是在诗坛辛勤耕耘的诗人,还是以诗歌为研究对象的批评家,或者是对诗歌抱有兴趣的普通读者,恐怕没有人对当前的诗歌创作满意。即使你读了成百上千的时下作品,也很少能发现能够打动人心的好作品。那么,究竟什么样的诗歌是好诗歌?

  “日日新”的精神
  现实社会是不断变化的,作为对现实反映的诗歌也不断地变化创新。当庞德到达欧洲,面对欧洲文坛死气沉沉的现状,就立志“把它革新”。庞德把《论语》中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作为自己的人生坐标与诗歌创新发展的动力。他指出:“没有一首好诗是用20年前的方式写的,因为用这种方式写作完全说明作者是从书本、传统与陈腐的题材思考,而不是从生活中思考。”因此,他将他的一本关于诗歌理论的著作定名为《创新》(make it new)。在诗歌题材内容上,他力避维多利亚诗歌的陈腐、感伤,主张准确客观、言之有物;在诗歌创作理念上,他革新浪漫派诗人的渲泄、叫嚣,引入意象概念进行思考与创作。这些成为他对英美诗坛的重要贡献。受庞德“日日新”精神的影响,破坏一切,创造一切的“五四”精神成为了时代的主旋律。胡适突破中国数千年诗歌创作传统,倡导白话新诗。在《文学改良刍议》中,他主张从“八事”入手,进行文学改良——“不摹仿古人,不作无病之呻吟,须言之有物”等,体现出彻底的革新精神。郭沫若的《凤凰涅槃》《天狗》则是狂飙突进的“五四”精神破旧立新的典型体现。李金发拿出“日日新”的勇气在新诗发展的初期写出被人称之为“笨谜”的象征诗。郁达夫的《诗论》一文则高度评价庞德为首的意象派诗人“主张完全打破陈腐的格调与死的字句”。可见新诗草创期的中国诗人对革新精神的理解之深。20世纪30年代,施蜇存在主办《现代》杂志时指出,由于现代的生活所给予我们与上代诗人不同的感情,所以就必需用现代新的词藻排列成现代新的诗形来表达现代社会新的感情。艾青强调以新鲜的比喻,新鲜的形容词和新鲜的动词互相配合,传达新鲜的诗境。新时期舒婷、北岛等突破建国初期写实诗风,写出被当时人们认为晦涩难懂的朦胧诗。特别是第三代诗人,拿出“日日新”的勇气,彻底地反语言、反意象、反文化,思考诗歌本质,开阔诗歌表现空间。庞德“日日新”的精神贯穿了中国新诗发展的始终。

走出“文革”的浩劫,梁老师经历了痛苦的挣脱与“嬗变”,以《检察长的眼睛》获得《诗刊》年度奖而重新亮相,获得了诗坛的认可。 在这首关注时代风潮、充满批判锋芒的诗中,诗人无情揭露了“一笔阳光下的肮脏交易/一纸染着酒臭的合同”,发出了时代的呼声:“人民需要这双眼睛/时代需要这双眼睛。”此后梁老师发表了《我与长城合影》《解放》《黄土城》《法官之心》《山火》等贴近改革开放“世道”的厚重诗章,发表了《观舞者》《城市与解放纪念碑》《魂系太阳》和长诗《爱魂》《山碑》等洞察人心与铸造灵魂的诗章。黄钟弃地,瓦缶雷鸣,一个心怀天下苍生的诗人,一个为民请愿的高尚诗人,如何让人不钦佩,如何让人不敬仰?梁老师十分崇拜的艾青、牛汉等诗坛大家,其实包括梁老师在内的众多优秀诗人的诗歌,总是沉淀着人类灵魂深处的苦难和欢乐、幻灭和梦想、挫折和成功,折射着人类精神层面中永恒的尊严和美丽,体现着人类追求真善美、摒弃假丑恶的执著信念和高尚情怀。事实上,经过时间的磨砺,很多诗歌已经成为超越民族、超越国别、超越时空的经典,叩击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灵,给人们以思想和艺术上的双重启迪和熏陶。

好诗歌是对一个时代的现实生活状况的深度把握和对一个民族的内在精神追求的审美洞察,是从诗人的心灵深处自然流淌出来的真诚关爱。诗人是生活在现实中的,因而诗歌理所当然要以现实生活作为表现对象。然而,诗人的把握现实生活既不是对当下生活时尚的浮光掠影式的涉猎,也不是对自我生活趣味的低吟浅唱式的回味,而是要深入到普通民众的具体生活中,挖掘隐藏在日常生活表象下的精神潜流。现实生活是文学创作的原点,诗人绝不是为了创作的目的才走进普通民众的生活里去,而是要以普通民众的生活作为出发点,深入到普通民众生活的底层。如同秘鲁作家马里奥·略萨所说,作家的责任就是“要用想象力穿透生活”,用自己的艺术创造去“结构生活现实”。一个时代的现实生活形态是复杂多样而又千差万别的,诗人对现实生活状况的把握绝不是在诗歌中表现琐碎的生活细节,而是要在涌动的生活潮流中追寻一个民族的内在精神走向,探求一个普通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呈现出来的内在情绪。所以,当我们读到郑敏的《金黄的稻束》中的“金黄的稻束站在/割过的秋天的田里/我想起无数个疲倦的母亲/黄昏路上我看见/那皱了的美丽的脸;/收获日的满月在/高耸的树巅上,/暮色里,远山/围着我们的心边,/没有一个雕像能比这更静默”的诗句时,我们不能不说这是一首好诗,因为诗人抓住了一个民族在战争年代中表现出来的“坚韧”和“静默”的精神内涵。

  “拿来”的勇气
  庞德为诗歌的民族化与世界化做出了可贵的探索。他广泛借鉴世界文化优秀遗产,特别是中国文化的优秀成果。但他却能立足于美国本土诗歌的发展,以拿来的态度,形成一整套意象主义诗歌理论,从而美国诗歌摆脱英国正统的影响,走上现代化与美国化的道路。邵洵美在《现代美国诗坛概观》中指出庞德是超越时代的诗人,他不为国界所限止,甚至不为时间的限制,形成所谓的“世界主义的诗”,正确地评价了庞德探索的成功。中国新诗人同样在求新求变之时,立足于中国实际,自觉主动地对西方现代主义的现代意识、诗学观念与技巧手法进行借用与移植,形成了中国古典诗学精神与西方现代主义诗学的内在契合,从而“把中国文学固有的特质因了外来影响而益美化” 。从胡适开始学习英美诗歌,开展中国白话诗运动,到李金发、戴望舒、徐志摩等对意象主义、象征主义等的成功借鉴,以至九叶诗派在新诗现代化过程中对里尔克、奥登的重视,直到新时期的朦胧诗与后朦胧诗,都志在作如闻一多所说:“不但要新于中国固有的诗,而且新于西方固有的诗,”是“中西艺术结婚后产生的宁馨儿。”

梁老师很看重作为长篇自传代序的《秋天的向日葵》,我也十分喜欢。诗人这样写道:

好诗歌是对超越国界的人类精神的合理张扬和对跨越时空的人类永恒价值的诗意追问,是从诗人的精神底层逐渐升华出来的人性思索。文学是一个民族特定时代里的精神产物,理所当然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社会性,打上了无法替代的特定民族的烙印。然而,一切伟大的文学作品之所以能够超越国界和跨越时空,根本原因就在于其对人类共同追寻的普遍精神的表达。因此,好诗歌就不能将目光仅仅停留在一个时代的民族现实生活状况的展现上,而是要以此为出发点,善于发现隐藏在自己民族精神底层的具有人类普遍性的共同价值,诸如对真的肯定,对善的弘扬,对美的向往,对理想的追寻,对自我的超越,对个人自由的肯定,对人格尊严的尊重等等。但是,好诗歌绝对不是离开一个民族的现实生活状况而对人类共有的普遍价值进行抽象的概括。恰恰相反,一切具有超越性的人类价值往往是消融在各个民族的具体的现实生活中,诗人的责任就在于融入普通民众的现实生活中,在积淀了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的日常生活中去追寻人类的终极价值。所以,当我们读到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中“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诗句时,我们感受到了诗人对宇宙的无限性和人生的有限性之间难以平衡的人类普遍的感伤情绪。当我们读到雪莱的《西风颂》中“把我的话语传给天下所有的人,/就像从未熄的炉中拨放出火花!/让那预言的号角通过我的嘴唇/向昏沉的大地吹奏!哦,风啊,/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的诗句时,我们同样也感受到了诗歌中蕴涵的人类普遍的理想追求。正因为这些诗歌是从各自民族的具体生活中感受到了人类一直不断探索的价值追问,因而具有了超越国界和跨越时空的恒久意义。

秋天立起来的时候

好诗歌既是对日常生活语言的审美升华,也是对已有诗歌艺术形式的完美超越,应当以无可比拟的文体形式创造作为最高追求。古人云:“在心为志,发口为言,言之美者为文,文之美者为诗。”说的就是诗歌创作中语言运用的重要性。“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白话成为文学创作的主要工具,口语化成为诗歌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向。然而,诗歌创作的口语化并不意味着语言的平庸化。日常生活中的口语可以成为诗歌创作的语言,但是它必须是经过诗人的审美加工的。诗歌语言的口语化不仅是诗歌语言的艺术化,而且更是诗人以诗意化的语言表达自己的生活情感的审美化。所以,当我们读到卞之琳的《断章》中“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的诗句时,我们感受到的是诗人通过日常生活语言和意象的排列与组合,其中表达的是常人司空见惯却又难以言说的人生体验和情绪。在追求日常生活语言的审美化基础上,好诗歌更是对不可模仿的文体形式的独特创造,这也是诗歌作为人类精神活动产物的必然结果。从汉代的辞赋到唐代的律诗,从宋代的词到元代的曲,从明清的小说到现代的自由诗,不同时代的文人们一直在进行着文体上的创新。作为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必然趋势,现代自由诗的出现虽然为诗人们的文体创造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但是却也增加了前所未有的难度。只有在文体形式的创造上尽量不重复别人,才能说诗人真正实现了艺术的创新,这样的诗歌也才是真正的好诗歌。

田野上那片

挺拔的向日葵低下了头颅。

青黄斑斓的茎叶舞动金风

硕大的葵盘,渐次低垂下来

花瓣褪去了鲜亮,卷拢锋芒;

一如智者的头颅

俯视着脚下温情的土地。

末节注入了诗人深沉的反思:

我久久俯视脚下

向着养育自己的土地行注目礼

重温脚趾与泥土的契合

回放拔节和开花的情节。

我与这些立秋之后

俯首而立的向日葵兄弟啊

不再喧哗,而默默汲取,孕育

报效于我钟爱的太阳和土地。

诗人说这首诗是他花甲之年的自画像,绘出了他从“仰面旋转”到“俯首沉思”的向日葵似的人生轨迹和心路历程。我们从中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人民就像土地一样,没有土地便没有国家,执政者应该善待养育自己的人民,因为只有这样,国家才能长远发展和繁荣昌盛。

梁老师在创作上既有不变的审美追求,也有一些新的变化。他善于寓情于景,情景交融。情与景是中国传统诗学中一对很重要的概念。且看梁老师近作《雪映金银木》:

雪落无声。我听到怦然心跳 踏雪来看金银木

看枝枝红果欲燃,雪蕾绽放。

这雪白与焰红

柔情与炽烈,相映相惜

构成了汾畔最美的雕像

……

红妆素裹的金银木啊

我就这样动情地看你

心如红果欲燃,如雪一样纯粹。

这是一曲激人奋进的生命之歌,每个音符都饱含着诗人的柔情与昂扬向上的人生态度。无论如何严寒,如何荒凉,这穿越秋冬的金银木都燃烧着火红的生命火焰,坚守着内心的纯洁与宁静。这不正是诗人应该拥有的品质与精神吗?这不正是人类所追求的信仰和方向吗?

再看另一首《河开了》,诗人在冰雪初融的河面上发出这样的感叹:

旭日升起暖暖的红晕

风乍起,视野里柔波一浪一浪

涌向远处的残冰,那苍白或灰绿

惦念封冻前邂逅的那尾小鱼儿

惦念岸上相识和陌生的人们

该融化的,还有人间的冰冷和困局。

梁老师几个月前携妻子赴欧旅游,写下《巴黎的高度》《凡尔赛宫所见所思》《在佛罗伦萨听我的太阳》等十几首关注人类命运、具有深邃意蕴的诗作。在意大利罗马的“西班牙台阶上”,诗人遥想济慈、雪莱、拜伦在此逗留的情景,浮想联翩,写诗一首。他有感于“诗人对自由平等博爱的呼吁”,吟唱雪莱的名句“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读了让人怦然心动,感触良多。是啊,大自然的春天来了,可人世间的冰冷和困局什么时候能够融化呢?这是诗人对生活在困境中的人们的美好希冀和愿望。

当被问及诗人的价值何在时,梁老师说:“从1963年发表处女作,一晃已经半个世纪了。我曾在《梁志宏文集》的跋中表白:文学应为世界播洒光明,驱除黑暗。诗歌较之其他文艺门类,更应是人类的良心和历史的证词。现在的我更加关注老百姓的呼声,要求作品贴近人民大众。我觉得诗人应该更多关注世道人心,发出大众的呼声,应该身体力行成为民族精神与灵魂的塑造者。”梁老师还谈到海德格尔提出的让充满劳绩的人们“诗意地栖居”这一命题,表示诗人应为营造诗意家园而尽力。我读过海德格尔另一段话,强调唯有真正的诗人在思考着生存的本质,思考着生存的意义。诗人以自己超乎常人的敏锐,以自己悲天悯人的情怀,以自己对存在的形而上感知,以自己诗的追寻蕴含着整个人类的终极关怀……唯有真正的诗人,才可能不计较世俗功利得失,使思考的意象超越现象界的纷纭表象,去思索时间,思索死亡,思索存在,思索人类的出路。

当纸叠的信念弥漫着浮躁的硝烟,当深夜的乌啼勾勒着丑陋的叫唤,当昏暗的月光沉落着岁月的苍白,我们期待一阵飓风,期待一声呐喊,期待一轮火红的旭日撕破黑暗报晓黎明。我们期待,期待更多像梁志宏一样燃烧着炙热火光的诗人。愿我们在生命的道路上,点燃一把永不熄灭的光焰。

本文由金沙电玩城发布于现代文学,转载请注明出处:金沙电玩城:诗人的责任就在于融入普通民众的

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