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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态度却发生很大的

2019-11-17 01:58

  (一九三七年七月至一九四五年八月)

  朱德这次回延安,正是国际国内风云险恶、抗日战争十分艰苦的时候。

  朱德从延安重返前线后,华北局势中最明显的变化是大多数国民党友军部队同八路军的关系疏远了,曾划给东路军指挥的大部分友军,这时已南下归还建制,有的不久就公开反共。这种变化自然是朱德不希望看到的。它的根源来自国民党最高当局,武汉失陷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军暂时停止对正面战场的大规模进攻,减轻了对国民党军队的军事压力,同时又加强政治诱降活动。蒋介石虽然仍继续抗日;但是,对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态度却发生很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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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56〕

  当时,国际法西斯势力正十分猖撅。在欧洲,德国法西斯以闪电战击破英、法等国组成的联军,接连占领欧洲许多国家。法同贝当政府已经投降,德国已准备对英国本上实行登陆作战。在远东,日本侵略者同德国法西斯遥相呼应,扬言要迅速解决“中国事变”。他们一方面发动湖北宜昌等战役,并截断中国西南的国际交通线,对重庆的国民党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另一方面,对敌后抗日根据地连续不断地进行“扫荡”,力图巩固它的占领区。

  武汉失陷前,蒋介石尽管从未放松过对共产党的防范,例如:一九三八年二月六日他命令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严防共党非法活动”①;四月二十六日又命令蒋鼎文和重庆行营代主任贺国光、川康绥靖主任邓锡侯等“严防共产党徒冒充伤兵入川”②;对驻武汉的中共代表团、各地八路军办事处以及《新华日报》社的监视也很严密。在他指挥下,河北的磨擦活动也已开始。

多年过去了,人们对百团大战的评价,经历了大起大落的几个阶段。特别是随着这一战役的主要发起者和指挥者彭德怀政治上的沉浮,人们对百团大战的评价也就褒贬不一,这种现象无疑值得人们深思。

  卢沟桥事变〔57〕后,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成立八路军总司令部。朱德为总司令,我为副总司令,任弼时为政治部主任,左权为副参谋长。党内组织军事委员会分会〔58〕,朱德为书记,任弼时兼秘书长,加上我三人组成常委会。各师师长、政委,还有左权等,可能都是军分会的执委(记不清了)。当时红军主力是三万二千人,以四千人编为陕北警备旅和一个小团,保卫陕甘宁边区;一方面军一万四千人编为一一五师,林彪为师长;二方面军六千人,改为一二○师,贺龙为师长;四方面军八千人编为一二九师,刘伯承为师长。(注:①据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第一军团、十五军团及七十四师合编为陆军第一一五师;二方面军、二十七军、二十八军、独立第一、第二两师及赤水警卫营、前总直之一部等部,合编为陆军第一二○师;四方面军、二十九军、三十军、陕甘宁独立第一、二、三、四团等部,改编为陆军第一二九师。)

  在如此严重的困难面前,中国抗日战争阵线中一部分人更加动摇,国民党内出现一股妥协投降的暗流。蒋介石对抗日前途感到悲观,妥协思想有所抬头。

  但在日军大举进攻面前,他对抗日的态度还是比较积极的,同时,他在正面战场的部队一再败退,也需要八路军在敌后帮他拖住日军的进攻,所以,他那时不反对,还多次主动要求八路军深入敌后积极活动。可是,当正面日军压力减轻以后,特别是看到八路军在敌后迅速壮大、中国共产党的影响迅速扩大,他的态度就发生了急遽的变化。朱德对此曾作过生动的说明。他说:开始时,蒋介石让共产党、八路军到敌后去是想借刀杀人,象把孙猴子放在太上老君的八卦炉里烧,看你活得成活不成。可是,他没有想到,共产党、八路军在敌后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迅速发展壮大起来,这下把他吓死了。

第一阶段,从1940年8月至1941年1月,是充分肯定阶段。这一阶段,正是百团大战进行的时间,从中共中央到中央军委、从八路军总部到各战略区领导人,纷纷发表文章和谈话,盛赞百团大战;

  在云阳镇前方司令部召开了一次团以上的干部会议,讨论了党中央洛川会议〔59〕的精神——也就是毛主席讲话的精神。我在这次会上讲了话,说明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胜利。我们改编后,要注意反对军阀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脱离群众,提出了四条保证:保证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保证工农成分的绝对优势;保证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保证和坚持学习制度。任弼时同志和各师负责同志都讲了话。

  全国人民强烈要求打击日本侵略者,摆脱抗战困境,争取时局好转。

  武汉失守后,他认为这样下去,抗战胜利了,中国是共产党的;抗战失败了,中国是日本人的。③敌后抗日民主政权象雨后春笋地兴起,也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之外。他不愿意看到以前的旧政权被根据地民众选举产生的新政权所替代,想把它重新夺回来。于是,他就设法派大批人员到华北敌后来“限共”、“溶共”,加强磨擦。这就严重恶化了抗战初期那种团结抗日的良好气氛。

第二阶段,从1943年至1945年中共七大,是基本肯定阶段。这段期间对于百团大战的评价,虽然从总结教训的角度也谈到了其中的一些消极方面的问题,但总体上还是比较客观、有分寸的,是持基本肯定态度的;

  九月,周恩来同志约我陪同他一起去太原见阎锡山〔60〕。沿途所听街谈巷议,无不希望红军早日参战。到太原时,人民盼望共产党和红军参战之心更切。阎为避日本飞机轰炸,住在太原以北之崞县某村。会谈后,周又约我去大同见傅作义〔61〕。当时日军正由张家口向大同前进,我们到大同时,日军已占天镇、阳高,傅军正在忙于撤退。第二天从大同回崞县,阎锡山又约见,商谈坚守山西国防工事(即雁门关、茹越口、平型关、娘子关等既设之永久工事)问题,也就是平型关、雁门关的防御问题(这是阎锡山要求的)。

  在中国共产党内部,指导思想上仍存在着分歧。先后犯过“左”倾和右倾严重错误的王明,在六届六中全会后留在延安,并没有承认自己的错误。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中、下旬,蒋介石在陕西武功县召开军事会议。这次会议不再邀请八路军将领参加,这是他对共产党、八路军的方针发生变化的明显征兆。会议期间,国民党副总裁、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汪精卫由重庆潜逃出国投敌。这时,朱德、彭德怀已先后回到前方八路军总部。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指示,彭德怀到西安同蒋介石商谈解决河北磨擦问题。二十四日,彭德怀偕同林伯渠、王明会见蒋介石,但蒋急于回重庆处理汪精卫外逃问题,约彭去重庆再谈。

第三阶段,从1959年庐山会议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前,是全面否定阶段。由于彭德怀受到错误批判,百团大战也成了其一条“罪状”而遭到各方面的口诛笔伐;

  我从总部出发时,就考虑八路军如何争取在抗日战争中头一仗打个胜仗,以提高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这对打击恐日病、鼓励抗日士气、开展群众运动都有好处。在崞县,当阎锡山谈到以王靖国和陈长捷两军分守平型关和茹越口,另以一个军守雁门关时,我说:你们坚守平型关正面;我一一五师出五台、灵丘、蔚县地区,隐蔽集结在敌前进道路两侧,待敌进攻平型关时,从敌侧后夹击进攻平型关之敌军;我一二○师位于晋西北地区,待敌进攻雁门关时,我军也从侧翼进击。阎甚同意。

  就在朱德这次回延安前不久,王明又将他一九三一年所写的鼓吹“左”倾教条主义的纲领性小册子《两条路线》改名力《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重新出版。朱德在党内和军内都有很高的威望。因此,尽管华北前线非常需要他,但中共中央还是决定朱德留在延安协助毛泽东工作。

  彭德怀到重庆同蒋介石会谈时,蒋公开采取偏袒鹿钟麟的态度,强调要维持国民党政府原来在河北的行政系统,八路军只能,向省府推荐行政人员;同时,提出由程潜、卫立煌派大员同彭一起去河北调查解决磨擦问题。④中国共产党是愿意通过这种共同调查的办法来解决磨擦问题的。因此,彭德怀便到洛阳去会见程、卫。程潜原来是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这时已决定调任天水行营主任,遗缺由卫立煌接任。一月中旬彭德怀到洛阳时,他们二人正忙于交接工作。程潜决定派天水行营高级参议刘古风和彭德怀同去河北,调查处理磨擦问题。

第四阶段,从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至现在,是从总体上给予基本肯定阶段。随着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恢复和对彭德怀的平反,在党史、军史界和当年参加作战的一些老同志,从总体上重新肯定了百团大战。

  我一一五师之一个旅在平型关伏击日军板垣师团之一个后尾联队(即团),歼灭其大部,争取了头一仗的胜利。这是“七七”事变以来,日军第一次遭受的打击。在平型关胜利的鼓舞下,卫立煌〔62〕率四至五个军,在忻口布防。

  作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和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留在延安自然仍协助分管军事工作。这以后,从延安发出的重要军事文电一般由军委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和军委总政治部主任工稼祥三人署名。朱德离开前方后,八路军日常工作由彭德怀主持。但八路军总部发出的重要文电仍由他和彭德怀等共同署名。因此,有些由八路军总部发出而有朱德共同署名的电报,收件人中又有“并报朱总”的字样。此外,由于朱德还担任着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的职务,因此,同国民党军事当局之间的文电,一般也由他和彭德怀两人或由他们和叶挺、项英共同署名。

  一九三九年元旦,中共北方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华北版在山西沁县创刊。创刊号上发表朱德的《迎接一九三九年》一文,强调:“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争取抗战胜利的最重要的保证。”他针对蒋介石、阎锡山压制敌后民众运动的企图,指出:为了在华北长期支持抗战,“今天的问题不是将已有的民众运动组织加以取消的问题,而是将已有的组织加以培植与扶助,未有组织的,加以组织起来,树立起一支伟大的力量,使他们积极的援助政府与军队的抗战工作。这乃是最迫不容缓的任务。只有这样做去,才有利于国家民族。”

同时,也指出百团大战尤其是第二阶段,八路军进行了与装备不相适应的攻坚战,过多地消耗了抗日军民的力量,给尔后抗战带来一定的消极影响。但总体评价是基本肯定。

  日军打破平型关、雁门关后,继续向太原前进,在忻口遇到国民党军相当坚决的抵抗。我一二九师之陈锡联和谢富治团,乘黑夜袭入阳明堡机场,烧毁日机二十余架,歼灭守敌约一个大队(营)。此役给忻口卫立煌部以很大鼓舞。

  朱德回延安后还有一项任务:许多需要中共中央领导人出面的活动,往往由朱德担负。这就减轻了毛泽东的工作负担,使他能集中更多精力来研究重要间题。所以,朱德的兼职很多。据不完全统计,他在这一时期的兼职就有:筹备中共七大的军事问题委员会负责人,中共中央海外工作委员会主任,军事教育委员会和军事学院负责人,整风学习高级军事干部学习组组长,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同盟执行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工作委员会成员以至延安新体育会会长等。

  这一天,由山西第三、第五行政专员公署在沁县联合召开有数万人参加的晋东南各界“拥蒋反汪”大会,朱德在会上讲话,痛斥汪精卫的卖国投降活动,表示支持蒋介石继续抗日,强调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致,共同对敌。蒋介石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公开驳斥了日本近卫首相的诱降声明;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他又主持国民党中常会临时会议决定永远开除汪精卫的国民党党籍,并撤除汪的一切职务。朱德及晋东南各界人士支持拥护的就是蒋介石继续抗日的这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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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两战胜利,在华北人民群众中起了抗日动员作用,八路军在群众中威望日高,参军者益多。

  由于抗日战争正面对着严重困难,如何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强国内团结、战胜困难、克服投降危险,便成为放在中国人民面前头等重要的问题。其中,特别需要注意团结的是还保存着抗战积极性的广大中间势力。这些中间势力包括:国民党中的多数党员,中央军中的多数军官,多数的杂牌军,中等资产阶级,中小地主及开明绅士,上层小资产阶级,各抗日小党派。

  但是,蒋在抗日的同时,又要限共,把抗战初期的联共抗日变成限共抗日,特别是极端无理地要取消在华北敌后已经发展起来的抗日民众运动,要取消已由当地民众选举产生、在工作中卓有成效的抗日民主政权,要把长期坚持敌后抗战的八路军赶出河北。这就使河北,特别是冀中和冀南,出现了异常复杂的局面。

金沙电玩城,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总部为打击日军的“囚笼”政策,缓解国内日益严峻的抗战形势,争取华北战局有利的发展,影响全国的抗战局面,克服国民党顽固派妥协投降的危险,自1940年8月起指挥华北各地的八路军(第115师和山东纵队除外)对华北敌后的主要铁路、公路交通线(主要目标是正太铁路)展开了一次全面的大破袭,从而上演了一幕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

  恩来同志又约我陪同去保定见程潜〔63〕,转回总部时道经忻口,忻口战斗还在坚持。他们只知死守,而不敢集中兵力出击敌之薄弱点,更不敢向敌之侧后突击。抱着一条死教条:在敌侧后不能脱离正面火力之掩护。我们经石家庄到太原时,恩来同志又令我去娘子关见黄绍竑〔64〕协。这一段我似乎是以八路军代表名义到各处联络,做统战工作。

  五月二十九日,朱德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报告华北磨擦问题时谈到了这个问题,强调要继续争取中间力量,继续坚持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说,对中央军,我们经常有人和他们来往。我们和卫立煌的关系很好,使他在国共两党的磨擦中保持中立。卫立煌表示要坚持进步。我们得到一个大的教训,这就是争取中间力量是非常重要的;对顽固势力也要争取,毛泽东很赞同朱德的意见,插话说:朱总报告说得很对,我们还要争取中间势力。对顽固派也要争取与分化,就是打了他们也还要争取他们。①六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时局问题的会议上,朱德又说:目前我们要加强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不要把民族利益与阶级利益对立起来。

  八路军在华北敌后积极活动,对日本侵略军的打击很沉重。日军看起来占领了整个华北,但他们自己也承认,“实际上势力所及只限于重要城市周围及狭窄的铁路沿线地区,仅仅是‘点和线’,其它大部是‘匪’占地区”。

60多年过去了,对这次战役功过是非的评说现在已基本定论,但对这段历史的研究和争议却远未结束,有关百团大战的话题仍然是党史、军史界的热点之一。

  关于军分会指示

  地主、资本家一般也还有民族思想,不要把他们看成汉好。统战工作做得好,地主愿意把粮食供给我们;如果工作做得不好,他们会跑掉。②当抗日战争跨入第四年时,中共中央发表了对时局的宣言,明确指出:“现在是中国空前投降危险与空前抗战困难的时期,我们不应当隐蔽这种危险与困难,中国共产党认为自己的责任是向全国提醒这种危险与困难。”《宣言》再次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为克服投降危险和战胜困难而斗争;并要求必须取消现在存在着的“反共”、“限共”、“溶共”、“防共”、“制共”的政策,因为它己产生削弱抗战力量、引起人心不安的严重结果。③同时,在党内作出《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提出全党必须执行”的十六项政策,其中有一条重要的规定:八路军、新四军军事力量的发展必须“限制在战区与敌人后方及陕甘宁边区二十三县境内,而不向国民党后方作任何可以引起冲突的行动”。同时也说明:在敌后,“必须继续扩大与巩固八路军、新四军及抗日游击队”,“我们站在自卫立场上的斗争是不能停止的”,“过去的斗争也正是为着争取团结。”这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继续团结抗日。

  ⑤他们认为,“为了保证安定,仅保持

一、百团大战的酝酿及战役发起前的称谓

  一九三七年十月八日,华北军分会发了一个指示,这个指示是在八路军一一五师击溃日军板垣师团一个旅的胜利影响下产生的。在指示中,把山西太原说成是华北抗日战争的堡垒,而实际上,太原在十月以后不久就失守了。显然,军分会的指示是盲目的,没有充分估计到日本侵华各方面的准备(政治上、经济上,尤其是军事力量上),同时也过高估计了国民党军队的力量及其进步性。这样就容易放松以我为主,自力更生,发动群众组织游击战争和做长期艰苦斗争的精神准备工作。

  朱德这时在《新中华报》上发表了《为争取抗战最后胜利而奋斗》一文,说明:“日寇速战速决的企图是早已失败了,于是日寇便想用‘以华制华’的方法,引诱中国上层地主资产阶级投降来奴役我全中华民族;用‘以战养战’的方法,将战争的负担放在中国人民身上,来达到灭亡中国之目的。”

  ‘线’的占领无何意义。必须保持‘面’的占领,使华北在政治和经济方面都能独立经营。尤其应该承担开发和获得日本国内扩大生产所需重要资源的重任??以武力为中心的讨伐肃正乃是保证实现安定的首要条件,治安建设的根本方针在于显示‘皇军的绝对威力’。”⑥日本的华北方面军制定了治安肃正计划,企图改善华北的“治安”状况,只是苦于乓力不足。“但到汉口作战结束以后,由于所需兵力得到增援,此项工作始得逐渐具体化”。

众所周知,百团大战实际上是一次大规模的交通破袭战。那么,八路军当时为何要发动这样一次战役呢?八路军总部在酝酿此次战役时是如何考虑的?在百团大战正式打响之前又是如何称呼此次交通破袭战的呢?要弄清这些问题,我们首先得回顾一下当年的那段历史。

  当时军分会的同志,都没有把敌后游击战争提到战略上来认识,对于毛泽东同志在洛川会议上提出的“以游击战为主,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个方针,认识也是模糊的。没有真正认识到这是长期坚持敌后抗日战争的正确方针。我当时对于“运动战”和“游击战”这两个概念主次是模糊的。如时而提“运动游击战”,又时而提“游击运动战”。

  文章指出:由于一部分上层地主资产阶级不愿意进步,就形成今日新的投降妥协的严重危险,文章还总结了华北军民三年来同日本侵略军进行斗争的经验,指出:“三年以来,在华北与人民呼吸相关的军队非但没有被敌寇消灭,反而日益巩固和壮大起来,非但没有被削弱和疲惫,反而在斗争中锻炼得更加坚强、更加英勇了!”“我们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完全应当归功于民众,归功于民主。”强调要继续发动群众,进行人民战争。④这时,日本侵略军急于“迅速处理支那事变”,“迅速摧毁敌人(指中国人民)继续抗战的企图”,⑤决心加强对中国的军事压力。他们把深入敌后坚持抗战的八路军和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视为腹心大患,在反复进行“扫荡”的同时,竭力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对抗日根据地实行“囚笼政策”,企图“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来扼杀敌后抗日根据地,消灭八路军。因此,这时华北军民同日本侵略军的斗争焦点便是粉碎日军的“囚笼政策”,开展大规模的交通破袭战。

  ⑦从这时起,日军开始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行极端残酷的反复“扫荡”。

年春,中国的全国抗战已进入到第四个年头。四五月间,世界形势风云突变。纳粹德国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席卷了半个欧洲,气焰甚是嚣张。

  十月八日的指示,只是根据看到的一些表面现象和从主观愿望写的,所以它是一个脱离实际和经不起实践考验的指示,因而也是一个错误的指示。

  早在抗战初期,朱德就曾指出:“交通对于现代化的军队,是一个决定胜负的要素”。“交通并非不可变的。可以修理,亦可以破坏和阻塞。因此我军对于敌人的交通,要经常进行破坏,使敌人的交通由最便利的变为不便利的。”⑥敌人的“囚笼政策”是企图利用便利的交通条件,发挥他们现代化装备的优势,来消灭八路军,荡平敌后抗日根据地。为了保存敌后抗日根据地,坚持抗战,交通破袭战势在必行。在朱德动身去洛阳谈判前,他和彭德怀综合敌军在华北的活动情况,指出:敌军近日“加强铁道线军事封锁线及经济封锁”;“强化交通,增修道路”,“且于道侧掘深、宽之沟,此不特妨害军事;且妨害根据地之经济流通”。因此,他们下达了破坏敌方主要交通干线的命令,规定从四月十日起开始动作,并向毛泽东等人作了报告。⑦在华北交通线中,正大铁路占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当时,平绥铁路到同蒲铁路还不能通车,石家庄到德州的铁路也远未修通。因此,日本侵略者把正大铁路看成是连接山西和河北的重要交通命脉。八路军的交通破袭战,也把重点放在破坏正大铁路上。

  如果蒋介石真以抗日大业为重,这时自然应该要求在敌后的国民党军队同八路军联合起来,共同抵抗日本侵略军,决不应该制造磨擦,自行削弱抗日力量。

欧洲战局的急剧变化,大大刺激了日本帝国主义争夺亚洲、太平洋地区霸权的欲望。为迫使蒋介石屈服,尽早结束中国战事,日本帝国主义一边加紧对蒋介石进行政治诱降,一边进一步加强对中国的封锁和军事压力。

  在起草和发表这个指示时,我正随周恩来同志去保定、石家庄等地做统战工作,不在总部。我从卫立煌处回到八路军总部时,才看到这个指示,也不知道是谁执笔的。但我看后,并没有反对。虽然这个指示的全部精神不是我的,但其中有些看法,我是同意的。这个指示有轻敌速胜观点。我去保定前,与朱德、弼时、左权等数同志在一起闲谈时:“日本皇军不可战胜”是神话。如果八路军经常有二十万,有蒋介石嫡系军的装备,再附加若干炮兵,国民党军依险防守,我军机动作战,灵活打击敌人,把群众发动起来参加抗日斗争,山西是难以打进来的。这是轻敌速胜的思想,对别人可能有影响。我是军分会常委之一,因此,我是有责任的。

  朱德回到延安后,在六月二十二日和彭德怀、左权向八路军各部正式下达破袭正大铁路战役的预备命令。命令中对发动这次战役的缘由,这样指出:“敌寇依据几个交通要道,不断向我内地扩大占领地区,增多据点,封锁与隔截我各个抗日根据地之联系,特别是对于晋东南,以实现其‘囚笼政策’,这种形势日益严重。又迭据各方情报,敌寇有于八月间进犯西安企图。为打击敌之‘囚笼政策’,打破进犯西安之企图,争取华北战局更有利的发展,决定趁目前青纱帐与雨季时节,敌对晋察冀、晋西北及晋东南‘扫荡’较为缓和,正大沿线较为空虚的有利时机,大举破击正大路。”战役主要在正大铁路沿线进行,“基本是截断该线交通为目的。”命令规定“直接参加正大线作战之总兵力应不少于二十二个团”,要求在八月十臼前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并报告了中共中央军委。⑧八月八日,朱德、彭德怀、左权正式下达战役行动命令,对战役部署和作战地域区分作出具体规定,并“限八月二十号开始战斗。”②八月二十日晚,大规模的破袭战正式开始。由于八路军广大指战员和根据地民众痛恨日军的“囚笼政策”、迫切要求给他们以沉重打击,参加破击战的积极性非常高,八路军总部原来规定参战兵力不少于二十二个团,结果实际参战的兵力超过了一百个团。战役开始后一天多的二十二日中午,朱德、左权作出指示:“正大战役是抗战以来华北军队积极向敌进攻之空前大战,总合兵力共约百个团,故名‘百团大战,,以便向外扩大宣传。”⑩从此,“百团大战”的名称不仅轰传中外,而且永垂史册。

  可是,蒋介石却把党派利益置于国家民族利益之上,不借削弱抗日力量,在敌后以至全国推行反共方针。他在一九三八年六月任命鹿钟麟为河北省政府主席和河北省保安司令后,又在十二月四日任命鹿担任冀察战区总司令。

日本趁法、英两国无暇东顾之机,迫使其关闭滇越、滇缅公路,切断了中国的国际交通线。五六月间,日军还在中国正面战场发动了大规模的枣战役。

  关于第二次王明路线

  由于此次战役的突然性,加以八路军各部之间和军民之间的紧密配合,给了日军以出乎意外的沉重打击,八月二十一日还一度攻占日军坚固设防的天险娘子关。二十五日,朱德、彭德怀、左权等致电参战部队进行嘉奖。为了扩大战果,二十六日,又对参战部队作了进一步部署。到九月二日,破袭正大铁路的预定计划已基本完成,朱德、彭德怀、左权指示参战部队,基本上结束正大战役。

  十二月十二日,决定将原来驻在山东的第十军团石友三部开往冀南,归鹿指挥。二十九日,也就是彭德怀在重庆同蒋介石商谈解决河北磨擦问题的第二大,重庆政府军令部正式颁布冀察战区的战斗序列,下辖:第九十七军朱怀冰部;第十军团石友三部;河北民军总指挥张荫梧部;豫东游击司令孙殿英部;河北保北保安团及冀察各游击队。⑧这样,把驻在豫北的国民党部队中力量最强的朱怀冰部也列入冀察战区。将重兵陆续调集到这个地区,显然是国民党当局扩大河北磨擦的重要步骤。

同时,日军的航空部队对重庆、成都等中国内地进行狂轰滥炸,还扬言要在8月份南进昆明,北攻西安。另一方面,日军为达到彻底摧毁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巩固其占领区的目的,进一步加强了对华北交通线的控制,同时整治运河,增设据点、碉堡、封锁沟、封锁墙,开始推行其“以铁路为柱,以公路为链,以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日军占领太原后,八路军总部从五台山转移到晋南洪洞县马牧村。十二月某日,中央来电要我回延安开会。到延安两天,王明和康生飞到延安,当晚政治局即开会。在会上,王明讲了话,毛主席讲了话,项英讲了新四军改编经过,还有其他人也讲了话。我认真听了毛主席和王明的讲话,相同点是抗日,不同点是如何抗法。王明讲话是以国际口吻出现的,其基本精神是抗日高于一切,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他在解释他的观点时说,要树立国共两党为基础的明确观点,共同担负起统一政权,统一军队的义务;国共两党是平等的,谁想领导谁都是不可能的;各党各派要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共同奋斗,互相帮助,共同发展。他较偏重于国民党政府和军队抗日,不重视动员民众参战。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他着重介绍西班牙、法国和满洲的经验,说:在抗日营垒中,只能划分为抗日派与非抗日派,不能分为左、中、右派;CC和复兴社〔65〕吓是法西斯,因为法西斯是侵略者,CC和复兴社是抵抗侵略的。从王明这些论点来看,显然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论点有很大的原则上的分歧。对无产阶级在抗日民族战争中如何争取领导权的问题,他是忽视的。这就可以肯定他这条路线,是一条放弃共产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失去无产阶级立场的和投降主义的路线。什么西班牙、法国和满洲的经验,所有这些经验都是失败的教训。假如真的按照王明路线办事,那就保障不了共产党对八路军、新四军的绝对领导,一切事情都得听从国民党反动集团所谓合法政府的命令;就不可能有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民主政权的存在;同时也区别不开谁是统一战线中的领导阶级,谁是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军,谁是消极抗日的右派,谁是动摇于两者之间的中间派。这些原则问题,在王明路线中是混淆不清的。

  但是,敌军在华北平原地区推行“囚笼政策”的情况仍很严重。他们通过构筑交通线,准备把冀中、冀南分割成许多小块。如果听任他们继续构筑,将使八路军有“在平原地区无法立足”的危险。因此,朱、彭、左在九月七日电令冀中、冀南部队领导人,“应乘百团大战之胜利,敌已被调集中平汉、正大、同蒲沿线及青纱帐未倒以前”的机会,大规模破击敌军交通线,以粉碎他们不断分割抗日根据地的图谋。电文强调:“必须知道,没有交通上之胜利,坚持平原是不可能的。”(11)九月十六日,朱德、彭德怀、左权部署了百团大战第二阶段的作战任务,规定这个阶段作战的基本方针是:“1、继续破坏敌寇交通;2、克服深入我基本根据地内之某些据点。”(12)这一阶段作战,从九月二十二日到十月上旬,重点在太行山区的榆社、辽县一带,战斗十分激烈。由于日军已有准备,而八路军在连续作战中过于疲劳,牺牲较大。十月五日,朱德、彭德怀、左权下令基本结束这个阶段的作战,要求各部集结主力进行战后整理和整训,恢复体力,总结经验以利再战。

  尽管朱德一再派人同鹿钟麟商讨解决河北磨擦问题。鹿在口头上也讲团结抗战,但行动上却不断制造事端,加剧磨擦。进入一九三九年后,令人痛心的河北磨擦事件层出不穷,情况日益严重。面对这种使人不安的状况,一月七日,朱德致电鹿钟麟指出:“最近各地发生武装冲突,逼收政权、互相残害之惊人事件层见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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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时,我没有真正地认识到毛泽东同志路线的正确性,而是受了王明路线的影响,在这些原则问题上模糊不清。现在回忆我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只是说了一些华北抗战情况和坚持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的问题。在会上并没有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也没有拥护或反对王明的错误路线,是采取了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这种态度,在客观上等于支持了错误路线,因为在这样的原则分歧上只能采取拥护或反对的态度,而不能采取两可的态度。

  这一个半月连续不断的破袭战,使受到沉重打击的日本侵略军恼怒异常。为了扭转这种不利局势,他们从华东。华中抽调乓力回援华北,以两万多日军加上大批伪军,开始对根据地疯狂“扫荡”。他们从晋东南开始,然后扩大到平西、北岳区和冀中区,所到之处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来不及进行休整的八路军立刻投入反“扫荡”斗争,直至十二月上旬才粉碎这次“扫荡”。至此,历时三个半月的百团大战宣告结束。

  “目前一切问题,弟已电令敝部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政治主任邓小平就近与兄相商,共同解决。必须以国家民族为前提,遇事相商,采取互助互让办法,勿使事端扩大,集中力量以对外敌,实为当前之急务。”“彭德怀同志此次赴渝谒委座,对华北问题已得面谕,并曾示以各方文电。委员长决定电程、卫司令长官派大员,协彭德怀同志到兄处共同商决办理一切,想必能更彻底解决,精诚一致,共赴危难。”

在日军的“囚笼政策”蚕食下,华北抗日根据地日益缩小,许多根据地变为游击区。根据地的人民深受其害,迫切要求痛击日本侵略者,以摆脱抗战困境。

  会议时间很长,似快天明才散会的。会议上的精神是不一致的,感觉回去不好传达。王明所说的内容,没有解决具体问题。蒋介石根本没有承认统一战线,工农红军要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强迫戴国民党军队的帽子,与国民党军成一种隶属关系;企图改变八路军性质,同化于它的体系,根本没有承认合作。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就是经过蒋介石,他决不会容许八路军扩大,决不会容许我们有任何独立自主,也不会有平等待遇。回去传达就只好是,毛主席怎么讲,王明又怎么讲,让它在实践中去证明吧。

  百团大战确如朱德、左权所指出的那样,是抗战以来华北战场上空前未有的主动积极向日军进攻的大会战。在华北前钱直接指挥这次战役的彭德怀后来说:“此役共消灭日伪军三万余人,自动瓦解溃散的伪军、伪组织比此数要大得多。正大路、平汉路一个多月未通车。收复大量县城,有些得而复失。

  这时,日军正集中约三万人的兵力,准备分十一路“扫荡”冀南。尽管大敌当前,鹿钟麟仍只想“取得冀南,再进而攫取冀中,分割晋察冀边区。”

国际形势的变化,日本的全面施压,使国内―部分人发生了恐慌,对抗战前途更加悲观。特别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妥协投降的空气日益严重,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暗流不断涌动。

  第二天,我拿着写就的传达要点问洛甫同志(他那时是总书记,也是那次会议的主席),我回到华北以后如何传达这次会议的精神?洛甫同志说,由书记处写一个统一的传达大纲。又过了两天,洛甫同志交给我一个传达大纲,即“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的总结与精神”。我回到华北以后,即按照那个大纲传达的。对这个提纲研究了一下,感到仍然没有解决具体问题。我想八路军绝对不能被国民党同化掉,故把云阳镇红军改编时的精神加进去。在这个大纲中,我加了一段,即八路军是国民革命军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应在下面三条原则下保持其光荣传统:其一,保障和加强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其二,保障工、农成分的绝对优势;其三,保障高度政治工作的传统,保持学习制度。当时我虽然对某些问题认识模糊,但保持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是明确的。此外,对大纲没有增减。传达大纲是中央的决定,不传达是不行的,但要使它如何切合实际,才能对于抗日民族战争有利。在传达和讨论这个提纲结束时,我还讲了几句话,大意是:根据一切服从抗日的原则,按照实际情况去办。如给养问题,扩大八路军问题,等等。

  在破袭时一度收复有四、五十县,最后得到巩固的县城还有二十六个以上。”

  ⑨彭德怀进见蒋介石也好,朱德致电鹿钟麟也好,都不能扭转对方积极反共的既定方针。

在这期间,蒋介石的代表与日方代表在香港、澳门进行了多次秘密接触和会谈。有的国民党军队甚至打着“曲线救国”的幌子投靠日军。此外,日伪顽还在华北地区到处散布八路军“是搞乱的军队”,八路军“专打友军、不打日军”,八路军“游而不击、只吃饭不打仗”等众多谣言来迷惑群众。

  为了坚决保证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在一九三八年春恢复了政治委员和政治部制度。规定了扩编八路军的四种不同名称。即:教导旅、新编旅、暂编旅、补充旅;分给四个战略区,即:五台山区、一一五师、一二○师、一二九师。各从第一旅起,扩编多少算多少,报告延安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备案就是,根本就不要请示,更不报告国民党政府。根据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原则,给养自筹。建设了根据地,有了政权区,可征收救国公粮;没有建设根据地政权以前,即捐、借、指派、没收汉奸财物,不靠国民党发饷、发给养。

  “这次破袭战,相当严重地破坏了敌人的交通运输,消灭了相当多的伪军和伪组织,摧毁了伪军在我根据地内为数不少的堡垒,收复了不少县城,缴获了大量物资,是抗日战争中缴获最多的一次。

  局势还在继续恶化。一月十日,国民党当局任命一向顽固反共的石友三为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十一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电令八路军一二九师、一一五师正规部队归还第二战区,游击部队分别归冀察战区及苏鲁战区指挥。也就是说:限定八路军不得在河北、察哈尔、山东活动,反而要将这些地区内经过八路军长期艰苦工作所发展起来的游击队,统统划归国民党军队指挥。这自然是欺人太甚的无理要求,鹿钟麟又“企图乘机扩充势力,武力接取关卡、政权。”⑩在对方采取如此蛮横态度的情况下,一月十四日刘伯承遵照朱德指示同鹿钟麟所进行的第三次谈判当然不会取得什么结果。

一直身处华北敌后的八路军正、副总司令朱德、彭德怀及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对全国抗战局势、尤其是华北抗战局势的发展深感不安。他们决心在华北敌后发动一次较大规模的交通破袭战,打断日军的“柱子”,捣碎日军的“链子”,毁掉日军的“锁子”,从而打破其“囚笼政策”。

  到一九四○年和一九四一年,根据地先后发本币〔66〕,禁止伪币和法币〔67〕在根据地内流通,建设“三三制”〔68〕抗日民主政府。在战争指导上,是基本的游击战,和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平型关的伏击战,及大破袭战、反磨擦战等,这些也是游击性的运动战,我们把它叫做运动游击战,或叫做游击运动战,没有打过什么正规战。上述这一切,军事、政治、经济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都是根据毛主席的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的方针执行的。红军两万八千人改编为八路军,经过八年抗日战争发展到近百万大军,是在毫无援助之下成长起来的,如果没有毛主席这条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是不可能设想的。“七大”期间,毛主席写《论联合政府》报告时,在枣园我对他说过,华北抗战基本上是执行了中央的正确路线。当时,毛主席说,是执行了正确路线,而不是什么基本上。我说,百团大战后期,在反扫荡战中,太行山区有两个旅打得比较苦些,伤亡也比较大些。毛主席说,锻炼了军队。

  这次战役大大提高了华北人民群众敌后抗日的胜利信心,对日寇当时的诱降政策以及东方慕尼黑(13)阴谋以很大打击,给蒋管区人民以很大兴奋。

  面对这种咄咄逼人的局势,朱德不得不作出相应的但仍很克制的部署。

1940年4月下旬朱德离开八路军总部后,彭德怀与左权继续就开展交通破袭战问题进行研究,并先后同第129师师长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参谋长李达,第385旅旅长陈锡联、第386旅旅长陈赓,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八路军第3纵队兼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等人进行过多次讨论。

  但是,在传达“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的总结与精神”以后半年多的时间中,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作用有些降低,党的政治工作也有些削弱,从而发生了个别军官逃跑和国民党勾引八路军中的官兵叛变的现象。同时,国民党对八路军的发展加以限制,对共产党的发展也加以限制,国民党的反动面目更加暴露。从这些事实中,我逐渐体会到王明路线的危险性;也逐步认识到毛泽东同志提出来的独立自主原则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一系列论著的重大意义及其正确性。铁的事实证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只能由无产阶级共产党领导,而不是什么共同领导。封建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国民党,不可能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可能实现抗日民主“三三制”联合政府;不可能改造自己党、政、军的反动机构;也不可能实行减租减息和发展民族经济,因而它也就不可能坚决领导抗日战争,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就无异于束缚革命势力发展的手脚,实际上就是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向封建买办阶级投降。

  此役也给了投降派又一次打

  他命令:八路军及各游击队积极向日占区活动,粉碎日军对冀中、冀南的进攻;第一一五师直属队及六八六团进入冀鲁边区,由罗荣桓率干部去山东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帮助整理山东纵队;调整各新编部队,加紧对整个部队的统一战线及军政教育,增强战斗力;加强对友军的联络工作,争取多数,孤立少数顽固分子;深入与巩固各地党的工作及群众工作,纠正统一战线工作中的缺点,反对关门主义;同时,对鹿钟麟准备作某些无害大局的让步,以求得减少磨擦。(11)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一日至三十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这次会议使国内政治局势发生重大逆转,国民党政策重点逐渐从对外转向对内,实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方针。不久,制订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成立了“防共委员会”;又颁布《共产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产党活动办法》等文件。从此全国各地,尤其是河北,磨擦事件日益增多,性质也日益严重。

最后众人一致同意在华北敌后进行一次交通破袭战,并把作战的主要目标放在正太路上,同时对平汉、同蒲、白晋、平绥等华北各主要铁路及其他主要的公路线也展开破袭,以配合正太线的作战行动;除第115师和山东纵队不参战外,第120师、第129师及归其指挥的决死队,另外还有晋察冀军区部队都将参加此次战役。随后,八路军总部即开始起草战役的预备命令。

  所以,直到一九三八年秋六届六中全会时,我才明确表示反对王明路线。

  击,提高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的声威,打击了国民党制造所谓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谣言。蒋军有后方接济、国际援助。八路军深处敌后,毫无援助,为照顾大局,还能进行百团大战,把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引为已任。

  朱德对此立刻作出反应。一月三十一日,他和八路军其他重要将领致电延安,请转发致蒋介石电,电文说:“自防止异党活动办法流行以来,各地磨擦纷起,冲突时有,力量抵消,莫此为甚。”他们要求蒋介石“明令禁止防止异党办法之流行,并对抗日阵营中之矛盾现象作彻底之调整,对暗藏之汪派作彻底之清洗,用以巩固团结,加强抗战力量,则俾益抗战实力多多矣。”

年7月22日,由朱德、彭德怀、左权联名签署的破击正太铁路的《战役预备命令》由八路军总部正式下发到晋察冀军区、第120师及第129师,同时上报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

  至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这一条,原来思想上就没有准备实行。在当时,我们想,在日军占领区,蒋介石是去不了的,也管不着我们,一切还是照毛主席的独立自主方针办。到一九三八年秋六中全会时,八路军已发展到二十五万人,成立了许多暂编、新编、教导旅。这些从未通过国民党,如要通过它,一个也不会准许。

  让全国人民去评断,去教育自己。在对日大规模破袭战中,我军也取得了一部分攻坚经验,便利了以后我们开展敌后的敌后武工队的活动。在华北伪军、伪组织中的瓦解工作也迅速开展。大片解放区的恢复,改变了两面负担的局面,减轻了人民痛苦。

  (12)在国民党五中全会开会期间,日军正向冀南、冀中进行残酷的“扫荡”。

该命令首先简要分析了当时国内的抗战形势及对华北敌情的判断,阐述了破击正太铁路的理由,继而明确指出,此次战役“以彻底破坏正太线若干要隘,消灭部分敌人,收复若干重要名胜关隘据点,较长期截断该线交通,并乘胜扩大拔除该线南北地区若干据点,开展该路沿线两侧工作,基本是截断该线交通为目的”。

  在六中全会后,执行毛主席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就自觉得多了。如执行“又斗争又联合”、在反磨擦斗争中的“有理、有利、有节”,就比较熟练得多了。对王明路线,我只是在具体实践时行不通,才被迫抵制的,认识是不深刻的。直到一九四三年冬到延安,准备出席“七大”,在学习两条路线和研究若干历史问题时,我才进一步认识两次王明路线错误的严重性。第一次的“左”,第二次的“右”,实质上都是破坏民主革命的,不过,第二次王明路线没有起到领导作用罢了!从这里也认识到自己见事迟,在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开始总是模糊的,一定要问题发展到明显的时候才能看得清楚。好像人的手指开始分支在手腕处,我要等到五个指头摆出来时才认识的。

  此役胜利的消息传到延安,毛主席立即给我来电说:百团大战真是今人兴奋,象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以组织一两次?所以这次战役是取得了不少胜利的。”(14)九月十臼,中共中央关于时局趋向的指示指出:“我党五十万大军积极行动于敌后(尤其是此次百团战役),则给了日寇以深重的打击,给了全国人民以无穷的希望。”

  他们企图在青纱帐起来以前消灭河北平原地区的抗日游击队,然后转向山地进攻,从而完成巩固华北占领区的任务。(13)一月下旬,彭德怀陪同程潜所派的天水行营高级参议刘古风到达八路军总部。这时,朱德正忙于指挥部队准备消灭一股进犯晋东南的辽县的日军。这股日军约二千余人,朱德分析他们的目的是配合冀中、冀南的“扫荡”,扩大平汉铁路两侧的占领地区,以保障平汉铁路的安全。(14)这股敌人被击退后,朱德发现日军还准备对晋南发动进攻。晋南是卫立煌防区。在当时磨擦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卫立煌能够坚持抗战,不搞磨擦,是真正共同抗日的友军。朱德非常关心他们的安全。

该命令还要求对其他各重要铁道线,特别是平汉、同蒲线,应同时组织有计划之总破袭,以配合“正太铁道战役之成功”。从该项命令可以看出,八路军总部当时称此次战役为“正太铁道战役”。

  反磨擦〔69〕战役

  同时,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击敌、和友”作为“目前军事行动的总方针”,要求:“我八路军、新四军全部力量,在目前加强团结时期,应集中其主要注意力于打击敌人,应仿照华北百团战役先例,在山东及华中组织一至几次有计划的大规模的对敌进攻行动,在华北则应扩大百团战役行动到那些尚未遭受打击的敌人方面去。”“对于友军则不论何部,即使是最反动、最顽固者,在目前时期中,在彼等没有向我进攻或进攻已为我击破时,均应采取缓和态度。”(15)在百团大战取得初步胜利后,陕甘宁边区各界人士兴奋异常,热烈举行庆祝活动。九月十九日,哪甘警备区在陕西鄜县(今富县)召开庆祝百团大战胜利、纪念“九一八”大会,正在那里工作的朱德应邀参加。他在会上赞扬百团大战取得的胜利。第二天,延安各界也举行庆祝百团大战胜利暨纪念“九一八”九周年大会,参加的有两万余人,毛泽东和朱德被推举为大会主席团成员。朱德刚从哪县回到延安,就匆匆赶到会场,受到热烈欢迎。他在大会上讲话时指出:百团大战是我们对付敌人“囚笼政策”的办法,这个办法还能拖住敌人,延缓他们进攻我大后方的计划。

  二月二日,朱德致电卫立煌,告诉他“翼城已陷敌手”,日军在同蒲线南段不断增加兵力,有进犯晋南模样,“实堪注意,请饬晋南各友军严为防范。”

月23日,八路军总部又下发了由朱德、彭德怀、左权联名签署的关于进行正太战役中侦察重点与注意事项的指示,电文中将此次战役称为“正太战役”。8月8日,八路军总部正式发出《战役行动命令》,命令“限8月20日开始战斗”。在同日发出的关于破坏战术之一般指示及8月18日发出的为达成正太战役应连续破路的指示中,八路军总部都称此次战役为“正太战役”。“百团大战”这一名词在当时还没有出现。

  一九四○年八路军在华北进行了两个“大战役,一是“反磨擦战役”,一是二十四个团的“大破袭战”。这两个战役对坚持华北抗日战争都是必要的。现在来说明一下当时的情况和经过:

  几天后,朱德又为《新中华报》撰写代论《扩张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指出:百团大战虽然是胜利的游击战争的战役进攻,但它带有全国性的伟大战略意义。他号召全体指战员和政工人员,发扬艰苦奋斗精神,自力更生,做到部队给养部分自给,只有这样,敌后抗日武装才能继续坚持,才能扩大已得的胜利。(16)中共中央军委其他领导人都赞扬了百团大战的巨大胜利。

  (15)

三、百团大战并非背着中共中央军委擅自发动的

  首先说“反磨擦战役”。

  全国各地各界人士也交口赞誉。象卫立煌这样对八路军友好、坚持抗日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曾命令在晋南的中央军向白晋、同蒲两路南段积极进攻,以配合八路军发动的百团大战。(17)蒋介石也致电朱德、彭德怀:“贵部窥此良机,断然出击,予敌甚大打击,特电嘉奖。”(18)但他又害怕由此更扩大共产党、八路军在全国的影响,在十月十九日由侍从室通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对百团大战“此项名词及有关之新闻,以后应绝对禁止登载,希即饬遵。”(19)由于百团大战充分显示了八路军的力量,日军随即从正面战场抽调更多乓力到华北,加紧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进攻,根据地遇到严重困难,有人对百团大战以至华北早期抗战的战略方针是否正确提出疑问。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日,朱德在中共六大作关于军事问题的结论时,回答这个问题说:华北抗战一般地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战略方针,因此,抗战初期八路军只有两三万人,到一九四○年已发展到几十万人;粉碎国民党顽固派进攻的反磨擦斗争也是正确的。至于百团大战,在战术上是有成绩的,部队打仗也打得好。问题在于当时我们的力量还不足以单独战胜敌人,在敌人进攻,我们防御以至退却的时候,却用我们的力量去阻止敌人的进攻,成了攻势阻御,这一点是错了。另外,在百团大战中有几个比较小的战斗带有攻坚性质或正面防御性质,这也是不该打的。

  尽管军情如此紧张,彭德怀陪同刘古风来到八路军总部后,朱德仍立刻抽出时间来认真接待。他和彭德怀、杨尚昆、北方局军事部部长朱瑞等商量了一个同鹿钟麟谈判的纲领,力争在此基础上恢复双方的团结合作,并向中共中央书记处作了报告。这个纲领坚持巩固并扩大抗日根据地、发动民众、武装民众、两党合作、共赴国难、开放民主、改善民生、实行减租减息等原则,提出了合理的财政经济政策;同时,在统一行政、实行合理的统一军事指挥等问题上作了必要的让步。(16)二月中旬,彭德怀带着这个谈判纲领同刘古风来到冀南找鹿钟麟,不料,日军开始“扫荡”冀南时,鹿钟麟的部队同敌人接触三、四次后损失不小,连电台也丢了,便丢下地盘,“落荒而走”,逃过平汉铁路,躲进山区安全地带,(17)不但当地的干部、群众无法找到他,就连按蒋介石电令委派的刘古风和专程前来同他商谈合作抗日问题的彭德怀,在冀南转来转去,也打听不到他的行踪。这些热心于磨擦而缺乏群众基础的国民党军队来到冀南后,在日军面前竟那样地不堪一击!由于反“扫荡”战斗越来越剧烈,彭德怀只能留在当地指挥作战,刘古风虽然没有完成使命,也只好空手回去。直到八路军、游击队和根据地民众粉碎了日军这次“扫荡”后,鹿钟麟才再次露面。

自20世纪50年代末起,由于彭德怀在一段时间内受到不公正的批判,发动百团大战也成了其一条“罪状”,其中理由之一就是百团大战是彭德怀背着中共中央军委擅自发动的,事前没有向中共中央军委报告。对这一指责,彭德怀曾作过专门的申述。

  日本军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后,在一九三九年夏,国民党就发动了反共宣传,什么“共产党捣乱”、“八路军游而不击”、“不听指挥”等等。一九三九年六月国民党在平江杀死和活埋新四军通讯处的问冰。山东的石友三、秦启荣〔70〕,河北的张荫梧、朱怀冰、侯如塘〔71〕等等,他们也打抗日旗子,但没有看见或听到他们向日本人打过一枪,却专门袭击八路军后方,杀害地方抗日干部。在山西,阎锡山发动秋林事变〔72〕,屠杀抗日干部和共产党员,进攻新军(决死队)。在河南、湖北,发生屠杀新四军干部的惨案更为严重。陕西绥德专员何绍南专门搞特务,破坏陕甘宁边区,在三原设检查所扣押八路军车辆和来往人员等。真是数不胜数。

  尽管百团大战正在激烈地进行,尽管中国共产党明确地提出了“击敌、和友”的方针,国内的政治局势却越来越险恶了。

  更令人难以容忍的是:在日军“扫荡”期间,鹿钟麟的部下对抗日那样无能,对制造磨擦却并未放松。二月上旬八路军汪乃贵支队在束鹿附近同日军作战时,该支队第一营第九连因失去联络,遭到鹿的部下袭击。该连政治指导员何宜桥、排长一人、班长四人、战士十五人及带路的老百姓二人被杀,长、短枪二十一支被缴。鹿钟麟所属的赵云祥部在一、二月份内活埋八路军通讯员、地方工作人员二十余名,到处吊打地方行政人员和医务人员,挖去八路军埋藏的经费、机器多件。三月份,该部又活埋八路军第五支队副官、侦察员数名。(18)朱德将这些情况报告蒋介石、程潜、阎锡山、卫立煌,要求他们严厉制止这种破坏抗战的反共罪行,却被搁置不理。

他说:“总部决定后,7月22日发出电报给各区,也报军委。估计到破袭战开始时,日伪军会有相当部分,必从我根据地内向外撤退,故部署我各军区和军分区应预有准备,乘敌退出碉堡工事时,尽量消灭敌人,平毁碉堡及封锁沟、墙。

  一九三九年冬,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企图控制太行山,派河北省主席鹿钟麟向八路军“收复失地”;委任张荫梧为河北省警备司令,专门袭击八路军后方,打击抗日游击队。早在六月份,他就发布了“曲线救国”论〔73〕,我十一月从延安回太行山,路过西安、洛阳时,反共空气已异常紧张。过三原时,我逮捕了检查所两个特务,因为他们要检查并扣押我乘的大卡车。我放出了八路军被扣车辆,质问他们,是谁的命令要检查和扣押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的卡车?是蒋委员长的命令,还是程潜主任的命令?我把逮捕的特务送给程潜,要求惩办。我对程潜说,上海“四一二”事变、长沙“马日事变”,把第一次大革命,变为反共反人民的十年内战,反得好吧!送掉一个东北把日本人接到武汉来了。这些顽固分子,是秘密的汪精卫,比公开的汪精卫还坏。在程潜处,我指着何绍南的鼻子说:“你就是这样的汪精卫,在陕北做尽了坏事,破坏八路军的抗日后方。”当着程潜面,我说,今天谁要反共,他先放第一枪,我们立即放第二枪,这就叫做礼尚往来,还要放第三枪。程潜说,放第三枪就不对了。我说,干净消灭他,他就不再来磨擦了。临别时,我对何绍南说:“再去绥德当专员,老百姓抓了你公审!”何未再去绥德当专员了。绥德专区从此成为陕甘宁边区的地方了。

  这种变化,直接受着当时国际形势急遽动荡的影响。九月二十六臼,德、意、日在柏林签订协定,正式结成三国同盟。他们要求国民党政府放弃抗日,加入他们的同盟。英、美两国也愿以种种条件争取国民党政府加入他们的同盟。与此同时,蒋介石还继续得到苏联的援助。这使蒋介石自感身价陡增,得意忘形。毛泽东在十月二十九日有一个分析:“在七、八月问蒋介石确曾准备于重庆失守时迁都天水,准备亲苏、和共与某些政治改良,至九月已动摇,至十月乃大变,这是德意日同盟与英美对日积极化的结果。”(20)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以为时机对他有利,可以为所欲为,于是便下了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决心。

  二月十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就河北等地的磨擦日益加剧问题发出指示,首先指出:“敌后抗战形势要求军、政、党、民之一致,应由当地高级指挥官兼地方行政官。河北之磨擦原因,就在于军政不一致、鹿向八路军抢夺政权与地区所引起。因此,为真正统一指挥及统一行政起见,应坚决要求撤换鹿钟麟,以朱德为冀察战区总司令兼河北主席。”三月四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再次发出关于对鹿钟麟的政策的指示,指出:“鹿在河北整个期间之行动,是有害抗战,破坏团结,阻碍三民主义之实施,分离军、政、党、民之一致,制造磨擦,使河北平原抗战根据地之巩固受到重大损害,而在敌人进攻时,鹿即放弃责任率队逃跑。我八路军则与敌血战,坚持河北抗战。彭亲赴冀南指挥并求与鹿见面讨论抗战办法,竟无法找到鹿之所在。因此鹿应受到澈职处分,以河北省政交与八路军及其他无恐日病有责任心之人员负担,否则河北前途甚为可危。”中共中央的这些意见,通过周恩来、叶剑英等转告国民党最高当局,但蒋介石却一意孤行,变本加厉地在河北制造磨擦事件。

各区接到此部署后,积极行动,提早准备和进入预定地域。……为防止敌人发觉,保障各地同时突然袭击,以便给敌伪更大震动,大概比预定时间提早了10天,即在7月下旬开始的。

  这次陪我去见程潜的,是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主任林伯渠同志。回到办事处时,林老对我说,今天为什么发这么大火?我说,这火是要烧的,不烧打不退反共高潮,也阻拦不了何绍南再去绥德。伍云甫在座,他说,也是要闹一下,他们实在太可恶了。这是一次政治侦察:究竟蒋介石敢不敢打内战。如果他要打内战,他就要踢开英美,投降日本,他这步棋是不好下的。这次侦察是有价值的。程潜是国民党元老派,带典型性的中间派。他说,放第三枪就不对了,这就等于中间派批准了反磨擦斗争,而且是武装斗争。但是不要过分。

  正当百团大战后期反“扫荡”战斗还在继续时,十月十九日,也就是蒋介石密令对百团大战的新闻“以后应绝对禁止登载”的同一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穗致电朱德、彭德怀和新四军军长叶挺,以最后通牒的形式,限黄河以南的新四军和八路军各部于电到一月内全部撤至黄河以北。这就是皖南事变前震动中外的“皓电”,是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的信号。

  二月四日,国民党当局任命石友三兼任察哈尔省保安司令。十四日,任命张荫梧为河北省政府民政厅长。三月四日,委任石友三和第四十军军长庞炳勋为冀察战区副司令。针对中共提出的以朱代鹿主政河北的主张,他们在三月二十日任朱德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这个任命的真实意图,是要把八路军的活动范围局限于晋绥境内,不让它在河北发展。在国民党当局这种倒行逆施下,国共双方在河北的矛盾自然日趋激化,磨擦势必加剧。

故未等到军委批准,就提早发起了战斗。”实际上,百团大战发起日期是8月20日,比原定日期8月10日左右(《战役预备命令》中规定的)推迟了10天,而并非是提前了10天,这当是彭德怀记忆之误。此点说明百团大战不是彭德怀背着中共中央军委擅自发动的。

  从西安乘车到洛阳,见了卫立煌,拜访了一些民主人士,如李锡九等。在李处不意中遇到孙殿英(新五军长),我把上述反共磨擦情况,又说了一遍。李锡九是个老好人,他很着急。孙殿英是土匪出身的,极狡猾,他意味深长地说,你们八路军会有办法对付的。这意思是说,你打吧。我说,也要请你帮帮忙。他说,照你们的方针办事,“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我懂得了他的意思:你们打他呗,我新五军是守中立的。以后我们打朱怀冰部,追歼其残部时,新五军在下操,他根本不介意。

  一九三九年春,中共中央已委托周恩来同新四军负责人商定“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巩固现在阵地”的方针。但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对向北发展的方针始终犹豫观望,迟迟不作有力部署。在国民党顽固派积极活动时,毛泽东、朱德等十分担心新四军特别是军部的安全。九月六日,中共中央军委电告新四军领导人:“据重庆周、叶报告,确悉军令部已向顾祝同发出‘扫荡’江南北新四军之命令,请叶、项、胡服准备自卫,皖南尤须防备。”十月八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又向他们指出:“我们意见军部应移动到三支地区,(21)如顽军来攻不易长期抵抗时则北渡长江,如移苏南尚有可能,也可移苏南。向南深入黄山山脉游击,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是最不利的。”但是,项英仍强调困难,不准备将主力北移。十月十二日,毛、朱、王再次向他们指出:“因蒋是站在反日立场上,我不能在南方国民党地区进行任何游击战争”,有的部队就是这样在东江失败的。道理已经讲得很清楚了,项英仍不听劝说。

  六月间,鹿钟麟同彭德怀会谈时,尽管八路军方面作出不少让步,鹿仍坚持要取消冀南主任公署,“最后无结果”。(19)朱德后来愤慨地说:“河北及各地抗日政权是人民自己赶走敌人、自己选举出来的。行政工作人员个个都不要钱,不怕死,天天背包袱,打游击”。“顽固分子一定说他不合法,要取消,另来一套。”“事实证明,敌后抗战坚持必须抗日政权的配合,如果把过去那些失职的官僚都搬到河北去当行政人员,成天两台花酒、四圈麻将,那立刻会断送一切。我们八路军对于此问题是当仁不让的。”(20)国民党顽固势力在河北制造的反共磨擦越来越肆无忌惮了。被称作“磨擦专家”的张荫梧更公开表示:“八路军怕统一战线破裂”,以为无论他们怎样为所欲为,中共方面也不敢进行反击。他尽力在八路军内部进行策反,制造了一个“柴恩波事件”。

事实也的确如彭德怀所说的那样。八路军总部在1940年7月22日发出《战役预备命令》的同时,向中共中央军委作了报告。延安方面收到该电文后,当日即抄呈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王稼祥及张闻天、王明、康生、陈云、邓子恢、任弼时、谭启龙等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领导人或有关方面的负责人了,延安收文原件在案。

  在卫立煌处谈了好几次。他请了好几次饭,这也是怕内战的表现。卫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中间派,内战时期的坚决反共分子。对中央苏区第三次“围剿”,他是中路司令。在进攻鄂豫皖苏区时,国民党为表彰他的反共功绩,把金家寨改为立煌县。我向他说了国民党的反共情况,他不置可否,只劝我要相忍为国。我说,我忍,顽固分子不忍怎办?我说,有打内战的危险。他说,内战是打不成的啊!再打内战就完了。在西安事变后,卫立煌的态度是“反共好,反不了”。十八集团军是受他指挥的,但他从未指挥过。“再打内战就完了”,这是当时国民党中抗战派的心情。

  当新四军问题变得愈来愈严重时,朱德正在第三五九旅视察工作。十一月三日,急于寻找朱德的毛泽东致电第三五九旅旅长王震,请他转告朱德:“有事待商,拟派汽车来接,请准备回延。”如此急迫地需要朱德回延安商议的,就是新四军北撤问题。这时,离何、白“皓电”规定的新四军和八路军一部北撤时间只有十几天了。如何回答“皓电”,涉及对整个形势的估量和斗争的策略。经过中共中央认真研究后,以朱、彭、叶、项的名义在十一月九日复电何应钦、白崇穗,驳斥他们在“皓电”中的无理命令和对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攻击,尖锐地指出:“国内一部分人士,复正在策动所谓新的反共高潮,企图为投降肃清道路。内外勾煽,欲以所谓中日联合剿共,结束抗战局面,以内战代抗战,以投降代独立,以分裂代团结,以黑暗代光明。其事至险,其计至毒,道路相告,动魄惊心,时局危机,诚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为了顾全大局,朱德等在复电中仍表示新四军在江南的正规部队将遵令北移。这就是得到国内中间分子广泛同情的“佳电”。

  柴恩波原是北洋军阀吴佩孚手下的连长,抗战开始后在冀中组织武装,一九三八年九月接受八路军改编,担任冀中军区独立第二支队司令。经张荫梧等人策动后叛变,被国民党当局委任为冀察游击军第一师师长。他公然扣押原该支队政委、政治部主任、参谋长、大队长等一百多名干部、战士,包围文安县抗日政府,逮捕该县县长,还经常残杀抗日干部、群众,无恶不作。

另外,彭德怀和左权于1940年8月22日午后发出的那份为百团大战定名的电报也上报了中共中央军委。延安方面在收到这份文电后,即送呈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张闻天、王明、康生、陈云、任弼时等人收阅。当年的收文送阅单仍完好无缺。这再次说明彭德怀背着中共中央军委擅自发动百团大战的指责是站不住脚的。对此,聂荣臻也曾指出:“百团大战,并非偶然。它不是出于个别人的主观愿望,而是我党我军根据当时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而发动的。”

  我临走告别时,他说,垣曲渡河后到第十军吃饭,陈铁军长派人在等着。这也是怕打内战的表现。我上车时,有个三十来岁的年轻人对我说,他们准备分三路进攻八路军总部。此人送我上车后就走了,可能是卫部下对八路军的同情分子。我到陈铁军部吃饭时,想,陈铁叫我去干什么?陈是醴陵人,他妻是湘潭人,当教员的。陈妻对我说:“现在空气不好,彭先生个人走路要小心些。”垣曲到阳城中间有一段隘路,悬崖绝壁约三十里,我带小电台、警卫班和译电人员十余人,避开隘路,爬山另找小路。当晚露宿发出了电报,调集七个旅,准备反磨擦战役。

  可是,正当新四军军部和所属皖南部队九千余人,遵照国民党军事当局命令并经中共中央同意后移师北上时,一九四一年一月在安徽泾县茂林地区突然遭到预先埋伏在这里的国民党军队七个师八万多人的包围袭击,这就是同室操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后来又公开投降日本侵略者,做了汉奸。在柴恩波投降日本侵略者后,张荫梧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却公然为柴辩护,提出所谓“曲线救国论”。他说:柴恩波“为保存实力以施行曲线救国,已与日寇接洽,被委为冀中剿匪司令,名虽投敌,实际仍为本党作抗建工作,俟时机成熟,定率部反正。”(21)张荫梧本人也经常利用日军“扫荡”的机会,袭击八路军的后方。六月二十一日,他率部包围八路军驻河北深县刘家庄的部队,残酷杀害八路军指战员四百多人,这就是震惊国内的“深县事件”。事后,张荫梧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却说:“倭寇‘扫荡’八路,??在他人以为大难当前,在我以为军政展开的机会。”(22)对张荫梧这些日益变本加厉的反共活动,朱德实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不得不下令反击。六月二十二日,一举歼灭张部二千余人。他也致电蒋介石等,报告了“深县事件”的事实真相,要求他们彻查真情,制止张荫梧的罪恶行动,以免事态继续扩大。但朱德仍很有节制,希望鹿钟麟、张荫梧等能吸取教训,消弭磨擦,共同抗日。这时,贺龙已率一二○师主力到达冀中,朱德要求贺龙、聂荣臻、刘伯承等加强同鹿钟麟的联络,向他报告冀中、冀南的敌情和对日作战等情况。朱德指示他们,“加紧各方统一战线工作,团结抗日力量,克服目前困难;对一切顽固势力必须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反磨擦亦须适可而止。”(23)七月,日军开始对晋东南进行第二次九路围攻时,河北连降暴雨,水势猛涨,日军乘机掘堤放水,冀中、冀南尽成泽国。正当八路军在艰苦环境中同围攻根据地的日军进行生死搏斗的时候,“磨擦专家”张荫梧又在八月一日从背后袭击,派兵包围八路军驻中马峪村的赞皇工作团,捕杀八路军工作人员十余人,并将该工作团的公私财物及文件抢劫一空。十二日,张荫梧部三千余人再次袭击八路军赞皇工作团及独立支队第二大队。八路军在反击中缴获了张荫梧部下勾结日军共同向八路军进攻的密信。在这样确凿的证据面前,受害已久的当地八路军广大指战员和民众坚决要求清算张荫梧的罪行,为被杀害的兄弟报仇。

至于此次战役没有等到中共中央军委批准的问题,彭德怀认为“这是不对的”。但聂荣臻后来对此问题作过这样的说明。他说:“有种传说,说这个战役事先没有向中央军委报告。

  我回总部时,部队已准备好了,从晋察冀边区调两个旅,由聂荣臻亲自率领到达武乡。一九四○年一月底开始反击反共磨擦,只三天,全部歼灭朱怀冰军两个师、侯如墉旅、张荫梧一个纵队,共十余个团,巩固了太行山根据地,保证了太行山根据地和山东、苏北、皖北、河北平原的联系。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一月十三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联名发表通电,向全国揭露皖南事变真相,要求国民党军事当局“立解皖南大军之包围,开放挺等北上之道路。撤退华中之剿共军,平毁西北之封锁线,停止全国之屠杀,制止黑暗之反动,以挽危局,以全国命。”但是,国民党当局仍一意孤行,悍然发布通令宣布:“着将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番号即予撤消,该军军长叶挺着即革职,交军法审判,依法惩治,副军长项英着即通令各军严缉归案讯办。”

  八月十二日,朱德在晋东南各界纪念“八一三”暨追悼平江惨案殉难烈士大会上的讲话中,强烈谴责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磨擦的行为,指出,这是为日寇灭亡中国的反动目的服务的。他严正提出:政府要继续领导抗日,就要严厉制止这类投降派的活动。十五日,朱德和彭德怀联名致电蒋介石,义正词严地指出:“查张荫梧部已屡次肇祸于冀中、冀南,今值敌寇大举西犯时,又复迭次扣留,杀害、诬蔑职部”;要求蒋介石“迅予制止,彻底解决”。

经过查对,在进行这次战役之前,八路军总部向中央报告过一个作战计划,那个报告上讲,要两面破袭正太路。破袭正太路,或者破袭平汉路,这是游击战争中经常搞的事情,可以说,这是我们的一种日常工作,不涉及什么战略问题。这样的作战计划,军委是不会反对的。”

  当时,有意放走鹿钟麟及其卫队千人。中条山有蒋嫡系五个军未动;晋城滇军曾万钟军、林县新五军均未动;阳城有孙楚军也未动。从此,太行山结束了武装磨擦,打退了第一次反共高潮。这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以武装反磨擦的“有理、有利、有节”所取得的胜利。

  国民党军事当局发言人还同时发表谈话,诬称新四军“叛变”。第二天,中共中央发言人就皖南事变发表谈话,历数国民党顽固派在全国各地制造反共磨擦事件的种种事实,揭露他们有计划地在皖南围歼遵命北移的新四军的阴谋,指出:“过去内战之悲惨局面,又有重演之势,三年半全民抗战之英勇业绩,有中道而废之可能。歼灭皖南新四军之无耻罪行,不过是整个阴谋计划公开暴露之一部分,仅仅是亲日派阴谋家和反共顽固派以内战代抗战,以分裂代团结全部阴谋公开实行之开端。”

  同日,致电刘伯承等并报毛泽东、王稼祥,提出对河北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的方针和部署,指出:对张荫梧这样的顽固分子要加以打击并全部歼灭之。

四、百团大战的结束时间及其战绩统计

  这次,第一次取得了民族统一战线的经验。彼以武装进行磨擦,我也只有以武装反对磨擦,从斗争中求团结,才能取得胜利。如不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太行山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是建立不起来的,整个华北抗日根据地都会受影响。不给顽固反共分子以坚决打击,也就争取不了中间势力。所以第一次反磨擦战役是必须的,是正确的。只团结不斗争,是不能坚持统一战线的。团结是有条件的,即为了抗日,为了发展革命势力,而不是削弱革命势力。这是毛泽东思想和革命路线。一切为了抗日、一切服从于抗日,反磨擦战役正是这一矛盾的统一。在这次胜利之后,没有展开讨论,提高认识,肃清王明路线影响,这是一个严重缺点。

  当时,党内外一些人认为国共合作快要破裂,内战可能全面爆发。但日本侵华战争正在继续,大敌当前,全国上下普遍反对内战,要求团结抗日。

  这个意见得到中共中央的批准。刘伯承接电后,在二十四日一举将张荫梧部大部歼灭,二十六日又全歼他的残部,张荫梧只身逃跑。

百团大战是何时结束的?目前的许多党史、军史著作中多认为是1940年12月5日结束的。其主要依据便是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于12月10日公布的百团大战的战绩。

  这次战役,我事先没有请示。这是第一次反磨擦战役,应该事先请示,得到中央批准后再进行。可是我当时的处境是严重的,随时都有遭受袭击的可能,来不及请示。事后报告了中央,得到了认可。

  中国共产党在这种情况下采取了坚定有力而仍把民族矛盾放在第一位的克制态度,在政治上坚决反击,在军事上严守自卫。一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了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继续坚持在长江甫北的敌后抗日战争。同时,公布大量事实。揭露国民党破坏抗战的阴谋,提出解决皖南事变善后事宜的办法。

  在河北反共磨擦愈演愈烈同时,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在山西的磨擦活动也开始升级。山西的情况和河北有所不同。八路军是在阎锡山处境十分困难的时候应邀开赴山西抗日前线的,并在晋西北、晋东北、晋东南、晋西南建立了抗日根据地,拖住日军的凌厉攻势,使山西境内的国民党军队得到重新整理和补充的机会。八路军又是正式列入第二战区序列的。山西的群众工作基础也比较好。因此,山西反共磨擦的重点不便直接指向八路军,而是主要针对山西新军决死队和牺盟会。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三月下旬至四月下旬,阎锡山在陕西宜川秋林镇召开一次山西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公开宣扬同日军和平妥协和反对共产党、八路军的言论;并企图取消新军的政治委员制度和新军里的共产党组织,由旧军来吞并新军,由于进步势力的抵抗,阎锡山的企图未能实现;但是,山西的政治气氛从此大变,磨擦事件日益严重。

在这份战绩统计中,八路军野战政治部指出:英勇卓绝空前之百团大战,自8月20日开始发动以来,至12月5日,连续作战,整整3个月又15天。在这段时间内,主要战果的统计情况是:八路军共作战1824次,毙伤日军20645人、伪军5155人,俘虏日军281人、伪军18407人;伪军反正者1845人,日军自动携械来投诚者47人(以上共计46380人);消灭敌伪据点2993个;破坏铁路948里、公路3004里、桥梁213座、火车站37个、隧道11个;另外还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

  大破袭战役(亦名百团大战)

  经过中国共产党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同时,由于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不得人心,遭到国内外各界人士的强烈谴责,使它不得不放弃反共的军事进攻计划。日本侵略军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并不希望把新四军和八路军全部调往华北,在一月下旬,在正面战场上发动新的猛烈进攻。这也迫使蒋介石不得不放弃他的反共战争计划。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对皖南事变后新四军的行动方针作了指示:统一战线原则不变;注意收集皖南散失力量,加强指导;积极布置皖西、鄂东及河南方面的游击战争。

  当时,山西顽固派制造一种舆论,说共产党、八路军力量的不断壮大是一种威胁,因此,必须进行“限共”、“防共”。朱德在一次公开会议上回答了这种论调。他说:我认为共产党、八路军的力量还是大小了,还不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抗战两年来,共产党、八路军的确有相当的发展;但是,受到威胁的只是日本侵略军。如果以为共产党、八路军的力量太大了,要想“限共”,那就是限制抗日力量,帮助日本帝国主义,一定要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24)到十一月间,国内的形势愈益严重。这个月的中旬,国民党召开五届六中全会。由过去以“政治限共为主、军事限共为辅”,改变为以“军事限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并发布《处理异党问题实施方案》。会后调兵遣将,加紧对陕甘宁边区和八路军、山西新军的军事进攻,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据此,许多著作便将百团大战的结束时间定在12月5日,百团大战所取得的战绩也就是当时公布的那些数字。实际上,这种观点是不准确的。百团大战的结束时间不是12月5日,其战绩也并非是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当时公布的那些统计数字。这是为什么呢?我们不妨再来看一下百团大战第三阶段的情况。

  一九四○年二月,在反对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取得胜利后,敌伪顽在华北地区制造谣言来迷惑群众,主要是挑拨八路军与地方民众的关系。如说:“八路军游而不击”、“专打友军,不打日军”。有一部分人上了圈套,而对八路军产生了怀疑。国民党以“曲线救国论”指使他们的一些部队降日,组织伪军,秘密承认伪军合法化。

  以后,一九四三年国民党当局又乘共产国际解散之际,企图再次发动反共高潮,进攻边区。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朱德在七月四日致函胡宗南,指出:“自驾抵洛川,边境忽呈战争景象。道路纷传,中央将乘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剿共。我兄己将河。防大军向西调动,弹粮运输,络绎于道,内战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当此抗战艰虞之际,力谋团结,犹恐不及,若遂发动内战,必至兵连祸结,破坏抗战团结之大业,而使日寇坐收渔利,陷国家民族于危亡之境,并极大妨碍英美苏各盟邦之作战任务。”

  鉴于险恶的风暴即将来临,彭德怀在十月中旬受命去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情况,商讨对策;并在沿途视察八路军各部的准备情况,访问国民党军政大员程潜、卫立煌等。十二月四日,彭德怀在途中接到朱德、杨尚昆来电说: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后,“在华北重新调动力量与布置主力,企图限制我党、我军发展,估计今后磨擦将有更尖锐的展开。”电报中也告诉彭德怀,总部针对这种情况所进行的部署。(25)当彭德怀途经陕西宜川同阎锡山谈判的时候,阎锡山发动了进攻山西新军的“十二月事变”。因此,彭德怀在延安只匆匆停留了几天,就赶回山西。根据总部的部署,在晋南的阳城等斗争最激烈的地区,组织当地新军和八路军反击;日军的进攻。

年10月初,百团大战第二阶段作战暂告一段落。随后,八路军参战各部按照总部的要求进行休整,以利进行下一阶段的作战。但时间不长,敌情即发生了重大变化。

  当时,日军停止正面进攻,将兵力重点转移到华北,对敌后根据地不断进行“扫荡”。日伪军依靠几条交通线,不断向我根据地扩张占领区,增多据点。同时,日军采用多面政策,除军事进攻,还有政治诱降、经济封锁、文化欺骗。日军推行所谓“治安强化”〔74〕政策后,伪军、伪组织扩大,敌占区扩大,我抗日根据地愈见缩小,部队给养供应困难。日军又封锁与隔绝我各抗日根据地之联系,特别对晋东南实行其“囚笼政策”〔75〕,使形势日趋严重。敌伪依靠据点到处抢掠,实行“三光”政策,人民受到了严重的摧残。

  六日,他又致电蒋介石、何应钦和军令部长徐永昌,呼吁团结,要求制止内战。中共中央指示,将朱德致胡宗南电等文件印成小册子,向边区附近的国民党军队散发。国民党当局看到中国共产党已有准备,不敢轻举妄动。

  正当局势日趋紧张的时刻,一个普通的日子——朱德的生日来到了。这一年朱德满五十三周岁,虚岁五十四岁。朱德一向反对为自己祝寿,但是,广大干部群众在内心里激荡着一种对自己总司令热爱的激情,纷纷提出要为朱德祝寿。尽管朱德本人坚决反对,总部也尽力劝阻各地军民不要派人前来祝寿,一再压缩庆祝规模,最后只在总部内开了个小型庆祝会;但是,各部队和地方党政机关、抗日团体仍发来许多贺电、贺信、贺幢和祝辞。朱德所在的党支部还送给他一面写有“模范党员”的贺幛。《新华日报》华北版这时也发表题为《庆祝朱副司令长官五十晋四诞辰》的社论,指出:“朱副司令长官及其统率下的第八路军,在华北敌后两年来的奋斗,已经获得了一万万民众的拥戴,也引起了日寇、汉奸及一切民族危害分子的惧怕和仇恨。每一个爱国人民都在热烈拥护朱副司令长官及其统率下的八路军,而日寇、汉奸及一切民族危害分子,则以危害朱副司令长官及其统率下的八路军为快。”“华北军民在今日热烈庆祝朱副司令长官的五十晋四诞辰,其真正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表示华北军民对朱副司令长官的衷心爱戴,而且在于,这一次的庆祝表示了华北军民对于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的政治路线的热情拥护,表示了华北军民对于八路军的兄弟的友爱,表示了华北军民在新的艰苦环境中衷心接受朱副司令长官的领导,赞助八路军与中国共产党。”

华北日军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连续两次遭到八路军大规模攻势作战的打击后,损失惨重,深受震撼,深感八路军力量的可怕和对其威胁的严重。为防止局势继续恶化,尽快稳住占领区,华北日军开始在各地集结重兵,准备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行报复性地“扫荡”。自10月6日起,日军先后对太行、晋察冀、太岳和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展开了疯狂的大“扫荡”。

  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给敌伪以沉重打击。亦有少数地区的群众,在敌人的严厉威逼下,甚至有动摇投敌者。从一九四○年三月前后至七月,华北抗日根据地大片地迅速变为游击区。大破袭战之前,只剩下两个县城,即太行山的平顺和晋西北的偏关。原来一面负担的群众变为两面负担(即对抗日政府负担,又对伪政权负担)。

  这样,国共两党的合作关系终于维持到抗战胜利,没有破裂。

  当天的《新华日报》华北版还发表陆定一写的《贺朱副司令长官五十四寿诞》的长文,赞颂朱德的功绩。(26)八路军总部在驻地的广场上搭了一个席棚,把各地寄来的贺信、贺幛、祝辞等张贴在里面,前去观看的人非常多。

日军所到之处,见人即杀,见屋即烧,见粮即抢,见女即奸,就连老百姓日常生活用的锅、碗、瓢、盆及生产用的各种农具也未能幸免,成了其泄愤的对象,许多村庄变成了灰烬,片瓦无存。

  国际上,由于东方慕尼黑危险的增加,对敌占区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也有影响。

  (27)

日军企图通过此举将敌后抗日根据地变为焦土,使八路军失去生存的条件。针对日军的报复“扫荡”,八路军总部于10月19日向晋察冀军区、第120师、第129师发出了反“扫荡”命令。命令要求在敌人对各抗日根据地采取空前毁灭政策的形势下,各根据地党政军民要密切配合,广泛开展游击战,粉碎敌人的“扫荡”。于是“扫荡”与反“扫荡”便成了百团大战的第三阶段。

  可是敌伪深入我根据地后,普遍筑碉堡,兵力分散,反而形成敌后的敌后。主要是交通线空虚,守备薄弱,这对我是一个有利的战机。

  当时正在大行的作家访问团的杨朔写了一首《寿朱德将军》的诗:立马太行旗飐红,雪云漠漠飒天风。

在广大群众的支持下,第129师的反“扫荡”作战从10月6日开始,至12月5日结束,先后粉碎了日军对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的“扫荡”;晋察冀军区的反“扫荡”作战从10月中旬起,至1941年1月4日结束,先后粉碎了日军对平西、北岳区的“扫荡”;第120师的反“扫荡”作战从10月下旬开始,至1941年1月24日结束,先后粉碎了日军对兴县、保德、临县等地的“扫荡”。

  这些,都是促使组织这次战役的原因。

  将军自有臂如铁,力挽狂澜万古雄。

至此,百团大战的第三阶段“扫荡”与反“扫荡”的作战才全部结束。因此,百团大战的结束时间不应定在1940年12月5日,因为当时除了第129师结束了反“扫荡”作战外,晋察冀军区和第120师的反“扫荡”作战仍在进行当中,也就是说百团大战还没有结束。

  再者,还由于对敌人的动向有错误的估计,也是发起这次战役的重要原因之一。当时认为,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动,西南国际交通线路〔76〕被截断,增加了国民党的动摇;敌人又散布“八月进攻西安”的空气,再截断我西北交通线,在这种紧张的空气里,国民党就更加动摇了,投降危险也随之严重。

  朱德读后写了一首《和杨朔作学原韵》:北华收复赖群雄,猛士如云唱大风。

百团大战的确切结束时间应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取得反“扫荡”胜利的日子,即1941年1月24日。这即是说,百团大战共进行了5个多月,而不是3个半月。如此,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当年公布的百团大战的战绩也只能说是百团大战前3个半月的战绩,而不是整个的百团大战的战绩。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决定组织一次大破袭战役。八路军总部决定七月上旬开始准备,八月上旬乘青纱帐旺盛时进行大破袭战。原定兵力是二十二个团(晋察冀十个团,一二九师八个团,一二○师四个团),重点破袭正太路;其次破袭平汉路、同蒲路北段和白晋路(注:①白晋路是白圭至晋城的铁路,现已拆除。);并拟于“八一三”前后开始向敌各交通线进攻。任务分配是:太行山区是从娘子关起至太谷,从石家庄起至新乡;五台山区是从石家庄起至卢沟桥,娘于关至石家庄,以及南口东西段;晋绥区是从太原以北到雁门关北;太岳区是白晋路全段;冀南区和冀中区是从石家庄至德州全段。

  自信挥戈能退日,河山换尽血流红。

那么百团大战有没有一个完整的战绩统计呢?由于八路军总部当年只统计到12月5日的战绩,对以后的战绩并没有进行过统计,因此,只能遗憾地说百团大战没有一个完整的战绩统计。

  总部决定后,七月二十二日发出电报给各区,也报军委。估计到破袭战开始时,日伪军会有相当部分,必从我根据地内向外撤退,故部署我各军区和军分区应预有准备,乘敌退出碉堡工事时,尽量消灭敌人,平毁碉堡及封锁沟、墙。各区接到此部署后,积极行动,提早准备和进入预定地域。当时是青纱帐旺盛时期,虽敌伪碉堡密布,还是未被敌人发觉。为防止敌人发觉,保障各地同时突然袭击,以便给敌伪更大震动,大概比预定时间提早了十天,即在七月下旬开始(注:①百团大战在八月二十日开始。)的。故未等到军委批准(这是不对的),就提早发起了战斗。

  这首诗在一九四一年公开发表时,将末句改为“河山依旧战旗红”;题目改为《赠友人》。

不过,如果我们将百团大战前3个半月的战绩加上晋察冀军区和第120师在1940年12月5日以后的战绩,还是能够得到一个接近完全的战绩统计的。据晋察冀军区统计,自1940年12月4日至1941年1月4日的反“扫荡”作战中,其所属部队共作战150次,毙伤日伪军2000余人,俘日伪军97人,争取伪军反正2人。

  在战斗开始并且取得了一些胜利以后,各根据地有不少武装力量乘敌伪仓皇撤退时,自动参加了战斗,自发地奋起追歼敌伪,加上原布置的二十二个团,共有一百零四个团。故在发表战报时,名为百团大战。这说明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是有高度自觉性和积极性的。日本军华北司令部对此役名之日挖心战。以后每年此日,作为挖心战纪念日。

  山西的“十二月事变”表面上是新、旧两军之间的斗争,实质上同样是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反八路军的行为。十二月中、下旬,斗争日趋激烈,规模也日益扩大,主要冲突地区在晋东南及晋西北,同时,陕甘宁边区和河北等地的抗日根据地也遭到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进攻。局势日趋恶化。

据第120师统计,其所属部队在1940年12月14日至1941年1月24日的反“扫荡”作战中,共作战约217次,歼日伪军约2500人。将百团大战前3个半月的作战次数和歼敌人数与晋察冀军区和第120师自1940年12月5日以后的作战次数及其歼敌人数相加,我们便能得到这样一个大致的结果:百团大战中八路军共作战2100余次,歼日伪军5万余人。

  此役共消灭日伪军三万余人,自动瓦解溃散的伪军、伪组织比此数要大得多。正太路、平汉路一个多月才通车。收复大量县城,有些得而复失。在破袭时一度收复有四五十县,最后得到巩固的县城还有二十六个以上。太行山区有榆社、武乡、黎城、涉县、陵川、襄垣等六县;太岳区有沁源、浮山、安泽等三县;五台区有阜平、灵邱、涞源、浑源四县;晋西北有临县、兴县、岢岚、岚县、五寨、平鲁、左云、右玉等八县;冀中收复河间等数县;冀南区收复南宫等数县;冀鲁豫平原区收复南乐、清丰、内黄等县。从这一点来说,给日伪震动是很大的。由于当时敌伪军把一些力量深入到我根据地内部,分散守备那些星罗棋布的碉堡去了,造成了各铁路沿线的守备减弱,所以战役开始后,进行得比较顺利。

  十二月二十五日,朱德同彭德怀、林彪、贺龙、刘伯承及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萧劲光、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等联名通电全国,沉痛地指出:“当此在我则抗日第一,团结为先,在敌则政治诱降、反共为亟之际,稍有人心,诚不应挑拨争端,制造磨擦,更不应枪口对内,遗笑友邦”。电文呼吁团结抗战,消弭内争。(28)三十一日,朱德对山西“十二月事变”发表公开谈话,指出:“在此被害之进步分子中,亦有共产党员及八路军工作人员,八路军对此亦不能漠不关心。八路军对少数阴谋分子之危害中国共产党及八路军之言论,正在密切注意中。”(29)一九四○年元旦,朱德在《迎接一九四○年》一文中进一步指出:“敌寇一九四○年,将会更加紧其对华北敌后的军事‘扫荡’”;“然而当这严重关头,一部分旧中国的残余、旧的力量、旧的人物、旧的制度和旧的思想,却在拼命地阻碍着新的力量、新的人物、新的思想和新的制度之发展”;“摆在我们前面的任务,是大大开展反对汪精卫及抗战营垒内部的投降派的斗争,是拥护蒋委员长坚决抗战到底,制止一切投降派的言论和行动,是公开击破反共、反八路军、反新四军、反陕甘宁边区、反进步力量的言论和行动的投降本质。”(30)在朱德、彭德怀的统一部署下,八路军有力地支持山西新军进行自卫抵抗。新军在事变中虽然受到一些损失,但旧军并没有达到他们原定的消灭新军的目的。为了避免国共合作的破裂,根据中共中央的方针,在山西仍对阎锡山作了一些让步,把吕梁山的大部分地区让给他,八路军只控制一小部分地区和一条通道。这样,山西的矛盾暂时缓和下来。但河北的磨擦却进一步升级了。

不过,在百团大战中,八路军也付出了重大牺牲,仅在前3个半月中即伤亡指战员1.7万余人,有2万余人中毒。

  这次破袭战,相当严重地破坏了敌人的交通运输,消灭了相当多的伪军和伪组织,摧毁了敌伪军在我根据地内为数不少的堡垒,收复了不少县城,缴获了大量物资,是抗日战争中缴获最多的一次。

  这时张荫梧因通敌有据,已被撤职,由第九十七军军长朱怀冰兼任冀察战区政治部主任和河北省政府民政厅长,由乔明礼接任河北民军总指挥。蒋介石又准备从黄河以南增调第四十一、七十一两个军到河北,以增强反共军事进攻的力量。当时河北磨擦的重心仍在冀南。单由一二九师来打退这次规模很大的反共军事进攻,困难较大。朱德决定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抽调一部分兵力南下,支援晋冀鲁豫根据地的斗争。

五、关于百团大战的功绩与存在的问题

  这次战役大大提高了华北人民群众敌后抗日的胜利信心,对日寇当时的诱降政策以及东方慕尼黑〔77〕阴谋以很大打击,给蒋管区人民以很大兴奋。此役也给了投降派又一次打击,提高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的声威,打击了国民党制造所谓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谣言。蒋军有后方接济、国际援助。八路军深处敌后,毫无援助,为照顾大局,还能进行百团大战,把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引为己任。让全国人民去评断,去教育自己。在对日大规模破袭战中,我军也取得了一部分攻坚经验,便利了以后我们开展敌后的敌后武工队的活动。在华北伪军、伪组织中的瓦解工作也迅速开展。大片解放区的恢复,改变了两面负担的局面,减轻了人民痛苦。

  朱怀冰在奉调列入冀察战区序列后,立刻从豫北率部北上,成为同八路军搞磨擦的主力。在河北各地顽固派军队中,因朱怀冰部实力最强,各种游杂武装都听他指挥,他进到冀西后,就抢占战略要地,指挥早已通敌的别动总队第四纵队侯如塘部及河北民军乔明礼部向八路军进攻,朱德当机立断,下令歼灭这两支“已无争取可能”而又向八路军发动新的进攻的顽固派军队。

百团大战是抗日战争中八路军在华北敌后进行的一次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带战略性的进攻战役。

  此役胜利的消息传到延安,毛主席立即给我来电说,“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组织一两次?”所以这次战役是取得了不少胜利的。

  (31)在八路军歼灭这两部的大部后,日军出动二千五百多人,以飞机配合,袭击正在乘胜追击的八路军,(32)使侯、乔二人得以各率残部逃到奕城和石家庄附近公开投敌。

在这次战役中,我华北数十万军民齐心协力,同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充分表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

  但是,我在这个问题上是有错误的。这个错误主要表现在我对日军向我进攻的方向估计得不对。本来敌人准备进攻中原及打通粤汉路和湘桂路,而我以为(据我们情报工作者的报告)是要进攻西安,怕敌人进占西安后,截断中央(延安)同西南地区的联系(实际上这种顾虑是不必要的);更没有估计到日本法西斯打通粤汉路,是为了便利进行太平洋战争〔78〕。如果当时看破了敌人这样的战略企图,那就再熬上半年时间,或者等敌人进攻长沙、衡阳、桂林以后,兵力更加分散时,我军再举行这次大规模的破袭战役,其战果可能要大得多,其意义也要大得多。然而,是过早举行了那次战役。虽然在战役上取得了胜利,但是推迟了日军打通粤汉路和湘桂路的时间(约一个月时间),而减轻了当时日军对蒋介石的压力。在客观上是起了援助蒋介石的作用。由于进行了这次破袭战役,迫使日军从华东、华中调回一个师团的兵力,加强了对我华北根据地之进攻。特别是太行山区,在敌人的“三光政策下(这个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是在一九三九年夏就提出的),人民遭受了一些可以避免的损失。再者,破袭战役后期,我也有些蛮干地指挥。此役在太行山区破袭时间搞得太长了一些,连续搞了一个月,没有争取时间休整,敌伪军即行扫荡。在敌军扫荡时,日军一般的一个加强营附以伪军为一路。我总想寻机歼灭敌军一路,使敌下次扫荡不敢以营为一路,以使其扫荡的时间间隔拉大,有利于我军民机动。我这一想法是不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因部队太疲劳,使战斗力减弱了,使一二九师伤亡多了一些。

  一九四○年一月中旬,蒋介石公然命令八路军撤至白(圭)、晋(城)路以东,邯(郸)长(治)路以北,随即调动国民党军队向太岳(33)、太南(34)地区推进,企图把八路军排挤出这两个地区。朱德拒绝了蒋介石这个错误命令,并令陈赓率第三八六旅主力及总部特务团移驻大岳区,同山西青年抗敌决死第三纵队会合,陈兵临屯公路一线,和薄一波统一指挥这个地区的八路军和决死队,保卫太岳根据地,挫败了蒋介石的企图。

对于百团大战的伟大意义,国共双方的高层领导人当时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国内的报刊也纷纷报道并高度赞扬百团大战所取得的巨大胜利,就连一些国际新闻媒体也对百团大战进行了报道。

  上面这些后果的责任,是应当由我来负的。但是我认为,对于这次战役的估价,不能离开当时我们所处的环境和当时担负的任务。如果抛开这些,而重于从另一方面来说“就是为了维护蒋介石的统治”,“就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战略方针”,我认为这样来分析和推论一次战役行动,是有点过分,因为当时战役的胜利,实际上比损失要大得多。

  由于侯如塘、乔明礼两部被歼,晋察冀南下增援部队又到达太行,朱怀冰部孤悬冀西,不免胆怯。二月初,根据蒋介石的命令,朱怀冰、鹿钟麟一起撤至冀豫交界处的磁县、武安、涉县、林县一带,同冀南的石友三部、豫北的了树本部和山东的沈鸿烈部相呼应,等候从黄河以南增调的两个军开到太南,准备会合后再向八路军发动进攻。

那么,百团大战在当时究竟起到了哪些作用、产生了哪些影响呢?概括地说,大致有以下这些方面:

  “文化大革命”中,有些人恶意攻击百团大战。他们说,皖南事变〔79〕是因为百团大战暴露了力量,引起蒋介石的进攻。消灭新四军八九千人,这个罪责应该彭德怀负。好家伙,这些人是站在哪个阶级说话?真令人怀疑,他们根本不懂得历史。百团大战是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后打的,而不是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前打的,那么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前,是谁造成对八路军、新四军那样多的惨案呢?甚至还有人说,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发动对人民解放区前所未有的进攻,也是由于百团大战暴露了力量,使蒋介石过早警惕。这些人是健忘呢,还是有意违反历史事实啊?一九二七年上海“四一二”事变和长沙的“马日事变”,这又是谁在预先暴露了力量呢?谁在“四一二”事变前打过百团大战呢?蒋介石打过十年内战,在十年内战爆发以前,又是谁打过百团大战呢?肯定回答,没有人打过百团大战。那么,蒋介石集团为什么要打十年内战呢?这是它这个集团代表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本性决定的。他是一个反共、反人民的代表集团,在抗日战争期间,尚且发动三次反共高潮〔80〕;在抗日战争结束后,他有几百万军队,又有帝国主义援助,哪有不反共反人民的道理呢?哪有不进攻解放区的道理呢?

  晋察冀增援部队南下时,聂荣臻和冀中军区负责人吕正操也随军南下。

第一,百团大战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和“囚笼”政策。百团大战共歼灭日伪军5万余人,其中歼灭日军人数至少在2.1万人以上,日军独立混成第4旅团被歼过半,日军独立混成第1、第2、第3、第8、第9、第15、第16旅团及第27、第36、第37、第41、第110师团等所有遭八路军攻袭的部队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日军受到了极大的震感,惶惶不可终日。

  对百团大战的恶意攻击者,你们站到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的队伍里去了。请你们看上面毛主席给我的电报吧!你们的看法为什么和毛主席的看法那样不一致呢?你们不是站在讲演台上,用劲地叫喊打倒彭德怀吗?还喊打倒这,打倒那。你们想一下吧!你们自己呢?不是三五人坐在房间里闲谈,而是多少次在多少万人的群众大会上的演讲,放出来的毒嘛!

  自从八路军总部移驻太行后,聂荣臻这是第一次来到总部。此外,罗瑞卿率领的抗大总校准备迁到晋东南,也随南下部队同行。南下部队到达后不久,朱德就在黎城桐峪镇召开作战会议,作出反磨擦斗争的新的部署。

日军方面也不得不承认,百团大战“取得了奇袭的成功”,“给了华北方面军以极大打击”。为此,日军把这次战役称为“挖心战”,并将每年的8月20日定为“挖心战”纪念日。

  我认为百团大战在军事上是打得好的,特别是在打了反磨擦战役之后,必须打反日的百团大战,表示我们是为了抗日才反磨擦的。这才能争取广大的中间势力。在当时,只有抓住敌后的敌后空虚,给予突然猛袭,才能有力地调动敌人,给予打击,恢复大片抗日根据地。在敌后碉堡密布的情况下,组织这样统一有计划的破袭,是不容易的。百团大战的胜利,对于揭露日、蒋各项欺骗宣传是有利和有力的,对于积蓄力量是非常必要的。如果当时还不给敌伪以必须和可能的打击,根据地就会变为游击区;我们就不会有近百万正规军。二百万基干民兵,和广阔的解放区作为解放战争的战场,给进犯的蒋军以适时的打击。

  在反磨擦斗争中,朱德主张对顽固派军队要利用矛盾,区别对待,集中力量彻底解决其中的一股或数股。他感到八路军在山东的兵力比较弱,又有分散兵力的缺点,以致未能给某些反动力量以严重打击,要他们注意改进;同时,他又提醒处于反磨擦斗争前线的各部指挥员,不应忽视主要敌人仍是日本侵略者,不要放过一切有利时机给予日军和伪军以沉重打击。(35)这时,八路军掌握了石友三勾结和准备投降日军的证据。二月三日,毛泽东、王稼祥致电朱、彭等,指出:对石友三已不适用争取方针,应坚决、彻底、全部、干净消灭之。石友三得知八路军将给予打击,就在日军掩护下逃到卫河以东。十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战略方针的指示,指出:八路军、新四军的当前任务是在粉碎敌人“扫荡”、坚持游击战争的总任务下,反击一切投降派、顽固派的进攻,将整个华北直至皖南、江南联成一片,化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同时,极大地发展鄂中、鄂东,以便与全国形势相配合,坚持华北、华中抗战,稳定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时局好转。

百团大战破坏了华北各地主要的铁路、公路交通,拔除了交通线上及其两侧大批日伪军据点,平毁了许多封锁沟、墙,给日军的“囚笼政策”以沉重打击。百团大战还破坏了日本侵略者对华北的“经济开发”,沉重打击了日军“以战养战”和把华北变成其扩大侵略战争基地的企图。

  抗日时期,人民战争有了发展,比红军时期进了一步。如大规模的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等多种多样的战法,各种各样的武器都加以利用了。武装编组也是多种多样的。如普通民兵。基干民兵;村乡有小组、区有区干队。县有独立团、营或支队。在百团大战后,发展了武装工作队(武工队),它是党、政、军、民统一的组织形式,他们的一般政策水平比较高,善于分析具体情况;他们对每一个斗争对象非常灵活机动,处处为人民利益着想,把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结合得特别巧妙。这些都是在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指引下,逐步成长起来的,可惜的是还没有系统地整理起来。

  磨擦与反磨擦的战斗已经不可避免了。

据《日军华北方面军作战记录》载:百团大战中,共军向我交通线及生产地区进行奇袭。特别是山西,其势更猛,在袭击正太路及同蒲路北段警备队的同时,并炸毁和破坏铁路、桥梁及通信设施,使井陉煤矿等的设备,遭到彻底破坏。此次袭击,损失甚大,需要长时期和巨款方能恢复。

  注 释

  二月十八日,自恃拥有相当实力的朱怀冰部突然袭击冀南磁县西贾壁村、大湾村八路军驻地,杀害八路军指战员一百多人。二十一日,朱德、彭德怀就如何消灭朱怀冰部的准备工作致电左权、刘伯承、邓小平等,并报告毛泽东、王稼祥。一场反击反共顽固派军事进攻的激烈战斗即将开始。

第二,百团大战打乱了日本法西斯的政略战略。1940年春夏,日本法西斯原欲乘德国军队席卷欧洲之际推行其“南进”战略,发动太平洋战争。为了早日解决中国问题以使其能腾出手来为“南进”作准备,日本法西斯加紧了对蒋介石的政治诱降的“桐工作”。然而正当其双方在秘密和谈时,八路军发动的百团大战如晴空霹雳,令日本侵略者措手不及,其政治诱降及准备“南进”的美梦就此化成泡影。

  〔56〕为了推动全民族的抗战和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依据我党与国民党政治谈判的结果,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红军主力改名伪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l部主任,邓小平任政治部副主任。第八路军下辖一一五师、一二○师、一二九师。红军改名以后仍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

  朱怀冰在东路军时期曾受朱德指挥,这时竟气势汹汹地来到八路军总部,打着“军令政令统一”的旗号,要八路军把河北让给他。朱德后来曾叙述过这次经过。他说:朱怀冰蛮横地问,究竟是让还是打?我就对他说,我们建立根据地是为了抗日,为什么要让?再说,大革命时期我们让过一回,让坏了。大革命一失败,国民党右派来了,要杀我们,我们那时候没有军队,领袖陈独秀又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只能让他杀。现在我们有八路军;我们的领袖是毛泽东,不是陈独秀,为什么还要让!朱怀冰威胁要打。我就对他说,你要晓得,我们改编为八路军以来,没有打过内战;但是,你要打,我们一点也不怕。(36)朱怀冰碰了钉子,并未就此罢手。

日本法西斯不得不回过头来重新审视中国的战局,特别是华北地区“治安”的恶化,令其痛心疾首。为此,日本法西斯不得不暂时取消“南进”计划,而将恢复华北的“治安”作为重中之重。

  〔57〕卢沟桥距北京城十余公里,是北京西南的门户。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侵略军在这里向中国驻军进攻。在全旧人民抗日热潮的推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的影响下,中国驻军奋起抵抗。中国人民英勇的八年抗战从此开始。

  八路军总部的部署是:在反磨擦斗争中先打石友三,再打朱怀冰,争取丁树本中立。当时,石友三刚败退到卫河以东,立足未稳;移驻武、涉地区的朱怀冰部离国民党其他主力部队距离较远,位置孤立突出;国民党当局准备增调到河北的两个军还在黄河以南;鹿钟麟已辞去河北省政府主席职务,对搞磨擦表现消极;国民党当局宣布以四十军军长庞炳勋接任河北省政府主席,被冀南参议会等通电反对,这正是八路军反击反共顽固派的有利时机。

第三,百团大战有力地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散布的反共谣言,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望,鼓舞了全国军民抗战胜利的信心。毛泽东在看到八路军总部发往延安的关于百团大战的第一批战报后,很快就致电彭德怀:“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以组织一两次?”1940年9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分别发出《中央关于时局趋向的指示》和《中央关于“击敌和友”的军事行动总方针的指示》,充分肯定百团大战“给了日寇以沉重的打击,给了全国人民无穷的希望”,并要求八路军、新四军仿照百团大战先例,在山东及华中组织一次至几次有计划的大规模的对敌进攻行动,在华北之八路军则应扩大百团战役行动,以给予200万友军及国民党大后方与敌占区内千百万人民以良好之影响,延缓日军向重庆等地的进攻计划。

  〔58〕军事委员会分会,即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华北分会。朱德为书记,彭德怀为副书记,委员有任弼时、张浩、林彪、聂荣臻、贺龙、刘伯承、关向应。它是根据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九日中央决定成立的党在华北敌后最高军事领导机构。

  八路军总部在三月四日发起打击石友三的卫东战役,到十一日共毙、俘石部三千六百多人,后来,石友三因通敌罪证确凿,被枪决。三月五日,发起磁、武、涉、林战役,反击朱怀冰部。战役开始后,朱德得知第四十军庞炳勋部正向林县开进,立刻致电庞炳勋:“贵部骑兵张旅开林县,当饬本军予以方便,惟林、武、涉地区朱怀冰军现正与本军磨擦甚烈,希贵部开抵该区,勿加磨擦,免生误会。”(37)庞炳勋慑于八路军的威力,为保存实力,不敢继续东进。孙殿英部也不敢介入,使八路军得以集中力量打击朱怀冰。

国民党方面,何应钦、卫立煌、阎锡山等军政长官先后致电八路军总部,盛赞百团大战“不惟予敌寇以致命之打击,且予友军以精神上之鼓舞”,并表示“嘉慰实深”。就连蒋介石也向朱德、彭德怀发来了嘉勉电:“贵部窥此良机,断然出击,予敌甚大打击,特电嘉奖。”百团大战的发动,令那些诬蔑八路军“游而不击”之类的谣言不攻自破,共产党、八路军的声望随着百团大战的进行而不断提高。不论是延安、大后方还是沦陷区的人民,甚至是海外侨胞,在听到百团大战胜利出击的消息后,群情振奋,纷纷以各种方式对八路军表示敬佩和慰问。

  〔59〕洛川会议,即一九三七年八月党中央在陕西洛川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朱怀冰挑衅时虽然傲气十足、实际上却不堪一击,到三月九日已被打垮。

《新华日报》、《大公报》、《新蜀报》、《新民报》、《力报》、《国民公论》等报刊竞相刊载百团大战的消息,纷纷发表社论。《新蜀报》1940年9月20日社论中说:我们每天看到如雪片飞来的条条捷报,真是兴奋感动得流泪。

  〔60〕阎锡山,长期统治山西省的军阀。一九三七年八月起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

  朱德立刻下令停止进攻,并主动后撤,准备同国民党当局谈判。这次战役共歼灭朱怀冰部第九十六军及游杂武装一万余人,俘虏中有朱怀冰部第九十四师参谋长蒋希文、鹿钟麟部参谋长王斌、武安自卫军军长胡象乾等。当时有人还想活捉鹿钟麟。朱德说,不要捉,捉到了又怎么放呢?(38)因此,故意让开一条路,放他逃走。对俘虏和朱怀冰部军官眷属(包括朱怀冰的妻子),也加以优待,不久后全部放回。

就连远在西北边陲的《新疆日报》也在社论中写道:在全国各战场相当沉寂的今天,华北出击胜利是有着重要意义的,它提高了抗日根据地与游击战的地位,粉碎了诬蔑八路军游而不击的种种滥调。正是看到了百团大战巨大的政治意义,1940年12月22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彭德怀:“百团大战对外不要宣告结束,蒋介石正发动反共新高潮,我们尚须利用百团大战的声势去反对他。”

  〔61〕傅作义,当时任第七集团军总司令。

  三月十三日,朱德、彭德怀致电八路军将领阐述反磨擦斗争的方针:“今天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主要的斗争方式是对日寇的武装斗争,这是丝毫不能放弃的。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也是用武装斗争方式,这是统一战线的不幸。但为着争取坚持抗战、团结、进步政治路线的胜利,这是必要的,这是要由上层资产阶级负责的。”“倘若没有今天反磨擦的局部武装斗争,就必然会分裂,而发展为全部的武装斗争,那是我们不希望的。”

第四,百团大战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国内的妥协投降逆流。1940年3月,汪精卫在日本侵略者的扶植下在南京粉墨登场,组织了以其为首的伪国民政府。汪伪政权成立后,与日本侵略者相配合,频频向重庆国民政府发动“和平”攻势,企图与之合二为一。

  〔62〕卫立煌,当时任第二战区前敌总司令、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

  (39)

同年春夏,重庆国民政府的代表在香港、澳门与日、汪双方进行了多次秘密会谈,就所谓的“和平”条件讨价还价,并达成了在长沙举行由蒋介石、汪精卫和坂垣征四郎(日军中国派遣军参谋总长)直接对话的“高级会谈”的秘密协议。这说明,中国当时确实存在着空前的妥协投降的危险。

  〔63〕程潜,当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

  从歼灭朱怀冰部、击退石友三部后,国民党顽固派在华北再没有力量可以同八路军闹大规模的磨擦了。所以,毛泽东说:打朱怀冰是华北根据地的一个决战。(40)朱德也说:自打了朱怀冰,便确定建立华北政权,实行独立自主,从此形势反而好转了。(41)河北这一仗,结束了国民党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同时仍坚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朱德说:蒋介石有个好处,你把他打赢了,他就不开腔了,这一点确是一个好处;假如他打赢了你,那你就不得不下台,你打赢他,他一点腔也不开。(42)这是朱德长期同蒋介石打交道的经验之谈。周恩来也曾谈到这一点。他说:“朱德同志说得很对,蒋介石就是怕一个东西,怕力量。

然而,随着百团大战的进行,重庆国民政府内的“和平”气势由春夏间的一度高涨开始逐渐消退,重庆国民政府对日方的“和平”条件开始采取冷淡态度,并最终拒绝了日方的政治诱降。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八路军在华北胜利进行的百团大战对抑制国民政府内的妥协投降逆流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

  〔64〕黄绍竑,抗战初期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

  你有力量把他那个东西消灭得干干净净,他就没有说的。朱怀冰被消灭了,蒋介石从来没有提过这个事情。他只好捏住鼻子叫卫立煌和朱总司令谈判,划漳河为界。第一次反共高潮过去了,就来了一个第一次谈判。”(43)

第五,百团大战锻炼、提高了八路军的作战能力,并为八路军积累了有益的经验。在一次战役中投入100多个团的兵力(另外还有20多万民众参战),在广袤的华北大地上同时向日伪军发起突然袭击,并始终掌握着战役的主动权,直至取得最后的胜利,这在人民军队史上是空前的。

  〔65〕CC和复兴社,是国民党内的两个法西斯组织,是蒋介石用以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寡头统治的反革命工具。CC团的头子陈果夫、陈立夫、复兴社的主要骨干贺衷寒、康泽、戴笠等,都是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

八路军参战各部能在统一的意旨下,根据各自当面的敌情、我情、任务等条件,灵活运用各种战法,连续作战,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主动性、计划性、协同性和坚韧性,从而使部队得到了极大的锻炼,部队的战斗力也得到了提高。另外,通过此役八路军还积累了大兵团作战条件下如何做好侦察、保密、政治动员、后方保障、防空防毒、伤员救护等一系列宝贵经验,这对八路军以后的游击战以及由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都有重要意义。

  〔66〕本币,这里指各解放区银行在本地区发行的货币。如当时在晋冀鲁豫边区发行的冀南币、中原解放区发行的中州币、翼热察边区发行的长城币等。

第六,百团大战支援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并向全世界显示了中华民族的斗争精神。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抗战的形势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密切相关。

  〔67〕伪币,指日伪银行发行的货币,如华北日合准备银行、南京日伪政权的储备银汀贝行的货币,均五年十一月国民党政府交通(后加农民)银行发行的纸币。

百团大战的发动,拖住了侵华日军的后腿,迟滞了其南进太平洋的计划,为美英等同盟国赢得了宝贵的战争准备时间,有力地支援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为此,它也引起了世界反法西斯人民的关注。

  〔68〕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政权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组成人员的分配上,规定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中间派占三分之一。简称“三三制”。

百团大战的消息一经公布,美国合众社驻北平的记者立即发出了相关电讯:“自华军部队在河北开始大规模进击之后,北平附近之华军,亦实行响应,甚为活跃。现北平日军极为震动,平津铁路,昨日不通。”随后,美国著名记者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及其他国家通讯社驻华记者也接连向国外报道百团大战的消息。

  〔69〕“磨擦”是当时流行的一个名词,指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共产党和进步势力的各种反动行为。

1940年8月29日,苏联《红星报》发表评论指出: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正在山西积极勇猛地作战,河北、山东及北平附近之游击战争,亦有极大之开展。尽管日机之空袭使中国人民遭受了损失及死伤,但中国人民的情绪极高,且确信自己的力量。中国人民进行独立战争至最后胜利之决心仍然强固,不可动摇。

  〔70〕石友三,当时是国民党第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秦启荣,当时是国民党山东游击第三纵队司令。

百团大战的功绩将永载史册!

  〔71〕张荫梧,当时是国民党河北省民军总指挥。朱怀冰,当时是国民党九十九军军长。侯如墉,当时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华北游击挺进第四纵队司令。

百团大战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这是我们应该充分肯定的。但百团大战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兹列举几个主要的观点如下

  〔72〕一九三丸年三月至六月,阎锡山在陕西省宜川县秋林镇召开晋绥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策划消灭新军(青年抗敌决死队)和牺盟会,准备反共投敌。由于我党在会内外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这一阴谋当时未能得逞。但阎锡山的反动计划未变,同年十二月,阎在蒋介石的指使下,进攻新军、屠杀牺盟会干部,积极反共。结果,被我粉碎。

早在1940年10月初百团大战第二阶段结束时,八路军总部在下发的文电中即指出了部队在作战中存在的某些不足,如战斗发起之突然性、运动与火力之配合及冲锋艺术等都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73〕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指使它的一部分军队和官员投降日寇,变成伪军、伪官,和日军一起进攻解放区,诡称”曲线救国”。这是蒋介石国民党为掩盖其降旧反共罪行而制造的谬论。

同年底,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副主任陆定一在一次报告中也谈到了百团大战存在的缺点:军事方面,协同动作不好,顽强性不够,战斗技术不够,对后方指挥不够;战时政治工作方面,只有战场鼓动,没有后方工作,有违犯群众纪律的现象发生;准备工作方面,发动群众游击战争和后方的作战准备工作不够,对敌人反复“扫荡”估计不足,空室清野不好,等等。

  〔74〕一九四一年三月起,华北日军和汉奸推行所谓“治安强化运动”,对解放区进行扫荡,在游击区实行“大检举”,在敌占区实行“保甲制度”,调查户口,扩组伪军,以镇压抗日力量。

彭德怀后来在总结此役时曾说:我在百团大战问题上是有错误的,首先是对日军向我进攻的方向估计不对;其次,由于这次战役过于暴露自己的力量,震惊了敌人,使敌人加强了对华北尤其是抗日根据地的进攻,人民遭受了一些可以避免的损失;再次,其本人也有些蛮干地指挥,破袭时间约1个月,没有争取时间休整部队,总想寻机歼灭敌军一路的想法是不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使第129师伤亡多了一些。

  〔75〕囚笼政策,是日本帝国主义妄图消灭我军和摧毁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一种残酷手段。它是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辅以封锁沟、墙,对我根据地军民实行的网状压缩包围。

聂荣臻后来在谈及百团大战时曾说:此役战果是巨大的,总的来说是应该肯定的。但是胜利之中也有比较大的欠缺和问题。首先是在宣传上出了毛病。这次战役本来是对正太铁路和其他主要交通线的破袭战,后来头脑热了,调动的部队越来越多,作战规模越来越大,作战时间也过于集中,对外宣传就成了百团大战,从而引起了日军的警觉,使日军把主要的进攻矛头指向了共产党和八路军,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76〕西南国际交通线,即滇缅公路,一九三八年全线通车。从云南昆明经楚雄、下关、保山、潞西到畹町,与缅甸公路相通。在抗战时期,是我国与国外保持联系的重要交通线路。一九四○年七月十七日,英国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宣布封锁滇缅路交通。

另外,在战役的第二阶段,为扩大战果,有时就忘了在敌后作战的方针,只顾死啃敌人的坚固据点,这是违背游击战争作战方针的,从而付出了较大的代价。因此,对于百团大战,其辉煌的胜利和存在的问题都不该被我们所遗忘。

  〔77〕一九三八年丸月,英、法、德、意四国政府首脑在德国的慕尼黑举行会议,签订了《慕尼黑协定》,英、法将捷克斯洛伐克出卖给德国,作为德国向苏联进攻的 交 换 条件。在一九三八年、一九三九年间,英。美帝国主义曾几次酝酿出卖中国来换取同日本帝国主义的妥协。这种阴谋同上述慕尼黑阴谋类似,所以人们把它叫做“东方慕尼黑”。

抗战时期,毛泽东在肯定百团大战功绩的同时,也对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批评。他特别对百团大战的宣传很不满意。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批评说,这样宣传,暴露了我们的力量,引起了日本侵略者对我们力量的重新估计,使敌人集中力量来搞我们。

  〔78〕一丸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晨,日本未经宣战,以强大的海空军突然袭击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主要海空军基地珍珠港,使美国太平洋舰队遭到惨重损失。十二月八日,美国、英国对日本,德国对美国正式宣战,太平洋战争从此开始。

同时,使得蒋介石增加了对我们的警惕,你宣传100个团参战,蒋介石很慌。他一直有这样一个心理――害怕我们在敌后扩大力量,在他看来,我们的发展,就是对他的威胁。

  〔79〕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的新四军取得国民党当局的同意,由皖南北移,在安徽泾县茂林镇遭到国民党军队的突然围攻,经过七昼夜血战,军长叶挺被俘,九千多名指战员,除少数突围外,大部英勇牺牲,造成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六、对百团大战的评价及由此引发的几点启示

  〔80〕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后,蒋介石国民党开始了它的政策上的变化,将其重点逐渐转移到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从一丸三丸年冬季起至一九四三年秋季,蒋介石国民党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反共高潮。第一次发生在一九三九年冬至一九四○年春。这期间,国民党军队侵占了陕甘宁边区五县,阎锡山发动了十二月事变,进攻青年抗敌决死队;石友三、朱怀冰等部进攻太行区域的八路军。第二次发生在一九四一年一月。这期间,国民党军八万余人伏击从皖南北移的新四军部队,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第三次发生在一丸四三年春季到秋季。这期间,蒋介石抛出了反共反人民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乘共产国际解散之机,指使特务假冒民众团体,叫嚣“解散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调集大量河防部队准备闪击陕甘宁边区。我党我军有力地打退了这三次反共高潮,克服了当时的危机

如上所述,百团大战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正是这些问题,造成了后来对其评价的分歧。60多年过去了,人们对百团大战的评价,经历了大起大落的几个阶段。特别是随着这一战役的主要发起者和指挥者彭德怀政治上的沉浮,人们对百团大战的评价也就褒贬不一。概括起来说,对百团大战的评价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40年8月至1941年1月,是充分肯定阶段。这一阶段,正是百团大战进行的时间,从中共中央到中央军委、从八路军总部到各战略区领导人,纷纷发表文章和谈话,盛赞百团大战;

第二阶段,从1943年至1945年中共七大,是基本肯定阶段。这段期间对于百团大战的评价,虽然从总结教训的角度也谈到了其中的一些消极方面的问题,但总体上还是比较客观、有分寸的,是持基本肯定态度的;

第三阶段,从1959年庐山会议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前,是全面否定阶段。由于彭德怀受到错误批判,百团大战也成了其一条“罪状”而遭到各方面的口诛笔伐;

第四阶段,从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至现在,是从总体上给予基本肯定阶段。随着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恢复和对彭德怀的平反,在党史、军史界和当年参加作战的一些老同志,从总体上重新肯定了百团大战。同时,也指出百团大战尤其是第二阶段,八路军进行了与装备不相适应的攻坚战,过多地消耗了抗日军民的力量,给尔后抗战带来一定的消极影响。但总体评价是基本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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