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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和成了宁远唯一没有硝烟战火的世外桃源,父

2019-11-30 02:48

  (一八九八年至一九一六年)

            三、安身立命

《我是歌手》中李健唱了一首《父亲写的散文诗》,成为17年华语歌的流行曲目之一。这首歌是李健纪念他在7、80年代时的父亲的一首歌,歌词里的“庄稼”,“缝纫机”,“蓝色涤卡”,“露天电影”都是上一辈人的记忆,而我这个90后竟也听得红了眼。

过日子,家家离不开生火做饭。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以前,农村灶膛通常清一色地用柴薪,城市则大多选择生煤球炉。

  我是一八九八年(戊戌年)旧历九月初十日出生于一个下中农家庭。家有茅房数间,荒土山地八九亩。山地种棕、茶、杉和毛竹,荒土种红薯、棉花。伯祖父、祖母、父母亲并我兄弟四人,八口之家,勤劳节俭,勉强维持最低生活。

        宁远西部的中和,四周青山环抱,东南有一小口,中央是个盆地,有良田千顷,偶有丘陵隆起,一条河流自西北蜿蜒而来,沿东南斗折蛇形而去,整个地形似像一个口袋子。这里虽比不上“天府之国“,但民风淳朴,没有战乱。百姓还算安居乐业。听大人们说,日本鬼子从北路爬到过中和的西山口,指挥官用望眼镜观察这里的地形后,怕吃暗亏,不敢轻举冒进,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地走了。中和成了宁远唯一没有硝烟战火的世外桃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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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小寄养在浙东四明山麓的一个小山村,在与祖父祖母叔叔婶婶一起生活的那些日子里,留给我最深印象的,就是叔叔婶婶们隔三差五要上山去砍柴。那些年,但凡附近的山头都被村民砍个精光而成了“癞子山”,就连水库水位下降后,那靠山边沿露出的些许树根,也早被村民们挖掘得一干二净。难怪我烧柴灶时,祖母总是叮嘱我:“往灶膛里添柴薪不要太浪费,你看叔叔婶婶上山砍柴多辛苦!”为此,祖母还教我煮饭的诀窍:只要看见镬盖与铁锅边冒出沸腾的泡沫,就不必再往灶膛里另添柴薪了,因为余火足够把饭烧熟。

  我六岁读私塾,读过《三字经》、《论语》、《大学》、《幼学琼林》、《孟子》,余读杂字——《百家姓》、《增广》。八岁时母死、父病,家贫如洗,即废学。伯祖父八十开外,祖母年过七十,三个弟弟无人照管,四弟半岁,母死后不到一月即饿死。家中无以为生,先卖山林树木,后典押荒土,最后留下不到三分地。家中一切用具,床板门户,一概卖光。几间茅草房亦做抵押,留下两间栖身,晴天可遮太阳,下雨时室内外一样。铁锅漏水,用棉絮扎紧,才能烧水。衣着破烂不堪,严冬时节人着棉衣鞋袜,我们兄弟还是赤足草鞋,身披蓑衣,和原始人同。

       祖母拉着父亲,历尽千辛万苦,游走在这个几乎世与世隔绝的中和墟一带,寻找安身立命之处。

我的父亲出生于1969年7月,是一个实打实的庄稼人,因为出生时村里在建祠堂,所以给取名叫建生。父亲的爸爸是个病体,当别人家的爸爸靠撑船、做煤窑挣家用时,父亲的爸爸却在看病抓药,加上孩子众多,家里更是一贫如洗,生在贫农家庭的背景注定了父亲一生的困苦。

到了上小学的年龄,我返回城里生活。与爸妈和姐妹一起生活,虽然平时吃的是食堂饭,但星期天总是会生煤球炉子,以保证全家一整天烧饭做菜煮开水之用。煤球燃烧的好坏取决于煤本身的质量,父亲告诉我们:“煤球店的人说了,用山西阳泉煤矿的煤制作的煤球,品质是最好的,我们尽可能买阳泉煤球。”于是,为了买到阳泉煤球,父亲会不停地去煤球店打探消息,间或拿老的煤球票换回新的煤球票,以防过期。只要听说阳泉煤球到货了,我们就立刻借了手推车赶紧购买。这阳泉煤果真是好,乌黑发亮,燃烧时火焰红蓝相间,据说这是燃煤最理想的火焰。

  我满十岁时,一切生计全断。正月初一,邻近富豪家喜炮连天,我家无粒米下锅,带着二弟,第一次去当叫化子。讨到油麻滩陈姓教书老先生家,他问我们是否招财童子,我说,是叫化子,我二弟(彭金华)即答是的,给了他半碗饭、一小片肉。我兄弟俩至黄昏才回家,还没有讨到 两升米,我已饿昏了,进门就倒在地下。我二弟说,哥哥 今天一点东西都没有吃,祖母煮了一点青菜汤给我喝了。

       来到中和,祖母决定结束讨米要饭的流浪生活,打算重新成家。可身无分文,举目无亲,又拖着一个不算大也不算小的孩子,谁愿意收留他们母子俩呢?

1976年父亲7岁,到了上学的年纪却迟迟没有报名。开学后一周祖母还在东奔西走找邻居借钱,好不容易凑齐了两块钱的学费,父亲才敢去学校报名。上学后的父亲并不轻松,每天早上要把家里的两口大水缸装满水才能去学校,放学后要看牛、割猪草,别的小孩子在玩的时候他永远在干活。后来多了孩子,家里负担更重,有时候连饭也吃不上,经常是萝卜白菜和南瓜焖饭,说是焖饭那饭却少得可怜。

与煤球炉、煤饼炉相比,煤油炉似乎更让人心仪。什么时候想用,用火柴一点,它就立即上岗,为此母亲总是夸它“最听话,最叫得应”。只是,当年在我家通常它是备而不用的——因为煤油炉使用的煤油太过昂贵。后来,父亲听说零号柴油最实用,既能节省开支,冬天又能保证不结冰。为此,他千方百计弄来了零号柴油。有段时间,因为母亲身体虚弱,父亲特地为她订了两个月的鲜牛奶。冬天的早晨,当鲜牛奶送达时已经冷了,为了赶上班时间,煤油炉就发挥了作用。点燃以后,不到两分钟,牛奶就煮热了。看到母亲脸上的气色日渐好转,我们全家对煤油炉都心存感激。

  正月初一日算过去了,初二日又怎样办呢!祖母说:“我们四个人都出去讨米。”我立在门限上,我不愿去,讨米受人欺侮。祖母说,不去怎样办!昨天我要去,你又不 同意,今天你又不去,一家人就活活饿死吗?!寒风凛冽,雪花横飘,她,年过七十的老太婆,白发苍苍,一双小脚,带着两个孙孙(我三弟还不到四岁),拄着棍子,一步一扭地走出去。我看了,真如利刀刺心那样难过。

        天无绝人之路,在流浪途中,还是遇到了很多好人,有一天,母子俩经过一个叫邓家的小山村,一位老太发善心,把祖母撮合到一位姓邓的人家,家境不是很好。男的死了老婆,靠种田烧炭为生,家里有三个吃长饭的孩子,三间土矮房,用稻草盖的屋顶,屋里黑咕隆冬,但能遮风挡雨。年前红薯饭就小菜有个温饱,可过完年之后,日过越过越紧,到了青黄不接的上春,吃饭就成了大问题,经常有上顿没下顿。直接原因是家里多两张嘴,而且祖母又是小脚,上不得山下不了地,只能做些家务,庄稼活帮不忙;间接原因是年份不好,遇到旱灾,收成不好。因此,一家人日子越过越寒酸。还有,父亲是随祖母下堂,继父对他不冷不热,不闻不问,难免产生寄人篱下的凄凉。

有一年青黄不接之时,家里揭不开锅,桌上一碗丝瓜、一碗南瓜藤、半碗蒸蛋,几个孩子眼巴巴地盯着那半碗蒸蛋,最小的弟弟刚一伸手就被祖母的筷子打回来了,因为那是给当家人准备的。没想到祖父一上桌看见没有好菜就勃然大怒,一把掀翻了饭桌,把一天的劳累和因贫穷而来的愤懑全都发泄了出来。父亲和弟弟妹妹们见状慌忙逃跑,宽边的瓷碗从头顶飞过,胆小迟钝的大妹吓得不敢动,不幸被逮到打了一顿。夜深后,父亲才敢悄悄回家。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突然发现,小山村祖父祖母家也先后用起了煤球炉、煤饼炉。祖母说:“用煤炉贵是贵点,但到底方便不少。而今包产到户,你叔叔婶婶要把精力集中用在管好自己的承包田。”不久,父亲因为教学科研成果突出,被县委组织部选拔为第一批优秀专业技术人才,还一年配给四瓶平价煤气。与父母亲住在一起的我们,也跟着享受到了“煤气人家”的福利了。1988年4月,我女儿出生了,母亲欣喜地说:“煤气灶比煤油炉还好使,火头旺,燃烧净,没有一丝煤气味,以后给我孙女做好吃的,更方便了。”几年后,我因为工作调动,新单位也为我配了平价煤气。就这样,一年八瓶煤气已经足够一家五口之用。每当我用自行车去煤气站载回满满一罐煤气时,我总是骑得飞快,我觉得自己捎回的何止是一罐煤气,那可是母亲的希望、全家的微笑啊!

  他们走远了,我拿着柴刀上山去砍柴,卖了十文钱,兑了一小包盐。砍柴时发现柘树蔸上一大堆寒菌,拣回来煮了一锅,我和父亲、伯祖父先吃了一些。祖母他们黄昏才回来,讨了一袋饭,还有三升米。祖母把饭倒在菌汤内,叫伯祖、父亲和我吃。我不肯吃,祖母哭了,说:“讨回来的饭,你又不吃,有吃大家活,没有吃的就死在一起吧!”

       农历三月的一天,天灰蒙蒙的,还下着毛毛细雨,祖母噙着眼泪,背着个破包袱,撑一把破纸伞,踮着一双小脚,拉着父亲离开了邓家。邓家男人站在门口,默默无语,没有挽留,只是无奈地看着这对孤儿寡母,渐行渐远……

还有一次家里的牛吃了别家的水稻,那人把牛牵走了并说要赔钱才放牛,祖父听了暴跳如雷,怪父亲没有把牛看好,扬言要是敢回来就打断他的腿。父亲知道后不敢回家,躲在祠堂的稻草垛里睡了一晚。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煤气灶渐渐“飞入寻常百姓家”。当年妹夫做外贸生意赚了钱,妹妹家最先安装了煤气灶。很快,二姐也考虑改烧煤气灶,她对我说:“本来想迟一点安装,但你二姐夫所在的汽车运输公司最近在搞承包责任制,他承包了一辆跑上海的长途汽车,很辛苦,换成煤气灶,方便做饭,也好让他有个好身体。想来想去,还是早点装上好。”到了年底,大姐也紧紧跟上了,她的理由是:“你大姐夫‘三班倒’,半夜回来要给他弄点吃的,没有煤气灶,多不方便!”

  每一回忆至此,我就流泪,就伤心,今天还是这样。不写了!

       这场短暂的婚姻,非但没有挫败祖母的生活意志,相反,还给了祖母一个启示:那就是再柔弱的女子,都不能靠天靠地,更不能只依靠男人来生存,一定要自立自强。

这种挨打的情形在父亲的童年屡见不鲜,幸运的时候能躲过,躲不过只得咬着牙被打。

到了二十世纪初,乡下一位表弟结婚成家,我应邀前去喝喜酒,但见烹饪师傅用的竟然也是煤气灶,问其故,则曰:“这煤气灶管用,不仅火头旺烧得快,也容易‘色香味’俱全。而且,比携带大煤饼炉方便多了。”更让我意外的是,走进表弟的新居,厨房里一套崭新的煤气灶具格外抢眼,“哥,我岳父去上海建筑工地打工,最近几年还做了小包工头,也赚了些钱。这灶具就是我老婆其中的一个小嫁妆。我岳母说我老婆不会烧柴灶,所以就给买了煤气灶。”老实巴交的表弟赶紧向我说明,她的新婚妻子则满脸绯红,娇嗔着说:“主要是我妈怕我受累,所以,把煤气灶也当作了嫁妆。”……就这样,没几年的工夫,煤气灶已成为城市大部分和农村一部分家庭的标配。

  在我的生活中,这样的伤心遭遇,何止几百次!

       祖母一边行走,一边盘算着重操旧业开药铺来谋生,但身无半文,怎么开得了药铺,倘若到中和墟逢场摆个草药摊子,既可自食其力,又能行德积善,岂不两全其美吗?

1981年夏天,父亲12岁,初一学期末。课后老师不耐烦地叮嘱把学费交齐,可是家里迟迟拿不出钱,也没有谁愿意借钱,捱到放假那天,祖父突然出现在中学校门口,把学费补上了。后来才知道祖父把小猪仔卖了,当时小猪仔是可家里的一笔大资产,通常都是要年前才卖,好用这钱置办年货。

随着女儿的长大,我们和父母也开始分户而住。事实上,就在这最近的十多年里,我们与父母竟各自三易其房,最后总算在城乡接合部的一个小区各自落了脚。八年前,也正是城市天然气管道入户被推广的时期。妻子说:“管道天然气就是好,既没了‘青黄不接’的担心,更不用为等上门收集煤气罐而耽误时间了。而且缴费也方便,只要读一下天然气表中的数字,到时去天然气公司服务站把款缴了就行。”年初的一天,我与妻子前去缴费时,工作人员还告诉我们:“公司已经推出一项手机缴费业务,只要你的工资卡与你的手机绑定,再与我们公司签个自动缴费合同,你就再也用不着跑到我们这里来了!”我们欣然办了手续,几个月后,便收到了手机缴费的信息,妻子由衷地说:“如今的日子真是越来越方便、越来越舒心啦!”

  以后,我就砍柴,捉鱼,挑煤卖,不再讨米了。严冬寒风刺骨,无衣着和鞋袜,脚穿草鞋,身着破旧和蓑衣,日难半饱,饥寒交迫,就是当时生活的写真。

       好人有好报,正当 祖母为住所发愁时,奇迹般地遇到了一个心地善良老太太,她把自已一间废弃的破屋借给祖母住,还认祖母为干女儿,祖母千恩万谢暂住下来。平时带着父亲到山坡田旷寻来百草,配制成药,逢中和墟赶场,母子俩背着草药,求临街的铺子老板借两条凳子,铺上门板,一边行医卖药,一边广结善缘。说来真怪,祖母的百草还真的医好了不少的人,名气也越来越大,生计问题总算有了着落。

这个暑假,父亲每天跟着祖父下地割稻子,脸朝黄土背朝天,渐渐成了家里的主要劳动力。到了秋季,初二年级已经开学了,祖父却总不提报名的事,父亲也不敢问。开学两天后祖母把父亲叫到跟前,说:“建生啊,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家里的光景你也是知道,光靠我和你爸的公分别说供你们上学,连吃饱都是问题,况且你爸身体不好,挣的公分不比人家多”,父亲一言不发,低头卷着衣角。

  在这段幼年生活的时间内,思想上受伯祖父(名五十老倌)的影响较深。他是从太平军逃回家的,经常同我讲些太平军〔1〕的故事,什么有饭大家吃啦,女人放脚啦,平田土啦等等,我便产生了打富济贫、消灭财主和为穷人找出路的思想。

        但祖母是外乡人,孤儿寡母,长时间在江湖行医,难免会遭人非议,再说长住在别人家里,也不是个滋味儿,不如找个本分男人,成个小家,母子俩也有个靠山。

祖母抹了抹眼泪:“你是老大,从小就懂事,两个妹妹早就不上学了。”

  我十岁到十二岁时,替富农刘六十家看牛,头年五文钱一天,第二年十文钱一天。大小两条水牛,每天要割三十来斤草,还要做其他活。夜深才能睡觉,破晓以前就起床,每日睡眠不足六小时。

       祖母的干娘既是一个善解人意的人,也是一个热心肠的人,她看出了祖母的心思,托媒人四处打探有没有合适的人家。终于皇天不负有心人,媒婆回话了:绿缘水路的唐家村,有个老单身公,无儿无女,会一门手艺,是泥水匠,名叫唐财宝,兄弟姊妹七个,他在家排行老满,因为患有哮喘,天气变凉,就咳嗽不止,所以三十几岁未娶上亲。父母分得他三间半瓦房,有牛栏猪舍,比祖母小两岁。

“妈,我明天跟义生爸爸一起去马子岭砍柴,家里的柴不够过冬。”

  十三到十四岁时,在离家不远的黄碛岭土煤窑做童工,拉孔明车(竹筒做的),抽煤洞里的水,每天十二三小时,工资三十文。为了多赚几文钱,每天还到煤洞里去挑一两次煤。这都是笨重劳动。背煤时,头顶油灯。巷道通风不良,卫生极差,经常发生事故——塌方、冒水等,一死就是十几人或几十人。

        祖母听了干娘的介绍,点了头点头,算是答应了,但成婚的前两天,祖母向继祖父提了两个要求:一是不能虐待她的儿子,二是要坐轿子明媒正娶。继祖父本来就是一个忠厚老实的人,又从未娶过亲,他觉得祖母提的要求一点都不过份,这些都是作为一个男人应该做得到的。于是他满口答应,但他也向祖母提了两个要求:一是祖母嫁到唐家后,孩子要随他姓唐,二是孩子不能叫他叔叔,要叫他亲爹。说完之后,他还主动向祖母和父亲作了保证:成家后一辈子对祖母好,还要像对亲生儿子一样对待父亲。事实上,继祖父后来不但一辈子没有跟祖母吵过架红过脸,而且一辈子对我的父亲,以至后来对我的母亲都像亲儿女一样,尤其对我们兄弟三人,更是恩重如山。

“诶,诶,好,好!”

  第二年冬,时近年关,煤矿亏本倒闭了,厂主跑了。在两年劳动中,我仅领得一年工资,其余算是白费了。我的背也压弯了,到现在还有些驼。在这四年中,我知道了富农和资本家对雇工的残酷剥削。

         双方对这桩婚事都还算满意,于是祖母由她干娘作主,继祖父择了个良辰吉日,明媒正娶祖母,成亲的哪一天,继祖父请来鼓师乐手,吹吹打打,炮响放了两箩筐,并用四人抬的大轿把祖母和父亲迎回了唐家。从此祖母和父亲有了安身立命之处。

就这样,父亲从初中“毕业”了。

  从煤矿回家已是年关,祖母、父亲、弟弟等见着高兴极了。小弟说,大哥还不穿鞋子,脚都冻裂了。我说没有钱买,煤矿老板逃跑了,散伙时工人每人只分了四升米。我的父亲听了这话就哭了。父亲说:“你现在又黑又黄,简直不像人的样子了!白替这些狗东西干了两年。”他把两个拳头攥得紧紧的,又哭了。

       祖母从此悬壶济世,拯救苍生,来求医的人也多了起来,自然一家人的生活也越过越好。(未完待续)

之后所有的重活、农活都落在了父亲小小的肩上。

  十五岁这一年,在家打短工、推脚车、砍柴、捉鱼卖。当年大旱,饥馑严重,地主富商囤积居奇,饥民自发闹粜〔2〕,吃排饭(北方叫吃大户),我也参加了,被团总丁六胡子告发,罪名是“聚众闹粜,扰乱乡曲”。团防局〔3〕派人来捉,我有穷堂叔彭五爷,要我立即逃走。我说:“一文没有,逃往哪里去呢?”五叔说:“今天卖掉了一只小猪崽子,还有一串钱(一千文),你拿去做路费,逃湖里处做堤工吧。”我听了五叔的话,逃到湘阴县属的西林围,做了两年堤工,使我懂得了堤工局对堤工的剥削。

       

第二年正月祖母的爸爸来拜年,见家里这般境况,于是介绍父亲去一个土窑厂干活。可是父亲却毫不知情,满心欢喜地以为是去外公家拜年,结果被带到了土窑厂,外公嘱咐了几句就走了。一个月后,祖父去要工资,父亲见了非常欢喜,买了肉招待吃晚饭,临走的时候父亲对祖父说“爸,以后还会来看我吧?”祖父没有吭声,只留下渐行渐远的背影。

  在这两年中,雨雪天气不能出工时,即到工棚附近地区民间去谈天。开始是无目的的。大概两至三个月,做完一段工程时,工棚要搬移他处。转移数处后,我与农民接触的范围也就大了,得出一个认识:即在湖南最富地区,贫富悬殊特别大,家无隔宿之粮者到处皆是。即像我家那样的赤贫户,也不是个别的。高利贷的剥削方式之多,达数十种,年息几达百分之百。

父亲还是个孩子,劳累和想家的苦楚没有人能够体会。

  洞庭湖的稻田,主要是筑堤围坝而成的,堤工工资是包工加计件的形式。纵横各一丈、一尺厚为一积方,每方按取土远近和难易给以不等的工资;纵横各一丈、一尺深为一井方,工价略高于积方。各土方工价一角至五角者不等,工具、住棚和伙食,均需自备。收土方的尺子叫弓尺,比现在的市尺约大三分之一。其劳动组织形式:堤工局下设若干包头,包头下设若干棚头。工人编组最小单位是棚,每棚十五人至二十五人不等。合数棚至十数棚设包头。包头与棚头各抽工人收入的百分之五。对堤工局的监工和验收员,过年节、遇婚丧喜庆还须送礼。这些剥削都是很重的。

临近端午父亲生病了,厂里的一个工人把他背了回来,走到家门口他举起两斤肉说:“妈,我回来了!”祖母红着眼睛接过肉“诶”了一声。

  棚有记账员,不另开工资。每月或做完一段工程时,结账尾数如一百零一元,这一元即酬劳记账员。每棚有炊事员一人十五人以下者炊事员算三分工,即三分时间煮饭,七分时间参加挑土;十六人以上者,算四至五分工,与上例同;下雨雪不能出工时,炊事员亦按上述工分。我是挑土兼炊事员,所得工分最多。我做了两年半工,至一九一六年春离开时,仅得三担半米的工资。不兼炊事员的和害病缺工者,往往负债累累,即在湖区做长工,终生不能还乡。所谓洞庭湖区是湖南米仓,就是这些堤工的血汗和骨肉累积起来的。

1984年中央召开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农村撤社改乡镇、撤队改村基本完成,可是这个遥远的内陆乡村还未真正尝到改革开放的喜果。期间父亲到处揽活,搬砖、修路、撑船、卖青蛙、背木头各种杂活,直到1990年不知从哪传来的消息说是可以去沿海打工,父亲立即决定出去闯一闯,就这样只身去了广州。

  有时,堤工也停工(即罢工),反对剥削和要求土方加价。我也参加过。但没有较好的组织领导,很少得到应有成功。堤工局那些董事等,无一不是剥削堤工来发财的。

我不知道从没出过远门的父亲是如何一个人在广州生活,他没有跟我讲过事情的细节,只知道最后进了一个棉被厂做工人,一个月挣得一百多块钱。每回发了工资就会写信把钱寄回家,供祖父的药钱和弟弟的学费。

  童、少年时期这段贫困生活,对我是有锻炼的。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常常回忆到幼年的遭遇,鞭策自己不要腐化,不要忘记贫苦人民的生活。因此,我对幼年的生活经历,一直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

那年年下,父亲给自己买了一身蓝色涤卡准备回家过年。还在村口就被众多同龄青年围住,因为父亲是附近村庄第一个外出打工的人,他们大多好奇外面的世界如何赚钱,于是父亲满脸自豪地跟他们讲述自己的经历。祖父祖母也满脸笑靥,终于这一年过了一个稍微阔绰的年。

  注 释

来年正月许多人找到父亲,要求带他们的孩子去外面打工。

  〔1〕太平军,是洪秀全等为了组织太平天国起义于一八五○年七月建立的农民革命武装。一八六四年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太平军余部继续奋战了两年多。

这群捆绑在土地上的年轻人终于有机会出去闯荡,即使对未来毫无了解,就这样在一阵鞭炮声中,这群孩子跟着父亲远行了。

  〔2〕旧社会灾荒之年,官府、地主、商人常囤积粮食,抬高市价。饥民被迫起来斗争,强迫他们平价粜粮,叫闹粜。

后来父亲就一直打工,工资也一点点地涨,给家里建好了红砖房,安装了有线电话,买了永久牌自行车。

  〔3〕团防局,是当时湖南等省都、团(相当于区和乡)的武装,是地主阶级镇压和统治农民的工具。

1995年父亲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因为家里太穷一般的女孩子看不上,祖母着急得整天打听哪里有待嫁的姑娘。后来经人介绍说邻村有一户人家,二女儿正待字闺中,可是那家人嫌弃家境不好,拖了许久,买了一台蝴蝶牌缝纫机才同意了这门婚事。

后来我问母亲为什么会同意,她说她看中的是父亲的人品。那个时候每到农忙父亲去田里要经过母亲家门前,经常是早出晚归,母亲说虽然从没说过话但打那时候就觉得他是一个勤奋老实人,缝纫机是想考验他舍不舍得为自己花钱。显然,父亲经受住了考验。

沉默寡言的父亲有了巧言能干的母亲经常被人称作幸福的榜样。现在我们一家虽然不是大富大贵,却也过得幸福美满。

这就是我的父亲,一个中国式农村父亲,寡言少语却心地善良,透过他早年寄钱的信件,我看到一个坚毅隐忍的儿子、哥哥、丈夫和父亲。

我的父亲用自己的汗水写出了一首满含深情的散文诗,读着这诗我不禁眼含泪水。

我说:“爸,你吃过的苦真是比我吃过的饭还多。”

“吃甜的多没意思”爸爸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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