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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孙向我介绍,   由于经营思路不同

2019-11-30 02:48

 十八 连锁经营的泡沫(2)

 十九 当“干部”始末(2)

 十九 当“干部”始末(1)

 十八 连锁经营的泡沫(1)

    在我的记忆里,2002年至2003年,西安气候异常,冬日奇冷无比,晚上进购的肉,第二天清晨结成了冰块,连骨头都难以剔下来,非得放在火炉旁烘烤不行。据某建筑工地老板讲,最冷的一夜,室外居然降到摄氏零下37度,在西安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春天虽温暖,但来去匆匆,眨巴眨巴眼睛,已经溜得无影无踪。夏季酷热难耐,真是冬有多冷,夏有多热,40度的高温也算稀松平常,近八十度的温差!试想,将手放入0度的水中,冰凉透骨,然后逐渐加温,至80度时,人的手如何承受得了。可见,人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多么恶劣,而人类的适应能力又是何等顽强!到了秋季,阴雨霏霏,连绵不断,好久见不着太阳,仿佛将人也要下霉一般。

    但工作中的意见和分歧在所难免。我认为每个人的阅历不同,观察事物又有不同的角度,分歧很正常,而一言堂有害无益。大家都以工作为重,想方设法把事情做好,大目标一致为根本,其他细枝末节的问题何足挂齿。

    随着事件的发展,我渐渐地明白,周斌投资搞连锁经营,并非像当初承诺的那样,投入大量资金,真正把品牌做大做强,在全国占有一席之地,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抱着投机心理,利用当时颇具知名度的“眼镜肉店”的招牌,从事曾经风靡一时的特许加盟,捞一笔钱。可惜他们并不清楚鲜肉经营的特点,社会发展到今天,钱不好挣,钱又不值钱,当一两毛钱掉到地上,人们都懒得弯腰去捡的时候,大肉依然是五分、一毛地与家庭主妇们讨价还价。他们想当然地把大肉经营与品牌服饰混为一谈,以为具有较大的利润空间,否则,不可能涉足对他们来说完全陌生的领域。

    我有位朋友毋建铭,西安师专毕业,曾在《长安报》任编辑、记者。1992年,我参加农村“社教”时,铺盖卷儿放在农村,偶尔回韦曲时没地方住,就和他挤一张单人床,一起喝酒、吹牛、拉广告、写文章等,可以说是无话不说、推心置腹的好朋友。

  久等老孙不来,合作之事渐渐淡出了我的视野。

   未去大学,在筹办连锁店的同时,长安区委、区人事局一直与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装修店面时,我仍在营业。按规定,长安撤县设区后,把市容环境卫生抓得很严,绝对不能出店经营,装修时必须停业。我当时供应着不少宾馆、饭店,停业一段时间就意味着要失去许多老主顾。考虑到我的特殊情况,经区委领导特批,在市容局办理了“占道经营许可证”,未花任何费用,店里得以正常营业,所有这些放在过去,是无法想像的。

   眼镜肉店出名以后,泰国正大集团、河南双汇集团等知名企业都先后派员与我联系,洽谈合作事宜。因我与周斌他们有约在先,遂婉拒了他们的要求。

   毋建铭的父亲原为临潼县委书记,临潼撤县设区时,调任西安市农经委主任,可惜英年早逝。临去世时,才将唯一的儿子调到市政府办公厅。现为市政府《政报》主编。

   2003年8月下旬的一天傍晚,风大雨疾,行人匆匆。我心慌瞀乱,即将关门,一辆挂上海牌照的小汽车停在了门前。我以为是隔壁餐厅的主顾,未加理会,不料老孙却走下车来,同行的还有两位。老孙向我介绍,较胖的一位是他的好友,来自美国加州的周斌先生;另一位是上海某服装贸易公司老板纪雪明,就是曾经汇过三万块钱的那位。

   由于经营思路不同,为了让老孙依照他的想法放手工作,此后对于连锁店的工作,我很少过问,对于全国各地的来访者或要求加盟者,我一概介绍给老孙,只是老孙偶尔需要帮忙,派车来接我。

   装修门店的过程中我与老孙又产生了分歧。我既干过装潢又卖过大肉,应算得上是行家里手,依照我的主张,样板店是为以后的特许加盟店树立榜样,其门槛不宜过高,毕竟在这个世界上还是穷人多,富人少,再说富人也没有必要非得去卖肉不可,故装修门店以简洁、明快为宜,不必追求高贵与豪华。然而老孙却不以为然,他认为考虑问题要有“前瞻性”,不能只顾眼前利益,吝惜几个小钱,要十多年、二十年以后仍不过时。

  一次我从某杂志看到一则脑筋急转弯,稍加改编,讲给他听:“建铭的妈妈有三个孩子,老大叫大毛,老二叫二毛,那么老三叫什么?”

   “本该早点过来,可是事情太多……”周斌摊摊手,耸耸肩,作出无可奈何的情态,浓重的东北口音夹杂着些许英文,伴随着手势,颇有洋鬼子的韵味。

   风浪之后,我愈加向往平静的生活。这时,如果某高校能稍微给我一点暗示,我会毫不犹豫地前去就职。可惜他们并不清楚我的心理,我也不好意思再走回头路,再返身去找西安工程科技学院。

   为了保证我的生活来源,合作之初就商定,我在长安区的肉店名义上归公司统一领导,实际上仍然实行独立经营。为了慎重起见,装修门店时首先从我的肉店开始。老孙在选择装修公司时,亦犯下讲究排场的错误,眼睛只瞅准招牌大的公司,以为其重合同守信誉,质量保证,不会蒙人骗人,最终选中了××建设。图纸做出后,觉得还算可以,在未作详细预算的情况下,过分相信他人,盲目地预付了一万元定金。

  建铭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叫三毛。”回过神来,将自己给逗乐了。

   当晚我们一行四人驱车来到西安朱雀门附近的四川会馆。席间,周斌用他的数码相机拍了不少照片,说是要传到北京,请人民日报社“漫画与幽默”的主编徐鹏飞先生给我画像,作为注册商标。此前,老孙也曾多次说过,徐先生是他在《吉林日报》的同事,在漫画界享有盛誉。我也曾请《华商报》的李杰将我的资料照片传送给他。这次老孙进京,便是为了此事,不知何故尚未搞定。

   前文说过,长安区委、区人事局一直与我保持联系。于是,我与老孙商议,连锁店全盘委托于他,我找个单位,重新体验为党工作的乐趣。老孙内心可能也不乐意,但没有明确表示反对,只是建议我将此消息暂时不要公之于众。毕竟我当初虽然说过不去高校,但并未承诺一辈子只卖肉而不要其他工作,何况在公司里,我只是个配角,准确地说,仅仅是个招牌,起不了太大的作用,如此而已,事情就这样确定下来。

   切切记住,无论资质多高的建筑装潢公司,只不过是个承揽工程的招牌,具体活路还是由民工来干。本想堂堂××建设,那么大的建筑装潢公司,设备一流,开工时必有专车拉来机械、工具与工人,可万万没想到,开工当天,装潢公司只来了两人,一位领工,一位施工,乘坐公交车,未带任何工具、器械。我心有疑虑,急急地将老孙电话召来,看完预算,一贯处变不惊、温文尔雅,很能沉得住气的老孙吓得差点跳了起来:二十平方米的门店,不作大的改观调整,仅表面装饰一项,竟要四万多元,难道竟要抢人不成?哪有装潢公司的工人竟然不知道公司总部在何处?一看便知道是装潢公司临时雇佣的农民工,这样的施工态度如何保证工程质量?而且漫天要价,欺我们老孙不懂行情,冒充大款,不会就地还钱!

   建铭调走后不久,我下海淘金了。时空的距离拉开了心扉的距离,见面的机会逐渐减少,以后又结婚生子,携家带口的,各人忙乱各人的事情,联系更加稀少。

   我们边吃边聊,不知不觉到了午夜,服务员收拾桌椅,等着打烊,我们才回过神来。周斌刚从地球的另一面过来,要倒时差,谈兴正浓,我们几个可有点招架不住了,尤其是我,早上必须早起,多年养成了规律的生活习惯——按时作息,于是提议早点休息。本来他们打算住在市内,顺便兜风,观赏古城夜景,没想到全被我打乱了。

   西方人重视圣诞、元旦,周斌在美国呆得时间长了,仿佛已经西化,对春节这个中国人的传统节日持无所谓的态度。早就听说过完公历年,周斌要过来,当时只当说说而已,毕竟加州距离西安何止万里,不是去一趟周至、户县那样容易,抬脚就可以到的。不料元旦刚过,他还真到了。那天老孙打电话来,我正在去区人事局的路上,老孙说十分钟之内他们就过来。我一听赶忙取消了与人事局的约会,上班之事又放置起来。

   我的脾气是眼睛里容不得沙粒子,第一面,对装潢公司未留下好印象,抵触情绪很大,看老孙的颜面,不便发作,采取“非暴力不合作”的态度。第二天、第三天依然如此,一位领工,一位施工。细问得知,××建设以为工程量太小,大动干戈不划算,遂将活路转包给他们,工料价格只是预算的三分之一。老孙得悉后,一贯心平气和的他气愤非常,立刻找到装潢公司经理,要求解除合同。

   2003年,新闻传媒热炒眼镜肉店时,毋建铭带着他企业界的两位朋友来看我,酒桌子上极力鼓捣我注册“眼镜肉店”商标;中央电视台二套“对话”节目中,一位先生发表评论时,也说“眼镜肉店”品牌的商业价值何止千万。

   户县双庄屠宰场老板杨伟,曾多次与我联系,希望能找到双方合作的结合点。此次周斌他们前来,汽车方便,在与我洽谈合作、考察西安市场之余,便有了户县之行。

  周斌此来,带着美国加州大学一位女博士,听说是攻读畜牧工程专业的,我以为要对我的方案进行论证,要有大举措,心中窃为之一喜。

   但定金在对方手里攥着,单方面解除合同要承担法律责任。装潢公司条件很苛刻,他们狮子大张口:解除合同要赔付五千元的经济损失!我等的肠子肝花差点气出来,虽说开工三天,工人两名,只是写写画画,未动一砖一瓦,你××建设的职工高智商,造原子弹?那么高身价,敲诈勒索不成?双方僵持不下。关键时候,老孙出身《大公报》,见过大世面,知道媒体的力量,以通报给媒体予以曝光相威胁,对方方才松软下来,最终赔付了一千元才摆平此事。

   对此,我曾经心动,但考虑到鲜肉的寿命有限,利润薄极,又迟迟下不了决心。直至2003年8月22日,《西安晚报》报道,西安、兰州两位名牌大学毕业生抢注“眼镜肉店”商标,聘请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专家教授专门指导,欲开肉食连锁店。

   据杨伟讲,他们距离西安市区仅半小时的车程,但车速达到九十迈,一个多小时才赶到。小车尚且如此,倘若换作货车,跑一趟至少需要三个小时,冬天勉强凑合,到了夏天,如果从他们那里进货,耽误时间不说,倘无冷藏运输设备,一流的货,到了西安市场,便会成为“注水肉”;倘用冷藏车运送,又会失去新鲜度,成为四川人所谓的“冻——肉——”。总之无论其他条件如何优越,在地理位置上,首先占了下筹。

   他们本住喜来登大酒店,没想到酒店部分装修,油漆味儿刺鼻,外国人命贵,担心摄入过量致癌物质,临时搬到了凯悦饭店。周斌此来,除我之外,最高兴的当属我的两个孩子,大包小包的礼物,洋货国货一应俱全。过惯穷日子的孩子们哪里见过这么多好吃的,他们一改以往腼腆的个性,跟在后面“伯伯、伯伯”叫个不停。

   较之西安,长安的消费水平低得多。老孙与老纪租住写字楼时,我并不知情,写字楼距离我处太远,公交车不能直达,我们的联系很不方便。老纪返回了上海,老孙与我一样,视力不好,胆子又小,汽车便闲置在那里。为了出行方便,老孙托我在长安找一名小车司机,我爽快地答应,遂将一朋友的儿子介绍给他。不知何故,老孙目测后不言不语,连个干脆话都没有,害得朋友的儿子死等了好几天。尔后,老孙在西安又高价聘请了司机,弄得我给朋友无法交代,很没颜面。

   报纸我不常看,对此也并不知情。一位鸣犊的老乡叫孙小林,原来在《长安报》社印刷厂工作,后来聘任到《西安晚报》当校对,仍住在韦曲。一天深夜归来,特意带来报纸的校样,怕打扰我睡眠,悄悄地从门缝中塞了进来,担心我见不到,第二天又特意告知我,才引起我的重视。

   双庄屠宰场修葺一新,硬件设施堪称一流,设计能力为日加工生猪三四百头,但由于种种原因,目前屠宰量只有二三十头,难怪老板杨伟心急如焚,四处寻找合作伙伴。

   经过长途跋涉,又要倒时差,周斌看起来很疲惫,寒暄了一阵,问过一些不痛不痒的问题,叮嘱我搞好方案,明天晚些时候碰头讨论,便回了饭店。

   意见得不到尊重,想法无法实施,我渐渐觉得自己在公司中无足轻重——毕竟我没有投入资金,抱着不哭的孩子,自己不心疼。频繁地过问,惹人生厌。滋生了这种思想,便对公司的事务很少过问,除非老孙有事找我,吩咐下来我照办就行。好在媒体给我做了免费的广告,肉店的生意非常火暴。

   “不就是几千块钱吗?有什么大不了的。”内心如此想着,可杂务繁忙,分身乏术,便与陕西通大商标代理有限责任公司联系,欲将商标注册事宜委托他们办理。

   周斌是做服装贸易生意的。俗话说:“隔行如隔山”,对于杀猪卖肉,自然知之甚少。作为投资商,考察市场必不可少,不能稀里糊涂地将“富兰克林”打了水漂。这种心情我能理解,所以,尽管那时的我已经折腾得焦头烂额,还是尽量抽出时间,陪他们四处考察,好在有从上海开过来的汽车代步,方便快捷了许多。

   老板此来,除了汇报工作、安排来年工作计划之外,提出新的设想为第一要务。我不敢懈怠,周斌他们走后,我赶紧回房,泡上茶,点上烟,将如何做自己的品牌,投资养殖、屠宰、销售、深加工一条龙等一揽子方案,在头脑中细细地筹划了一遍,紧要之处仔细推敲,写写画画列出要点,最后附上投资规模与经济效益分析。忙完这一切,已经接近午夜,熬过了头却很难入睡,又辗转反侧,将方案要点再过一遍,唯恐有所遗漏,直至了然于心。

   老孙总以为我对他个人有成见,其实这是他理解上的错误,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人家不远千里、万里地前来帮我、助我,倘存有个人偏见,我成了什么人品?事实上,我俩的个人感情一直挺好,工作的关系绑在一起,犹如一根绳子上的两只蚂蚱,荣辱与共。一次,好几天没见着老孙,固定电话无人接听,手机关机,我担心老孙一个人住在偌大的房间,冬天寒冷,没有暖气设备,用煤气取暖出了意外,差点打电话报警。最后老孙打来电话,说有急事去了北京,因时间太紧没来得及跟我打声招呼,害得我提心吊胆,虚惊一场。

   世间的事说来也怪,时运到了,想瞌睡便有人递来了枕头。2003年8月上旬,美国特思国际集团总裁周斌先生打来电话,说他正在香港参加一个商务会议,从网上知道我的情况,打算开完会绕道西安,前来看我,并粗略谈及双方合作经营肉类连锁的意向。

   我眼里没水,不会讨价还价,因而很少转悠服装市场。一件衣物索价三百,还价一百五,连腰砍!我觉得心够黑的,老板必定大放血。岂料行家只扫了一眼:“什么玩意?只值二三十块。”

   第二天下午,我如约来到凯悦饭店,用过自助餐,在大厅的茶苑里,老孙汇报了几个月来的工作情况,老板予以充分肯定,并提出殷切期望。对于我的设想建议,周斌思索良久,未作正面回答,而一边的女博士则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最终还是老孙打破僵局,说兴平那边有一家规模养殖场,取得农业部无公害食品认证,建议先一起去看看再作理论,大家一致赞同。

    

   本人孤陋寡闻,对于外资企业知之甚少。常听人讲外国人的经营理念如何超前,管理方式如何先进,但只是耳闻,没有机会目睹。倒真想见识见识“假洋鬼子”的手段,便爽快答应。

   我猜想,周斌他们可能将杀猪卖肉与服装贸易生意相提并论,误以为有较大的利润空间。考察市场时,很少考虑中长期运营成本,一味追求气派、洋火。老孙也跟着人云亦云:

   兴平是咸阳专区所辖的一个县级市,因几家省级企业落户而设市。近几年,国有企业普遍效益下滑,人们收入有限,所以兴平市消费水平并不高,然而却是养猪大市,其大肉主要供应西安、咸阳市场。老孙与养殖场老板似乎很熟,说明来意,未费周折,经过消毒,我与周斌、女博士,还有前文提到的高桥屠宰场老板老王就进了养殖区。其养殖规模不小,足足有四五千头,大多是二元、三元杂交品种,品系优良。女博士似乎与猪情有独钟,不停地给一帮蠢家伙拍照,镁光灯吓得猪群东躲西藏,引起养殖方反感,我们不得不急急地退出。

   不一日,又有人从大连打来电话,自称姓孙名玉光,北大哲学系1979级学生,周斌的密友,受周斌之托,拟来长安与我面谈合作事宜。现代交通方便快捷,顷刻之间,便到了西安咸阳国际机场。

  “考虑问题要有前瞻性,不能一叶障目,不见森林,只看到眼前利益。”

   之后,我们又参观了久负盛名的晁庄、界庄。那是距离兴平市区不远的两个小村庄。走进村子,一股股恶臭扑鼻而来,几乎每家门前都有一个用木材圈起的待宰圈。这里的人们以杀猪为业,每家都是一个小型屠宰坊,私屠乱宰的情况比较严重。听说村子里办理了一本营业执照,村民家里便是一个个分散的车间。据我所知,这种情况国家明令禁止,不知何故,兴平市仍然予以保留。

   因为校友这层关系,一切变得轻松而又简单。表姐夫作陪,我与老孙在西安钟楼饭店边吃边谈,丰盛的晚餐之后,协议便顺理成章,水到渠成了。

   对于他们的做法,我最初持保留意见。反过来一想,这么多年,自己局限在狭小的圈子里,很少在大千世界走动,成为井底之蛙,看待事物也许管中窥豹。可能他们是对的,他们从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来,见过大世面,对经营管理又都是行家里手,依照他们的方略,说不定会别有洞天,所以,最终还是少数服从多数,遵从了他们的意见。

  老孙的意见是,与兴平这家养殖场合作,连锁店先从此地进货,运作一段时间后,视情况建立一家属于自己的屠宰场。

   从西安归来,已接近午夜,大街上的行人稀少了许多,打字复印门市部都已打烊。老孙购买的又是返程机票,第二天拂晓就要启程。于是协议变成了君子协定,没有任何文字为据。

  周斌在西安呆过五天,签订了合作协议,确定了短期发展目标后,就飞回了美国,留下老孙、老纪负责具体实施。

   我以为不妥:其一,兴平这家养殖场的货固然不错,基本为优良品种,瘦肉率高,但价格较长安还贵两毛,长安较西安又贵四到五毛,大肉利润本身很薄,投入市场,缺乏竞争力;其二,此地距离西安路途遥远,必须经过西宝高速,长年累月,运输费用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其三,兴平多年形成的习惯,先一天宰杀第二天上市的猪,肉不新鲜,冬季勉强凑合,到了夏日,极易变质。必须使用冷藏车,而冰冻肉在西安本身就缺乏市场;其四,以后倘屠宰场建在此地,我们人生地疏,对合作方依赖性太强,极易让人牵着鼻子走;其五,媒体对瘦肉精极力渲染,人们谈“精”色变,太瘦的大肉有人还真不敢买,我在长安区的肉店之所以出售比较肥的肉,原因就在这里。何况我们自己做品牌,不从根本抓起,如何对外宣传?走捷径有时会把自己绕进去。

   过了几日,老孙又来,摆谱似的,住在长安最豪华的金长城酒店。那段时间,天老是下雨,老孙戏谑地说他一来,西安就下雨,是他名中有“雨”(“玉”“雨”同音,按照训诂学的原则,音通则义同),给炎热的西安带来了雨露与凉爽。而天凉人们胃口好,肉则好卖,我的生意如日中天,火暴非常。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我也暗自祈祷:愿老孙的西安之行能够带来财气,大家发财。

  不久,周斌通过长春公司转过来五十万元人民币,放在临时账户里,作为西安公司的注册资本和前期启动资金,但问题随之出现。

   我与老孙争得脸红耳赤,周斌与女博士在一旁听着,未参与任何意见,末了一句“容我掂量掂量,OK?”周斌说。

   因为天雨,除了偶尔出去转转,老孙大部分时间都泡在酒店里。在我的印象里,好像电话不用缴费一样,老孙的电话贼多。过了几天,老孙说他有事要去北京,担心所带现金不够。我赶忙声称自己没钱——如今这世道,坏人连累了好人,且不说金蝉脱壳,走得无影无踪,借钱时是孙子还钱时是大爷,钱财千万不可露帛。

   首先,按照最初的约定,我们应当申请注册中外合作企业,享受国家许多优惠政策,但我是个体经营者,依照有关规定,自然人不能直接接纳美元与外资合作。老孙与我商议,既然做游戏,就得遵守游戏规则,权宜之计,先以我们两个人的名义,就近在长安区注册私人公司,待业务发展,需要大笔资金时,再想办法予以腾挪。由于我两人同为北大毕业,老孙的意思,也跟母校沾点光,揩点油,拟名“北大仁食业有限公司”,谁知去工商局一查,北大已经实行了品牌保护,该名称不能使用。老孙就与周斌电话沟通,好几天不能确定,时间白白耗着,实在没辙了,于是干脆沿用美国公司的名称——西安特思食品有限公司。

  三天之后,我们仍然驱车来到四川会馆。当初的合作协议是在这里签署的,我猜想,故地重游,周斌可能另有深意。

   “你误会了。”老孙急忙解释,然后给了我一个上海的电话号码,让我打电话找一个姓纪的,请他电汇三万块钱过来,又不要告诉对方他在这儿。

    接着,去工商局注册,验资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周斌转过来的钱放在建设银行,但不能作为注册资金,理由是我们两人注册个体企业,为防止洗钱行为,公司的资金不能转入个人账户。咨询了好几家会计师事务所,都表示这是新规定,爱莫能助。一时之间,我与老孙去哪里筹措几十万元资金?事情因此拖了许久,几乎无计可施时,西安某会计师谢鸣打来电话,让我联系原长安造纸厂厂长,现为西安高新开发区某会计师事务所高级注册会计师王宗让先生,他在长安人熟,看能不能另辟蹊径。王先生是老熟人,找起来不费吹灰之力,一个电话人就到了。说明情由,王先生倒笑了:

   酒过三巡,各抒己见,依然是老一套。周斌最后总结:老孙与我在半年之中做了大量的市场调研工作,现在要加快连锁店进程,希望我能从具体事务中脱离出来,协助老孙抓紧连锁店建设;装修好的店面要尽快试营业,同时扩大范围,争取在2004年5月份前,西安地区的连锁店数量达到一十四家。待连锁店形成一定气候,销售问题彻底解决了,再考虑养殖、屠宰到深加工一条龙等其他项目。并强调“一条龙”一定要搞,但不是现在。

  我有点莫名其妙,愣在那儿没动。

   “正路不行,就来邪的。”看过银行提供的对账单,“刷、刷、刷”提笔写了资金证明,“啪”的一声,盖上朱红大印,末了,还怕我们人缘不熟,再受为难,又陪我们一起去工商局,说说笑笑,完成了注册手续。

  我能听出周斌话中的弦外之音,表扬之中暗含批评:几十万元扔在西安,六个多月了,你们两个吃干饭的,尽干些没有明堂的虚事!

  “跟他不要客气!”老孙给我打气,说那是周斌在上海的一家分公司,一切安排好的。

   相比之下,去市技术监督局办理代码证则要简单得多。拿着工商营业执照,带上有效证件及相关印鉴,交足了费用,不出两三天,跑上三四趟,代码证便到手了。有了代码证,再在银行开设正式账户,死钱就盘活了。

  我也想甩开膀子,大干一场,但想法得不到实施,小打小闹又有什么意思?

   我不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又不好意思多嘴多舌,反正在电话之中谁又不见谁的面,谈不上丢人现眼,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冒冒失失地照着打过去,还真管用,三万块钱现金一分不少地很快汇了过来。至此,我开始打消疑虑,钦佩老孙的神通。

   经历了登记注册手续的繁复过程,老孙大发感慨:“早知办公司如此麻烦,开始先不注册,运行起来,有关方面自会找你。”话虽如此,几十万资金总不能提现,即使提现,也不可能带在手头,拎着大量现金,危险性大权且放在一边,公安局不立案侦查,告你个走私贩毒,那才是咄咄怪事。

   周斌走了,我的心有点凉。西安的连锁店装修完工的已有四家,在一般人眼里,“四”是个很不吉利的数字,更有商家将“四”与“死”联系在一起,无论登记汽车牌照还是选择电话号码,都不喜欢“四”。但周斌似乎不这样看,经商做生意,希望“天天有事”,即“三三四四”,倘若没事,整日坐冷板凳,便没了生意,赚谁的钱?所以要在2004年4月底前建成十四个连锁店。

   据老孙讲,他大学毕业后,供职于《吉林日报》,后跳槽到香港《大公报》,任该报驻大连记者站站长。年过四十,胳膊腿僵硬了,不再适合没日没夜的新闻工作,便辞了职,与周斌合伙做生意,现任美国特思国际集团副总裁。

   自从我一夜成名,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说话做事,都得小心翼翼,唯恐留下什么蛛丝马迹,被人揪住,捅将出去,时不时地搞点花边新闻,弄得沸沸扬扬,引得人们指手画脚,转过头去戳脊梁骨,反倒不如过去活得舒心自在、无所顾忌。

   老孙的意思,我因名牌大学毕业,单位效益不佳,下海、下岗,自谋生路而出名,故连锁店雇用人员,首选下岗职工或未就业之大学生,于是介绍西安石油学院一名休学的大学生在我的肉店接受培训。

   老孙去了北京,此后很长时间,再无消息,所留的电话号码,不是关机,就是不在服务区。这时,好消息与坏传言不断袭来,我在漫长的焦急中等待。到后来,已经失去了耐心,基本不抱什么幻想,只待开学,去西安工程科技学院报到——也许换换环境,可以改变心境,重新开始另一种生活。

  贾平凹先生对于名人的论述很精辟,摘抄于此,与诸君奇文共欣赏:

   我们开公司办企业,目的是为了盈利,为了做大做强,并非开设慈善机构,救济天下苍生,即使救济,也是赚钱以后的事。老孙以为杀猪卖肉是眼窍活,“灵人不可细教”,聪明人仔细观察三两天,大致可以摸出其中的窍道。但老孙忽略了一点,手、眼的功夫非十天、半月就能练就,卖肉也与其他技术工种一样,有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况且,想要保持生意的稳定,首先要保证从业人员的稳定,所以连锁店最好招聘具有实践经验而又能够长期稳定之人,这样经过简单培训,便可上岗。

    

   一般人以为作了名人就十分幸福,以致尽一切努力追逐名,其实名人头脑一时冷静下来,各自是一肚子悲酸。中国人越来越热衷出国留洋,未出国留洋的人觉得出去了就必然发财,而出国留洋者即便在国外做牛做马,回来时也要装个人模狗样来显阔。人一旦成为名人,名字是自己的,别人用得最多,从出名的那一天起就没有了自己的安静和真实,完全凭着别人的好恶来活着,说好时说得水能点灯,一俊遮百丑;说得不好时,猪屙的狗屙的都是你屙的。人常说,淹死的是会游泳的,挨枪的是耍枪的,名人以名而荣,名人也以名而毁。未名人和名人的区别,就是《围城》的定义:没进城的想进城,进了城的想出城。

   我目测了该大学生,以为其不符合这样的条件,即使花费一定的心血与精力培养成功,干不了几天,又要上学,完成学业之后又不一定看上杀猪卖肉这等下三烂的活计,到头来等于竹篮打水——一场空,白忙活一场。

   大肉是时鲜食品,寿命有限,而主顾多为回头客,本大利薄,生意比较稳定。虽然与周斌达成合作意向,但具体如何操作,我心里没谱,只能看老孙他们有何高招。因而,对于合作,我持审慎态度,除了几个非常亲密之人,对外界没有透露片言只语。但纸终究包不住火,瞒过十多天之后,嗅觉灵敏的新闻界,还是闻到了异样的味道。先是《三秦都市报》,在2003年8月16日率先登出消息,“眼镜肉店成为香饽饽,美企业慕名前来投资”,文中说得有鼻子有眼,如同亲身经历一般,比我这个当事人知道得更为详尽。接着其他媒体蜂拥而至,开始第二轮采访大战。对于绝大部分新闻媒体,我干脆装起了糊涂,一问三不知,有的甚至避而不见。我当时的想法是,前面的路是黑的,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不要急于表态,能隐瞒多久先隐瞒多久。

   该大学生写了一封长信,老孙转交于我,信中期期艾艾,悲悲戚戚。我心中不忍,建议老孙资助大学生一笔钱,助其完成学业。老孙的意思,先放在肉店,观察观察再说。

   然而,对于有的媒体却是不能隐瞒的,譬如西安电视台与《华商报》。我这个人成不了大事,就是书生意气太浓,胸无城府,心肠太软,总有一种感恩图报的心理,认为没有他们的关注,哪会有自己的今天?倘对恩人胡言乱语,则辜负了他们的一番美意,有好心当作驴肝肺之嫌,扪心自问,愧对自己的良心。所以,当《华商报》记者江雪与李杰再次登门的时候,我闪烁其词,大致谈了自己的想法,回答了一些问题,并叮嘱他们事情未定局前先不要见报。没想到第二天即2003年8月16日偏偏刊登出来。也许是行文与口语之间的差异,报道与我的本义不十分相符,最起码在语气的运用上将我的犹豫变成了肯定,使我猝不及防,一时间非常被动。

   我办不成大事,就是心地太软。与老孙分歧太多,担心在老孙眼里,我处处与他“为难”、“作对”,凡他所说,我都不赞成,因而不好直接违拂老孙的意思,勉强接纳了该大学生。

   比如原先说好要到西安工程科技学院教书,我也十分向往大学的生活,在那里,既可以安安静静地读书,还有人按时发工资,而且据说工资还不低,养家糊口足矣。自1989年从学校毕业,我怀着满腔革命热情,自不量力地企图改造社会,不想却跌进社会这个大熔炉里难以自拔,一眨眼十多年成为过去,其间经历了太多的风风雨雨,坎坎坷坷,转眼之间,恍若隔世。而今,可谓再世为人,对世间的一切,什么名、利、金钱、地位……都看得淡了,深切地体会到平平淡淡才是真的哲理。现在有这个机会,利用劫后余生,捧起久违的书本,静下心来潜心治学,教书育人,做做学问也是不错的选择。

   学卖肉从剔皮开始,这是最起码的基本功。冬季,天气寒冷,大学生养尊处优惯了,怕冷,又似乎有洁癖,见不得油腻,每动一下肉,便要净手,然后找把椅子上坐下,双手插入裤兜,挑起二郎腿,一副大老板的架势。早上生意忙时,帮不了忙,还碍手碍脚。他与我肉店的小学徒年龄相仿,两人呆在一起,才找着了玩耍的对象。一次去西京大学送肉,骑着摩托车,一个带一个,本来半小时即可返回,却送了整整一个下午,让人担心是不是出了交通事故。我把有关情况告知老孙,老孙自己也观察了两天,认为确实不行,方辞退了该大学生。

   然而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几乎没有思考、回旋的余地。世间许多事情由事不由人,作为主宰万物的人类充当了被动的角色。西安工程科技学院的黄翔副院长并人事处两位处长,牺牲休息时间,多次来长安,我也与他们达成协议,虽然未形成书面契约,但大丈夫一言九鼎,岂是说反悔便反悔的吗?况且新华社播发了“每日电讯”,全国媒体纷纷转载,早已铁板钉钉,天下皆知。即使不去学校,也容我将其中缘由向校方解释清楚,免得真心实意帮我助我者热脸遇上冷屁股,岂不教人寒心,日后当如何面对?

   抽空与区人事局接上头,大致谈了我的想法:自己已经年届不惑,转眼就到了知天命的年纪,不像刚走出校门的小青年意气风发,对未来充满憧憬与幻想,政治上已经没有前途,希望能去文化部门,发挥专业所长,安安静静做学问,争取在有生之年,在专业领域有所成就。

   而这一切实在太突然了。当时尚在暑假,学校的工作还不正常,否则,后来的一切可能就不会发生。

   人事局主管业务的副局长亲自承办此事,很快就有了回音,区委党校、政协文史办、广播事业局等诸多单位可供参考。权衡再三,我最终选择了地方志办公室。我以为区志办是一个文化部门,业务相对单一,工作之余,可以腾出大量的时间与精力从事自己想做和必须做的事,党的事业与个人奔小康两不误。

   一位哲人说过,人生最紧要处往往就是那几步。倘若一步跟不上,就步步跟不上,事情的走向常常系于一念之间,容不得半点思考掂量。先是来了个北大校友,接着美国老板大驾光临,新闻媒体也跟着凑热闹。《华商报》刊登“陆步轩要与人合作办公司”的当天,我正在肉店忙碌着,还没来得及看报,西安工程科技学院的两位处长径直找上门来,质问我怎么回事。我措手不及,一时语塞,不知道该如何解释,只能推托稍后将给黄院长去电话,细说情由。事实上,我在思量台词,我想去学校,梦寐以求,但报纸上如此说了,白纸黑字,言之凿凿,我再出面予以否认,在人们眼里,岂不是出尔反尔,成了反复无常之辈?

   依照常理,事情既然决定了,年前就应该报到,但逼近年关,连锁店急于开业,具体事务千头万绪,老孙又人地两生。我答应过周斌,尽力协助老孙办好连锁店,这样,上班的事又搁置起来。

   所以,思虑良久,我只能这样解释:自己的专业荒废了十几年,如果到大学去,已经没有优势可言,因为大学里博士、硕士多如牛毛,自己的学位低,要拾起专业至少需要两三年,然后牵扯评职称,倘若再攻读硕士、博士学位,又得五六年光景,这样不知不觉间十年光阴又要过去,而人的一生究竟能有几个十年?权衡利弊,与其在大学发展,不如继续经营肉店,自己从事肉食行业好几年了,积累了一定的经验,轻车熟路,再加上美方的资金与先进的管理模式,有可能将肉食的品牌做大做强。

   吃过几次牛拽马不拽、意见不统一的亏,这次,我们吃一堑,长一智,仔细分析过肉店经营的特点之后,我们的主张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一致,拟将连锁店承包经营。但多次犹豫,贻误了时机,轮到我们烧香,庙门便关了。按照陕西人的习惯,辛苦了一年,到了春节,是享受收获喜悦的时候,又不是穷得揭不开锅,很少有人这时出门打工,因而肉店的雇员出奇地难找,更遑论承包经营了。按理,我是内行,这一点应该未雨绸缪,提早谋划,确定人选,毕竟卖肉不能等同于建筑工地的小工,随便拉一个,傻子、瘸子、哑巴都能派上用场,然而想到几次建议,老孙都未采纳,而在此之前,老孙也一直主张使用下岗职工和未就业之大学生,我的社会交往有限,自忖跟前没有合适的人选,以为老孙另有主意,故而一直没有在意。

   我头脑蠢笨,除此之外,实在想不出更合适的台词,我还能再说什么?反过来一想,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方面,我已经人到中年,携家带口的,大半辈子已经过去,是过一天少一天的人了,如果再如年轻人一般,争强好胜,累死累活又有什么意义?“塞翁失马,焉知祸福。”兵法亦云:置之死地而后生。商场如战场,断了退路,不再瞻前顾后,一心一意做生意,说不定真能有成就。

    通过熟人关系,好不容易找到两位,却怕承担风险,不愿意承包。没有办法,遂高价雇用了他们,先开一家试营业。但2004年冬,货源紧缺,进货又成为问题。我开肉店时间长了,有一些老关系,解决自己肉店的供货勉强可以,哪有隔夜之炊,建议连锁店从朱雀路批发市场进货。老孙是外行,有些胆怯,遂让给我供货的批发商先供吧,大不了我的肉店少卖一点,应付应付老主顾,优先保证连锁店。

  如此这般,又对新闻界坦言了,等于下定了决心,准备与老孙一道,破釜沉舟,大干一场。

  第一天送去三头,只卖掉一头。老孙说,肉不好,很难卖。我便让在我的店里选货,需要多少拿多少。

   接着,筹备连锁店紧锣密鼓。我们在踩点的同时,各地要求加盟的信函如雪片般飞至,不少人甚至不远千里亲自登门。对于特许加盟,我是外八路,拿捏不准,不敢轻易表态,遂把来人引见给老孙,同时也把有关信件转给老孙,老孙是公司的法人,又有老纪协助,一切还须老孙最终定夺。

   从此,每天早晨天还未亮,老孙的小汽车准时停在我店门前等待拉货,可惜二十多万元高级轿车倒成了拉肉的工具。如此过了几天,我肉店里像争抢似的,七八头肉根本不够卖,每天早早关门,而连锁店却一头也卖不完,老孙不停地打电话:“卖不动,很难卖!”我很奇怪,决定前去探个究竟。

   按照我的思路,公司的运作可以分两步走,第一步,全国各地有加盟意向的少说也有两三百家,将之建成松散型联盟,在各省、市设总代理,提供品牌、技术、监督服务,收取加盟费。第二步,公司扎扎实实创品牌,从最基础的养殖、屠宰做起,向销售、深加工等一条龙发展。

   那天才十点多,我店里的肉已经所剩无几,叮嘱雇员看着卖,自己坐上老孙的汽车,直奔连锁店,店里两个雇员坐在那里,门可罗雀,肉剔开的时间太久,卖不出去,蒸发掉水分,已经发干,失去了新鲜度。询问过价格,才知道连锁店竟比我的肉店价格高出一元左右,这就不难解释少人问津的原因。我急吩咐雇员,及时调整价格。但雇员担心:“地理位置太偏,量上不去,价格再低,保不住要赔钱。”

   老孙与周斌电话沟通后,不以为然,他们以为建立松散型联盟,在公司成立之初,人力、财力很有限的情况下,不好控制,容易将品牌搞砸、搞滥;养殖、屠宰投入资金量太大,万一遭遇风险,血本无归。依照他们的思路,先从样板店做起,一个城市一个城市逐渐发展连锁店。待发展到一定的规模,摸索出路子,再搞特许加盟;至于形成从养殖到深加工一条龙,则要根据连锁店发展的情况而定,不能盲目。

   “赔本的买卖行家做,有赔才有赚!”当着老孙的面,我向雇员仔细解释了薄利多销、多中取利的道理,事实上,依然是老生常谈,我师傅教给我的那一套。此后,连锁店的经营逐步好转,老孙才相信地理位置的重要,进价不宜过高的道理,不再提及与兴平某养殖场合作之事。

   我曾对一些养殖户进行过调查走访,用配方饲料喂养生猪,从猪崽到出栏大约需要四个月左右,每头生猪日消耗饲料平均约1250克。在饲料未涨价之前,大肉批发到64~66元/公斤,养殖户可保本经营,不赚不赔。饲料涨价后成本价约在800元/公斤左右。从2003年10月“非典”警戒解除之后,大肉价格一路飙升,最高时批发达13元/公斤,最低也在10元/公斤以上。况且规模养殖,加入一定的青饲料,成本还有可能下降。老孙他们开始若遵从我的建议,首先建立养殖场,不遇诸如口蹄疫、五号病、禽流感等重大疫情,便可狠赚一笔。而且要做品牌,不从根本抓起,无异于空中楼阁——你说是无公害绿色食品,到处胡乱进货,质量如何保证?

   前文提到,长安区由于费重,大肉批发价要比西安朱雀路批发市场贵四五毛钱。时光荏苒,时光如梭,一眨眼到了腊月二十五,肉食进入一年之中销售最旺的季节,我肉店里的销量成倍增长。经过一段时间经营,连锁店也从中摸着一些门道。我建议连锁店改从批发市场进货,以降低成本,借春节之大好时机,增加销量,扩大影响。老孙也信心大增,几次约我看车,准备购进一辆轻型货车,专门为几家连锁店进货,可我一直抽身不开。

   再说屠宰加工,国家控制建设项目,实行定点屠宰之后,任何集体、单位、个人不得私屠乱宰,哪怕只有一头猪杀掉自己食用,也必须到定点屠宰场加工,等于实行了屠宰加工专营。申请建立一家屠宰场的审批手续,仅需要五千元左右,而眼下仅一套手续就炒到了好几万元。可以说建设定点屠宰场是稳赚不赔的项目,关键是审批手续较难,但凭我们当时的人脉和影响,只要建起了养殖场,自养自宰,我想申请屠宰手续不是太难的。

   春节之后,进入销售淡季,生意萧条了许多。老孙休假期满,从大连返回西安后,认为有些富余时间,想去上海,一是看看老朋友老纪,二是先探探路,看能否开拓上海市场,不料这一去便失去了音讯。听老白鸡讲,老孙不幸遭遇车祸,在大连家里养伤,几次想帮我联系,可老白鸡身在北京,杂务繁忙,一时半刻又脱身不得。我既已答应人事局,不可拖延得时日太久,春节过完,便去区志办报了到,重新又成为一名正式国家干部。

   但周斌、老孙他们考虑的不一样,也许资金有困难,也许涉足一个全新领域,先想牛刀小试,探探水的冷热深浅,担心万一投资过大陷得太深难以自拔,或许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我不好刨根问底。周斌是出资人,远在美国,我打国际长途很不方便,主要依靠老孙与他沟通。我觉得小打小闹太没劲,实在没意思,而自己未出资金,又不好意思说出口,闷在心里很难受。老孙是周斌的全权代表、公司法人,我理应尊重他的意见。

      

  分歧归分歧,大目标一致。老孙与老纪在西安承租了写字楼,换过当地手机,汽车也留在了西安,拉开了扎根西安、大干一场的架势。

   方针已经确定,踩点、选择连锁店的店址就成为第一要务。整治市容环境之后,取缔了摆摊设点和占道经营,门面房身价倍增。我与老孙、老纪顶着烈日,冒着酷暑,驱车在大街小巷瞎转悠了好几天,出了几身臭汗,一无所获。几个人一商量,为了加快进度,分头寻找,待有了眉目,再碰头商议。我发动妻哥、杨师傅等一起帮我搜寻,经过几天的不懈努力,终于在北郊与南郊各找着一处,我认为两处恰在城乡结合部,靠近农贸市场,房租价位适中,比较合适。领老孙、老纪看了,他们却认为地理位置偏僻,起不到宣传、示范作用,我反复强调,肉店不能一味追求新潮、气派,如果附近没有菜市场,即使开到钟鼓楼底下,房价高权且不说,还少人问津。

   我的话歪理正,但老孙、老纪以为我讲话不中听,有损他们的颜面。双方因此争执不下,我借口一走了之,事情便搁置起来。

   老孙、老纪人生地疏,他们托房屋中介公司代找店面。一晃到了“双节”,举家团聚的日子,老孙、老纪离家时日已久,需要回家看看,于是老孙回了大连,老纪也回了上海。恰好“双节”肉店生意很忙,人手不够,我则在店里帮忙。

   节后,老孙打来电话,说他有些事情,需要在北京稍作逗留,让我找中介公司一位叫刘义的人,代签房屋租赁合同并付款。我约见了刘义,看过所找店面,上下两层,楼上两间,楼下一间,还有室内楼梯,认为其离菜市场太远,有效利用面积小,房租也贵,不太满意,遂推说我手头无钱,等老孙他们过来再说。事实上,老孙他们休假时,在我处放置了两万元现金,以备急用。我的意思是门店地理位置不佳,等老孙过来,看过店面后再作计议。一旦签订合同,缴纳租金,造成既定事实,即使老孙后悔,已经回天乏力。

   老纪先于老孙返回到西安,我劝说不住,从我处拿了钱,与甲方签订了合同,刘义得到五百元中介费。接着刘义又找着一处,老纪开车接我,约我一同前去考察。我本抽身不开,最主要的是人微言轻,起不了太大的作用,因而懒得咸吃萝卜淡操心,但念老纪只身一人,不去有碍情面,于情于理都很难讲得过去。看过店面,我愈加不满意,认为地域太偏,犹如走入死胡同,谈不上半点前途,坚决不同意。但老纪说:

  “老孙交代了,让签。”我极力阻拦,均无济于事。最终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只缴纳了一个季度的租金。

  一个星期之后,老孙返回西安,我言明自己的顾虑:

  “酒好不怕巷子深的时代已经过去,如今竞争激烈,开店做生意,地理位置非常重要。”

  老孙说得也很现实:“这么长时间过去了,没有动静,周斌那边又催得紧,先动起来再说。”

  设身处地,我能理解老孙的难处,毕竟,我也曾经寄人篱下,过着仰人鼻息的日子。

  不久,上海那边有事,老纪必须回去,千钧重担就落在老孙一个人的肩上,我真为老孙捏了一把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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