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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朱德、彭德怀私下里分析了当时面临的

2019-11-30 02:48

  (一九二八年七月至一九二九年七月)

  (一九二九年八月至一九三0年六月)

1928年冬,随着红四军、红五军两大主力红军的会师,在壮大了井冈山的武装力量、扩大了湘赣边的革命影响的同时,也引来了国民党军的大规模“围剿”。蒋介石调集湘赣两省6个旅,约3万兵力,从不同方向兵分五路,采取层层包围、步步进逼、分路合击的作战方针,对井冈山实施军事“会剿”,同时辅以严密的经济封锁,妄图困死饿死红军。在此危急形势下,毛泽东与朱德、彭德怀私下里分析了当时面临的形势后,开始考虑率红四军打出去、而让红五军留守井冈山的问题。

1929年初,湘赣联军30000余人发起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会剿”,由永新、莲花、茶陵、桂东、遂串等地分五路进攻井冈山红军约5000人。

  粉碎三省“会剿”建立湘鄂赣边区

  回到湘鄂赣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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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朱德、彭德怀私下里分析了当时面临的形势后,与井冈山配合打破‘会剿’。“1929年1月4日至6日,面临着敌人将要对井冈山发动的三省‘会剿’,在宁岗白露召开了红四军军委、红五军军委、湘赣边界特委及边界党组织负责人联席会议,为了打破国民党的‘会剿’,决定留下湘鄂赣边来井冈山的彭德怀部700余人和红四军第32团王佐部500余人留守井冈山。朱德、毛泽东率红四军主力第28团、第31团和独立营、特务营等部队3600余人转移到敌后,配合守山部队,寻找战机歼敌,以打破国民党的‘会剿’。”(《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军事科学院出版第一卷第29页)

  一、七两团和直属队撤出平江,转移到东乡龙门集 结,沿途农民热烈欢迎和慰劳,喊口号、唱歌不绝。农村 房屋虽然大部被烧毁,但农民还是尽量让出房子,给红军 宿营,不使自己的军队露营淋雨(农民对红军的称呼,我是第一次听到)。在群众热情鼓舞下,军队情绪饱满。

  一九二九年秋,从湘赣边区率四、五两纵队回湘鄂赣边区。七月份,四、五两纵队集结永新、宁冈、莲花边界——也就算是苏区中心区,休整了一个月。八月张辉瓒师、谭道源两师共四个旅开始向我军进攻。第一线三个旅齐头并进,一路经永新、一路经莲花,向我休整地夹击;第二线一个旅为策应。我军约一千一百人左右,从敌军间隙中进至潞口砂(莲花县城东约四十里)埋伏,待敌主力进占莲花时,我乘敌之不意,袭击敌之后尾。当晚敌之尾后一个营和辎重进至潞口砂宿营,我已在敌前进路侧预先埋伏,乘敌集合出发时,猛烈射击。该敌大乱,我军猛烈冲杀,半小时全部歼灭该敌。敌全师辎重全被我缴获,可惜当时群众因敌军进攻,上山打埋伏去了,无人搬运,除尽量埋藏外,也顾不了打扫战场。此役是“避强击弱”,又打中了敌军要害——辎重,但如不扩大战果,仍然打退不了敌军的进攻。只有不顾小利,照顾大局,决心“避实击虚”,“攻其不救”,才能调退进攻之敌。遂迅速北进,攻占宜春、分宜,消灭地主武装,后又攻克万载。先威胁樟树,进一步威胁南昌。进攻湘赣边之敌,乘夜退回吉安。这次敌军被迫放弃了永新、莲花两城。此时,湘赣边苏区、并宁冈有三个完整县。

1929年1月上旬,红四军前委,中共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红五军军委以及中共各县县委领导人在宁冈柏露村的一家杂货铺召开了联席会议,讨论当前所面临的形势。朱德首先发言说:“敌人这次‘会剿’调动了18个团,相当于我们五六倍的兵力,这个仗怎么打好?大家出出主意吧!”

毛泽东的"金蝉脱壳":1929年井冈山突围记

  第四团在浏阳受相当损失后,失去联络,过了两三天,地方党派向导将他们引来归队。

  我们乘胜进到铜鼓地区,回到离开一年多的湘鄂赣边区,时已九月。此时红五军有相当能力消化俘虏兵,故部队易于补充。九月下旬,召开特委和五军军委联席会议,介绍两个边区及红四军经验,主要是军队做群众工作经验、建设根据地经验(包括筹款)和军队政治工作经验。交换了情报:边区工作有了进步,留在边区的红五军六个大队无增减,地方游击队稍有扩大;盲动主义残余虽未完全肃清,但比一九二八年要少得多了,什么“杀,杀,杀尽一切反动派”,什么“烧,烧,烧得×毛×光”,这类极不文雅的盲动主义口号也看不见了。我们分析了形势:蒋桂矛盾已很紧张,蒋介石嫡系钱大钧军集结衡阳,湘军吴尚第八军集结祁阳,蒋桂军阀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江西方面第二军鲁涤平部和滇军朱培德之第三军也有矛盾,客观形势有利于革命发展,扩大游击战争和苏区。

与会者各执一词、分歧很大。在大家期待的目光中,毛泽东点燃了一支烟,站起来,慢条斯理地说:“同志们都发表了很好的意见。这些意见归纳起来是两种:凭险死守,或外出游击。我不主张死守。敌人数倍于我,而且装备精良,现在寒冬已到,我军物资菲薄,不宜战事久拖。我们拖不起、拼不起呀!”

于是,来井冈山联络的红五军主力被赋予保卫井岗山及保护伤病员和家属1000多人的重任。“红五军根据湖南省委关于应同井冈山红四军取得联络的指示精神…主力700余人由彭德怀、滕代远率领于12月10日到达宁冈,同红四军会师。”(《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军事科学院出版第一卷第29页)“红五军军长彭德怀被任命为红四军副军长…率领红五军主力和红四军第32团等部留守井冈山。”(《中央革命根据地史》人民出版社出版第68页)

  在龙门休整近十天,做了以下几件工作:

  红五军军委抓住了这一有利形势,认为红五军的主要任务是要把井冈山脉、幕阜山脉、九宫山脉打通,把湘鄂赣边、鄂南区和湘赣区南起井冈山,北抵长江联成一个长块;在此地区放手发动群众,消灭地主武装民团,分配土地,建立党,建立政权,建设比较巩固的根据地,配合红四军前委一年夺取江西的计划。为适应上述情况和任务,把五军编为五个纵队,每纵队辖五个大队;另一特务大队、一于部训练大队,共三千一百人左右。划定各部游击区:第一纵队司令孔荷宠,活动于平江、修水、通城地区;第二纵队司令李实行,活动于浏阳、万载、萍乡地区,原该纵队司令黄公略调任五军副军长;第三纵队司令吴溉之,活动于铜鼓、宜丰地区;第四纵队司令郭炳生,活动于湘赣边苏区;第五纵队司令李灿,活动于鄂东南之阳新、大冶、通山、通城、蒲圻、咸宁和江西之瑞昌、武宁等地区。

继之,毛泽东又话锋一转,有点激动地说:“但是,我也不同意丢掉井冈山,我们在这里经营一年多了,建立了以宁冈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这块根据地千万丢不得啊!”

随即,红四军主力乘夜潜出敌封锁线,“原来红四军下山是要向吉安推进,实行‘围魏救赵’,与井冈山配合打破‘会剿’;但红四军下山后被敌人尾追,越走越远,完全脱离了井冈山,坚守井冈山的红五军就成了孤军奋战了。而且红五军的领导和士兵还不熟悉游击战,不善于守山头、打埋伏,加上刚上山不久,地形、民情均不熟悉,以致后失败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史》人民出版社出版第68页)“红五军七、八百人与围攻之国民党二万多部队激战三昼夜被敌隔断,突破重围后只余283人。”

  1.建立政治部工作。党代表滕代远兼主任,张荣生任副主任。政治部对军内进行政治思想工作,对外打土豪。没收分配要经过政治部批准。出布告、杀人宣布罪状等,由政治机关署名。

  当时全五军三千人,还不及平江起义时多,但经过一年锻炼,素质大为提高。主要是同人民群众相结合,它所起的作用就大不相同了。以井冈山为旗帜,主要的就是同人民群众相结合。结合的关键在打土豪分田地,政治上打掉地主阶级的威风,经济上没收其财产分配给农民。湘赣边区实行土地平均分配,就是实行“耕者有其田”。湘赣两省白军“会剿”时,永新有一个区没有被搞垮,主要原因就是实行了这一条。这个方向大家认为是对的,但以它为榜样,具体地向它学习不够,主要表现在没有认真做土地改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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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军经历数月游击,终于在“四月间,五军残部和四军在瑞金回合,彭德怀汇报了井冈山战斗经过,毛泽东当时即说:‘这次很危险,不应该决定你们留守井冈山’。”(《中央革命根据地史》人民出版社出版第68页)晕!也不知是哪个决定的?再看毛泽东事后是如何说的:“朱德留下彭德怀守井冈山,自己突破了白军的封锁。”好象红4军军长有权命令红5军军长?

  2.继续加强士兵委员会工作,发展党组织(当时军队党还是秘密的)。连上建立党的秘密支部,发展党员的对象,主要是秘密士兵委员会会员。到十月,绝大多数基层单位都有了支部。

  这次战略部署是正确的。半年之内,扩大了苏区,使三个苏区〔43〕基本上打成了一片;扩大了主力红军,地方武装也有很快的扩大。当时五军军部位于铜鼓地区为指挥中心,十一月中旬,我将上述部署以及与红四军会合后的经过,写信报告了中央。信是由湘鄂赣边区特委书记王首道同志带交的,信中并说到我入党及平江起义的大概过程。

大家迷惑不解地问:“毛委员,你到底是什么主张呢?”

无法打破敌人的围剿,放弃根据地突围,这无可非议;留下部分部队牵制敌人,掩护主力转移也属惯例;然留下的却是“客人”、“友军”的红五军主力,而作为“主人”的红四军主力却全部转移就奇怪了?原因何在?是红四军部队不适合留守?还是另有原因?

  3.从上到下地建立党代表制(委任)。

  五军军部住下不久,十二月中旬,从各方收集的情报,知吉安敌军又在蠢动,准备进攻永新苏区。我和公略、代远、邓萍率吴溉之第三纵队、军特务大队、干部训练大队(培养连排长、政治委员),经株潭、宜丰、莲花城以东之严田,到达永新城以东靠拢四纵队集结,准备配合第四纵队迎击进攻之敌。当时吉安敌军似系谭道源师,他以为红军主力北进了,对湘赣边苏区又轻视起来。该敌刚从吉安城出来十余里,被我四纵队袭击,消灭一个整营,并有小部分缴获。敌即缩回吉安城,没有再出来了,可能是发现我主力集结。我即分途消灭遂川、泰和两县地主武装,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地方武装在泰和、万安夹赣江有相当大的发展。

“我主张采取积极的策略。敌人从这边打过来,我们就从那边打出去,迂回敌后,在外线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打破敌人的‘会剿’。”

问题的关键是那次“联席会议”:主力外出、留一部牵制并可能放弃根据地是综合性决定,由党政军联席会议讨论决定很正常;而留何部坚持却是一个纯粹的军事问题,作为井冈山根据地的主人,红四军完全可以自行作出决定,根本无需党政地方和作客的友军红五军“联席讨论决定”。所以“联席”的目的就很清楚了:通过“党的决定”,形成压倒多数迫使或诱使红五军留下坚持,替红四军一部坚守井冈山。

  4.加强宣传工作。连队、机关都做宣传工作,多数人手里都提着宣传筒。开始用红土,以后用石灰写大字标语,沿途及宿营地都写满了。

  赣南特委和湘赣边特委要求组织第六军,派黄公略任军长,另派一批干部。当时湘赣边特委书记是朱昌偕,王怀、周高潮等为常委。上述要求是他们亲自前来提出的。五军军委满足了他们这个要求,除派黄公略外,还派了一些高级干部如李聚奎、王如痴、陈振亚等,另派干部训练大队全部,人枪各百余(六军后改为三军,归一军团建制)。这大概是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上中旬的事。

反应敏捷的陈毅快言快语:“这叫‘围魏救赵’!”

再论红四军中何人能够代表党来召开、主持并主导这次会议?答案自然是时任湖南省委并能够控制红四军党委和特委的毛泽东,无论是党内地位,还是个人才能、性格品行,都能够胜任上述角色。而湖南省委领导不在山上、边区特委不够级别、朱德等人又无权召开党内会议。

  稍事休整,八月中,湖南敌人约十二至十五个团继续向平江、浏阳集结,准备向红军进攻(这时农民叫我军为红军,叫国民党军为白军)。为避免同敌军硬拼,我军适时向江西之修水城进攻,进占渣津、修水约十天,解决了冬服;消灭白军一个营和二三百民团。

  我们在天河过的旧历年。

“对!围魏救赵!”毛泽东十分自信地挥着手,解释说:“以一部红军会同当地武装守山,红军大部出击外线,转攻敌人之后,迫敌穷于应付,以解井冈之危。”

而为何要留下红五军主力而不是留下红四军一部?原因也很明了:红四军第28团是南昌起义、叶挺独立团的底子,红四军的主力,毛泽东争取并能部分控制的对象,拿来牺牲不值得;第31团是秋收起义的底子,质量较差却是毛泽东的嫡系,更不能拿来牺牲,并且一旦损失,毛泽东就成了光杆司令;而第32团、独立营、特务营等更属游杂武装,无法完成进行阵地战、冒充红军主力的任务,所以只能牺牲正好在山上的红五军主力给红四军垫背。然作为平级的友军单位,红四军自然无法命令红五军守山,于是就演出了这场“联席会议”,拉上地方党政干部,利用四军等单位在数量上的优势,通过“党的决定”、通过“民主的决定”留下红五军守山。虽然红五军干部反对,然在“联席会议”上包括彭德怀、滕代远红五军领导在内“全体通过。”还美其名曰:“保持红四军完整”。

  九月初,湘鄂赣三省白军“会剿”开始了。我军退出修水城,占领铜鼓。我们相对分散部队,开始学习做群众工作。江西受盲动主义影响比较少些,群众比较容易发动和组织。不到一个月,修、铜一带群众有了一些组织,特别渣津地区群众已经组织起来。部队学会了打土豪、筹款、挖窖。地主一窖常埋几百、几千元,甚至万元。张荣生带的工作队,在渣津地区捉了一批土豪。江西土豪穿的很坏,我看了觉得实在不像土豪,放了一批,受了他们的批评。张荣生说:这些土豪都是罚款千元以上者。开始我还不太相信,以后看这些地主家属背来一袋一袋的银元缴罚款,我才相信了。

  一九三○年春,我们率三、四纵队集结于永新、安福边界(离永新县城三四十里),整训休息,做群众工作,准备夺取安福和袁水流域各城。当时,蒋、冯、阎军阀间之矛盾日益明显,江西鲁涤平令靖卫团坚守县城。特委准备召开县以上党的联席会议。约二三月之间,中央巡视员潘心元来到五军军部,住约一星期。我们将黄公略成立第六军的情形告诉了他。潘说,成立后应归五军指挥。我说,主要看情况。六军在赣江以东活动时,归四军前委指挥比较方便;如它到赣江以西行动时,可归五军军委指挥;六军也可以指挥在湘赣边的五军部队。

红五军大队长李灿问道:“那么,大部红军向何处出击呢?”

其实以“…红五军的领导和士兵还不熟悉游击战,不善于守山头、打埋伏,加上刚上山不久,地形、民情均不熟悉,以致后失败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史》人民出版社出版第68页)”而论,应承担守山任务的是红四军第31团,其在井冈山久,编成内有不少当地官兵熟悉地形、民情,也善于游击战,即便失守也便于突围、游击。唯一不让其留守的理由只有——这是秋收起义的部队,毛泽东的嫡系

  占领修水的城市政策同平江起义时一样:按资本大小捐款,不满一万元者不捐;一万元以上者捐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反动政治代表和一般商人合伙者,除去反动部分,折价百分之三十缴款。官盐没收发给群众,造成后来没有盐吃,群众有意见。当铺宣布没收,凭票无偿发还原物。没收了两家较大的反动的布店,因军队要做衣服,没有分给群众,以后买不到布时,群众也有意见。在修水县城筹款不到三万元(没收布店除外),而捉土豪挖窖所筹款项比城市多了一半。以后在认识逐渐提高以后,改变了筹款对象。实际上,这是由于对社会主义革命和民主革命两个不同阶段的革命对象没有搞清楚而产生的问题。

  和中央巡视员潘心元的谈话

“去赣南!”毛泽东扳着手指头说,“第一,赣南地域广大,山区居多,离大城市较远,敌人鞭长莫及;第二,赣南物资比较丰富,便于红军解决经济问题,目前这问题特别严重;第三,赣敌兵力较弱,比湘敌好打;第四,从赣南打出去,可与东北红军,东固红二、四团取得联络,互相配合,可成掎角之势。”

  当我军向南进占铜鼓时,沿途群众很热情,商店也没有关门。敌人继续前进,我军向万载大桥转移,背靠浏阳。湖南张辉瓒旅三个团,突然向大桥我军袭击,打破了互不越省界的惯例。我们向平、浏、修、铜四县边界山区转移。江西、湖南两省白军向我夹击,我即向鄂南之通城、通山、九宫山地区转移。湘赣白军赶追,鄂军堵击,我们又从九宫山和修水、武宁间南进,到处消灭民团、警察,捣毁县、区政府,杀反动派,散发财物。消灭白军一个营为目的,尽量避开打硬仗。

  我和潘心元谈过多次,上述只是一次。

大家纷纷赞成这一主张,“围魏救赵”的策略获得了通过。

  在反对三省“会剿”的战术上,是采取同敌人打圈子、打推磨仗(敌称为盘旋战术)。经常跳在敌军侧后方,使敌摸不着头脑,弄得敌人疲惫不堪。拖到十月中下旬,敌人精疲力竭了,在渣津消灭朱培德部一个整营,敌人停止了“追剿”,我们粉碎了湘鄂赣三省反动当局八月会议的“会剿”计划。三省交界的这个地区,对长沙、武汉、南昌威胁太大,因此引起他们严重恐惧。

  以后,我和潘谈到平江起义后,这一年多来,斗争最艰苦、最激烈,得到的经验教训也不少。主要是武装斗争方面:没有根据地,武装斗争就不能持久;没有武装斗争,也建立不起根据地。湘赣边和湘鄂赣边区的建立,就是这一经验的证明。武装斗争要有分工,即要有主力红军和地方游击队、赤卫队。没有主力红军打不开局面,粉碎不了白军进攻;没有地方武装,镇压不了反动的靖卫团、挨户团及地主富农的反水,也就保卫不了根据地。现在主力红军同敌军来比是弱小的,要研究如何以弱小的红军战胜强大的白军。我举了奔袭鄠都和去年八月潞口砂的伏击仗,这都是以弱胜强,出敌不意,又是攻敌要害,也就是攻敌必救的痛处,结果打退了敌人的进攻。这种打法是旧式军队不懂得的。战机是经常有的,即敌军弱点是经常存在的,就是不易发现和不易及时抓住。红四军抓住了歼灭郭凤鸣旅的战机,就开展了创造闽西根据地的局面。我也举了去年六月进攻安福失败的教训,如果那次红五军这一千三四百人的主力被消灭了,对湘赣边区的巩固和发展,就要增加多少困难!今天红军主力作战,务求每战必胜,这当然是难事,但须反对去年进攻安福这样的冒险主义。我们是由旧式的国家反动军队起义来的,一切由有后方供应,变为无后方供应,任何补给全靠自己,这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现在我们初步学会了自筹给养,打土豪挖窖;自己扩兵来补充自己,争取俘虏兵当红军。

“剩下的是讨论四军、五军,谁守山谁出外的问题了。”朱德说。

  在四十五天的艰苦奋斗中,我方各种减员一千有零。红军缩小了(不到两千人),张荣生、李力两同志在这次三省大会剿中英勇牺牲了。张在临死前说:“共产党的事业一定会胜利!”他是红五军最早的一个共产党员,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雷振辉(团长)、李玉华(连长)可耻地叛变了。李玉华造谣说“军长被围”,率领第一连伪称“解围”,逃跑投敌。大部分士兵识破其面目,又逃回来了,还有十余人被他骗走。雷振辉当晚未逃脱,翌晨出发时,拿出手枪企图凶杀叛变。被警卫张子久同志发觉,夺了雷的手枪,子弹击在地下。雷力大个高,又把枪夺过去,幸被连长黄云桥同志一枪结束了他的狗命。黄后来当赣南红独立师师长,在反五次“围剿”时牺牲了!

  我又谈到,在现在的条件下,要建立所谓巩固的后方,敌军打不进来的后方,这是不可能的。守井冈山的经验教训是很多的,像红光医院那样集中地医治伤兵,在现在的环境下,是不适当的;只能依靠群众掩护,分散医治。我举了小密寄伤员的事实,我们党代表负伤后,也是寄在群众家医治好的。这是一个宝贵的经验。我们准备采用这一经验,再不要起井冈山那样的红光医院了。那样的医院好是好,就是保不了。

毛泽东一言挑明:“前委的初步意见是,四军下山,五军和三十二团守山……”

  后来,渣津一带群众因平江游击队狗队长(群众替他取的名字)乱烧乱杀反水了。群众原来对红军很好、很热情,现在对红军扯白旗、打土炮。当时平江党盲动主义也是严重的,我们感觉这个问题不解决,建设根据地、扩大红军、深入土地革命都是废话。

  潘说,那又怎样叫做巩固的根据地呢?我说,巩固的后方是指军队有固定的医院、被服厂及一切军用物资储备所。巩固的根据地是指白军打进来,我们又能把它打出去;它又打进来,我又能再把它打出去,如此不断反复,人民群众始终拥护我们:对红军掩护、侦察敌情,对白军袭扰、封锁消息,对当地反革命分子,群众自动看押,甚至镇压,这样的根据地就算是巩固的。如果长期不能打退白军而被它长期占领,那就变成游击区或游击根据地了。如井冈山那样的,只算军事后方,我们守了三天,被敌打破了,即使三天打不进来,三十天也是会打进来的。

“我们五军不同意留下!”红五军参谋长邓萍突然站起来高叫道。但他很快就意识到了自己的过激态度,随即情绪和缓地继续说,“五军上山才不过40天,各方面情形都不熟悉,又只有800多人,敌人有3万多兵马,怎样守得住这么大的井冈山?”

  十月中旬,滕代远同志以湖南省委特派员名义召集了第一次湘鄂赣边区党的代表会议(浏、平、修、铜、万载五县代表及红军代表的联席会议)。当时平江有县委,修水有工作委员会三个同志,万载有工作组数人;通城、通山两县没有取得联系;浏阳东乡有区委组织,浏阳县负责人是王首道,这里乱烧、乱杀脱离群众现象比较少些。决定在平江、铜鼓边界之幽居开会,记得开了三天或四天。这次会议对边区根据地的创造是有意义的,会议的主要内容是:1.建立湘鄂赣三省边界特委和根据地,选举湘鄂赣边区党的特别委员会,以王首道同志为特委书记,滕代远同志为红五军党代表兼军党委书记。2.反对了乱烧、乱杀的盲动主义思想。3.反对了严重的宗派主义,决定红军和地方游击队混编。在三省严重“会剿”中,重要干部有雷振辉、陈鹏飞、李玉华叛变或逃跑,士兵中也有个别叛变的。混编后部队政治上得到巩固,军民联系要好些。因主力红军是外籍人,人生地不熟,混编后,即变为人熟地也熟了,能提高地方武装的战斗力,又能适应斗争环境,分散与集中运用自如。4.这两个多月的艰苦斗争,对红军的建设是有益的。数量虽有所减少,而政治质量是大大提高了,取得了某些初步经验。体会到:没有政治上和思想上的认识一致,是不能团结的。军队内部不能团结,军民也不能团结,没有军内和军民的团结,就不能长期坚持斗争,更谈不上胜利。5.也谈了平江起义的经验:(1)有共产党的领导,(2)有边区群众特别是平浏群众的支援,(3)有井冈山的旗帜和榜样,(4)有北伐时期的影响。这些是起义胜利、粉碎敌军进攻和“会剿”的主要条件。此外,军内士兵会的组织对维系军队良好纪律、巩固部队,都起了重要作用。如果没有士兵委员会的组织,在党组织力量和政治思想领导如此薄弱的情况下,不要说坚持三个月,就是坚持三个星期也是困难的。起义后我们被迫接受非常不熟悉的事情——主要是没有后方的作战,伤病员安置极端困难,给养靠自筹,医药无来源,这些是我在旧军队根本没有想过的事情。现在也学会打土豪、挖地窖筹款了,做群众工作也在开始学习。一切都是新问题,都要重新学起。

  潘说,守井冈山就是错的啦?我说,守井冈山有正确的,有错误的,然后又是正确的。经过这样的过程:开始以红五军五个大队守井冈山既设阵地,吸引敌人攻坚,疲劳消耗敌人,是为了使我转入外线的红四军能机动打击敌军,配合红五军打退敌人围攻,这是正确的。后因敌情变化,红四军受到谢文彬旅的袭击,他们放弃配合保卫井冈山,经赣南出闽西。他们当时只有这样做才能摆脱困难,保存自己。这时,红五军就成了孤军困守井冈山,敌军优我三四十倍,那它总会把井冈山打下的。在这种情况下,坚守井冈山就成了错误。我们当时不明了红四军的情况,如能及时了解情况,早一两天突出包围,那就要比较安全些。井冈山有五条要路,三条被敌攻破了,五军决定突出重围,保全红军,避免被消灭,然后再图恢复边区和井冈山,这是正确的,这是完全必要的。这样的事,在当时并不是那样容易决断的,如果预先没有一点准备,就很难设想。

此意见立即得到红五军其他军官的支持,会议气氛顿时为之一变。毛泽东对坐在头排一直沉默不语的红五军军长彭德怀说:“彭军长,你拿个意见吧。”

  会议对时局也作了些分析。大意是:1.南昌起义、秋收起义时,人民武装斗争是没有经验的。现在井冈山有了一年多的经验,建立了根据地和红军。2.国民党彻底反革命的面目已经完全暴露,北伐战争时期提出的一切政治经济口号,一点也没有兑现,没有解决任何一个小问题。3.人民对国民党的面目有了亲身的体会,对国民党是刮民党,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人民对国民党的清乡政策、屠杀政策表示了愤恨。这次平江起义,人民的态度就是这样明显。

  可是,事过四十年的一九六九年国庆节后,《人民日报》的通讯员,说这是不要根据地,违反毛主席指示!照他的意思是不要突围,而要同敌人把自己拼光。那才是要根据地,那才是执行毛主席指示?他自己违反毛泽东思想,却自封为毛泽东思想,他是投机分子,不知人间还有羞耻事。

“扯了龙袍是死,打死太子也是死。五军服从前委的决议!”彭德怀此话一出,立即得到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的鼓掌欢迎。与邓萍等红五军军官惊异的目光对视了一下之后,彭德怀神情严肃地说:“四军、五军一盘棋,怎么能老是看着自己的脚趾头呢?这井冈山是革命的根据地,丢掉它,就像母亲抛弃自己的婴儿!”

  当时,我个人认识到,为什么要以井冈山为旗帜、为榜样呢?这个旗帜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是实际的,不是空洞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是失败了,都留存了一小部分力量,在井冈山会合,形成了当时的朱毛红军,成为红军旗帜,不仅有号召作用,而且要在红军发展中成为统帅,使全军有头。在打土豪、分田地、建设根据地的问题上,我在一九二七年冬、一九二八年春就注意井冈山。我当时感觉,对天上有飞机,陆上有火车、汽车,水上有兵舰、轮船,且有电讯、电话等现代化交通运输与通讯联络的敌军作战,没有根据地是不行的;不实行耕者有其田,也就建立不起根据地。在这个问题上产生了对毛润之的敬仰。

  又一次我和潘谈:我们还不大会做群众工作,只是做了一些宣传工作。至于如何在农村中建党、建政、分田,还未入门呢。今年局势要是稍微缓和一点,我们要抓紧学做群众工作,特别是分田。

会议最终把留守井冈山的担子交给了彭德怀。散会后,毛泽东冒着霏霏淫雨,赶上已走出会场的彭德怀,激动地说:“老彭,临危受命,这次守山极为艰难,你们的担子很重哟!”

  在部队混编后,主力保存十一个大队(连),三个纵队,每大队一百五十至一百八十人。其余编为地方游击队、赤卫队。根据省委指示,我和滕代远、邓萍、贺国中、李灿、张纯清等同志率五个大队去井冈山与红四军取得联系。实际我自己也想去“取经”,想弄清革命的性质,分田怎样分法等等问题。其余六个大队分散在边区各县,归黄公略同志指挥。

  他也谈了一些时局问题:蒋桂战争终究会妥协,蒋冯阎虽有矛盾,不一定会爆发战争。他说要回上海去,其他地方不去了。我问从哪条路走,他说,想回浏阳老家一趟,然后走鄂东南回上海。他没有见过黄公略,那时黄已在赣江以东,万安县境内。

“没得办法,重担子总得有人挑!”

  红四、五军第一次在井冈山会合

  袁文才、王佐事件

彭德怀连夜回到军部驻地茨坪时,红五军各大队长和中队长已经在此集合。在一片闹哄哄之中,只听李灿发牢骚说:“就凭我们这些人守得住井冈山?骗鬼!怎不叫他们留下呢?哼!”

  在边区特委成立后,十一月间,天气晴和,农民秋收已毕,我和滕代远等同志率领五个大队,准备向井冈山前进之际,根据得到的敌情分析,湘赣两省白军又有向边区“会剿”之势。为了把江西白军部署搞乱,我军袭占了万载城,约占一星期之久,筹款万余元,补充了部队冬服。这时,赣省白军约两三个团,由南昌方向向万载前进,当敌离城半日行程时,我们即经萍乡和宜春之间向井冈山前进。

  在潘心元走后大约三四天内,一九三○年三月初,我们正将三、四纵队集结于永新、吉安、安福边境,在进行夺取安福城的攻城练习。某晚深夜,边区特委书记朱昌偕、秘书长陈正人(似乎还有王怀或其他人,记不清楚了)来我军部,向军委报告情况。当时公略已去六军,代远、邓萍和我在。他们谈袁文才、王佐要叛变。说袁、王在永新县城县联席会议上,强迫特委决定把边区地方武装归他们改编统率。王佐讲话时,把驳壳枪在桌子上一摆。现在永新城内驻的是袁文才、王佐部队,如不承认这一条件,袁、王有将参加边区县以上联席会议的同志一网打尽的可能。事情万分危险,请求五军立即出动挽救这一危局。我说:“去年五六月间,王佐率特务营和五军共同行动打酃县、桂东、城口、南雄时,还不坏,不算太蛮横,不至如此严重吧!为什么变化这样快呢?”朱昌偕说,这完全是袁文才从红四军逃回以后挑拨起来的。红四军前委于一九二九年一月讨论“六大”决议时,将其中有关争取土匪群众,孤立其首领一段删去未传达(讨论“六大”决议,袁、王参加了,删去那段是四军前委常委决定的),袁文才在红四军政治部找到原文对出来了。袁文才从红四军逃回后,将那段原文念给王佐听(王佐不识字),对王佐说:“我们怎样忠心,他们也是不会信任的。”我说:打南雄回来以后,约半月,有一天近黄昏时,我一个人到王佐处,我想把王佐同袁文才的关系搞好一点,王总是撇开此事。黄昏以后,红五军司令部派传令兵来接我回去,王部警戒兵喊口令:“站住!”王佐很紧张,立即把手枪拿出来,左右人员也把枪端起来了。我知道他有怀疑,坐着未动,说:“这里没有敌人嘛!”又问:“传令兵同志,你来干吗?”传令兵回答说:“党代表要我来接你,怕路上有狼呀。”从上面事情来看,王多疑是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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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莲花城北约四十里处,红四军前委毛主席派何长工同志率约二三百人,先我到达该地,在道侧两翼大山埋伏。约花了一个多小时,彼此才沟通,他们才知道是红五军派来联络的部队,他们的任务也是要北进同五军取得联络的。莲花城有白军一个团驻守,我们于夜间从莲花县城西绕过,直插砻市(即现在宁冈县城),到达该地是在广暴纪念前几日。先在砻市会见了朱德军长,第二日到茨坪会见了毛党代表。他首先就说:你也走到了我们一条路来了,中国革命条件是成熟的,社会主义革命不胜利,民主革命也要胜利。我想,这个问题我们还没有弄清楚,我们五军内有些同志就是把两个革命不加区别地混在一起,把消灭地租剥削和消灭资本剥削当做一回事。我当时在这个问题上虽感觉不妥,但理解不深,所以没有发言权。

  事情这样突然,时间这样紧迫,这样的事情,很不好处理。当时,军委开了临时会议,我与特委共同决定,派四纵队党代表刘宗义(张纯清)带四纵队一部分(离永新城三十里)接近县城,守住浮桥。等天明时再和他们谈判,弄清情况后,再行决定。据说四纵队一部刚到浮桥边,袁、王察觉,即从城内向桥上冲来,一在桥上被击毙,一落水淹死。袁、王部有二十余人系井冈山老土匪,冲出城外逃回井冈山去了。其余部分在城内未动。

彭德怀怒斥道:“屁话!总得有人留下吧?这是闹革命,掉脑袋也得干!”

  过了几天,四、五两军开联欢会和广暴纪念大会。搭起的台子,搭的不稳固,人一上去讲话时,就垮下来了。有人觉得不吉利,朱德军长讲:“不要紧,垮了台,搭起来再干吧!”又把台搭起来开会。在会上朱军长、毛党代表讲了话,我也讲了话,内容都记不起了。

  特委向部队说明袁、王“罪恶”后,将其部队改为湘赣边区独立团,受特委直接领导。以前我们没有预闻,以后我们也未干预此事。

党代表滕代远向大家传达了会议决定:“同志们,柏露会议决定,我们五军暂编为红四军第三十团,彭德怀担任红四军副军长兼三十团团长,我任四军副党代表兼三十团党代表……”

  又过了两三天,党的六次代表大会决议送到了。红四军前委召集了扩大会议,五军军党委常委同志均参加了这次会议。红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同志主持会议,逐段详细地讨论了这个决议。我对这次会议印象很深,认识了中国革命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而不是什么不断高涨;对民主革命的性质、任务,党的十大纲领〔41〕等有了比较深刻些的认识。前委对反对盲动主义解释得很详细,平江起义后,我对于乱烧、乱杀的盲动主义很有反感,觉得把房子烧了,人民住到哪里去?红军也没有房子住。反革命是人而不是房子。占领修水时,渣津、马坳一带群众已有初步发动,我军转移后,被平江游击队狗队长(老百姓这样称呼)把那块地方烧光。半个月后红军再去,农民挂白带子,对我们打土炮,封锁消息。当时盲动主义者叫这些群众为反水,对反水群众不是争取而是镇压。完全不检查自己的错误,反而把错误当做真理,把执行错误政策的说成是坚决革命,把反对错误政策的同志,说成是对革命不坚决,军阀出身靠不住。“六大”解决了这些问题,是使人高兴的。毛泽东同志在那次会议上,讲了烧房子脱离群众。他讲了在遂川(井冈山南)的故事,说开始农民都围拢来很亲近,当把洋火一拿出来要烧房子时,群众就跑开,站在旁边看了。你再去接近他一点,他又跑远一点。他又讲到红四军对宁冈反水的群众,是采取一系列办法去争取群众回家。我当时听了这些,印象是特别深刻的。这次直接接触了毛泽东同志,使我对他更加敬仰。

  红四军离井冈山前,毛主席向袁文才做了很多工作,才争取了袁随四军出动的。在部队出动前,毛主席同我谈过。毛主席说,袁这人很狡猾,名堂很多,他已同意随四军政治部工作,这就可减少井冈山以后工作的困难。这是在红四军离开井冈山时,我去送行,在茨坪房子外面荒土上,我们坐在地上谈的。这样做是想争取袁文才进步,使他离开旧基础,改换新环境。

未等滕代远把话说完,指战员们便愤愤不平地嚷嚷开了。滕代远大声说:“是我们自愿将自己的部队编入红四军的,是自愿留守井冈山的。”

  这次会议正是我三十周岁时开的。是我半生受教育最大的一次。

  一九三一年粉碎第一次“围剿”后,项英来到中央苏区,富田事变的领导机关和部队(二十军)撤到河西永新。在讨论如何去争取他们时,我便同毛主席谈了袁文才和王佐这件事。毛主席说,讨论“六大”文件时,不应该要他们参加。在红五军四纵队靠近永新城时,袁、王那样惊慌,是可以怀疑的,袁文才从红四军逃回井冈山,也是不怀好意的,袁是一个知识分子,在袁未逃回以前,王佐随五军行动时,还是表现好的,对五军是不怀疑的,那次随五军到南雄,是王自己提出来的,我们未向他建过议,要是王过去有怀疑,他就不会随我们出去。

彭德怀动情地说:“眼下,红四军必须向白区发展,才能解决生存问题。如果我们五军不承担牵制敌人的留守任务,四军离开后,湘赣边区政权就会受到损失,甚至会被搞垮……井冈山是指导中国革命的明灯。我们能让这盏明灯熄灭吗?”

  这次会议有王佐、袁文才两人参加。他们曾是当地两个绿林部队的首领,已加入了共产党。前委照顾他们的政治情况,把“六大”决议上关于争取绿林部队的策略,大意是争取其群众,孤立其头子这一段删去未传达。这件事以后被袁文才发现了,出了乱子。

  在庐山会议以后,在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上,有人说彭德怀为吞并袁、王所部,不惜杀害袁、王。此案必须请求审委弄清楚,我要是从袁、王所部拿回一杆枪,甘愿偿命赔罪。此事还有陈正人活着可查明。假使当时特委同志所报非实,那特委同志也有责任,我们也有轻听轻信的责任。假设这些合于当时事实,那么就同一九三○年敌人进行第一次“围剿”之紧急关头时,总前委在桥头决定解散二十军的情况,大致是相似的。

一部分与会者高呼:“不能!”

  在会议期间,湘赣两省反动军队,正在调整部署,准备“围剿”井冈山。当时红四军还是草鞋单衣,冬服未解决,无盐吃,每天三分钱的伙食也难解决,只有离开井冈山到白区打土豪才能解决。可是伤病残人员无法安置,又不可能带走,似此,势必派队留守。当时,四军全部也不过五六千人,如分散,力量会更加单薄。为这些问题,四军前委开会讨论了多次,我也参加了这些会议。最后决定由红五军五个大队约七八百人留守井冈山,并让我任四军副军长,保护井冈山伤病员及一些家属小孩。我知道这是一个严重而又危险的任务。我回去同代远谈了,他当时是五军党委书记,由他召集了五军党委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我、邓萍、李灿、贺国中,可能还有李光。讨论时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我们是来取联络的,任务已完成,应立即回湘鄂赣边区,传达“六大”决议。如果我们长期留在井冈山,就会影响湘鄂赣边区的发展。一种意见是接受前委指示,保卫井冈山后方,使红四军主力安全脱离敌军包围,向白区发展。如果红五军不承担这项任务,红四军离开后,湘赣边区政权也可能受到损失,甚至搞垮。故我们应当承担起来。第一种意见是大多数,第二种意见是我和代远。我们说服了不同意见的同志,准备牺牲局部,使主力安全向外发展。

  我第一次到井冈山和第二次到井冈山恢复根据地,是完全拥护毛主席对绿林部队耐心改造的政策的。只有用共产党的阶级路线和具体政策,才能逐渐提高绿林部队的政治觉悟,促其思想进步,才能逐渐分化和改造他们。什么“争取其群众,孤立其领袖”,这只是教条主义的阶级路线,而不是具体的实践的阶级路线。

后来,在激烈的井冈山坚守作战中,因为黄洋界被敌人攀崖而上、偷袭成功,致使红五军腹背受敌,处境维艰。随后,其他几个关键哨口也相继失守。于是,彭德怀、滕代远遵照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会议的决定,除留下一小部分地方武装由王佐率领在当地打游击外,其余700多人在彭德怀的领导下,于1929年2月1日撤离了井冈山。

  红四军离开井冈山时,计划转移到敌后,也就是敌之外翼,配合守山部队,寻找战机夹击敌军,以打败敌军的“围剿”。他们从小行洲向遂川及以南前进时,江西敌军之谢文彬旅即尾随红四军之后。如果部署得好,是可能歼灭或击溃该敌的。我四军进至大余、南康,遭受谢文彬旅袭击,经赣南安远、寻邬向闽西南转进了,这就完全脱离了井冈山。坚守井冈山的五军,五个连分守五条路,成为孤军奋战了。

  边区全盛时期与中央四月来信

  井冈山突围

  在袁、王问题解决后,只过三五天,三月初,我率三、四纵队攻克安福城,消灭守敌一个营和靖卫团共约六七百人。这时湘赣边有六个县城——永新、莲花、宁冈、泰和、遂川、安福,还有茶陵、酃县、万安等各半个县,这是边区全盛时期。

  在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后的第三天,湘赣两省白军约十二至十五个团向井冈山合围攻击。“围剿”井冈山之敌,湘赣两省各为四个旅八个团。进攻时,湘敌只发现七个团;赣敌除谢文彬旅尾随我四军外,还有三个旅六个团,进攻时只发现五个团。似此,进攻井冈山之敌,全部兵力大约是十二至十四个团。每团平均以二千人计,当在二万四千至二万八千人之间。我以七八百人对上述敌军兵力,敌优我劣,是三四十倍之比。重层围攻三昼夜,我黄洋界、八面山、白泥湖三路阵地均被敌突破。我守黄洋界的李灿大队(连),八面山之彭、李大队(连)均被敌隔断。

  红军继续攻克新余、分宜,三月攻占宜春,消灭了这些守城的靖卫队和警备队反动武装,在袁州(宜春)休整十天。四月份占领万载、铜鼓。中旬进攻浏阳的东门市、文家市,歼敌二百余。东门市是浏阳东乡民团反动据点。四月二十日前后,一、二、三、四纵队集中平江县东部之长寿街;四月二十五日前后,第五纵队在进攻瑞昌受挫后,亦从瑞昌、阳新边界到达长寿街,五个纵队共约五六千人。

  我和贺国中在茨坪集合了三个大队、特务排及后方勤杂人员等五百多人,在敌重层包围中突围,如果不突围,当然会全军覆灭。但红军留下的伤病残员、妇女、小孩一千余人,要突出敌军重层包围,则部队要在前面开路,又要在后面掩护,真是不容易。从井冈山主峰腹部的悬崖峭壁处,在猎人和野兽爬行过的小道上,攀行了一天一晚,算是突出了敌军第一层包围。

  此时,蒋冯阎军阀大战〔44〕已开始,鲁涤平命令民团集中守县城,这对我消灭地主武装,发动群众,扩大苏区很有利。湘赣边苏区和湘鄂赣边苏区,连成了一片,中间没有白军隔断。打通湘鄂赣和湘赣的任务,在军事上已基本完成。地方工作跟不上来,只做了一些宣传工作。从一九二九年秋末冬初至此时,红军主力扩大一倍还多,士气高涨,是平江起义后之最盛时,地方红军也有些扩大。特别是攻克宜春时,正遇着鲁涤平从湖南招来一批新兵,一千余人,全部参加了红军,补充到三、四纵队,这是一种意外的收获。

  时值严寒,天下大雪,高山积雪尺许,我的干粮袋炒米丢失了,我不愿别人知道,两天未吃一粒米,饥饿疲乏,真有寸步难行之势。可是枪声一响,劲又不知从哪儿来的。在烂草田击破敌军阻击小部队,算是突破了第二层包围。

  这时,湘鄂赣边区特委派去上海开会的代表已回到了边区,带回了一九二九年冬我给中央信后中央给我的回信,我们叫做“四月来信”。其中除称赞外,对建设根据地一项说:建设根据地是对的,但不要像你们所说建设在大山中,而要建设在大城市,像武汉这样的城市。从而五军内部就有了争论,也就是开始有了立三路线的影响,我在那时的认识也是比较模糊的。五军军委内部有个别同志开始反对右倾,对个别同志出身于富农成份加以攻击。我说,我们是有成份论者,但不是唯成份论者。他说,这是保护富农路线。从这次来信可以看出,立三路线不是从六月十一日才有的,而是四月以前就有了。不过这信没提全国革命形势,只提夺取大城市做根据地。可见,只要政治路线有了偏差,就会反映到组织问题上,如唯成份论就来了,而且剑拔弩张,不许别人批驳,随便污蔑别人为右倾。

  突围的第三天,刚到大汾,又遭敌军三面伏击,在敌人三面火力交叉射击下,我们有全部被歼危险。只有集中三个大队突击一点。我军奋勇从中突破敌人伏击阵地,继续南进,算是冲出了敌人最后一层包围。可是敌方兵力大,我军人数少,突破口被敌封锁,后面伤病残人员又被包围,伤员亦无法救出。我红军被三四十倍优势之敌重层包围攻击,突围后又遇伏击,这样险恶的战斗环境,除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外,其他任何军队都会被消灭。敌军攻占井冈山后,一时反动气焰嚣张,追击、侧击、堵击、伏击,他们满以为捞到了很多东西,其实什么也没有捞到,被英雄的红军打碎了他们的幻想。

  粉碎罗霖、郭汝栋师的进攻

  可是这件事,在一九六九年国庆节后,我《人民日报》通讯员说成是彭德怀不要根据地,违反毛主席指示。我看这种人对根据地不是完全无知,就是打起伟大毛泽东思想红旗反对毛泽东思想。他不了解什么叫做根据地,也不了解如何才能创造根据地,更不知道如何才能坚持根据地的斗争,只是一位信口开河的主观主义者,他现在肚子吃得饱饱的,身上穿得暖暖的,也在随声附和地大骂违反毛泽东思想。让他去胡说八道吧,谨慎点吧,防止某天一跤跌倒,跌落自己的牙齿啊!

  一九三○年四月三十日,全军向平江县城前进,决定“五一”节夺取平江城。当时守城者是何键部王东原旅之一个团,从上午八九时战至下午四时,大部被歼灭,少数逃走。这时蒋桂战争虽已结束,但蒋冯阎军阀大战全面展开,客观形势对我是有利的。

  从大汾突围出来,这时只有五百余人。越过上犹、崇义大山,从南康上游渡过章水。时值腊月三十日过大年时节,离河岸不到三里即一大村庄,有数百户,大地主家大摆筵席,庆祝年三十晚。红军一到,他们当然跑了。从井冈山突围以来,已有二十日,在敌不断追击、侧击下,饥疲交困已达极点,遇此机会,大家是喜笑颜开,饱食饱饮自不待说。在吃饭时,我说要快走,离开这村五里也好。其他同志都不同意立即走,主张明天拂晓走。我说:“此地离粤赣公路线敌军据点,远者四十里,近者才三十里,渡河地某镇有电话,恐已通知敌军。我军渡河近三小时,敌军可能已经出动,晚上十二点,敌军可能达到此地将我们包围住,明早拂晓攻击。过去敌军不敢轻率,现在是打破井冈山的时候,反动派气焰嚣张,敌军劲头很大。”他们都说,拂晓前出发没有问题。事实是,大家都很疲劳,把紧急情况看成了一般情况。平日滕代远同志对军事行动从不干预,这次他也不同意,把我气得难以形容。

  在平江城休息两天,即攻江西之修水、武宁。当时该两城各约一营守军附靖卫团守城。消灭两城之敌后,使湘鄂赣边和鄂东南苏区连成了一片。

  这天晚上我没有睡,也不能睡,到各连去看,都睡得很死,甚至守卫的也睡着了。我在外面走来走去,大概一点了,爆竹声中飞来子弹声,我即叫号兵吹紧急集合。在村外刚集合,敌军赶到,枪声一响就有些乱,我令向信丰方向前进,贺国中说,你带队走前面,我走最后掩护。走了约十里,贺赶来说,就是不见李光来,他可能带走了一些部队。天亮了,集合队伍检查,仅剩二百八十三人枪。其余半数李光带了不知走向何方。他们说,等一会儿,或者派人去找吧。我说:都不是办法,只有走出危险界。

  我们全部歼灭修水城之敌后,武宁守敌弃城逃走了。得知罗霖两个旅四个团、川军郭汝栋部五个团,乘我五纵队离开阳新苏区时,进攻鄂东南阳新、大冶苏区。我们即率四个纵队前往粉碎郭、罗两师的进攻,一纵队留平江开展工作。

  走了约十里,有些小部队在前面山上一字排开,望远镜中看到,很不整齐,知是民团,一冲就逃跑了,敌人也疲劳了未追。我们占领了有利阵地,隐蔽休息,赶快煮饭吃。一个半小时出发,走信丰东南之小河镇(信河之渡河点),向东走,经重石镇,向会昌方向走,然后向兴国去找地方党。这是一个大方向,使每个同志都知道。后来知道李光带了与我们相等的人枪,向广东南雄地区去了,群龙无首,不到一个月全部被消灭,李光下落不明。那天如果预先告诉了大方向,可能不致如此,这是领导者不周密所致。

  红军所过之处,人民群众热烈拥护。浏、平、万、铜、修根据地遭敌严重摧残,多数地区被白军烧得片瓦无存,人民对红军尤爱之如亲人。残存的半升粮米和薯干,自己不吃,留给红军吃。进至阳新县龙燕区,该地群众对红军的热爱,比平江群众有过之而无不及。外地红军到达该区,均不愿离开。群众对伤病人员之照顾,真是无微不至。沿途欢迎红军之口号声、歌声、锣鼓声,响彻云霄。当年天旱,苦久不雨,可是红军路过,茶水满布,宿营用水煮饭,亦不感困难。妇女老小,人手一扇,站立道侧,替红军扇凉。到宿营地时,房屋打扫得干干净净,开好铺,他们自己露宿,决不让红军露营。在营地终日歌声、口号声不 绝于耳。不间断地宣传鼓动,对敌军一层又一层地警戒, 封锁消息,保护红军。粮食缺乏,农民将自己仅有的一点 粮食、薯丝、玉米、稻米,自动地送到各部门首,倒在桶里 就走了。白军罗霖部闻风龟缩阳新城内,守乌龟壳。

  二月上中旬之间,我们到了鄠都之桥头。该地有党的秘密支部,有小游击队,对周围情况熟悉。他们替我们侦察敌情,准备向导,以便一旦发现敌情,随时可以行动。并替我们收买了近千发子弹。

  我们在群众高度热情的鼓舞下,决定进攻阳新城。 突破一道道的副防御,攻击终日未下。群众组织了许多担架队,把伤兵争着抬回自己村里看护医治,无微不至,真是比亲人还亲。郭汝栋从大冶前来增援,我们把进攻 阳新城改为监视佯攻,主力撤围打援,一次、两次命令都撤不下来。士兵说,一定要打下阳新城,打不下阳新城,消灭不了罗霖师,对不起阳新人民。经过反复说服,主力才撤出战斗,转移至大冶、阳新边境,击溃了郭汝栋五个团,消灭敌小半,乘胜占大冶,猛追至鄂城、黄石港,威逼武昌。在英、美、日帝国主义兵舰掩护下,郭之残部得以渡到长江北岸。当时我军无炮,对帝国主义的舰只无可奈何,只好听之。

  休息了两三天,敌人又来了,我们转移到兴国县的莲塘和东山,该地也有地下党支部,并与赣南红二、四团(小部队)取得联系。在白区有无地下党组织显然是不同的。在这里休息了大约五天,白军刘士毅旅来进攻。当地党通知我们,该旅只来五个营,有一个营和民团留守鄠都城。这时我们还保存三百人,二百八十三支步枪。我们决定当即出发,绕过刘旅主力,奔袭鄠都城。十八小时走了一百四十里,夜半到达,出敌不意,突然爬城袭击,立予猛攻,消灭该旅一个营、靖卫团和县警备队全部一共六七百人,缴获三四百支步枪,还缴了两挺轻机枪。县长逃脱。我被敌数旅之众,穷追堵击一个月有余,刚一落下脚来,即进行一百四十余里之奔袭,而且是攻城,这是完全出乎敌意料之外的。可见没有准备的优势并不等于真优势,有准备而加勇敢的军队,可以打败无准备的优势之兵。

  在黄石港宣布没收帝国主义的洋行、商店,成千成万农民组织成搬运队。这样大的群众行动,没有破坏纪律政策的行为,这样好的工作真是不容易的。我在这里真正看到了群众的力量。我们占领金牛镇时,没收一家大地主的财物,地方负责人宣布现金归红军做军费。农民挑着铜币、银币,一担一担地送到红军司令部,也没有发现短少。其他财物有计划地分配给了苏区和当地的群众。

  此役之后,鄠都一带群众,对这支红军称为天兵。红军对敌军伤兵,给他们上药,每人还发了两元零用钱。发了传单,向他们作了口头宣传。又将死者收集到一处,等刘士毅旅回城处理。俘虏兵三百余人,看了无不感动,其中半数以上当了红军。

  注 释

  在井冈山突围以后,连遭败仗,力争打了这样一个胜仗,意义很大;但必须谨慎,不轻敌,才能保住这个胜利。估计敌主力一定回城救援,在下午约三时至五时之间可到鄠都城。我军须在午后三时以前渡过鄠都河,进到小密宿营。这时,已是午后二时余,一切准备就绪,就是找不到党代表滕代远同志。时间紧迫,最后在邮局收发处找到了他——因收集文件报纸时不慎,驳壳枪走火,从胸前洞穿,负重伤,倒在房内。

  〔43〕三个苏区,指湘鄂赣苏区、湘赣苏区和鄂南苏区。

  我渡最后一船,渡河完毕已近三时。刘旅先头部队四时返城,隔河相望,甚有意思。刘旅只射击,未敢渡河追击。

  〔44〕蒋冯阎大战,指一九三○年爆发泊蒋介石同冯玉祥、阎锡山联军之间的大规模军阀战争。这次战争从五月正式开始,至十月基本结束,历时半年,主要战区遍及河南、山东、安徽等省的陇海、津浦、平汉各铁路沿线的广大地区,双方共死伤三十万人以上。

  我们主力到城南三四十里的小密,已近黄昏,小部留河岸警戒。此地依山傍溪,群众全无惊慌,见到红军不但不跑,反而喜笑颜开。黄昏后,地下党支部书记来接头,他问我们是哪里来的红军,告以实情。他说:“昨晚听到城内枪声激烈,今早城郊有人过往说,昨晚红军打开了城,我不大相信,还以为是白军自己打仗。”我说:“你们能帮忙吗?”他说:“可以。党支部有二十余同志,还有农民会组织。”我说有二十余重伤员,其中有军党代表滕代远。他说:“有办法安置,群众好,我们会用一切办法保证你们的安全,医药也可设法买到。”我说还有余枪,昨晚缴获三四百支枪,破旧的烧毁了,完全好的枪还有百数十支,交你们保存。他说:“我们有党员和可靠群众,每人保存一支。”他又说:“能不能给几支枪,组织秘密游击队?”我说,可以。他说:“离这里四十里,还有地下党区委。”我说:“就是子弹少。”他说:“子弹不给都行,这里有钱,可收买零散子弹。”他问:“烧毁了多少枪?”我说:“在鄠都烧掉了约两百多支,放走了约五百俘虏,如早知道这里有地下党,就不会烧掉了。”他痛惜极了,说:“我们不知道,实在可惜!今早我为什么不派人或自己进城呢!老彭呀!我们老想搞几支枪,总是没办法搞到手,如早搞到几十支枪,这里就成为苏区了。”这时,贺国中进来了,他说,布置了警戒,同俘虏兵讲了话,大概有小半愿当红军。我介绍了上述情况,他高兴地说:“这下好了,我正在想伤员怎么办!”

  代远同志伤重,但无论如何不肯留下,要随队去,他说:“现在负责人仅你和贺国中两个人怎办?”我说:“你的伤太重,在胸部洞穿,还不知伤了肺没有,随军行动好不了,且有危险;伤好后仍回五军,现安心养伤。”算是说服了他。邓萍有小病,见当地有党又有群众,无论如何要求到地方工作,或留地方医治休息一时期。一直劝说到天明,他还是要留下,只好让他留下了。留了近百支枪给地方,以后发展为赣南独立团,成为黄公略第六军之一部。

  从井冈山突围后自己的感受:从井冈山突围到鄠都桥头约三十天,没有根据地的依靠,得不到群众的支持,使红军作战、行军都遇到很大困难。撤出平江时,第四团失去联络,地方党和群众把他们带来龙门归队;这次李光率领部队失去联络,就没有人去带路把他们找来归队。开始认识到根据地和民众的重要,但在当时还没有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敌攻占井冈山时,成了反革命高峰;红军奔袭鄠都胜利后,即由防御转为进攻,对根据地的重要性,在认识上又加深了一层。敌军是拜物教者,你不给他打击,他就不承认你的存在;只有他受到打击之后,他才承认你的存在,这是千真万确的道理。

  鄠都城战斗胜利后,为了安全、休整、争取俘虏当红军,决定拂晓后离开小密。小密群众虽然好,又有党的地下支部,就是离鄠都城太近,又是在路口上,故决定移到会昌、信丰、鄠都三县交界之牛山,离小密东南三十里。该地在大山之中,警戒比较容易。同时,离开小密可以转移目标,避免白军来小密一带“清剿”,使隐蔽在该地治疗的伤员也安全些。到牛山时,民众插红旗表示欢迎,称红军为大兄。我们在此一连住了十来日。该地群众生活很苦。牛山普遍有三鼎会门组织,在赣南各县这种封建社团也很普遍。他们说:五百年前都是洪家,以后分为共产党和三鼎会,就是由洪字分开的,因此,三和共是一家。他们对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有赞成的,有不赞成的和反对的,反映了他们内部的阶级矛盾。在牛山的十天左右时间里,做了些宣传工作,贫苦农民参加红军者十余人,俘虏兵当红军者百余人。

  从代远在鄠都收集的报纸、信件中得知,“会剿”井冈山的湘赣白军已回防,湘、桂军阀间,蒋、粤、桂之间都有矛盾,刘士毅旅一个团驻鄠都城,旅部和缺一个营的团回驻赣州城。似此,再没有力量来追击我们了。把报纸上收集的材料综合起来讲了一次。军阀战争在酝酿中,新的形势要到来。这时我们人数虽然很少,倒很团结。讨论了鄠都战斗经验,批评滕代远同志不该一个人去邮局检查,几乎丢了性命。也批评了我,不该首先上城,这是拼命主义。讨论了李光失去联络的原因:当晚是年三十,伸手不见五指,李光那连走在中间,他走在先头,在去广东和信丰路口,他一定往南走了,看不见队伍,他以为自己掉了队,就使劲赶,结果越赶越远了。主要是看不见。以后,这样黑夜行军,每人背上要有一块白布,走先头的部队要带石灰,用石灰把分路口横断,最后的同志带扫帚,把石灰扫了。可见,这时大家还在想李光这个问题。讨论说,时局好坏,每人经常准备两双草鞋,只要不出李光这样的事(不掉队),有草鞋,又有炒米(干粮),什么坏时局也不怕。又说,注意打土豪时替军长搞匹马。我说,明天去袭占安远城,解决夏衣问题,大家就说,准备石灰筒写标语。这些意见都是战士自动提的,这里表现了团结一致,人人对革命负责(那时还没有“干部”的字眼)的精神。

  赣南气候在二月下旬就只着单衣。我军又奔袭了安远县城,消灭靖卫团、警察等反动武装。在这里住了十天左右,放出了在狱犯人,缝制了夏衣。收集各种报纸,分析蒋桂矛盾日益严重,江西省军阀内部亦有矛盾。我们准备打回井冈山去,恢复湘赣边区。某日,在县署反动文件中,发现有红四军在汀州消灭郭凤鸣旅,郭本人被击毙的消息。

  在我军进占安远城后,头两三天并不顺利。反动靖卫团强迫成万农民围着城,日夜打土炮。我们站在城墙上,对他们喊话也是无效。贺国中率领两个大队突出城外,打死反动团队数十人;捉了几百农民进城,给他们宣传解释,将没收反动商店和地主的财物分给他们。这样做了两三次宣传解释之后,围城的人就自动瓦解了。农民很勇敢,也很贫苦,在他们略有觉悟之后,自动来参加红军的有二三百人。安远城和北乡原有少数党的组织被敌破坏,党员被杀害者不少。县委还留有三个同志,逃在南乡、寻邬边界,又发展了十余人。

  在打散反动派围城之后,县委杜同志来城汇报情况,谈到他们县委靠砍柴和烧木炭卖维持生活,很艰苦。我们给了二三十两鸦片烟(从反动县政府没收来的)和二百元作为党开展工作的经费。他退还二百元,只拿去那点鸦片烟。杜同志说:“砍柴烧炭卖,可以勉强维持生活,现洋留着给你们做军费,鸦片烟卖掉之后,买个油印机和救济几个死难同志的家属。”他们的艰苦卓绝,真是令人感动。后来我在湘赣边和湘鄂赣边苏区,介绍过这个县委的艰苦工作的作风。在一九三一年粉碎三次“围剿”后,红三军团又到会昌、安远、寻邬等地开辟新苏区,这位杜同志还在领导安远县的工作,这里很快成了苏区。在王明路线统治时期,他被诬陷为AB团被杀掉。这样惨痛的事,在王明路线时期不知有多少!一九四二年整风市干运动,毛主席的方针是:大部不捉,一个不杀,还向被整错了的同志道歉,使这些被整错的同志甚为感动。两者对比,毛主席的路线贯彻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多么伟大。

  红四、五军第二次会合于瑞金城

  我们得到红四军的确实情况后,即改变了打回井冈山的原定计划,经会昌进占瑞金县城,与古田、汀州靠近。数日后,红四军从长汀经古田来瑞金第二次会合。此时,红五军由三百人又发展到七八百人。毛泽东同志将中央二月来信给我看,来信对当时时局估计有些过于顾虑,为了减少目标,要朱、毛离开红军,把红军分散在农村。我写了一封信给中央,大意是时局紧张,主要负责人不能离开部队。有共产党领导,有正确的政策,红军是能坚持的。当年北方有一个白朗〔42〕到处流窜,以他为比说,他尚能坚持,我们为什么不能坚持?信是由四军前委转来的,原稿留毛主席处。

  这是我第一次直接写信给中央,我向四军前委汇报了撤出井冈山的经过。毛党代表说,这次很危险,不应该决定你们留守井冈山。

  在瑞金,我们住了约一星期。四军到后,住了两天即开鄠都。在途中某地,没收钟姓地主谷物分给当地贫民。不知是地主同姓的狗腿子还是受蒙蔽的群众阻拦分谷,在分谷时,就发生了械斗(赣南地主操纵的姓氏斗争很严〔42〕 白 朗(一八七三一一九一四),河南宝丰人,民国初年农民起义军首领。一九一一年十月在宝丰组织农民武装,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的压迫和剥削。一丸一二年提出“打富济贫”的口号,在河南积极参加反对袁世凯统治的斗争。一丸一三年底,他领导的起义军转战安徽、湖北、陕西、甘肃,一度称为“公民讨贼军”。一丸一四年夏回师河南,八月在宝丰、临汝间的突围战斗中牺牲。重)。四军司令部一个负责人,未经调查研究,即令将拦阻分谷的人枪毙了两个。红军不在当地停留,只是路过该地,此事很易被反动地主利用,造成械斗,模糊阶级斗争。午饭时,我和朱军长、毛党代表一起吃午饭。那时的午饭,各自用洗脸手巾包一碗饭,到时休息就地吃,也没有什么菜,吃冷饭,喝冷水。在午饭时,毛主席得知此事,当时给乱杀人这件事以严肃的批评,没有任何情面。对人民群众如此认真,给我的印象很深。我觉得这是一种好作风,是一种正确的政治态度。这次是直接给我的第二次印象(在井冈山是第一次)。

  到达鄠都县城附近时,我提出率部打回井冈山去,恢复湘赣边区政权,当即得到红四军前委同意。

  回师井冈山 恢复湘赣边区

  从鄠都过河,又经小密,该地群众已经公开组织政权和游击队,群众对红军十分热烈。寄在该地的伤病员也好了,特别是代远同志,笑容满面回到部队。这时部队约近千人,穿着崭新的灰色军服,戴着荷叶帽,有些学生模样,别具丰采。

  我们告别了小密群众,感谢他们对伤病员的照顾。他们也说,红军帮助组织了游击队对付靖卫狗子。现在我们公开了,秋后不再送租了,以后还要分田。军民间谈得热火朝天,恋恋不舍,有些青年送了上十里路,还不愿意回去。这当然是滕代远等同志在医伤期间做了不少工作。在这里看出农民是多么需要共产党的领导,又多么迫切需要武装。有了这两条,他们由秘密而争取了公开,建立了政权。

  在小密,邓萍同志要求回队,我们开了欢迎会。我讲话,大意是困难到极端的时候,就是转变的开始,只要再坚持一下,就胜利了。井冈山被敌攻破时,是我们极困难的时候,只有三个多月变了。当时我们退却,敌人追击;我们对鄠都城来了一个奔袭,取得了胜利后,敌人即由追击进攻,转变为退却,我们由退却转为进攻。经验教训就是要团结,要坚持,要坚决;不要动摇,不要松懈,不要涣 散。这次绝大多数同志是坚决的,也有个别人不坚决。

  这次又经过牛山,群众高兴,拉着红军衣服说,你们不要走了。经信丰县城以北,不意遭遇靖卫队三四十人,把他们全部消灭了,净是一些九响枪,交给信丰党了。他们有游击队六七十人,有梭镖和土枪。队长郭一清同志,是信丰的群众领袖,代远同志同县委接头时,决定郭随五军行动一个时期,再回信丰。郭以后在红五军当团政委,第一次占领长沙后,在撤出时阵亡了。甚为痛惜!

  这次回井冈山和上次退出井冈山的形势完全不同,除在信丰消灭靖卫队数十人外,沿途再未遇见敌军。像屡次行军一样大概未出十日即到达井冈山,在茨坪住了一晚,会见了王佐。他的特务营没有什么损失。井冈山区群众被敌摧残得很厉害,湘赣两省白军在占领时,特别撤退时,进行了彻底破坏,烧光、抢光,屠杀也很惨;疟疾普遍流行,无药医治;无盐、无布等生活必需品。那时的井冈山,人口还不到两千,拨了两千银元救济老百姓。

  翌日到砻市会见边区各方面的一些干部,对情况了解比较全面了一些。永新地方工作是边区比较先进一些的县,还保存一个区比较完好,其他区有的搞垮了,有的转入地下。莲花、宁冈大体都差不多,有坚持零碎公开活动的,也有转入地下活动的。总之,敌人并没有把边区完全打坍。被敌捉去的一些革命群众和基层干部,关在酃县和汝城。县级和区级除少数叛变者外,大多数还保存。最大困难是日用品奇缺,特别缺盐、药、布等,迫切需要解决。

  红五军守黄洋界之二大队李灿、张纯清部还存在,伤亡二十余人,无其他损失。守八面山之彭、李大队在敌攻破八面山时,从险坡绝壁转入敌后,因队长、党代表是祁阳、宝庆一带人,想回本乡去打游击,这是地方观念和对湘赣边继续坚持斗争缺乏信心的表现。他们冒险脱离边区进至衡阳以东(现在的衡东县),被敌包围消灭了!此事,于一九五五年四五月间,我发现守八面山大队的政治委员李克玉,在海军航空兵中工作,这说明:该大队不是全部被消灭而是被打散了,或者大部或一部被打散了。永新、莲花、遂川地方武装各损失一部分,主要部分还保存了。我和滕代远带领突围之三个大队,除李光因失联络,带走一部分受到损失外,其他主要部分不仅保存了,而且扩大了一倍以上。把五军改为四、五两个纵队,贺国中为四纵队长,李灿任五纵队长;还有一个特务大队,共约一千二三百人。

  当时蒋、桂矛盾尖锐,蒋以鲁涤平率第二军离湘主赣,何键依蒋得主湘。蒋利用何协攻广西,蒋桂矛盾扩大为湘桂矛盾。这无疑对湘赣和湘鄂赣两个苏维埃边区的发展都有利,不应放过机会。湘赣边区当时的具体困难,也只有从发展中才能减少。军队与地方需要开一次联席会议来统一认识和行动。我和滕商得一致,以红五军党代表和军委名义提出开联席会议,讨论如何恢复边区工作。会议决定,五军和王佐特务营(二百余人)共同行动,先攻占酃县、桂东,消灭民团,救出在狱革命群众和干部,筹款和征集必需物资。攻克两城除救出在狱同志外,缴获物资不多。故又决定袭占广东境内之城口。城口是广东省向湘东南出口之小商埠,有三四百户,在城口缴获步枪数十支,子弹三万余发,筹款约三万元。打听到南雄无正规守军,又决定夺取南雄。占领五天。在城口与南雄买了大批药品及盐布,特别是奎宁(治疟疾特效)和阿德林。在南雄筹款及收集物资与城口大致相等,缴获的枪支子弹少于城口。所得的物资枪弹,是五军与王佐两部平均分的。给王佐部以优厚分配,王佐对此很满意。其余按边区统一计划分配的,也是和王佐共同商决的,他也是满意的。这次行动五军对王佐部的政治影响是好的。

  当时恢复边区的工作方针是:向外扩大苏区,从发展中来达到恢复和巩固老区。上述行动花了一个半月时间。

  回到莲花、永新、宁冈三县交界处,时值七月初旬,其热如焚。拟短期休整,编为两个纵队,九个大队。每纵队辖四个大队,纵队长是李灿和贺国中,党代表刘宗义和彭遨;军直辖一特务大队。

  攻打安福

  编就几天,特委召集联席会议。此次会议有特委、永新县委和五军军委、我和滕代远参加。特委书记是邓乾元,五军军委是滕代远。邓提出五军应根据向外发展的方针,夺取安福,说该城只有一个营,兵力薄弱。我反对进攻安福,理由是:吉安有敌一个师部和一个旅,永新、莲花县城各一旅两个团;安福城虽小,城墙高且坚固,不易攻克,守兵一个营不一定确实,且有民团,我攻城时,敌必从永新、莲花、吉安三面来援;我力量小,攻城即无力打援,可能陷入被动,对现在有利局势不利。城北侧溪河,水深流急,下雨即不能徒涉,即使攻克了安福城,也不能巩固。他们的理由是,打安福城时,敌必放弃永新、莲花向吉安撤退。我说,敌援安福,三面夹攻我军是肯定的,没有消灭敌人相当的兵力,敌不会放弃莲、永两城。争论的结果,他们是全体,我是完全孤立的一个人,就采取少数服从多数,决定了一次非常错误的行动,几乎全军覆灭(此事滕代远还在,可以进行调查)。那次行动本来应向遂川、泰和方向发展,或者向酃县、茶陵方面发展,这两方面都没有敌军主力。赣州只有刘士毅旅五个营,另一个营在鄠都被消灭。蒋桂矛盾很大,何键拥蒋牵动了湘军援蒋打桂,而茶陵、酃县固无守军,安仁、攸县、醴陵守敌亦不多。他们硬是不同意向敌薄弱方向发展。

  约在七月中旬进攻安福。敌派一个营离城三十里迎击我军,先我占领了一小高地,一接触即向安福逃窜。我军追至安福城边,发现守城敌军有一个团还多,而且是严阵以待。知中敌阴谋:诱我攻坚,调莲、永敌攻我背。我们当即决定立即撤退,当日黄昏向来路撤退三十里,在严田和安福间,立即造饭。时已夜半,拟拂晓前向来路撤回苏区,避免莲花、永新敌军夹击。拂晓前出发,我随黄云桥大队长走在前面,行不到一里,敌已预先埋伏,枪声一响,永新、莲花、安福三路敌军同时猛烈射击。幸黄云桥率大队异常勇猛,冲入敌阵,我后续部队一齐猛攻,将敌阵打开了一个缺口,杀出一条血路,退回永新根据地,突出了敌三面包围、北面侧溪河涨水不能徒涉的十分危险的境地。

  此役伤亡三百余人,纵队长贺国中阵亡,李灿负伤,参谋长刘之志阵亡。十一个大队长,九个负伤。敌军行动如此迅速,部署如此周密,出人意外,如果不是预先知道我军的行动,是难以设想的,我怀疑是否有内奸。

  打安福后,部队集结永新城西,纪念七月二十二日的平江起义。

  这一年(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中的经验教训是不少的,这一年也是最艰苦的一年。

  注 释

  〔41〕十大纲领,即一九二八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十条政纲:一、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二、没收外国资本的企业和银行;三、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决权;四、推翻军阀国民党的政府;五、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六、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失业救济和社会保险等;七、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耕地归农;八、改善兵士生活,给兵士以土地和工作;九、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十、联合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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