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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景范继任陕甘边区军事委员会主席,此时他不

2019-12-10 04:33

  ●在阴云密布的日子里

1935年9月下旬到10月中旬,西北革命根据地,包括陕甘边和陕北两部分,发生了严重的“左”倾错误肃反。中共北方代表和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通过不同的途径得到西北革命根据地“问题严重”的报告,遂派遣朱理治、聂洪钧等人赴西北解决问题,加强领导。1935年,朱理治、聂洪钧先后抵达西北革命根据地后,结合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某些地方领导人,依靠刚刚开赴西北革命根据地的红25军,秉承上级有关肃反的决议,在西北革命根据地发动了一场主要针对陕甘边根据地和红26军党政军领导的肃反运动。刘志丹、高岗、张秀山、习仲勋等陕甘根据地的开创者,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重要领导者被逮捕,并遭到残酷的刑讯折磨,“凡是原红26军营以上的干部和西北军委机关、陕甘边县委书记和县苏维埃主席以上的干部几乎全部被捕”,其中230多人被杀害。这次肃反造成了当时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严重危机,并使西北根据地老干部间发生了长期的争论。时任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苏维埃政府主席的习仲勋也受到酷刑的刑讯折磨和“莫须有”的政治污蔑,甚至生命威胁。正如他自己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痛心地说:“毛主席不到陕北,根据地就完了;毛主席晚到4天,就没有刘志丹和我们了;要不是毛主席说‘刀下留人’,我早已不在人世。他们(指‘左’倾机会主义者)已给刘志丹和我们挖好了活埋坑。”那么这场残酷的内部肃反是怎么发生的?习仲勋在这场生死攸关的错误肃反中又经历了怎样的磨难?
  
  西北革命根据地内部的历史积怨及其对陕北肃反的影响      陕北肃反之所以会以如此惨烈的方式出现,革命者内部自相残杀,且手段极其残忍、后果贻害无穷,都与西北革命根据地内部的分歧长期得不到解决,且逐渐激化有密切关系。
  
  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发展是比较复杂的,陕甘边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是从各自独立战斗,后来慢慢走向联合的。陕北革命根据地的重要领导人曾担任陕北红军27军81师师长的贺晋年说:“1935年前,陕甘边和陕北是被敌人分割开的两块根据地、两支革命武装,因而也就存在两个领导关系。陕甘边根据地和武装属于陕西省委领导;陕北根据地和武装则受中央驻北方代表的领导。在革命斗争中,两支革命武装虽然常有联系和配合,但基本上是各自进行活动的。”陕甘边根据地的重要领导人曾担任陕甘边特委书记的张秀山也说:“1934年7月,谢子长、郭洪涛带领陕北游击队来到南梁,老战友相见非常亲切。……在此之前,陕甘边特委与陕北特委有些联系,但是因受敌人包围和阻隔,往来不多。两个特委又分别属于两个上级机构领导,陕甘边特委归中共陕西省委领导,陕西省委归党中央直接领导;而陕北特委归中共北方局,其后为中央驻北方代表领导。”“在整个发展过程中,双方逐步互相联系,互相配合和互相支援,最后在刘志丹、谢子长同志的领导下,于1935年2月成立了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达到了完全统一。”
  
  但是,西北党和红军在发展中也产生了很多分歧,留下了一系列难以抹平的矛盾。1932年1月发生的“三甲塬缴枪事件”就是突出的一例。“‘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陕西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武装全国人民进行民族革命战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指示,将南梁游击队改称为‘西北反帝同盟军’,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兼第二支队队长,朱李恺任参谋长,师储杰任第一支队队长,杨仲远任参谋长。西北反帝同盟军成立后,省委指示西北反帝同盟军到西安附近活动,以扩大影响,刘志丹不同意,他主张在陕甘边活动。在这期间,部队进行整顿。有人主张整顿要缴械,刘志丹主张整顿要加强教育,贫苦农民出身当过几天土匪的要改造,也能够改造。但是,没有经过西北反帝同盟主要领导成员的讨论,没有请示省委,就委任执法队长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制造了‘三甲塬收枪’事件。执法队打死了刘志丹带领的二支队的一个骨干,收了二支队的枪,也缴了刘志丹的枪。根本没有革命准备的师储杰获悉发生此事,极为恐惧,带领部队投敌。一支七八百人的队伍,转瞬间只剩下100多人。”策划和主持这次缴枪行动的人是谢子长,阎红彦是杀死刘志丹二支队骨干赵二娃的执法队队长。刘志丹当时被缴械软禁,直到第三天陕西省委巡视员到来后才被释放。为此,当年3月下旬,刘志丹还亲自到西安找到陕西省委申诉,陕西省委去信批评了谢子长和阎红彦。
  
  1933年5月,红26军南下创建渭华根据地失败后,西北根据地主要领导在追究失败责任时,又发生分歧,加大了矛盾。在“三甲塬缴枪事件”以后的大约两年时间内,西北革命根据地在曲折中逐渐得到了发展,尤其是陕甘边发展尤其迅速。陕甘边根据地的发展与陕甘边根据地领导人刘志丹等的探索是不开的,在艰苦的对敌斗争中,刘志丹慢慢找到了革命的正确道路,取得了许多辉煌的业绩。1932年7月,刘志丹对当时搞“两党(地名,在今甘肃东部)兵变”失败的习仲勋说:“几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70多次兵变,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如果我们像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1934年5月28日,陕北特委也得到恢复。陕甘红军队伍,不久也从创建渭华根据地失败的阴影中冲了出来,恢复了红26军42师,到1934年10月“红42师已拥有五个团的建制,其中包括郭宝珊率领的抗日义勇军,兵力近千人,游击队发展到1500余人。”
  
  但是,在此期间,西北革命根据地内部“左”倾错误也在恶性膨胀。当时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杜衡来到陕甘边,推行“左”倾路线就是典型的例子。杜衡来到陕甘边后即改组红26军,自任军政委,火烧始建于唐代的照金著名庙宇香山寺,进攻与陕甘边有统战关系的地方武装,不切实际地提出建立新的渭华根据地。在1933年5月,在杜衡的强迫和煽动下,刘志丹只能率领当时组建不久的红26军2团开往渭南、华县一带创建新的根据地,在开赴新根据地的途中,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伤亡累累。此时的杜衡畏惧困难,以回西安汇报工作为名离开这支队伍,不久在西安被国民党逮捕,随即投敌叛变。刘志丹率部到达目的地的时候,队伍也被冲散,刘志丹藏身终南山,后在当地党组织帮助下,历尽千辛万苦才辗转返回陕甘边根据地与留在那里的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等汇合,继续开展革命的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
  
  红26军南下创建新的根据地失败了,而且大伤元气,那么为什么会失败?谁应该对失败负责呢?毫无疑问,杜衡及其推行的左倾军事路线,不顾红军实际情况,盲目行动是造成这次失败的主要原因,而且杜衡的叛变更加重了红26军的损失。但是到了1934年前后随着谢子长、郭洪涛先后回到西北革命根据地后,对失败的原因和责任有了新的“解释”。1934年7月28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和红42师委员会,在南梁堡附近的阎家洼子召开了连以上的干部会议,西北军事特派员谢子长传达北方代表的指示,并邀请中共陕北特委委员郭洪涛和陕北红军游击队各支队领导干部参加会议。“谢子长在会上宣读上海中央局和北方代表给红26军的两封信。信中对红26军的战略转移指责是‘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梢山(西北地区人民对山区的称呼)主义’、‘枪杆子万能’,说部队组成带有‘浓厚的土匪色彩’等。”郭洪涛在会上也作了严厉批评红26军和陕甘边特委的发言。
  
  “郭洪涛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从国际讲到国内,从无产阶级发展讲到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又讲到陕甘边区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和红26军不能正确执行党的路线,重复了北方代表指示信中那‘五顶大帽子’。”随后,郭洪涛在陕北特委的机关报上发表《红二十六军长期斗争的主要教训》,照抄照套上海临时中央和北方代表给红26军的两封信,批评指责红26军和陕甘边特委。1934年8月26日,谢子长在清涧河口战斗中负了重伤。9月5日,谢子长在病榻上给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写信,对红26军42师及其领导人刘志丹等进行了尖锐的批评:“42师一贯的是军事乱窜,不能在艰苦的群众工作中完成西北苏区的任务。渭北与照金的失败,红26军不能扩大,都是政委不能把握中央路线的缘故。虽然联席会议暂时要我代理42师政委,但是我在军事上较有把握,在政治上非常困难。联席会议一致的要求中央派军、政同志领导42师,把老右倾同志另外调换工作,才是根本转变26军的办法。”“联席会一致的认为,领导关中、陕甘边、陕北、甘宁等的实际工作里,需要中央派得力同志去组织西北代表团,或组织西北工作委员会,领导西北全部工作。”稍后,10月26日,陕北特委郭洪涛也致信“中代”(这里指的是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他在此时负责领导北方中共党的工作),指责红26军是机会主义、梢山主义、逃跑主义等,同时要求“中央派代表驻西北,统一领导西北工作。”
  
  谢子长、郭洪涛给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的信,导致了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以及主管中共白区工作的上海临时中央对陕甘边根据地的不信任。同时,按照谢子长、郭洪涛的请求,中共驻北方代表孔原、上海临时中央局分别派出了朱理治和聂洪钧,奔赴西北根据地加强领导。由于这样的缘故,不管是朱理治还是聂洪钧,在抵达西北根据地前就都已经对陕甘边和红26军主要领导成员有了偏见,带着“改造”、“整肃”红26军和陕甘边根据地任务而来。
  
  当时陕北根据地主要领导人之一(时任陕北特委组织部长)的郭洪涛给朱理治、聂洪钧等反映的关于陕甘边和红26军的大量负面材料对肃反的发生产生了极大的诱发作用。郭洪涛后来在回忆录中谈及自己在陕北肃反中的责任时说:“中央代表团负责同志来到陕北后,我向他讲过我误信别人反映的陕甘边特委一些不完全符合事实的情况和错误意见。……造成了对红26军老干部的不信任。”当1935年7月5日朱理治抵达西北根据地后,“郭洪涛向朱理治介绍了西北苏区的历史和现状,在介绍主要负责干部时,既说到他们的长处,也说了他们的短处。在介绍陕甘边和红26军的干部以及部分陕北干部时,较多地介绍了他们的‘短处’:刘志丹家是地主,父亲是民团团总,他一贯的右倾,是白军军官,带来了不少白军的影响;1933年红26军搞垮,不仅是杜衡的错误,也是刘志丹的责任;刘志丹、高岗恢复红26军以后的路线是错误的;他们是梢山主义、逃跑主义、富农路线;高岗政治上弱,没有能力,文化程度低,最调皮捣蛋,开过小差;马明方(陕北根据地主要领导人之一,时任陕北特委宣传部长)执行富农路线;张秀山、习仲勋是老好人,没有什么能力;贺晋年是军事冒险家、英雄主义;马文瑞被派到三边去,一年多没有回来,没有写过信或写过报告;高朗亭贪污了八十块钱;西安来的都不可靠;张文华、李西萍都是右派,都是通过红26军和西安的关系来的等等。”“因为‘中代’(这里指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要求朱理治到西北后要信赖郭洪涛,解决陕甘边和红26军‘右倾’问题,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也因为郭洪涛的介绍与上级的交代在总体上一致,加上他是陕北人,长期在陕北工作,朱理治相信了他的介绍。朱理治没有与被认为有问题的陕甘边和红26军负责人谈话了解情况。”1935年9月1日,上海临时中央派遣的聂洪钧抵达西北根据地永坪镇后,聂洪钧也听到了基本相同的说法:“在西北工委半个多月时间,从郭洪涛、朱理治同志的口中,几乎随时都可以听到这样的一些谗言和说法。”由于这些原因在朱理治、聂洪钧一抵达西北根据地就对陕甘边和红26军产生了强烈的不信任,这就是日后肃反展开的时候,主持肃反的领导核心一致推行肃反的思想政治根源。
  
  红25军抵达陕北后,西北革命根据地内部力量对比的变化      朱理治、聂洪钧先后到达西北根据地后,由于不了解当地实情与原主持西北根据地党政军工作的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发生了一系列冲突,加深了朱理治等人对陕甘边和红26军主要领导的“成见”。
  
  1935年“七月中旬,朱理治在文安驿干部会议上作了一个报告,讲了两三天。从国际讲到国内,从中央苏区的伟大胜利(实际这时中央苏区已经丢失了)讲到陕甘,当着我们的面(这里指红26军和陕甘边特委主要领导),说我们在政治上是‘右倾机会主义’,在军事上是‘枪杆子万能’等等。在讲到陕甘苏区当前进行的第三次反‘围剿’斗争时,提出要‘全线出击’,‘不让敌人蹂躏苏区的一寸土地’,要红军配合‘地方暴动,消灭在苏区内敌人的支撑点(即敌人重点固守的城镇)’,要红军‘去打延安、清涧和瓦窑堡’等城市,‘开展敌人侧翼及后方的广大革命战争的战线’,‘运用基本的运动战的策略,配合着阵地战’,粉碎敌人的新‘围剿’。还提出,‘争取神府和吴、绥、川南苏区打成一片,巩固宜川一带的苏区向韩城发展,恢复失去的米东、庆北、华池苏区,开展洛川工作,消灭甘、等地的白区,以洛川为中心,积极向定边、陇东发展,以马栏为中心向潼关、富平、泾阳发展,坚决巩固向南发展的路线’。”朱理治提出的这个明显带有“左倾”的而且连地理位置都没有搞清楚的战略方案遭到了刘志丹、高岗、张秀山等的反对,“会上,不少同志你一言我一语,使他们(指朱理治、聂洪钧等)很下不来台”。“会后,刘志丹等同志没有执行打延安、瓦窑堡、清涧的攻坚计划,仍按西北军委原定的作战计划,向北线敌人出击。”这些分歧加深了朱理治等对刘志丹的“固有成见”,在随后由他主持召开的“西北工委扩大会议”时,没有让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的主要成员刘志丹、高岗、张秀山、杨森、张达志等参加,并且秘密通过了要在陕甘进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肃反的决议。这其实已经将肃反的目标开始确定在了红26军和陕甘边特委上了。
  
  朱理治、聂洪钧、郭洪涛等虽然有了肃反的决策,但是还没有实力在西北根据地内广泛展开肃反。当时西北根据地的主力部队还是以刘志丹率领的红26军为主,加之当时陕北红军改编的红27军也是刘志丹指挥的。朱理治、聂洪钧、郭洪涛等要开展大规模的针对刘志丹等的肃反时机还不到。正在这个时候,从外地转战而来的徐海东、程子华率领的红25军的到来逐渐改变了当时的力量对比,朱理治等开展肃反有了军事实力的支持。
  
  红25军本身存在浓厚的肃反“情结”。红25军原是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一部发展起来的,红四方面军长征后,这支部队也独立的长途转战,在辗转作战中逐渐向陕西方向靠拢。应该指出的是这支部队在对敌斗争中是英勇善战的,多次打败强敌的围追堵截,巧妙地利用各种方式转战各地,寻机消灭敌人,在转战中不断壮大。但是,由于受到红四方面军的影响,这支部队也存在着“肃反”严重扩大化的问题。首先,受到原来的红四方面军关于肃反的“左”的影响,对敌情估计过分严重。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早在1931年11月22日作关于红四方面军“肃反详情”的报告时,对敌情估计就很严重。他称:“敌人要维持他们最后的挣扎,于是更加注意对苏区和红军进攻,但是敌人已感到用飞机大炮机关枪施用无效,所以使用改组派、AB团、第三党来打入我们苏区和红军内面来破坏红军和苏区。这个计划非常毒辣,飞机大炮我们容易看见,改组派、AB团、第三党我们不容易看见的。敌人对我们是何等的毒辣,每个同志不能忘记”,他进而指出:“经常或定期举行对每一个战斗员及官兵的个别整肃,坚决反富农再混进来,坚决引进与提拔工农干部。”红四方面军的这一肃反思想,对起源于红四方面军的红25军有很大的影响。红25军在艰苦转战中,在内部也不停的肃反,甚至大开杀戒,整肃内部。掌握肃反大权的戴季英等“乱打乱杀,问不出口供也杀人”,甚至连当时担任副军长的徐海东也曾遭受怀疑,只是在徐海东上战场拼死一搏后,才得到当时鄂豫皖苏区省委书记沈泽民等的信任,幸免于难。1934年又怀疑当时的军政治部主任郭述申是“第三党的首领”,并且有可能因此被杀死,幸亏当时徐海东坚决反对并且拍了桌子,才挽救了郭的命。还有,“军部有的领导同志又提出手枪团团长杜本润、政委傅天娇等8人是反革命,又要杀掉”,也在徐海东的坚决反对下,这几个人才幸得保全。这支部队到达陕北的时候还关押着三百多自己的所谓的“有问题的”官兵。
  
  由于带有“肃反”情结,红25军1935年经过陕南时,误杀陕西共产党地下党员、杨虎城十七路军警备三旅旅长张汉民等人,并且由于对张汉民的误解长期未能消除,对与张汉民有密切联系的陕甘边根据地的党和军队也有了猜疑。这一事件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严重地影响了红25军领导层对刘志丹等红26军和陕甘边红色根据领导人的看法,对后来的西北根据地肃反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红25军进入陕南后,受到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杨虎城警备三旅旅长张汉民奉命率领所部参与“围剿”红25军。张汉民是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员,该部队中也有100多共产党员,张汉民多次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对红25军给予各种帮助。但是,在双方的接触中也发生了误会,1935年4月9日,红25军误认为张汉民部要寻机进攻,遂于柞水九间房与张汉民部接火,在战斗中张汉民等被俘。红25军主要领导在审讯俘虏的时候,“把俘虏集中起来后,询问他们谁是共产党员,并要求共产党员站出来。结果,站出来不少人。十五军团(应为红25军)负责人根本不相信他们会是共产党员,认为是冒充的,把他们全杀了,其中包括警三旅旅长张汉民。”“处死张汉民和警备三旅中一批共产党员的长征路上的肃反,是吴焕先和戴季英掌握的。”这件事情最大的影响是加重了红25军领导层对陕西省委和陕甘边刘志丹等的怀疑,“吴焕先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对陕西中共组织颇多微词,甚至怀疑。”
  
  因此当1935年9月25日,红25军抵达西北根据地党政军驻地永坪的时候,在和刘志丹等欢聚胜利会师的背后,内部危机也在不断的蔓延。不久,陕北肃反发生了。
  
  陕北肃反中的习仲勋   
  如前所述,朱理治、聂洪钧抵达西北根据地后,通过各种途径虽然也发现了西北根据地所谓的“严重问题”,但是由于他们手中没有掌握足够的武装,尚不能在西北苏区全面推行“肃反”。正在这个时候,徐海东、程子华等率领的红25军转战陕北并且坚定的站在他们一边,这迅速改变了西北根据地内部力量的对比,肃反的发生不但有了理论的支持、政治上的准备,而且拥有了有力的军事后盾。
  
  1935年9月底,朱理治在永坪主持会议,部署肃反工作。他指定后方肃反由郭洪涛领导,前方肃反由聂洪钧领导。10月1日,陕北肃反在永坪镇开始。就在这一天,肃反领导者逮捕了原陕甘边特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长蔡子伟,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张文华、黄子文、江旭和李西萍五人。10月2日,戴季英派人逮捕了陕甘边根据地重要领导人曾担任陕甘边特委书记和红26军政委的张秀山。同日下半夜,在朱理治和程子华的监督下,戴季英等人审讯张文华、蔡子伟,这些人在严刑拷打下供认刘志丹、高岗是右派反革命。在得到这个口供后,朱理治与程子华立即定策,以“北面对敌作战,需刘回来指挥为名,调刘回去秘密扣留审讯。”10月3日,在戴季英和政治保卫局的严刑逼供下,被捕人员屈打成招,口供越来越一致。内容主要有:刘志丹、高岗、张秀山是右派反革命;反革命组织的名称叫“前线委员会”,前任书记是张秀山,张秀山是蔡子伟介绍加入的,现任代理书记是刘志丹,他们曾经在一个庙里开过秘密会议;张庆孚煽动暴动,有秘密电台;刘、高勾结张庆孚要配合国民党搞兵变,等等。10月4日,朱理治要戴季英写信给前方,要求把高岗调回后方来。戴季英写好了信,没给朱理治看,就直接派通讯兵送往前方了。随后,主要针对陕甘边区根据地党政军的肃反大逮捕就开始了。“西北苏区的错误肃反进行了一个月左右时间,‘左’倾教条主义的执行者先后在前线和后方机关逮捕了包括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张秀山、刘景范、马文瑞、杨森、蔡子伟、张文舟、李启明在内的一大批党政军主要领导干部,红26军营级以上、陕甘边地方县级以上干部全部予以关押。这些同志在狱中均遭受了种种非人的折磨。”
  
  肃反过程中,肃反的执行者对被捕人员的迫害相当残酷,并且激化了西北根据地内部的矛盾。刘志丹被逮捕后,被戴上了沉重的手铐和脚镣,出狱的时候,手铐和沉重的脚镣磨坏了他的手脚,写字握不住笔,走路蹒跚,他的家属也遭到株连,妻子被编入劳改队。保卫局长戴季英多次提着鞭子毒打张庆孚。张策也因为拿下套在自己脖子上的绳子捉虱子,被看守用刀背砸了一顿。“当时给张秀山上的刑更厉害,给鼻子里灌辣子面,吊起来拷打。”红军营长于震西被抓后,被肃反的人用匕首一刀一刀地扎,逼他承认自己是反革命。被派到陕甘边执行肃反任务的执行者错杀了陕甘边区特委第一任书记金理科、陕甘边区妇委会主任张景文、陕甘边区南区委组织部长杜宛和陕甘边区军委副秘书长杨浩等二百多优秀干部。肃反导致了红军内部的分裂,根据地陷入危机,老百姓投向军阀和国民党等。原红25军与原西北根据地的红26、27军关系恶化,几乎到了刀兵相见的程度。原陕北红军干部高朗亭回忆:“联欢大会(指的是1935年9月17日,西北红军与转战到达西北的红25军的联欢会)以后,西北代表团书记朱理治下指令,将红军78师和81师的轻机枪全部调出(朱自己说西北红军不会使用),把连以下指战员的自来得枪(驳壳枪)全部调出,说是十五军团要成立手枪团,并给红78师和81师团以上(含团)的指挥机关都派宣传员督战督训,这是笔者亲自听朱理治同志讲的。……1935年10月12日榆林桥之战后,红81师被改组,原师政委张达志被调走,新政委张明先开口爱称‘老子’,打人骂人是家常便饭,被指战员称为‘老子政委’。师长穿双袜子也要他批准。”后来,杨尚昆遇到原81师师长贺晋年,贺晋年告诉杨,如果中央不来,我们就要同25军他们打起来了。81师是主要以原陕北红军改编而来的,尚不是“肃反”的重点,矛盾就已经激化到千钧一发的程度,肃反的重灾区以原红26军为主改编的红78师,不言而喻就更为严重了,“瓦窑堡大街小巷的恐怖气氛,仿佛凝聚在陕北大地上空的瓦斯,只要有人振臂一呼,稍微给点火花,它就会爆炸的。”深知陕北根据地这一情况的郭洪涛也感到忧虑。由于肃反对干部乱打乱杀,“26军、27军中发生了问题,在前方军心完全动摇的时候,前方军队一连、一排、一班地逃跑,干部一点精神都没有,恐怖、怀疑、准备暴动。”
刘景范继任陕甘边区军事委员会主席,此时他不仅是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  
  肃反还激起了西北根据地内部的反叛“赤安事变”。“党中央在瓦窑堡为刘志丹等人平反昭雪、制止肃反的时候,以朱理治、聂洪钧、戴季英为首的肃反委员会已发出的通知却仍然起着破坏作用。赤安县就发生了枪杀革命干部、颠覆苏维埃政权的反革命暴乱。”“赤安暴乱”使得中共建立的政权:特区一个、县政府3个,区政府20多个,乡政府30多个受到严重破坏。“叛匪还杀害军干群70多人和许多中央红军伤病员”,一部分原红军官兵还投降了蒋介石与中共为敌,直到1936年4月,赤安县新的中心县委才组建。
  
  从上面的介绍中,不难看出当时在西北根据地内部的肃反运动的残酷性,习仲勋受到的政治污蔑和酷刑迫害也是相当严重的。但是,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习仲勋顾全大局,舍己为人、为党尽忠等高尚品质也在此时凸显了出来。
  
  习仲勋在刘志丹被逮捕后不久,被以“党棍”罪名,开除出党,撤销职务,随后以谈话为名被诱捕。“聂洪钧给习仲勋罗织罪名说:第一骂群众是土匪;第二不搞土地革命,只分田地,不分山地;第三给富农通风报信。”习仲勋被扣押后,最初关在王家坪,后来押往陕甘晋省委驻地瓦窑堡。押解途中,给他头上套了一个只露两只眼睛的黑帽子,肩上还让扛了两杆长枪。习仲勋在后来谈及这段历史时说:“晚上睡觉时仍将人捆着,脚上、脖子上也加了绳子。‘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搞法西斯审讯方式,天气很冷,不给我们(指习仲勋等被逮捕的相关人员)被子盖,晚上睡觉缚绑着手脚,绳子上都长满虱子;一天只放两次风,有人拿着鞭子、大刀,看谁不顺眼就用鞭子抽,用刀背砍”。与习仲勋同被关押的陕甘边根据地重要领导人张策后来回忆他们在狱中的情景时说:“保卫局的监狱设在瓦窑堡汇川通号的一个四合院内,每间小房子都关着十几个人。每个人都戴着脚镣,并用绳子捆着,当时天寒地冻,气温在零下二十多摄氏度,但地上仅放些谷草,无铺无盖,大多数人冻得睡不着觉。吃不饱饭不算,水也喝不上。病了也只好拖着。有个别同志拉肚子,要去厕所也不允许,只好拉在睡觉的地方,弄得房子里气味难忍。打骂虐待,更是家常便饭。……天越冷,人的小便越多,又不准出去,只好尿在自己身边的铺草中,有的尿在自己吃饭的碗里,早晨放风的时候倒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监狱的后院已经挖好了一个大坑,随时都可以无声无息地把我们这批人埋掉。”时任陕甘晋苏维埃政府粮食部副部长兼调查统计科和运输科长的刘培植回忆:“习仲勋同志被押在一间四面透风的破屋内,缺衣少盖,天气也渐渐冷起来,看到此种情景,我有点于心不忍,就偷偷地给他送了一条毡绒毯子。戴季英得知后十分恼火,即刻把我叫过去大声训斥说:‘小刘,你怎么给反革命送东西!’”。刘培植也因这件事情受到怀疑,险遭不测之祸。在遭受身体折磨的同时,习仲勋也受到了严重的政治污蔑,习仲勋后来回忆说:“开始说我是取消主义,后来说我是右派,并说我是右派前线委员会的书记。”“在苏区大批干部被关押和刑讯逼供之时,在执行作战任务的前方,错误肃反已开始用活埋的方法杀害革命同志。在省委所在地也挖好土坑,做从肉体上彻底肃清所谓右派的准备。”此时的习仲勋生命已经危在旦夕,随时都有被左倾路线的执行者“从肉体上消灭”的可能。
  
  在此千钧一发的危急时刻,习仲勋充分展现了自己舍己为人、顾全大局、忠心为党的高贵品质。肃反刚开始的时候,肃反主持者多以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的名义将当事人调往后方,然后再予以逮捕。习仲勋在承担巨大风险的情况下以自己的名义硬担保了一大批受诬的同志,如果这些人发生了问题,就要立刻逮捕他。在自己被捕前,“习仲勋对越来越多的同志被捕,内心感到非常不安和焦虑,时常彻夜难眠,以至身体也出现了不良反应,每听到有人被捕的时候,就周身不适,频繁腹泻。不久他身边一些人员甚至连警卫员也被关押,他已隐约感到自己也难逃厄运。刘景范关切地对习仲勋说,还是暂时离开此地,躲一躲。习仲勋说:‘不能走。把我杀了,我也不能走,这些同志(指前面习仲勋以自己名义担保无罪的那些人)都是以我的名义叫回来的,我怎么能走呢?’”“在习仲勋被关押期间,有人偷偷问习仲勋,是否可以逃跑脱离危险境地?暗示可以帮助他逃跑。习仲勋只回答了四个字:‘为党尽忠’”。在遭受刑讯逼供时,“习仲勋和大家一起在监狱中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怒斥‘左’倾分子是‘败家子’、‘法西斯分子’”。在遭受刑讯逼供时,习仲勋依然大义凛然,不说违心话,甚至在生命受到威胁时,也绝不为了保全自己,争取“自首”机会,牵连别的同志,而是据理力争,捍卫自己的清白,为其他受害的战友辩护,从而减轻这次肃反的惨烈后果。习仲勋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说:“上级亲自审讯我的是朱理治、郭洪涛、戴季英。他们叫我自首。我说,这有什么自首的?我说我是革命的,你们说我不是革命的,我也豁出去了,说我什么也不要,就是你们不要用笨刀子杀我。”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到达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吴起镇后,正如习仲勋后来回忆时说的那样“满天乌云风吹散,毛主席来了晴了天”,陕北肃反的严重局面有了转机。当时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也不知道西北根据地的具体情况,10月20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在接见了活动在吴起镇当地的一支游击队负责人张明先后,才得知刘志丹等被逮并且关押在瓦窑堡的情况。在张明先的介绍下,毛泽东又于22日晨接见了了解肃反情况的陕甘边第二路游击队政委龚逢春。毛泽东从龚逢春处得知西北革命根据地正在进行肃反,刘志丹、高岗等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人被逮捕,有的被捕人员已经被杀害的消息,就着手处理“陕北肃反”的问题。毛泽东立即派遣当时的国家保卫局执行部部长王首道、刘向三等前去瓦窑堡传达停止肃反的命令。王首道等人经过仔细的调查,纠正了肃反时期强加给刘志丹等的“罪名”,并且很快就释放了被捕的刘志丹等人。
  
  与此同时,“虽说刘志丹一出狱就忙着工作,但当时给他的结论只是说不是反革命,而还是有‘严重右倾’。”习仲勋的问题就更没有得到解决,但是习仲勋没有因此而气馁,而是不计较个人得失,以更加积极的态度投入革命工作。习仲勋在被释放的当夜对与自己一起受到各种残酷折磨的同志说:“我们快要分配工作了,到了工作岗位,要用实际行动表达我们对党对人民对革命事业的忠诚。”更为可贵的是,以刘志丹、习仲勋为代表的一批西北革命领袖,在自己受到残酷的各种迫害,险遭杀害之后,并没有就事论事,计较个人的事,而是用更加深邃的战略眼光思考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问题。“1936年刘志丹率部东征前,习仲勋去看刘志丹。刘志丹对他说:‘从多年的经验看,我们党犯的‘左’的错误多,这是小资产阶级急性病、狂热病的表现,企图一个早上把一切都变个样。他们看了一点马列的书,不看中国实际,以空想代替现实,不讲方法策略,因此总是失败。有这种思想的人,再和个人主义结合起来,就抓权,想当轰轰烈烈的大英雄,因之反对一切不同的意见。为了突出自己,甚至要致同志于死地。’”习仲勋听了刘志丹的话后,深表赞同,一起和刘志丹做那些对肃反还有各种不满情绪的战友的工作。此后,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强加在习仲勋身上的各种“莫须有”的罪名被逐渐的清除,习仲勋遵从党的安排从一个重要岗位转战到另一个重要岗位,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长期革命斗争的洗礼下,他也由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重要领袖成长为党和国家重要的开国元勋,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经历小说《刘志丹》冤案、十年文革磨难后的习仲勋,在粉碎“四人帮”自己获得政治解放后,勇挑大梁,主政广东,排除各种困难“杀出一条血路”,成为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开路先锋,在新时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又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陕北肃反”虽然已经过去了70余年,在这次肃反中受到残酷迫害的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的大多数也已经相继去世,但是当时只有22岁的习仲勋在极端严峻的形势下所表现出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大公无私、舍己为人、顾全大局、忠于党的事业的高贵品质却历久而弥新,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在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阔步前进的今天,总结党史上的正反经验教训,更好地为现代化事业服务,继承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毕生追求的伟业。这或许就是对习仲勋等革命家最好的缅怀。   

1935年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尔盖召开了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要求主力迅速占取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流域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

中国革命史册群星闪耀,习仲勋就是其中分外耀眼的一颗。习仲勋1913生于陕西富平县,是我党、我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国务院原副总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第五、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和第二十七军在刘志丹同统一指挥下取得第二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是西北根据地进入了一个大的发展时期,从而成为中央红军和各路红军北上抗日的立足和出发点。不幸,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也影响到了陕北。根据地上空笼罩上沉重和不祥的阴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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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多次高度评价习仲勋,有一次曾当面赞之:你比诸葛亮还厉害!

  习仲勋摔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机关摆脱敌军追击后驻安塞县严家湾时,中共陕甘边特委也撤至王家湾,军事委员驻曲沟坪,经济委员会驻桥扶峪。一九三五年五月,陕甘边区的党政军机关以驻甘泉县洛河川下寺湾一带,习仲勋随边区苏维埃政府驻义子沟。

1935年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尔盖召开了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要求主力迅速占取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流域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取得陕甘之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继进发展之有力支柱与根据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部分》)

1943年1月,毛泽东亲笔为他书写党的利益在第一位题词,予以表彰。这是毛泽东第一次高度评价习仲勋。

  在此前后,陕甘边区党政军领导发生了一些变化。惠子俊调任中共西北工委书记,李生华继任陕甘边区特委书记;刘志丹担任西北军事委员会主席,刘景范继任陕甘边区军事委员会主席。不久,“李生华去了陕北学习,实际特委书记工作是由习仲勋兼着。政府主席仍是习仲勋”。

9月18日,毛泽东率领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来到哈达铺,从敌人报纸《晋阳日报》上,他看到这样一条消息,阎锡山部队正在进攻陕北根据地刘志丹部:“陕北刘志丹赤匪部已占领6座县城,拥有正规红军5万余人,游击队、赤卫队和少先队20余万人,窥视晋西北,随时有东渡黄河的危险性。”《大公报》也报道:“全陕北赤化人民70余万,编为赤卫队者20余万,赤军者2万。”毛泽东看到此,眼前一亮,决定到陕北去与陕北刘志丹领导的红二十六军会师,证明了陕北苏区红军力量得到了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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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仲勋在洛河川仅六个多月,但在他的人生经历中是一段刻骨铭心而异常艰难的时日。酝酿已久的党内思想斗争,终于演化成一场极端错误的肃反,铸成了陕甘边区和红军二十六军的大批领导骨干被捕关押或惨遭杀害的历史悲剧。习仲勋也在此次肃反之中身陷囹圄。这是他第二次坐牢,于前不同的却被关进了根据地自己设立的监狱。

22日上午,毛泽东在驻地召开了中央负责人会议。经过讨论,中央正式决定到陕北去,哈达铺是红军长征途中的"加油站"。陕甘根据地是全国革命根据地硕果仅存的,是中共中央和红军一、二、四方面军长征的落脚点,也是八路军出师抗日的出发点。为土地革命、抗日战争乃至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1935年,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长征抵达陕北根据地,在几处村落墙壁和大树上,看见张贴时日已久的《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布告》,上面署名主席习仲勋。后来,他在瓦窑堡,从被左倾分子关押中释放出来的同志里,面识习仲勋后,毛泽东感到十分惊讶:这么年轻。

  一九三五年七月,在根据地军民刚刚粉碎了国民军第二次“围剿”之际,蒋介石又调集东北军的七个师、宁夏马鸿宾的三个骑兵团连同原参加“围剿”军队,总兵力达十五万人,重点“清剿”陕北苏区。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领导苏区军民奋力抗击国民党军的进攻。

10月19日,毛泽东率部队进驻陕西省延安市吴起镇。10月22日,中央政治局在此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宣布:陕甘支队自俄界出发已走了两千多里,到达这一地区的任务已经完成。敌人对于我们的追击堵截不得不告一段落。我们的任务是保卫扩大陕北苏区,以陕北苏区领导全国革命。至此,行程两万五千里,纵横十一省的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结束!

此时习仲勋年方23岁。此时他不仅是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而且还兼任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主席、中共陕甘边特委代理书记、军委书记,多次领导军队反击国民党军围剿。1935年9月在错误的肃反中被关押,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长征到达陕北后将他解救出来。

  此时,任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的朱理治受原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指派,以“中代”派驻西北代表名义到达陕北。不久,由上海临时驻中央局派出代表聂洪钧也在北方局交通带领下到达西北工委所在地永坪镇。

当时的陕北根据地又是什么情况呢?

习仲勋早年就接受了革命思想,参加了进步学生团体。192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春参加爱国学生运动,遭国民党当局关押,在狱中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0年初,受党组织委派到国民党西北军杨虎城部做兵运工作,任中共营委书记。1932年3月,组织发动了两当兵变,任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队委书记。同年9月,进入渭北革命根据地,任渭北游击队第二支队政治指导员。1933年2月,任共青团三原中心县委书记,从事武装斗争、农民运动和青年工作。同年3月后,与刘志丹等同志创建照金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历任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委员,军委书记和共青团特委书记,游击队总指挥部政治委员,革命委员会副主席、主席等职务。1934年11月,当选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他参与领导苏区的游击战争,粉碎了国民党军多次围剿,出生入死,浴血奋战,在不断排除内部左的和右的思想干扰中,壮大了红军武装,巩固和发展了革命根据地。他以极大精力领导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为土地革命战争年代红色政权的巩固和经济的发展,做了许多探索性、开创性的工作。1935年春,陕北、陕甘边两块革命根据地在反围剿战争中连成一片,合并成立西北革命根据地,习仲勋同志为中共西北工委领导成员,并继续担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1935年9月,他和刘志丹等一大批领导干部在错误肃反中被王明路线的执行者关押。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到达陕北后,他们才得以释放平反,从而挽救了这块在全国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使之成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

  朱理治、聂洪钧、郭洪涛都是大革命时期参加中国共产党并且有着光荣革命斗争历史的老同志。

据《习仲勋传》记载:“左”倾教条主义的执行者,“肃反”中杀害了陕甘边区特委第一任书记金理科等两百多名优秀干部。红军营长于震西被抓后,被肃反的人用匕首一刀一刀地扎,逼他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于震西直死,也没有低头,没有诬陷自己的战友和同志。

1936年1月,习仲勋同志任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党团书记。同年6月,随红军西征,先后任中共曲环工委书记、环县县委书记。8月,又受中共中央委派赴关中,守卫陕甘宁边区南大门,长达6年时间。先后担任中共关中分委书记、分区专员、分区保安司令部政治委员、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执委、西北中央局党校校长。他组织领导分区军民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军事、政治和经济斗争,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赢得了党和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拥戴。1943年1月,毛泽东同志亲笔为他书写党的利益在第一位题词,予以表彰。

  朱理治曾用名朱铭勋、王刚、李讯。一九0七年七月生于江苏省南通市,一九二七年三月入党,并任中共清华大学支部书记、北京市候补委员等职,一九二八年七月被国民党逮捕关押,坚持狱中斗争。全国解放后,担任交通部副部长、国家计委副主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全国政协常委等职。一九七八年四月九日在北京逝世。

“肃反”逮捕了包括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一大批党政军主要领导干部,红二十六军营级以上、陕甘边区县级以上干部全部予以关押。刘志丹等人被关押狱中,遭到酷刑拷打,准备活埋他们的大坑都挖好了。

  聂洪钧,一九0五年十一月生于湖北省咸宁市。一九二五年十月入党,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曾任湖北省农民协会秘书长兼组织部长,中共咸宁特委书记,参加过反击叛军夏斗寅的战斗。建国后任粮食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常委等职,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逝世。

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党中央和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到了陕甘根据地吴起镇。当了解到根据地的严重形势后,毛泽东立即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来解决。”并派出王首道等代表中央去瓦窑堡接管了接管戴季英控制的保卫局,并停止肃反。毛泽东还叮嘱王首道等说:“杀头不能像割韭菜那样,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大家要切记这一点,要慎重处理。”经过仔细调查,纠正了肃反时期强加给刘志丹等的“罪名”,并且很快释放了被捕的刘志丹等人,恢复了他们的工作。

  郭洪涛,又名郭洪恩、郭惠卿,化名孙耀祖。陕西省米脂县人,一九0九年十一月生,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中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员。大革命失败后被国民军逮捕,任中共狱中支部书记,领导狱中斗争。全国解放担任铁道部副部长、国家经委副主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等职,是中共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特邀代表,二〇〇四年三月十二日逝世。

毛泽东严肃指出:“逮捕刘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是‘疯狂病’,应予立刻释放。”他严厉批评了戴季英,戴进行辩解。一向隐忍的周恩来忍不住了,他怒斥戴季英道:“像刘志丹这样的‘反革命’越多越好,像你这样的‘真革命’,倒是一个没有才好。”

金沙电玩城,  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五日至二十一日,朱理治在永坪镇主持召开中共西北扩大会议。会上传达了由中央代表和河北省委共同签署的长篇指示信和军事指令。指示信中称“陕甘党内有右倾取消主义,而且他们的阴谋已暴露”;“右倾机会取消主义实质是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在党内的应声虫和同盟军”,因此“要反对国民党走狗并与之进行斗争”。军事指令上提出“全面反击”,提出“苏区政策是查田”等等。会议还作出一个完全脱离实际被与会同志批评为“连东西南北弄不清楚”的反三次“围剿”决议案。这次会议精神传达到了陕甘边特委,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指导下的一场所谓的“反右倾取消主义”的斗争,在这里很快开展起来。

张闻天主持会议为刘志丹等平反,作出了《关于戴季英、聂洪钧所犯错误的决议》。决议指出:“这种错误的主要责任,应该由当时主持全部肃反工作的戴季英,及在前方主持肃反工作的聂洪钧二同志负责之。特决议从轻给予戴季英以最后警告,对聂洪钧同志给以严重警告。”

  习仲勋等陕甘边区领导在此次酝酿已经的政治风波中,经历一个又不认识到逐渐认识再到抵制的过程。习仲勋曾回忆说:“当时那个会议我也是参加的,反右倾机会主义我也有劲。革命不积极的,有错误思想的分子因该反对,有什么不好?以后看反的程度不对了,一些正确的人都变成右倾机会主义,但口里还是不敢讲,要积极变现,心里很苦闷。”

毛泽东说:是陕北救了中央。刘志丹、习仲勋等人说:中央救了陕北。

  八月,“左”倾教条主义的执行者曾派李景林 、惠碧海、鲁笨等人带来了一些工作人员,前去陕甘帮助工作。李景林到后任中共陕甘边特委书记。他们不顾边区地方人烟稀少、文化落后的实际,组织其由惠碧海带领的土改工作团在下寺湾桥扶峪采取一些极左的手法开展“查田”分派土地群众运动。习仲勋曾现在一次会议上讲过当时出现的问题:“惠碧海要没收富裕中农,把富农分完了,赶他们上山吃草。”“今天斗争这个,明天斗争那个,又把贫农当成豪绅地主,要处分他,公开在群众中宣布。”“李景林更是这样,说张三是富农,他边说斗争去,又说李四是富农,又斗争去。这样怎么能领导群众斗争,搞好政权和党的工作”。“陕甘边土地问题上,造成群众一时的恐慌。我在洛川时,水涨了一丈多深,一些农民想疯了一样浮水过来,看到杨玉亭财经委员会的钱,也要没收。我们说这是公款,他们也以一定要没收,把群众领导到随便那东西的程度怎么行呢?我是政府主席,就要拍桌子,骂这是土匪意识,这样搞法不行,群众要造反了”,“我很生气,把一个赤卫队营长叫来说,‘你们这不是土匪行为吗?’这就是他们所谓‘骂群众是土匪’唯一根据。”

毛泽东还说:但对我们西北的同志来说,心中永远不可忘怀的是党中央救了陕北。如果不是党中央及时赶到,采取正确果断措施,西北根据地和西北红军还能存在吗?当然,如果连我党这块唯一仅存的根据地也被葬送掉的话,中国革命的历史又将会是什么状况?“左”倾路线在陕北制造的错误肃反事件,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起严重事件。后人应该牢记这一历史的教训。

  刘景范也回忆说:“搞查田运动,把地主扫地出门,当时叫‘打生产’(即劳动改造),对一些不是地主也搞成了地主,把边区的物资也分派了。”

刘志丹得到释放后,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任、北路军总指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八军军长等职。1936年4月,刘志丹率红军东征,在山西中阳县三交镇战斗中光荣牺牲,时年33岁。

  习仲勋看到这些“左”的做法对 根据地造成了很大的混乱和严重危害,即于刘景范一道奋起和抵制。在陕甘边区特委会上,习仲勋明确提出纠正查田运动和土地分派中的偏差和错误,并撤销惠碧海的职务。但是,他的意见遭到了李景林等少数人反对,两种意见经过激烈的争论后,会议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立即停止土地革命,撤销惠碧海的职务。

  习仲勋在党内斗争日益复杂、政治气氛压抑的情况下仍全身心地投身于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建立健全的苏维埃政府工作。他们在王家坪建立起军事学校,为红军主力培训军事干部。“习仲勋曾说,那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党校。”习仲勋好采纳一些同志的建议,批准被称为“洛川的王忠秀及王大有、王殿武分别去洛川、保安北部和三边(靖边、定边、安边)方向建立发展游击队。习仲勋还像在南梁时一样特别重视粮食、布匹、物资供应问题;坚持开办列宁小学,编印课本,发展文化教育事业。

  八月一日,习仲勋在史家河滩主持召开军民大会,会上报告了日本侵略华北的形势,号召群众参加红军,同志还举行了阅兵和军事表演,四千多名红军战士和赤卫军接受了检阅。下旬,习仲勋主持审议通过了政府关于动员一千六百人参加红军决议案,并下发速去各地执行。

  ●洛河川受诬

  进入九月,陕北高原秋意显得特别浓重。山风起风飞的黄土落叶,荒野上空迷雾蒙蒙,一派萧瑟。

  此时,国民党政府一方面派军队正在长征中中央红军进行围追堵截,另一方面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蒋介石亲任总司令,一十万重兵加紧对西北苏区军事“围剿”,妄图在中央红军到达之前彻底摧毁全国仅存的西北革命根据地。

  九月九日,中共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在徐东海、程子华率领下,进过艰苦转战越过子午岭进入陕西保安县豹子川,在永宁山与地方组织取得联系。习仲勋、刘景范知悉红二十五军到达永宁山的消息时,立即报告中共西北工委,并于边区政府秘书长张文华一起带保安分队和交通员去永宁山迎接红二十五军到来。“陕甘边区党和政府向红二十五军写了欢迎信。习仲勋主持欢迎大会,并致欢迎词。徐东海、戴季英到会。红二十五军两位代表讲了话,还演出眉户剧。徐东海看后连声说,‘好戏!好戏!’”

  九月十五日,红二十五军在永坪镇于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会师。即由朱理治、聂洪钧和程子华三人组成中共红军北方局派驻西北代表团,朱理治任书记。九月十七日,在西北代表团主持下,召开了中共西北工委、鳄豫陕省委主要领导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北方工委书记惠子俊,委员刘志丹、高岗、郭洪涛、崔田夫、马明方、张秀山、鳄豫陕省委代书记、红二十五军政委程子华和鄂豫陕省委常委、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红二十五军参谋长戴季英等。会议决定撤掉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委,成立中共陕甘晋省委员会(简称“中共陕甘晋省委”),有朱理治、郭洪涛任正、副书记;红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统编为红十五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兼参谋长;改组了西北军事委员会,有聂洪钧任主席。

  “左”倾教条主义的执行者错误地提出:向西南发展,争取于陕南、川陕苏区连成一片,在连接新疆、青海的革命运动,推动全国革命斗争。之后,有专门研究所谓的“右派”的组织,主要存在于陕甘边党与红二十六军中,从而使错误的肃反和干部政策和干部政策中的宗教主义、主观主义纠缠在一起。

  九月二十一日,陕甘晋省委发出建立政治保卫局工作系统的指示,颁布红色戒严令,动员政府。贫农团和广大群众严格执行阶级路线,进行肃反。接着就是就开始在永坪镇捕人,并使用残酷的肉刑和指名逼供的手段确定肃反名单,而根据这些写肃反名单不断的扩大肃反范围。

  开始时,肃反主持者多以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的名义,将当事人调往后方,然后再已于逮捕。习仲勋曾谈到肃反最初的情形是说:“开来了三十多人的名单,我,刘景范都参加会的。哪里有副主席、通讯员、秘书长,都是右派。我说不对头。先把几个来路不明的人逮捕起来。所以第一次才逮捕九个人,其余的人是我硬担硬保的,如果他们发生了问题,就要立刻逮捕我。越到后就越到处捕人。那时候要拿我的名字写信要把那些人调回来,不然调不回来。所以很多人是经过我调回来的,在这个时候我就发生了很大的恐慌。”时任边区秘书长张文华,在四十八年后仍对当年摆布的情形记忆犹新:“一九三五年九月某日,省政府主席习仲勋令我、杨玉亭上西北工委汇报工作,并参观陕北省工作,吸取经验。到永坪知道张庆孚已被捕。同时看到文件上写有‘暗藏在内的蔡子伟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中央代表王岗(朱理治别名)正确领导下’等。我被捕后在酷刑下,承认自己是右派。”

  习仲勋对越来越多的同志被捕,内心感到不安和焦虑,时常彻夜不眠,已至身体也出现不良反应,每听到有人被捕的时候,就周身不适,频繁腹泻。不久他身边人员甚至连警卫员也被关押,他隐约也感觉到自己难逃厄运。刘景范关切的对习仲勋说,还是暂离此地,躲一躲。习仲勋说:“不能走。我落一个法西斯分子,把我杀了,我也不能走,这些同志都是以我的名义后来的我怎么能走呢?”

  其实,西北苏区迫在眉睫的任务是如何粉碎国民党军已持续了三个月的第三次“围剿”,解除异常严峻的军事危机。十月一日,红十五军团在延安。甘泉之间的劳山歼灭国民党东北军一一0师近两个团和师直属队全部三千七百人,击毙师长何立中,参谋长裴焕然。十月二十五日,又在榆林桥歼东北军一0七师一个团,活捉团长高福元。两次战斗胜利,有力打击了国民党军队的进攻,鼓舞了苏区军民革命意识。与此同时,错误的肃反又在加紧进行。正如习仲勋在四十三年后的撰文所述: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怪现象,红军在前方打仗,抵抗蒋介石的进攻,不断取得胜利。‘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却在后方先夺权,后抓人,把刘志丹同志等一大批干部扣押起来,红二十六军营以上主要干部,陕甘边县以上的主要干部,几乎和无一幸免。”【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其实,当刘志丹等一批红军将领在劳山前线浴血奋战之时,肃反主持者的逮捕计划就已形成。

  许多年后,聂洪钧在《刘志丹同志冤案的产生》一文中记述决定扣押刘志丹。习仲勋等人细节:

  “经过反复商量,最后确定,分开刘志丹、高岗,将刘志丹调到后方主持军委工作,以防变乱,并便考查。不想,刘一到后方就被捕。尔后,在省委的督促和指责下,我和程子华都感到,事已到此,刘已被捕,前方如不立即采取行动,就会发生事故的危险。随即,按照后方提出的名单,逮捕了高岗、杨森、习仲勋、刘景范等许多陕甘边苏区和红二十六军的负责干部。此后人心惶惶,危险局面可以想见,陕北延中的肃反事件就此铸成。”

  习仲勋、刘景范在刘志丹等人被捕后,也被以“党棍”罪名,开除党籍,撤销职务。一天,红二十五军团特务科长朱仰新来到下寺湾,叫习仲勋到十多里以外的王家坪谈话。来人带有一封前方领导人写的亲笔信。信中说:“仲勋同志,你对此次肃反,态度暧昧,非无产阶级意识,有跟你谈话的必要。

  习仲勋已感到自己可能被捕,便把随声带的一支手枪、两块银元和钢笔交给了刚才从赤源县回到洛河川的老战友张策,并要张策以看望刘志丹的名义一同驻扎王家坪的红二十五军团军团部,后考虑到这样可能会一起被捕,又决定张策在义子沟边区政府驻地等候,并告诉张悦,如果我能回来,咱们就一同返回特委;如果回不来,就说明我已被捕。

  习仲勋到了位于下寺湾东南二三十里的王家坪,刚进军团部就被押了起来。聂洪钧给习仲勋罗列罪状说:“第一骂群众是土匪;第二不搞土改革命,只分田地,不分山地;第三给富农通风报信。张策回忆说“快到黄昏的时候,我见习仲勋由军团部出来了,但是他身后跟着专门负责捕人的红二十五军特务科长朱仰新。我一看就明白了。习仲勋此时已失去同我说话的自由。我只好骑马回到下寺湾。此时,我的脑子乱成一团,茫然不知所措,深感等着我的也是被捕的命运。”

  习仲勋被押后,最初关在王家坪,后来押往陕甘晋省委驻地瓦窑堡。押解途中,给他头上套了一个只露两只眼睛的黑帽子,肩上还扛两杆长枪。习仲勋后来常向人谈起去瓦窑堡路上发生的事情:“晚上睡觉时也将人困着,脚上、脖子上也加了绳子。到了真武洞,一位同时被关押的人让我给他松绑,我们互相松开绳子。到了第二天我报告说,昨晚翻身时,把绳子翻松了。不然他们会议逃跑为名抽打体罚的。”

  习仲勋回忆说:“被押到瓦窑堡后,”和刘志丹同志一起被关在一个旧当铺,‘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执行者搞法西斯审讯方式,天气很冷,不给我们被子盖,晚上睡觉还缚绑着手脚,绳子上长满虱子;一天只放两次风,有人拿着鞭子、大刀。看谁不顺眼就用鞭子抽,用刀砍,在莫须有的罪名下,许多人被迫害致死”。“开始说我是取消主义,后来说成右派,并说我是右派前线委员会去的书记。上级亲自审讯我的是朱理治、郭洪涛、戴季英。他们叫我自首。我说这有什么自首的?我说我是革命的,你们说我不是革命,我也豁出去了,说我什么也不要,就是你们不要用笨刀子杀我。当时张秀山上的刑更厉害,给鼻孔灌辣椒面,吊起来拷打。张秀山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哭诉道,‘我死不要紧,二十六军创造不容易,它是许多同志用头颅换来的,你们可怜二十六军,这里了干部全是好的’。”

  在苏区大批领导干部被关押和审讯之时,在执行作战的前方,错误的肃反已开始用活埋的方法杀害革命同志。在省委所在地也挖好土坟,做从肉体上彻底肃清所谓右派的准备。

  其实只有六岁的刘志丹的女人回忆说:“父亲和习仲勋等人关押在一起。母亲想法设法带着我找到那里。我拼命哭喊着”爸爸,爸爸“但听到的只是窑洞内的咳嗽声,前面的窗户堵死了。

  西北苏区的错误肃反进行了一个月左右时间,“左”倾教条主义的执行者先后在前线和后方机关逮捕了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张秀山、刘景范、马文瑞、杨森、蔡子伟、张文舟。李启明在内的一大批党政军主要干部,红二十六军营长以上、陕甘边区地方县级以上干部全部予于关押。这些同志在狱中遭受了种种非人的折磨。错杀了陕甘边区特委第一任书记金理科、陕甘边区福委会主任张景文、陕甘边区南区委组织部长杜宛和上岸军区副秘书长杨浩等二百多名优秀干部,致使党组织和干部队伍严重消弱,军心动摇,民心不稳。

  习仲勋身下囹圄,但看到昔日并肩战斗的的战友被关押、被毒打、被活埋,死于自己人之手时,心如刀绞。他在四十多年后以沉重的心情回忆说:“白匪军乘机挑拨煽动,以致保安、安塞、定边等几个县都反水了。根据地陷入严重的危害。”

  “‘围剿’还未能粉碎,也就是这这段时间内,后方的瓦窑堡发生了错误的肃反事件,逮捕了刘志丹等同志,随后开展的前方,在红二十六军中也进行了‘肃反’,并且杀错了一些人,使陕北这个的硕果仅存的苏区陷入非常严重的危机。”

  ●红日照亮了陕甘高原

  一九三五年九月,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主力已达到甘肃南部地区。一次偶然的发现,使毛泽东、周恩来刘志丹及其领导的西北苏区,并把党中央和红军的“落脚点”放在陕北。

  九月中旬的一天,中央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过了岷江,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在洮河右岸哈达铺一个圩场小憩。几位中央领导兴趣颇高地翻阅着警卫战士刚刚搜集到的一张国民党地方报纸。报纸刊登蒋介石派大军“围剿”,“陕北共匪”刘志丹的消息,深深吸引了毛泽东的注意力。九月二十日,毛泽东对中央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作出报告指出:“民族危机在一天天加深,我们必须继续行动,完成北上抗日的原定计划。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从现在到刘志丹创建的陕北革命根据地不过七八百里路程。大家要振奋精神,继续北上。”不久,毛泽东又说:“从江西算起到现在,我们已走过十个省。走下山去,就进入第十一个省——陕西省了,那里就是我们的根据地,我们的家了。”

  毛泽东以革命家兼诗人的情怀对西北苏区寄予希望。但是,他没有料到,这里正进行一场空前的政治劫难。他所期待见到的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根据地领导人此时身带镣铐,处于焦虑和期盼的煎熬之中。

  十月十九日,党中央和毛泽东等达到陕甘边区吴起镇,并得知肃反的情况后,即派贾拓夫携带电台于李维汉同行,作为先遣队寻找陕北红军和刘志丹。贾拓夫是与一九三四年一月代表陕西省委赴中央苏区参加第六届五中全会后留守中央白区工作部工作的,十月又随中央红军长征北上,并担任总政白军工作部部长。李维汉、贾拓夫在下寺湾于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会面,证实了当地干部和群众反映西北苏区正在对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党组织进行肃反,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领导干部以拘捕的消息无误,并将情况立即报告党中央。党中央和毛主席下令:停止被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来解决!

  十一月二日,党中央、毛泽东等来到下寺湾。次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了郭洪涛和西北军委聂洪钧关于西北苏区、西北红军及其作战情况的汇报,分析了西北根据地内外的政治军事形势,决定中央领导分两路行动:一路由张闻天、秦邦宪、刘少奇、邓发、董必武和李维汉率中央机关从下寺湾直接去西北苏区中心的陕甘晋省委驻地瓦窑堡,同时指定王首道等先期赴瓦窑堡调查处理错误肃反问题。另一路由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率红一方面军南下,迎击第三次“围剿”陕北苏区的国民党军队。

  时任国家保卫局执行部部长的王首道在五十年以后曾回忆说:“由毛主席和党中央派我和刘向三等同志到瓦窑堡去,接管陕甘边区保卫工作,先把事态控制下来,避免进一步恶化。毛主席在下寺湾一次干部会议上,语重心长对我们说,杀头不像割韭菜那样,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错杀了人,杀了革命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大家要切记这一点,要慎重处理。”

  这时,习仲勋还在狱中。他不可能立即到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消息,已极度虚弱的身体仍坚强受着恣意的体罚和生活管理的虐待。后来他从看守的言行和生活的改善中渐渐察觉到形势发生了变化。与习仲勋同被关押的张策在《我的历史回顾》中详细描述了雨中情景:

  “保卫局的监狱设在瓦窑堡汇川通商号的一个四合院内,每间小房子都关着十几个人。每个人都戴着手脚镣,并用绳子捆着,当时天寒地冻,气温在零下二十摄氏度,但地上仅放一些谷草,无铺无盖,大多数人冻的睡不着觉。吃不饱不算,谁也喝不上。病了也只好拖着。有个别同志拉肚子,要去厕所也不容许,只好拉在睡觉的地方,弄得睡觉的地方气味难忍。打骂虐待,更是家常便饭保卫局局长戴季英多次提着鞭子毒打张庆孚同志(解放后担任国家农业部副部长)。一次因套在我脖子上的绳子长满了虱子,我那下来捉一捉虱子,不料被站岗的发现了,就用刀背狠狠地砸了我一顿,打时还说,‘我打你就和蒋介石一样。’天越冷,人的小便越多,又不准出去,只好尿在身边的铺草中,有的尿在自己的饭碗里,早晨放风时倒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监狱的后院已经挖好一个大坑,随时都可以无声无息地把我们这批人埋掉。在这所人间地狱里,哪里还有人道可言,只有等死而已。谁也没有想到党中央、毛泽东会那样快的赶到陕甘地区。毛泽东一到吴起镇,就发现肃反是严重的错案,立即停止肃反、等待处理的命令。这才给我们每人发了铺盖,虐待行为也告停止。”

  十一月七日,张闻天、秦邦宪、刘少奇、董必武、李维汉等率中央机关抵达瓦窑堡,即着力解决陕北错误肃反问题。西北中央局指定组成在秦邦宪指导下有董必武、王首道、张云逸。李维汉、郭洪涛参加的审查错误肃反的五人“党务委员会”。先期到达瓦窑堡的王首道、刘向三等人通过访问群众,调阅案卷,与当事人谈话等形式深入调查研究,在掌握大量事实和证据后,确认错误肃反加强给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人的是“莫须有”的罪名,所谓口供证据是通过刑讯逼供等方式取的,纯属不实之词,理应予以推倒。经过五人党务委员会审查后,习仲勋同刘志丹、杨森、杨琪、张秀山、刘景范等十八位同志首批释放,接着其他被关押的同志也陆续获释。

  刚刚解除关押的习仲勋,在瓦窑堡与红军总政治局副主任杨尚昆相遇,两人曾有一段风趣对话。杨尚昆高兴地告诉习仲勋说:我们长征到达哈达铺时,先后看到一张国民党政府出的布告和一份油印的红军传单。红军传单上印有:“红军占领中心城市的伟大胜利。”原来,这个中心城市是瓦窑堡。杨尚昆接着就以开玩笑的口吻问:“瓦窑堡就这么一点点大,还算什么中心城市啊?”习仲勋笑着回答:“瓦窑堡在陕北也算个很大的地方了。这里了早有‘米脂的女子,绥德的汉,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炭’,当然是很有名气的地方!”杨尚昆听后说:“当时。毛主席和中央的同志见了这份材料的的确很高兴,因为这说明陕北有红军、有根据地,并且就在瓦窑堡附近。

  十一月十八日,在前方指挥作战的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联名致电张闻天、秦邦宪,请他们详细考查陕北苏区肃反中错误。指出:“错铺有一批人,定系事实。”要求纠正肃反中错误。后来,毛泽东又讲:“逮捕刘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是‘疯狂病’应予以立刻释放。”

  二十一日至二十四日,毛泽东、周恩来指挥红一方面军在富县直罗镇歼敌一0九师全部,击毙师长牛元峰,又在追击中歼敌一0六师一个团,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对西北苏区的第三次“围剿”,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十一月十六日,中共西北中央局作出《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十一月三十日,作出《关于戴季英、聂洪钧二同志在陕甘区域肃反工作中所犯错误处分的决议》。同日,中央组织部召开平反大会,张闻天、秦邦宪、刘少奇和五人“党务委员会”成员出席会议。会上,宣布以上两个决定。王首道代表五人委员会宣布,刘志丹、习仲勋等同志是无罪的,党中央予以释放,并予以分配工作。刘志丹代表被释放的同志讲了话。他说:“这次肃反时错误的,我们相信中央会弄清问题,正确处理的。我们也相信犯错误的同志会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一道奋斗。”

  习仲勋看到从苏区自己的监狱中走出的衣衫褴褛、面容憔悴的战友,想起近期根据地发生的种种怪现象,特别是得知昔日在战火中和白色恐怖中出生入死的众多同志被活埋、被枪杀时,更是愤懑不已。他觉得有满腹话语要向党中央倾诉,一时因过分激动和悲愤而说不出话来所有遭受迫害的同志个个义愤填膺,纷纷要求党中央严肃查处错误肃反的主持者,但在听了刘志丹的真诚的话语,激愤的情绪平静了许多。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会后,习仲勋两次发表在《人民日报》的文章中,记述了当时的情景。文中写道:

  “千里雷声万里闪,在十分危急的关头,党中央派出的先遣联络员带来了至高无比高兴的喜讯:毛主席来了!一九三五年十月,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进入陕甘边的吴起镇。他立即向群众和地方干部进行调查。当时陕甘边特委位的龚逢春同志去迎接毛主席,向毛主席汇报了陕北苏区和红军生理发展的情况,有回报了当时乱搞“肃反”,把刘志丹等红二十六军的干部抓起来的问题。毛主席马上下达指示:立即停止任何逮捕,所逮捕的干部全部由中央红军处理,并派王首道等同志去瓦窑堡办理此事,我们这一百多个幸存者被释放了。毛主席挽救了陕北党,西北苏区又出现了团结战斗的新局面。”

  “刘志丹出狱后,根据地军民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刘志丹被释放了!’‘陕北根据地有救了!’中央红军说:‘要是叫左倾机会主义把这块根据地毁掉,中央连歇脚的地方也没有了。’”

  习仲勋平反后,即进入董必武任校长的中央党校学习,并担任训练班第三班班主任。其他两个班主任是成仿吾和冯雪峰。中央党校前身是一九三三年在江西瑞金成立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所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在瓦窑堡恢复并更名为中共中央党校。小直射在安定县第二完小。十二月中央党校开始招生,根据抗日发展需要,两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训练班:第一期主要训练陕北干部,帮助他们熟悉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和政策,包括富农政策、土地政策、工商政策等,以便通过他们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去;第二期主要传达和学习党中央瓦窑堡会议的决议。次年二月,红军东征后,中央党校暂停招生。

  在此期间,习仲勋经介绍参加中共中央在中央党校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他第一次见到景仰已久的毛泽东,并聆听了毛泽东做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实继遵义会议纠正“左”倾机会主义军事路线之后对“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左”倾政治路线的纠正。它是正确分析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重要文献,纠正了党内在很长时期把民族资产阶级混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错误,批评了党内那种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以其他中产阶级不可能和中国工农大众联合抗日的错误观点。习仲勋对这次会议留下深刻记忆。他说:“我凝神谛听毛主席的报告。觉得他讲的完全合乎实际,路线完却正确。我感到迷雾顿散,信心倍增。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毛主席的讲话,心里高兴极了。”

  习仲勋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首次见到另一位使他“无时无刻不萦绕在脑海之中”历史伟人——周恩来。在日后的数十年风雨历程,他经常受到周恩来的关心、教诲和伟大的人格熏陶。习仲勋在《永远难忘的怀念》一文中,曾深情回忆初见周恩来的情景:

  “中央红军到陕北不久,我参加瓦窑堡举行的一个会议,听毛泽东同志的报告。远远看见一个人穿着红军的黑布棉军服,胸前飘着长长的胡子,两道剑眉下面是炯炯两眼,那指挥的光芒好像可以洞察一切,令人肃然起敬。他就是周恩来同志。那时,他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和毛泽东同志一起,领导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在陕甘宁一带有不少关于周恩来同志神话般的传说。我很早就知道他的一些革命事迹,内心十分仰慕。这次因为听报告,没有机会和他接触。”

  陕甘边苏区斗争过去了半个世纪之后,已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岗位退下来的习仲勋,认真回顾和思考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时期历史经验教训,并作了客观科学的分析和理论上的研究。他在《历史的回顾》一文中写道:

  “十年的土地革命战争,陕甘边的党组织、红军战士和人民群众,经历了长期而残酷的反革命‘围剿’和来自党内‘左’、右倾路线干扰,历遭险阻,几经起伏,终于使红日驱散乌云,胜利的曙光映红陕北高原的山山水水,把苏维埃的种子传播到革命形势比较落后的中国西部,成为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军事路线失败后硕果仅存的一块根据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大众的解放事业作出巨大贡献。

  陕甘边根据地是怎样坚持下来,它走过的道路是怎样的呢!

  陕甘边根据地的革命斗争,是全国革命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与全国各个根据地一样有着共同的发展规律,这就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走井冈山道路。但是由于历史。地理和社会的具体环境不同,成为它能够一小到大、由弱到强,克服内外重重困难,战胜更强大与自己好几倍的敌人的基本原因和历史条件。

  首先,党组织把革命斗争的重点始终放在农村,贯彻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很坚决。大革命失败以后,陕西党组织把主力及时转移到农村,主张党员到农村去。先发动了渭南暴动、旬邑暴动、两当兵变、创造了渭北苏区、陕甘游击队。红二十六军,以照金、南梁为中心的陕北苏区,是革命的星星之火,逐渐燃遍陕北。虽然当时‘左’倾机会主义在党内统治地位,他们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热衷于城市斗争,主张军事冒险主义,使陕西党组织在创建红军、开展土改革命、创建根据地斗争不可避免地受到一定的影响,带来曲折和失败教训,但是曲折和失败,从反面是我们更加坚定了贯彻工农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思想。

  第二,武装是革命之本,所谓枪杆子万能并不是错误的。陕甘边根据地斗争史,实际上就是一部武装斗争史。只要枪杆子拿在农民手里,于红军、苏区结合起来,那就是‘能’的。大革命后期,以刘志丹、谢子长为代表的一批共产党员打入敌人部队,从事兵运工作,搞了七十多次兵变,就是为了把起武器进行斗争。这些斗争虽然都失败了,却是我们领悟到军事运动不同农民运动和建立根据地结合起来,我们就难以存在和坚持下去。我们开始把开展游击战争于三分(地、粮、财务)五抗(税、租、债、粮、款)结合起来,把建立革命武装同开创根据地和建立红色政权结合起来,在战略战术上,不打硬仗,不死守一地,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积小胜为大胜等,使我们取得了主动权,打开局面。

  第三,‘梢林主义’是创造根据地的马列主义。我们把苏区叫做‘梢林’,这是从三原、渭北平原碰钉子碰出来的。在敌我力量对比上,我们处于劣势,出狱敌人四面包围之中。在平原上与敌人有利,与我们则是有害。梢林,距敌人统治中心较远,其统治力量鞭长莫及,有利于革命力量的生长和存在,有理有根据地开拓和发展。虽然少了人口稀少,经济文化落后,坏境极其艰苦,但是群众有强烈的土地革命愿望。因此我们总是先进行群众工作;一村一村做调查,一家一户做工作;此后组织武装,开辟苏区,建立政权。对于根据地根据地的建设,我们不搞孤立主义,在确定中心区的基础上,以主力红军为骨干,建立多路游击区,扩大回旋余地,互相呼应配合,把革命力量的积极和扩大统一起来。

  第四,陕甘边的斗争史,是统一战线的又斗争又联合的历史。对于同国民党政权有矛盾的地方武装,我们总是努力争取、凡同情倾向革命的狗热枕相待。一些哥老会头目、民团团总。保安团。红枪会,经过我们团结争取,他们都为革命做了个好多好事。对于某些土匪,能不能改造他们成为游击队呢?庆阳杨丕胜领导的游击队,开始有些土匪成分洗刷了,吸收来一些新的农民成分,就成为游击队了。黄龙山的‘大王’郭宝珊,经过刘志丹等多方面的工作,终于把他引上革命道路,从红军时代直到解放战争时期,立了许多战功。【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第五,陕甘边根据地有一个坚强、正确的领导核心。在长期的革命战斗中,涌现出以刘志丹为代表的领导核心。这个核心的坚强正确,不仅表现在政治上的坚定性,始终不渝的坚持党的正确路线,克服‘左’的右干扰,经受住挫折和失败的考验,在危险的时刻力挽狂澜,转危为安;尤其是在与中央中断联系的情况下,不盲目依靠上级指示和抽象教条,善于把党的正确路线方针和陕甘实际相结合,正确估量敌情我情,按照客观情况去决定自己的政策,独立地处理重大问题,表现出政治上的成绩和独创,为探索中国革命正确道路做出有益贡献。毛泽东称赞刘志丹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恩来题词说:‘上下五千年,英雄千千万,要数刘志丹。’朱德称刘志丹为‘红军模范’。这并不只是对刘志丹本人崇高评价,也是对创造陕甘边的先烈们,广大革命战士以及无数劳苦大众的英雄斗争和他们共同创造的历史经验的高度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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