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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专门讲了阶级斗争

2019-12-10 04:33

  细细探索起来,“文革”的前奏早已开始:批判“现代修正主义”是其前奏,“四清”

戚本禹作为当事人之一,对1964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的毛刘决裂一幕作为真实可信的记述。当时在讨论“二十三条”的时候,主席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时候,刘少奇当场就提出来,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说出来听听。毛主席当场就点了两个人的名,说煤炭部的张霖之和地质部的何长工就是。在此前后又发生了刘少奇不让主席在会上讲话,邓小平叫主席不要去开会,毛主席带了一本党章、一本宪法来到会上,他摇动党章说:“作为党员我有开会权。”摇动宪法说:“作为公民我有发言权。”并指着刘、邓说:“这里有两个人,一个不叫我参加大会,一个不叫我讲话。” 可见对抗已经激化到了什么程度。毛和刘少奇的矛盾第一次在高层领导中公开化了。后来,刘少奇经过别人劝说,在政治局会上检讨说:对毛主席不够尊重。毛没有接受:“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问题。在原则问题上,我是从不让步的。”后来毛主席对江青说,以前,刘少奇对他不是这样的。即使有不同的意见,也总是很委婉的说的。而现在是我说一句,他就顶我一句。戚本禹写道,我原来也不满意王光美的“桃园经验”,但只是把它看作是一个工作方法的问题。为什么毛主席会跟刘少奇产生这么大的分歧,还专门把陈伯达从农村叫回来写二十三条呢?后来才理解了,毛主席和刘少奇这个“繁琐哲学”的问题的根本分歧,毛主席主要是要解决领导干部中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并把这个问题看作是对社会主义事业最具有危险性的。而刘少奇则根本否认党内存在着这样的问题,他把运动的方向是指向了在群众和基层干部中所存在的这样那样的问题去了。

●毛泽东认为共产党内存在某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运动也是其前奏。毛泽东对外“批修”,对内搞“四清”。“四清”运动,1962年底在中国农村逐步推开。那“四清”最初是“清工分,清账目,清财物,清仓库”,叫“小四清”。后来扩大为“大四清”,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

现在看来,这确实是路线之争。毛时代并不是那么的“黄金般璀灿水晶般透明”。新中国建立十多年后,对工农的压迫又出现了,最极端的就是打骂农民和克扣农民的伙食,对工农的剥削也出现了,除了“合法”的特权以外还有不合法的贪污盗窃。因此毛就发动了四清运动,毛指出,不开展这场斗争,“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对此宗旨,领导层并无异议。但在具体对象及方法上却是南辕北辙,最终导致了毛刘的决裂。

1959年发生了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上书的事情。毛泽东对彭德怀上书一事看得很重。他在对中共八届八中全会的《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决议稿进行修改时,写下了这样一些话:“城乡资产阶级反动的思想活动和政治活动,在一部分富裕中农和知识分子中间尚有市场,一遇风吹草动,他们就要蠢动起来。总之,资产阶级残余的思想政治活动既然存在,就一定会在共产党内找到他们的代表人物。而现在果然出了一小批(在中央委员会内是四个人)代表他们说话的右倾机会主义。”引人注目的是,毛泽东在这里第一次提到了共产党内、甚至中央委员会内部存在“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问题,提出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内、特别是中央委员会内部有“代表人物”这个概念,这标志着毛泽东已经把阶级斗争问题引入到共产党内甚至中央委员会内部了。

  “四清”运动在农村开展。城市里则进行“五反”运动,即“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

当时毛早已退居中央领导层的二线,由刘少奇领导日常工作。因此,四清运动主要是由刘少奇推动的。刘邓又制定了后《十条》即《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否定了毛之前主持制定的前《十条》即《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一九六七年四月六日,毛谈及这件事时说:“六三年搞了十条,才隔两个月,他们又开会搞后十条,也不征求我的意见,我也没到会。”

●从“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到“中国的修正主义分子”

  后来,“四清”与“五反”运动合称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运动”。

刘少奇在后《十条》公布后,就派其夫人王光美到河北桃园大队蹲点,并亲自给以指导,炮制出“桃园经验”,搞什么扎根串连、秘密工作方式,这实际上是他在一九四七年土改中提出的“一脚踢开基础”、“搬石头”打击基层干部等错误的重复,只不过“有过之而无不及”罢了。

到60年代初期,毛泽东对中国阶级斗争问题的估计又向前迈了一步。1962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专门讲了阶级斗争问题。与此前不同的是,毛泽东这次讲阶级斗争时,特别强调了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出现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提出了对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的要求,同时提出了“中国的修正主义”的概念。

  毛泽东以为,资本主义已在苏联,在南斯拉夫复辟,为了防止中国“变修”、“变色”,要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他在1963年5月9日发出了警告:如不警惕,“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桃园经验”经中央批准实施后,在1964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进行期间,中央常委于12月20日开会讨论社教运动的对象问题,刘的观点与毛的观点尖锐不同。刘认为,主要要整下面,整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整社会上对体制不满的敌对力量。

这个时候,毛泽东已经不再称“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内的代表人物”了,而是称为“中国的修正主义分子”。他认为,“中国的修正主义分子”在党内有,党外也有,因此称之为“中国的修正主义分子”。

  毛泽东在思索着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防止中国出现“赫鲁晓夫式人物”。他早在庐山会议上便已说过:“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在斗垮彭德怀之后,毛泽东已在寻找新的斗争对象。他的极左思想不断膨胀,他的斗争矛头指向了多年来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刘少奇。

毛强调不可搞得打击面太宽了,“要把那些几十块钱、一百块钱、一百几十块钱的大多数四不清干部先解放。我就是怕搞得太多,搞出那么多地主、富农、国民党、反革命、和平演变,划成百分之十几、二十,七亿人口就是一亿四,那恐怕要发生一个'左'的潮流。”毛强调运动重点是“整当权派”。“先搞豺粮,后搞狐理,这就抓到了问题,你不从当权派着手,分不清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一个资本主义派。”在这里,毛将斗争的对象直接指向了干部队伍,党的官僚组织。这与后来发动文化革命的斗争目标是一致的。但对此,刘为代表的政治局多数是持有根本异议的。刘认为,主张走资主义道路的人,不能称作为一个“派”。斗争矛头,不能指向党的干部组织,指向国家机器。他主张在四清中保护干部,矛头主要指向社会下层的“地富反坏右”。他将毛针对党内上层的阶级斗争方向作了扭转。

值得指出的是:对阶级斗争问题,当时党内高层的认识是一致的。

  陈伯达第一次得悉毛泽东要整刘少奇这一惊人消息,是在1965年1月。

会议最后阶段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在制定文件过程中,刘说四清是四清四不清矛盾,是党内外矛盾的交叉,认为四清四不清是主要矛盾。如果按照“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那么广大的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就都是运动的对象。毛批驳道:“这两种提法,不说是什么社会里四清四不清矛盾,也不说是什么党的内外矛盾交叉。从字面上看来,所谓四清四不清过去历史上什么社会里也能用;所谓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派也能用;都没有说明今天矛盾的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毛要求把四清工作的重点放在整走资派上,而不是把矛头指向大多数普通的群众以及好的比较好的干部。

●毛泽东形成了党内有“豺狼”的认识

  夜深了,陈伯达服了安眠药,迷迷糊糊躺在床上。电话铃声急促地响起。那是一只机要电话,势必有要紧的事要告知他。他赶紧驱走睡意,接了电话。果真,事关重大:毛泽东要他马上去一趟!陈伯达岂敢怠慢。对于毛泽东的召见,他总是召之即来。毛泽东习惯于夤夜工作,苦了陈伯达。

毛还严肃指出:“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就会要走到邪路上去。”并指责:中央机关有两个“独立王国”,一个是中央书记处,一个是国家计委。

通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毛泽东发现,基层干部中问题很多,这反而使他形成了对阶级斗争问题更严重的估计。他认为,基层政权已经有三分之一不在无产阶级手里,而落入了修正主义分子手中,而这些修正主义分子,在中央有根子,“朝里有人”。他把阶级斗争的眼光,由基层移向了中央,认为必须先在中央解决问题。因此他决定结束通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来防止修正主义的试验,决心发动一场气势磅礴的大革命,从中央到地方,在各个领域里,全面解决问题。正是出于这一认识,当1965年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时,就对要向他汇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说:“不用汇报了,情况我都知道。现在看来光搞社教运动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匆匆赶到毛泽东那里。原来,毛泽东要起草一份关于社教运动的文件,由他口授,陈伯达笔录。

在会上,刘屡次打断毛的发言。他质疑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说:“对这个'派',我总是理解不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但是资产阶级都要消亡了,怎么可能有什么派?一讲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他还说:“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主席当场就点了两个人的名,说煤炭部的张霖之和地质部的何长工就是。戚本禹回忆说,当时气氛非常紧张,绝非简单的意气之争。

实际上,毛泽东在1964年底已经形成了这个认识。他在1964年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时就提出了“先搞豺狼,后搞狐狸”的概念。他认为:中央一级的修正主义代表人物是豺狼,基层阶级敌人是狐狸。搞掉了豺狼,狐狸就好搞了,可以慢慢地清。他说:“先搞豺狼,后搞狐狸,这就抓到了问题。你不从当权派着手不行。”(1964年12月20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插话记录)

  从毛泽东的话里,陈伯达这才轧出重要的“苗头”———毛泽东要整刘少奇!

这的确是一个路线问题。刘少奇这个人还是值得敬佩的,他有自己的一套治国理念,并为之进行了公开的抗争,而不是像某些人那样明里不说,暗下黑手。他之所以公开反对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因为这个目标太醒目了,太准确了,太通俗了,直指他本人和他的路线。他感到危及到他的地位。这是一次重大的交锋。尽管会后制订了《二十三条》,提出:“中央过去发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如有同这个文件抵触的,一律以这个文件为准。”实际上已经否定了两个《后十条》以及桃园经验,但刘邓还是抗着不照《二十三条》办,继续搞《桃园经验》那一套。

●毛泽东提出“走资派”概念时与刘少奇发生了争论

  原来,毛泽东与刘少奇在社教运动中的分歧由来已久,直到这时终于表面化了……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专门讲了阶级斗争问题,后来毛主席对江青说。一九七0年十二月十八日,斯诺问毛主席:“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到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毛主席回答:“一九六五年一月,23条发表。23条中间第一条就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斯诺在文章中这样评述:“毫无疑问,'两条路线'是存在的。是个人争权的斗争吗?人情的因素是不能完全同客观政治现实分开的,但是,毫无疑问,毛和刘之间的冲突首先是由于,两个人对于伟大的中国革命的方法和目标的考虑在实质上是不相同的。”一个外国友好人士的理解,不是胜过我们的许多同志吗?

正是在1964年底召开、在1965年初结束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首次提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概念的。而在形成这一概念的过程中,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发生了一场争论。

  毛泽东搞社教运动,像搞“文革”一样,事先并没有什么“伟大战略部署”,而是干着看,边干边摸索。

由于自上而下的社教运动不可能真正触动走资派,毛只得发动了自下而上的文革。而刘少奇又一次派夫人王光美坐镇清华大学,掀起了一场全校性的“反蒯斗争”。更参照“四清经验”,将蒯大富开除团籍。1966年8月24日以刘少奇儿子刘涛等高干子弟为首的当时清华唯一的红卫兵组织──清华大学红卫兵与北京市老牌的中学红卫兵一起联合进行文革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所谓的“革命暴力行动”。突然间用皮鞭、棍棒、口号和“语录歌”武装起来的大批红卫兵,以集团军的形式浩浩荡荡从校外开进清华园,以暴力冲击清华大字报区,用皮鞭驱散看大字报的群众,在对清华重要的大字报进行拍照之后撕光整个清华的所有的大字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由于广大师生员工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宏大的暴力斗争阵势,因此整个清华乃至整个北京高校区都笼罩着浓重的政治恐怖气氛。清华园内,从此“反革命”、“反党分子”大批涌现。大批学生被批、被斗、被带帽。如果不是毛回京后目睹此景,愤怒地贴出大字报,宣称要炮轰刘的司令部,那么,文革就会变成一场加强版的反右运动了……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争论是在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和重点时发生的。刘少奇认为,社会主义教育中的主要矛盾,是地、富、反、坏干部与群众的矛盾。毛泽东则对此持否定态度。他此时已经形成了“走资派”的概念。基于这一概念,他认为:“地富反坏是后台老板,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农村的中心问题是这一大批干部。”地主富农已经搞臭了一次了,“至于这些当权派,从来没有搞臭过。他又是共产党,上面又听他的。”“中心问题是整党,不整党没有希望。”他还说,要把“四清”概念改变,由“清仓库、工分、账目、财务”变为“清思想、组织、政治、经济”。这实际上已经把“四清”提到了政治的亦即阶级斗争的高度。刘少奇则不同意毛泽东改变“四清”概念的意见而坚持原来的“四清”概念。虽然他没有直接说出否定毛泽东意见的话来,甚至有时也随声附和毛泽东,但他坚持自己的意见,是十分明显的。

  毛泽东是在1962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在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时,提出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最初,刘少奇对社教运动是投赞成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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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不仅对刘少奇的观点十分反感,而且对刘少奇的态度也十分反感。12月28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全体会议时,毛泽东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不讲民主。他说:“有那么一些同志,叫别人讲民主,自己就不讲民主。”

  1963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在杭州召开工作会议,在毛泽东的主持下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对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第一次提出十条政策,人称“前十条”。

这次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运动的重点的争论,虽然以刘少奇服从毛泽东而结束,但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也是毛泽东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原因之一。

  毛泽东为“前十条”的前言,亲笔加了一大段话:“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毛泽东所加的这一大段话,后来被作为毛泽东的一篇著作发表,题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毛泽东认定“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走资派”

  “前十条”披露了毛泽东的“最新名言”:“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前十条”的核心,便是“抓”中国农村的“阶级斗争”。“前十条”指出,社教运动的任务是“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斗争”。

由于毛泽东早在1964年就认为中国出修正主义的主要危险在中央,所以他从那个时候起,就考虑要整中央的修正主义,而中央的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也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总代表是谁呢?毛泽东认定是刘少奇。但他认为,这不是刘少奇一个人的问题,在中央有一批人是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

  对“前十条”,刘少奇是支持的,这年9月,中共中央又下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也是十条,称“后十条”。“后十条”提出运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刘少奇也是支持的。刘少奇对于社教运动所作的几次讲话,有些观点也相当“左”。

为了整掉中央的修正主义代表人物,毛泽东在1966年8月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这次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十六条”规定:“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文件在全党下发,随后又在全国各报刊上公布,之后,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成了“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核心任务之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词也在全国广泛传开了。各地红卫兵和各种造反派组织把要打倒的各级领导干部,统统戴上“走资派”的帽子,游街示众。他们夺权,也称之为“从走资派手中夺权。”从此全国陷入了动乱之中。

  但是,后来刘少奇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产生了与毛泽东不同的看法。比如,对于社教运动的性质,刘少奇主张是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不一定什么都“以阶级斗争为纲”,都要从“两条路线”、“两个阶级”的高度去上线上纲。再如,毛泽东提出社教运动的主要对象,是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则不同意。

毛泽东虽然提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他心中,还是把“走资派”问题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看待的。他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讲话时,提出对“走资派”,要允许改正,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一看二帮,团结、批评、团结。他还提到党内也可以有派。他说:“我们这个党不是党外无党,我看是党外有党,党内也有派,从来都是如此,这是正常现象。”“‘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我们共产党也是这样。”他的意思是说:党内也可以有“走资派”。既然是“党内走资派”,那就是党内矛盾。对党内矛盾,就要按照党内矛盾来处理,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

  毛、刘之间的分歧,到了1964年底逐渐激化。

从这一认识出发,毛泽东提出:对刘少奇、邓小平,“不能一笔抹煞。”要准许刘少奇、邓小平革命,准许改。“说我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1966年10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汇报会上的插话记录)值得注意的是,他在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一次也没有提“走资派”一词。相反,他认为,刘少奇和邓小平只是犯了路线错误,“路线错误,改了就是了。”

  1964年12月15日至12月底,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社教运动的工作会议,由刘少奇主持。考虑到毛泽东当时身体不大好,没有请他出席会议。12月底,在刘少奇的主持下,会议制定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讨论纪要》,共17条,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印发全国。

●从打倒“走资派”到解放老干部

  从1965年元旦之后,至1月14日,会议进入第二阶段,改由邓小平主持。邓小平以为,这是一般性的工作会议,况且第一阶段会议毛泽东也未参加,也就劝毛泽东不必参加第二阶段会议。不料,毛泽东心中不悦,径往会场,出席会议。

1971年9月13日发生了林彪事件。毛泽东鉴于出现林彪反党集团的教训,在一定程度上反思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在林彪事件后,由他亲自提议,解放了一大批老干部。从那以后,“走资派”一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提起的次数很少。

  毛泽东在会上,不指名地批评刘少奇在社教运动中搞“人海战术”、“繁琐哲学”、“倾盆大雨”、“神秘化”、“打击面过宽”等等。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走资派”一词,不再见于报刊,动不动就给干部扣上“走资派”帽子的行为也成了历史。

  毛泽东说到社教运动的矛盾时,刘少奇插了一段话:“各种矛盾交叉在一起,有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有党内外矛盾的交叉,矛盾很复杂,还是有什么矛盾就解决什么矛盾为好。”

  毛泽东一听,面露愠色。他猛吸着烟,沉默不言,顿时会场陷入了僵局……

  就在这天夜里,毛泽东急召陈伯达,口授指示,毛泽东说一句,陈伯达记一句。毛泽东说一条,陈伯达记一条。

  记着,记着,安眠药的药力发作了。陈伯达尽力提起精神,却只是机械地记下毛泽东的一条条意见,自己的思维变得非常迟钝。

  总算记完了,毛泽东让他回去整理,陈伯达这才松了一口气。

  陈伯达回到家中,囫囵而睡。安眠药的药力总算退去。他在大清早起床,比往日早了两个多小时,赶紧翻看记录,心不由得收紧了。

  他,固然早就“跟准”毛泽东。可是,在他的心目中,刘少奇是第二号人物,也必须“紧跟”的,早在中共北方局工作时,那位不曾露面的中央代表刘少奇,使他肃然起敬。在中共七大,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提到毛泽东的名字达105次之多。此后陈伯达写文章,也言必称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之后,刘少奇的地位更加显得重要。陈伯达看风使舵,与康生一起,重新发表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不仅在《红旗》杂志上刊登,而且印了1500万册单行本。在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陈伯达原本是两边讨好,左右逢源。眼下,毛泽东与刘少奇产生严重分裂,陈伯达必须在两者之中择一而从。理所当然,他倒向毛泽东……

  ※        ※         ※

  他着急地要整理笔记。无奈,昨夜在迷迷糊糊状态下所记的笔记,连他自己也理不出个头绪来。他打电话急召王力,王力还在睡梦之中呢。王力一听“大秀才”找他,连忙赶去。

  王力到底比陈伯达小17岁,此时只有44岁,头脑比陈伯达灵活。他帮助陈伯达从那混乱的记录中理出头绪,分了一条又一条。

  就在这天,会场上再度出现紧张的气氛:毛泽东手中拿了两本小册子,来到会场,毛泽东在讲话之前,亮出了手中那两本小册子———一本是宪法,一本是党章。今天开的会议,既不讨论宪法,又不讨论党章,毛泽东带那两本小册子来干什么呢?大家都觉得诧异。

  直到毛泽东开始讲话,大家才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毛泽东说:“我这里有两本书,一本是宪法,规定我有公民权;一本是党章,规定我有党员权利。现在,有个人不让我来开党的会议违反党章;有个人不让我讲话,违反宪法!”

  毛泽东所说的一个人是指主持会议的邓小平,显然,他误会了邓小平的好意,以为不让他来开会;另一个人,当然是指刘少奇。

  在这次会上,毛泽东言词尖锐地批评了刘少奇。毛泽东动了感情,把刘少奇昨天的插话,当作压制他的发言。作为党的主席毛泽东如此盛怒抨击国家主席刘少奇,是几十年来头一回。两位主席的对立,此后在“文革”中被说成是两个司令部———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和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间的斗争。

  会后,经彭真、陶铸等的劝说,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生活会上作了检讨。刘少奇说,他不该插话,插话是对毛泽东不尊重的表现。毛泽东则不满意于刘少奇的检讨,说问题不是对他尊不尊重,而是彼此之间的原则分歧———修正主义与反修正主义的重大分歧!

  陈伯达意识到一场新的“路线斗争”开始了。唯一的抉择,便是继续“跟准”毛泽东。

  他唯毛泽东之命而从,着手起草新的关于社教运动的文件。

  中南海迎春堂陈寓,几位“秀才”聚集在那里,陈伯达在执笔。

  门前,一辆小轿车随时准备出发。

  “秀才”们讨论了一阵子,陈伯达写出几页,马上送给通讯员。小轿车出发了,驶出中南海西门,来到约一公里左右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刷厂,立即付排。

  小轿车回到迎春堂时,按照前几页手稿排出来的清样,已由通讯员带回来了。

  如此这般,陈伯达在紧张地进行“流水作业”。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刷厂以高质量排版,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准排错。

  总算把文件全部写出,排好,众“秀才”都困乏了,回家了,陈伯达却没有休息,步行前往中南海甲区———亲自给毛泽东送去。

  经过毛泽东改定,文件在1965年1月14日交会议讨论通过,便以中共中央名义印发全党。

  文件的标题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讨论纪要》,总共二十三条,人称“二十三条”。

  在正文之前,有一通知,强调了此件乃“标准件”,否定了以前文件中与此件的“抵触”之处。

  中央政治局召集全国工作会议,讨论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并写出了讨论纪要。现在把这个文件发给你们,中央过去发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如有同这个文件抵触的,一律以这个文件为准。

  这个文件发至县、团以上党委和工作团、队党委。

  中央

  一九六五年一月十四日

  这份由毛泽东主持、陈伯达执笔的文件,在第二条“运动的性质”中,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而且第一次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实际上已具备了发动“文革”的《五·一六通知》的雏型。

  第二条原文如下:

  二、运动的性质:

  几种提法:

  (一)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

  (二)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

  (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

  前两种提法,没有说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根本性质。这两种提法,不说是什么社会里的四清四不清矛盾,也不说是什么党的内外矛盾交叉,也不说是什么历史时期,什么阶级内容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从字面上看来,所谓四清四不清,过去历史上什么社会里也可能用;所谓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派也可能用;所谓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什么历史时期也可能用;这些都没有说明今天矛盾的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最后一种提法,概括了问题的性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同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从1949年七届二中全会以来关于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的科学论断相符合的。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要走到斜路上去。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一步地巩固和发展城乡社会主义的阵地。

  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

  支持这些当权派的,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

  在下面的,有已经划了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也有漏划了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

  在上面的,有在社、区、县、地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其中有的本来就是阶级异己分子;有的是蜕化变质分子;有的是接受贿赂,狼狈为奸,违法乱纪。

  有些人是不分敌我界限,丧失无产阶级立场,包庇自己的亲属、朋友、老同事中那些搞资本主义活动的人。

  我们绝大多数干部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但是他们中间有些人,对社会主义革命的认识不清,用人不当,对工作检查不力,犯官僚主义错误。

  随着“二十三条”的下达、贯彻,各地纷纷开始“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人们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为“走资派”。后来,社教运动发展为“文革”,发展为全国、全面地“整走资派”,揪出了在“二十三条”中已不点名地批判了的刘少奇———“中国头号走资派”。正因为这样,这个“二十三条”,已为“文革”埋下了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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