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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撤销三军团政治委员滕代远的职务【金沙电

2019-12-10 04:33

  (一九三年一年十一月至一九三四年九月)

  1933年6月13日,苏区中央局转发中共中央关于今后作战计划的指示,第一方面军分成两个部分:红一、五军团留守原地,称中央军;红三军团东出福建,称东方军。这就是所谓“两个拳头打人”。由于主力一分为二,使蒋介石得到了喘息时间,利用这个机会加紧了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的准备。红军作战则从此越来越被动。

  朱德、周恩来指挥红军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使中央革命根据地有了新的发展,地跨赣、闽、湘、粤四省,并同闽浙赣苏区连成一片;中央红军和地方红军发展到十余万人,加上闽浙赣、湘赣、湘鄂赣、鄂豫皖、川陕、陕甘等各个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共三十万人左右。这是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在极端艰难的革命低潮中坚持土地革命战争取得的巨大成就。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中,广昌战役是最引起注目的一次战役。正是在这次战役之后,中共中央开始考虑战略大转移。多年来,广昌战役已被作为当时中共中央错误军事路线的标本,其失败被认为鲜明地指示着当时中共中央总体战略的错误。但是,当我们面对具体的历史事实时,不无惊讶地发现上述原则论定其实并不一定具有强有力的史实支撑。本文以广昌战役为中心,试图通过对第五次反“围剿”中具有重要地位的这一战役及其背景的尝试性复原,加深对第五次反“围剿”中中共总体军事政策的理解。

  大概是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在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时,传达了四中全会,说四中全会如何伟大正确,完全是布尔什维克化的国际路线;讲到召开四中全会前如何进行党内秘密活动,从莫斯科回到上海的同志,如何敏锐地认识三中全会反对立三路线时的调和主义。使我听了,不是三中全会的中央决定要开四中全会的,而是从莫斯科回国的同志在党内进行秘密活动,对三中全会中央突然袭击,迫使中央召开的。这使我对四中全会的合法性有了一些怀疑。在谈到调和主义罪恶如何大时,我当时想:已经撤销了李立三的领导工作,李本人也承认了错误,并去莫斯科学习;三中全会中央又发了补充指示(通知),说明李立三不仅是策略上的错误,而且是路线错误,这个问题在政治上、组织上都解决了,为什么还要开四中全会呢?我怀疑四中全会有宗派主义倾向。我当时是三军团前委书记,应当认真传达四中全会,联系立三路线进行讨论,我没有传达这次会议,而政治部系统是传达了。当时总政治部主任是王稼祥,三军团政治部主任是袁国平,我也没有过问此事。

  红三军团这个“拳头”于7月初入闽,再转赣东北,历时3个月。虽然打了一些胜仗,但很疲劳,部队减员很大。

  一九三三年六月三十日,中革军委决定,以南昌起义的八月一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七月十一日批准这个决定。这年八月一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隆重纪念自己的建军节。朱德为此写了《纪念“八一”检阅红军的军事学术》,指出:英勇的红军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屡次粉碎敌人“围剿”的战斗中锻炼、壮大,“真正成为苏维埃巩固的柱石,起了中国革命运动的组织者的作用”①。他要求红军加紧教育训练,提高军事技术,准备迎接更严酷的斗争。

一 中共的反“围剿”准备和作战方针

  当时中央的各项决定,大部分我是不知道的,但是,有一些具体问题,我也有过不同的意见。在四次反“围剿”胜利后,撤销一军团政治委员罗荣桓的职务,不久撤销三军团政治委员滕代远的职务。我电告博古,现在战争环境,军中高级干部不宜轻易调换,滕同三军团群众有一定联系,请求免调滕代远,博古没有回电,我生闷气,代远当然服从命令走了。军队中取消党委制,实行单一首长制,即政委有最后决定权;不要老政治委员,而要换新政委。不依靠群众的单纯肃反观点,造成军内人人自危,军队内部民主受到很大限制。特别是原属政治部的锄奸部,改为保卫局,为政治部平列机关,不受政治机关领导,形成特殊化、神秘化,严重地脱离群众,造成互不信任。军队也不做地方群众工作。以上毒流很久才清除。不久反对所谓罗明路线,其罪状是罗明在一封信中说,苏维埃边缘区和中心区的具体政策应有所不同。这完全是对的,这是什么退却逃跑、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呢?

  而留在原地的另一个“拳头”红一、五军团除8月底进行的乌江圩战斗外,只进行了一些小规模的游击战。

  这时,中央根据地周围的局势确已日见险恶:敌兵压境,碉堡林立,战云密布。

1934年4月,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围剿”进行达半年之久后,其在苏区外围的清理工作基本结束,开始向中央苏区的腹地广昌挺进。这意味着国民党军的触角已经伸向苏区基本区域,国共第五次“围剿”和反“围剿”战争进入决战时期。

  从粉碎四次“围剿”到五次“围剿”开始,苏区毫无扩大。派去湘鄂赣边区和鄂东南区的钦差大臣,把当地党政军大批领导于部打成改组派,加以杀害,放上他们派出去的钦差大臣,或调换气味相投的一些人。这些事实使我慢慢认识到,四中全会是小资产阶级宗派篡夺了党中央领导权。

  这期间,聂荣臻抓紧对部队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红一、五军团在乐安南部的藤田召开了一次“八·一”运动会,给新整编部队授了军旗,颁发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授予的二等、三等红星奖章。就在这次会上,聂荣臻荣获一枚二等红星奖章。此外还进行了文化、体育、卫生、通信和各种战术、技术竞赛,对获得优胜的红一团授予“牺牲决胜团”、红四团授予“英勇冲锋团”、红五团授予“模范的红五团”的奖旗。这几面奖旗,对部队的战斗意志起到很大的鼓舞作用。

  蒋介石在第四次“围剿”遭到失败后,立刻开始准备第五次“围剿”。

虽然有福建事变的影响,但国民党军在苏区外围长达半年之久的“清剿”,即使除去因事变耽搁的两个月,也已超出了前四次“围剿”中历时最长的第三次“围剿”。那次“围剿”,从国民党军开始进攻到最终退出,也不过经历了两个多月时间。国民党军在第五次“围剿”中采取的极其缓慢、谨慎的行动方式,清楚地体现出其持久消耗的新“围剿”策略,也给中共的应对提出了重大难题。[1]

  此事到一九四四年一二月间,我到枣园毛主席处说,四中全会是不合法的?毛主席说,四中全会合法还是合法的,因为它得到国际〔48〕的批准。我的怀疑也就消除了。

  8月30日,红一军团一师侦察获悉:敌李思愬的第八十师师部率3个团于8月29日进至吉水县的乌江圩修筑碉堡。林彪和聂荣臻决定利用红军便于隐蔽的地形,以奇袭的手段,消灭乌江圩之敌。他们率领第一、第二师于8月30日秘密进至茶口、大桥附近,命令一师(欠一团)于31日3时出发,经八江、桑园绕至乌江圩西北,战斗打响后由西向东进攻,二师和一师一团从正面对乌江圩进攻。林、聂二人带着军团部随二师前进。当时大雨如注、电闪雷鸣,两个师很快对乌江圩形成包围,激战4小时,歼灭李思愬部近4000人,活捉二三八旅旅长何文鼎,只有敌师长李思愬带少数人乘黑夜逃到八都。

  一九三三年四月上旬,他从南京乘军舰到江西,在南昌、临川等地召集将领训话,总结失败教训。五月,在南昌成立全权处理赣、粤、闽、湘、鄂五省军政事宜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由蒋介石亲自指挥。他提出第五次“围剿”的“方略”是“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使政治与军事相辅而行”。尽管这年年初以来,日本侵略军先后攻占山海关和热河全省,长城一线战斗激烈,华北危急,他仍扬言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只是“皮肤小脖,共产党和红军的存在才是“心腹大患”②,“如果在这个时候,只是好高骛远,侈言抗日,而不实事求是,除灭匪患,那就是投机取巧”,甚至强调:“我们总是以清内匪为唯一要务,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是本末倒置,先后倒置。”③要把“所有的能力,所有的工作,统统集中于一点,从事剿灭赤匪,才是我们的任务和出路”④。他制定“剿匪临时施政要纲”十三项,在革命根据地周围实行保甲制和“连坐法”,加强特务活动,并对苏区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在军事上,改变原来“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作战方式,代之以在苏区周围构筑纵横交错的碉堡封锁线,企图步步为营,处处设碉,层层巩固,节节进逼,压缩苏区根据地,最后寻求同红军主力决战。

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在初、中期的战略指导中,中共遵循前四次反“围剿”的成功经验,对运动战方针高度重视,并在战略上坚持予以贯彻。1933年10月,中共中央在给闽浙赣省委的指示中批评了单纯防御的思想,强调:“消极的堵防的政策,不论军事上与政治上都是有害的。在军事上,在部队数量暂时我们还比敌人小得多的时候,分兵把口,实际上就是使我们在敌人的残酷的集中兵力的进攻面前解除自己的武装。”提出:“最好的巩固苏区的办法,就是积极的开展深入白区的游击战争,发展与扩大苏区”[2]。11月,中革军委代主席项英要求:“应在敌人后方要道,发展井冈山时代游击袭击的精神、第四次战役的挺进成绩,来配合作战以及转变战局。”[3]1934年1月,红军总政治部就开展游击队工作发出训令,指出:“游击战争的开展,是主力红军在决定胜负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之一”,要求“对任何忽视游击队工作的倾向,坚决进行斗争”[4]。共产国际对运动战原则也反复强调。早在1933年3月,共产国际电示中共中央军事方针:“既要保卫苏区,尤其是中央苏区,又要保持红军的能动性,不要因一城一地而招致大片领土的丧失。要规定几条可行的退路,做好准备,在人烟稀少之地建立能保障给养的根据地供红军隐蔽和等待良好时机。应避免与敌人的大队人马做无益的冲突,采取诱敌深入,分散敌军,瓦解敌军,拖垮敌军的策略,以及最大限度地使用游击战的方法。”[5]4月,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发表文章阐述红军的作战方针:“假使要牺牲很多的战士时,红军绝不固守一个地方。红军避免与集中的大部敌人接触,引诱一部分敌人到苏区内来创造进行决战的胜利环境,而敌人则不得不在恶劣的环境下作战……红军还用游击战争与革命农民对政府军队士兵的影响来削弱和动摇敌人。红军在分散敌人的集中后,从侧面及后面攻击孤立的队伍,各个击破,消灭敌人。”[6]10月和次年2月,共产国际又两电中共中央,进一步强调运动战的作战方针:“我们的行动不应该采取阵地战的方式,而应该在敌人的两翼采取运动战。”[7]“根据过去的经验,我们的队伍在运动战中已经获得了许多伟大的胜利,但不能在强攻敌人的堡垒地带的作战中,获得胜利。”[8]共产国际的这些意见,起码在理论上统一了中共的基本作战理念,李德回忆:“至于阵地战,不管是什么形式都不合适,这一点我们大家是完全清楚的。”[9]苏区军政领导人普遍认为:“死守堡垒,对于我们是致命的打击”[10];“要反对滥做支点单纯防御的堡垒主义”[11]。中共的这种作战方式,其对手蒋介石体会最深,他在1933年12月谈到:“现在我们打土匪,真面目的阵地战很少,而随时遭遇的游击战特別多。”[12]

  连城战斗

  乌江圩战斗,是第五次反“围剿”前夕一次较大的胜仗。但这一胜仗改变不了“两个拳头打人”所带来的总的被动形势。

  为了准备这次大规模“围剿”,蒋介石在国内大量发行公债,筹措战争经费,还向英、美、意、日等国借款,购买飞机、大炮和军火,并在庐山举办三期“军官训练团”,聘请赛克特为首的德国军事顾问团和美国、意大利的军事教官,教授堡垒战、山地战和搜索战等新战法。蒋介石还对上前线的军官赐赠短剑,勉励他们“不成功,则成仁”。

应该指出,对当时的中共中央有着重要影响的王明在这一问题上认识也是清楚的。1933年12月,他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13次全会发言谈到,中共中央正在执行的军事政策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反对那种‘左’的冒险的倾向,其具体表现,就是完全否认有暂时地部分地军事策略上的退却底可能和必要(例如,为避免和敌人过大力量底作战;或者为的抽出时间准备和找到好的机会再作进攻等等),就是对于保存红军实力有第一等意义这一点估计得不足或根本不了解,机械地了解巩固根据地任务,甚至以为可以牺牲大量红军力量去达到这一目的。”[13] 本着这一思路,他强调,打破蒋介石新一轮“围剿”的主要办法应是:“把中央苏区的红军和游击队从内防守的军事行动,与红军及游击队在蒋军后方和两翼方面实行广大的游击战和运动战配合起来”[14];指出:“中国革命是一种长期性的坚苦斗争,六次‘围剿’,虽然是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残酷斗争的严重的步骤,然而它不仅不是最后决定中国命运的斗争,并且也不是决定胜负的斗争。”[15]

  敌人的第四次“围剿”被粉碎,这给了王明路线在军队中贯彻的机会。王明路线大肆宣扬四中全会如何正确,在行动积极化的口号下,红军根本得不到休息、补充、训练。王明路线机械地了解以一当十,以十当百,在战术上也要求以少胜多,实际上是反对毛主席在战术上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方针。

  在这次战斗中,发生了这样一件事:红五团的领导人为使部队着装整齐些,叫俘虏列队,把帽子、水壶、绑带全解下来没收,装备子五团的指战员。

  在经过充分准备后,一九三三年九月下旬,蒋介石以一百万大军、二百架飞机,开始第五次“围剿”。其中,以五十万兵力:分北、南、东,西四路,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由北路军担任主攻,以顾祝同为总司令,蒋鼎文为前敌总指挥,辖三十三个师又三个旅。北路军的主力是陈诚的第三路军,拥有十八个师和一个补充旅,依托堡垒,向广昌方向推进,寻求同红军主力决战。在这样严峻的局势面前,中共中央内部占统治地位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更加重了危机的程度。这年年初,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由上海迁到中央苏区首府瑞金,开始在苏区进一步推行“左”的政策,他们在“进攻路线”的旗号下,开展反所谓“罗明逃跑退却路线”的斗争,井从组织上控制中央苏区的党、政、军权。在临时中央提议下,五月八日,中央人民委员会第四十一次常会决定;将中革军委由前方移至瑞金,在前方另行组织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兼第一方面军司令部;任命朱德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兼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周恩来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增加博古、项英为中革军委委员,并规定,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在前方指挥作战时,由项英代理主席。这个安排,实际上是由博古、硕英主持中革军委工作,由他们在瑞金指挥红军作战。

不过,共产国际、王明虽然注意到运动战、游击战的作战原则仍有其不可移易的效应,但远在数千里之外的他们其实并不一定对中共新的遭遇有深切的了解。应该看到,战争毕竟是敌对双方战略战术的相互较量,由于国民党方面在第五次“围剿”中采取持久消耗的作战方针,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将“极力剥夺红军进行一般的运动战,尤其是遭遇战斗、袭击的机会”作为其战略战术“最基本的要点之一”[16],中共以往最为得意的运动战、游击战都面临严峻考验。以诱敌深入为例,由于国民党军力量上的绝对优势和进兵时的极端谨慎,导致红军集中优势兵力对敌方单兵突进部队实施打击的机会大大减少,李德谈到:“在我们区域内进行歼灭战的有利条件,只要不能诱敌深入,也就是说敌人不放弃堡垒战,那就没有希望得到……我们埋伏在这里,而敌人就可以丝毫不受干扰地继续推行它计划中的堡垒政策。这岂不意味着,我们自己放弃了苏区的重要地区,而不去利用时机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17]林彪还进一步指出:“诱敌深入的方法,在对付历经惨败而有无数血的教训的敌人,已经不是可靠的有效的方法了。”[18]对李德、博古军事指挥作了系统批评的遵义会议有关文件虽强调第五次反“围剿”时,“诱敌深入的机会依然是有的”;但也清醒看到:“否认五次战争中敌人战略上的堡垒主义的特点,是错误的”[19]。而且,由于国民党军推行坚固、密集的堡垒政策,红军运动战的区域、效用也大打折扣。中央红军反“围剿”初期在硝石、浒湾一带主动出击,试图在运动中把握机会消灭对方,就由于对方处处设防、时时筑碉而难觅胜机。指挥作战的彭德怀等对此深感无奈,不无急躁地认为:“敌人正在大举集中的时候,利用堡垒掩护,使我求得运动中各个击破敌人机会减少,我军需要充实主力,储集力量与敌人大规模作战。”[20]同样,湘赣红军在初期作战中遵照外线作战的原则向萍乡、宁冈等地的出击,也因该地“碉堡纵横,是湘军重兵驻屯的纵深地区,战场狭小,运动战机会很少”[21]而遭失败。红十军在赣东北准备通过运动战集中力量打破国民党军进攻时,由于对方采取稳健推进战法,很难觅到战机,往往被迫打成“攻击占领有利阵地做有工事的敌人”[22],运动战效能无法发挥。对于堡垒战中的双方对垒,彭德怀有一个形象的比喻:“等如猫儿守着玻璃里的鱼可望而不可得。”[23]

  一九三三年夏,三军团即转入闽西作战,取得清流、归化、将乐、顺昌四城,相当大片土地。不叫部队做群众工作,让立即去进攻连城,限时限刻到达,并指定攻击点(从北向南攻击)。你要改变他的错误部署,下级改变上级企图,必须完全负责,什么,什么。在这里联合兵团作战和独立兵团作战应加区别:前者应该严格些,后者应给予最大的机动权力,以便于灵活地完成任务。教条主义常不加区别,看成一个公式。

  聂荣臻听到这个消息,很生气,便把五团政委刘忠叫来,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你知不知道这是违反纪律?你当的什么政委?”问得刘忠哑口无言,进行了检讨。聂荣臻对部队纪律和作风的培养要求很严,而对政工干部的要求更严。

  朱德、周恩来曾于五月十七日发布通令传达这一决定,并说:“中央苏区除东南阵地各军、西南阵地各军、各军区及独立军、团、师和其他苏区军区及二、四方面军等均直归中革军委指挥外,凡第一方面军所属各兵团及北面战地各指挥机关各部队均归第一方面军指挥”⑤。可见,在中革军委移驻瑞金并由项英代理主席后,朱德、周恩来在前方只能指挥第一方面军和北部战线各军区,指挥权限缩小了,并且要听从中革军委的命令,更要服从由博古主持的中共中央局的领导。

面对国民党军的战略改变,红军当然不应一成不变。其实,第三次反“围剿”战争胜利后,毛泽东在解释红军挺出闽东南地区攻打漳州原因时就指出:“在三次战争以后,我们的军事战略,大规模上决不应再采取防御式的内线作战战略,相反要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战略。”“在现时的敌我形势下,在我军的给养条件下,均必须跳出敌人的圆围之外,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才能达到目的。”[24]也就是说,在新的形势下,红军不应再固守原来诱敌深入、内线作战的一贯战略,而应变内线作战为外线作战,主动出击,打到敌人后方去,从根本上破坏敌人的部署。这和其原先的诱敌深入战术恰成对比,可谓兵无常形的最好注解。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更明确总结了苏区时期红军在不同阶段战略战术的可能变化:“红军的游击性,没有固定作战线,根据地的流动性,根据地建设工作的流动性,十年战争中一点也没有变化吗?有变化的。从井冈山到江西第一次反‘围剿’前为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中游击性和流动性是很大的,红军还在幼年时代,根据地还是游击区。从第一次反‘围剿’到第三次反‘围剿’为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中游击性和流动性就缩小了许多,方面军已经建立,包含几百万人口的根据地已经存在。从第三次反‘围剿’后至第五次反‘围剿’为第三个阶段,游击性流动性更缩小了。”[25]所以,他强调指出:“当‘围剿’已经证明无法在内线解决时,应该使用红军主力突破敌之围攻线,转入我之外线敌之内线去解决这个问题。堡垒主义发达的今日,这种手段将要成为经常的作战手段。”[26]

  当时连城有十九路军之区寿年旅三个团,守着强固的野战工事,装备在当时白军中数第一等,有相当战斗力。我由北向南完全处于仰攻,难于接近。五六月(注:公历为七八月。)天气,在闽西其热如焚,带领侦察排侦察了一天,找不到攻击点。按其办法是完不成任务的,要完成任务必须机动,改变原计划。将情况电报司令部,得到批准,改为由南向北攻,这仍然不能完成任务,必须根本改变计划。连城以南三十里之朋口,有区寿年旅之一个团(缺一个营)据守,工事坚固,地势险要,但守军少,采取围攻打援来完成任务吧。激战一天,消灭了一个营,包围着一个团直属队和另一个营,区寿年果然倾城来援。消灭其来援之敌一部,余向连城以东之沙宁方向逃跑了。此役,如一、三军团在一起作战,则区旅是可以全歼的。

  1933年9月25日,蒋介石乘红一方面军分成东方军和中央军两个部分的时机,开始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直接用于进攻中央苏区的兵力50万人。28日北路敌人抢先夺占黎川,隔断了中央苏区同赣东北苏区的联系,使红一方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一开始就陷于不利的作战态势。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临时中央不是首先采取战略退却,以便创造条件对敌各个击破,而是命令红一方面军正面迎击,与敌决战,企图御敌于“国门之外”。

  一九三三年六月,博古、项英等不顾蒋介石正在准备发动新的对中央革命地“围剿”的严峻事实,依照远在上海的共产国际驻中共军事总顾问弗雷德的意见,提出“红军分离作战”的错误方针,企图在两个战略方向上同时取胜,以实现“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对此,身在前方建宁红军总司令部的朱德、周恩来曾提出不同意见,表示:“方面军主力一、三军团目前绝对不应分开”⑥。但博古、项英根本不听这样的意见,而以中共中央局和中革军委的名义再三重申,要实行“两个拳头打人”⑦。结果,在八月中旬,把一方面军分成东方军和中央军两路;以红三军团为基干的东方军冒着盛夏酷暑,远征闽西北,连续作战;以红一军团为基于的中央军在中央根据地北线抚河与赣江之间地域活动。

放弃经营数年的中央苏区,集中兵力直捣敌之后方,这样的作战计划确实需要极高的想像力和极大的决心,它充分体现着毛泽东不羁的思路、傲岸的性格、特异的谋略,和其一贯的军事谋略是相吻合的。[27]不过,对于中共当时的军事、政治决策者而言,在对前景还没有完全绝望,又有前几次反“围剿”胜利的美好回忆背景下,确实不太可能一开始就直面这样一个破釜沉舟的设想。何况,以红军的现有力量,挺进到国民党政权的纵深区域,在一个不具有群众基础、回旋余地也有限的地区作战,风险也相当巨大。毕竟,毛泽东的根据地思想也正是建立在敌人薄弱环节这一基础之上的。因此,中共中央当时选择在中央苏区展开反“围剿”作战确也不应感到意外。关键在于,后来的结果证明,留在中央苏区继续作战,事实上也就意味着第五次“围剿”的不能被打破,而离开苏区进行外线的运动战,可以说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无奈选择。只是在第五次反“围剿”刚刚开始时,虽然人们普遍已经意识到了即将到来的严峻考验,但大部分人仍不会轻易认同这一估计,[28]毕竟,“战争中一切行动追求的都只是可能的结果,而不是肯定的结果”[29]。

  取得连城后,亦不做群众工作,命令三军团立即进攻洋口、延平。消灭了民团、商团。驻该地之十九路军,已乘轮船逃跑了。在闽西占领的地区确实不小,已有八九个县,都是猴子摘包谷,取一个丢一个,一个也没有巩固起来。群众对我们的态度也不热烈,召集群众大会,只有很少的人参加。这使我开始感觉到根据地内的土地政策有问题:地主不分田地,逃到白区流窜;富农分坏田,也有不少外逃;在加紧反对富农的口号下,打击了少数富裕中农,也有外逃者。他们伙同散布各种坏影响,使得边区工作很不好做。赤白对立,经济封锁,越来越严重。把这些看法简单打了电报给博古,没有回信,也没有其他改正的反映,越使我觉得毛主席的土地政策的必要性和正确性。

  三军团奉命进攻黎川之敌。途中, 10月6日,红三军团等部在黎川洵口与第六师第十八旅遭遇,歼其两个多团。临时中央看不到这次胜利带有偶然性,在强敌压境之际,继续强调进攻。10月9日,三军团按原计划进攻南城、黎川之间的交通枢纽硝石,连攻5天,敌人4个师的援兵赶到,被迫撤出战斗。

  在这个正需要集中兵力对付国民党军队规模空前的第五次“围剿”的严峻时刻,将红军主力“分离作战”三个月,虽然取得一系列局部作战的胜利,但红军自身战斗力受到相当削弱,也未能阻止敌人碉堡封锁线的完成,徒然丧失了进行反“围剿”准备的宝贵时间。当国民党军队发起大规模进攻时,红军陷于仓卒应战的不利地位。

当毛泽东提出外线作战的思想时,他实际是把运动战的思路放到全国这样一个大的棋盘上作出重新的定位,这可以说是深得运动战之精髓,而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虽坚持运动战的原则,但在当时形势下苏区内部的运动战由于游击性流动性的缩小,事实上已难以发挥其曾经有过的威力。不过,我们究竟不能因此就否定当时中共中央还在力图贯彻运动战的原则,遵义会议决议谈到:“所谓运动战粉碎堡垒主义,即是在堡垒线内待敌人前进时大量消灭敌人的部队,在堡垒线外即是红军转到广大无堡垒地带活动时,迫使敌人不得不离开堡垒来和我们作运动战。”[30]在内线利用敌人前进实施突击以消灭敌人毕竟是当时条件下运动战的两种形式之一,而这一形式在当时的主要体现就是“短促突击”战术。

  与十九路军的谈判

  敌人采劝战略攻势,战术守势”的原则,构筑绵密的碉堡封锁线,逐步推进,至10月18日,在硝石至资溪桥20公里地段就集中了7个师又1个旅,企图完成构筑黎川、硝石之间的碉堡封锁线,吸引红军进攻,以消耗和消灭红军。而临时中央不顾这种重大变化,还是继续进攻。一军团在这种严重的背景下投入了旷日持久的第五次反“围剿”作战。

  九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国民党北路军集中四个师的兵力,一举夺占中央苏区东北部的重镇黎川。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由此揭开序幕。

二 “短促突击”战术

  八月,红军进到离闽侯不到二百里处,蒋光鼐和蔡廷锴〔49〕派代表陈××(名字记不起了)(注:当时十九路军派到红三军团来的代表是陈公培。)前来试探。我们在闽西行动时,对他们是有争取也有批评。说他们抗日是对的;来闽“剿共”是错误的,也是蒋介石的阴谋——即“剿共”和消灭蒋光鼐、蔡廷锴,对蒋介石都有利。把这些意思和“八一宣言”中的三条(注:中华临时苏维埃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时间是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七日。)向陈谈了。陈说:他们要反蒋抗日,不反蒋就不能抗日。我说,对!抗日必须反蒋,因为蒋执行的是“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只有抗日才能停止内战。请他们吃了饭,大脸盆猪肉和鸡子,都是打土豪得来的。宿了一晚。我给蒋光鼐、蔡廷锴写了信,告以反蒋抗日大计,请他们派代表到瑞金,同我们中央进行谈判。把上述情况电告中央,中央当即回电,说我们对此事还不够重视,招待也不周。我想还是重视的。招待吧,我们就是用脸盆盛菜、盛饭,用脸盆洗脚、洗脸,一直沿袭到抗美援朝回国后,才改变了这种传统做法。不久陈××到瑞金谈判,中央又说第三党〔50〕比国民党还坏,对民众带有更多的欺骗性。我虽然不同意他们这种关门主义的看法,但又觉得自己提不出什么理由来。这时我有一种自卑感,觉得知识分子总是有他的歪道理。如上次来电责备招待不周吧,不够重视吧,现在又说,第三党比国民党还坏。这才是不够重视哪!他反蒋抗日对我们有什么不好呢?当时我要是读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本书,我就要批判他们,可是那时我根本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任何批判能力。我入党前,就只看过一本《共产主义ABC》,看过一本《通俗资本论》,当时我也是第六年的党员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还没有摸边,多么需要革命理论武器!革命的热情嘛,自问还是有的。

  10月18日,红一军团由抚河以西进到资溪桥地区,企图与红三、五军团等部在资溪桥地区与敌决战。至25日,红一军团既没攻占资溪桥也没调动敌人,只是疲惫和消耗了自己。11月17日至19日,红一军团与红九军团的一个师一起进行了云盖山、大雄关战斗。仗打得十分艰苦,二师政委胡阿林牺牲,一、二师师长负伤,四团团长萧桃明牺牲,最后还是撤退了。

  恰在这时,由共产国际派来中国工作的李德,从上海来到瑞金。博古不懂军事,又要掌握红军最高指挥权,在军事上,就处处依靠李德。李德是德国人,原名奥托·布劳恩,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当兵上过前线,也参加过一九一九年创建苏维埃巴伐利亚共和国的街垒战,一九二八年到苏联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一九三二年春毕业后被派来中国。

中共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选择、运用“短促突击”,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反“围剿”作战初期,当时由项英代主席的中革军委曾尝试到苏区外围进行外线作战,顶出去打,力争主动,其攻击方向主要为国民党军较为薄弱的黎川、硝石地区,试图在此调动国民党军实施歼灭战,以打击国民党军有生力量,打破国民党军封锁线,保持与闽浙赣苏区的联系,破坏国民党军的堡垒战术。这一战法,和第四次反“围剿”中首创的在苏区外围进行大兵团伏击的思路可谓一脉相承。中革军委期望:“假若我们在很短的时间以内,能够在黎川获很大的胜利,那末,蒋介石的第二步骤就更要小心了,那么我们便可采取旋回政策,推迟和避免与他决战。”[31]这一点,其实在红军将领中也有相当共识,林彪、聂荣臻在战役开始前夕建议:“敌人采用逐步延伸的办法,首先完成在永间之封锁线,然后在移其兵力,进行永封锁线……在此情况下,如我军仍在现地不动,则有使敌封锁线完成可能,故我们意见,应以我们的行动调动敌人,以寻求击敌机会,以破坏敌封锁计划,我们除以一部正面钳制外,余应到北线敌人之后方翼侧及间隙中活动。”[32]在这一思路指导下,红军相继展开硝石、浒湾等战役,并取得一定成果,硝石战役通过运动作战截断国民党军一部,使蒋介石不得不承认其“七十九师在硝石吃亏”[33],但这一作战方针遇到难题也很明显。由于国民党军兵力上的绝对优势和对防御工事的特别重视,红军进入国民党军控制区域后,处处受制,不仅难以调动对方,自身后路还常有被切断之虞。时任红13师政治部主任莫文骅谈到:“从表面上看,我们是在主动进攻,试图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实际上由于红军兵力不集中,又是在敌人堡垒密布的白区作战,故我们一开始就处于被动的境地,可说是虎落平川。”[34]

  在这以后大概一两个月,接到毛主席寄给我的一本《两个策略》,上面用铅笔写着(大意):此书要在大革命时读着,就不会犯错误。在这以后不久,他又寄给我一本《“左派”幼稚病》(这两本书都是打漳州中学时得到的),他又在书上面写着: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前一本我在当时还不易看懂,后一本比较易看懂些。这两本书,一直带到陕北吴起镇,我随主席先去甘泉十五军团处,某同志清文件时把它烧了,我当时真痛惜不已。

  从大雄关向西南转移,在军峰山附近堡垒地带,军团部遭到敌毛炳文第八师的袭击,敌人冲到军团部跟前。这时,军团部只有机关直属队人员,二师还在后面,情况非常危险。眼看着敌人上来了,聂荣臻亲自动员:“凡是有战斗力的,不管是炊事员、饲养员,都上阵!”聂荣臻和林彪一面组织就地抵抗,一面命令四团赶紧上来。这场战斗打得十分激烈,军团部人人上阵,直到四团赶到才化险为夷。

  博古和李德震惊于黎川的失守,匆忙地确定“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消极防御战略。为了急于收复黎川,由李德制定硝石、资溪桥作战计划,以中革军委名义致电朱德、周恩来,命令东方军兼程北上,消灭硝石、资溪桥及黎川附近的敌军,强调:“对于命令的执行,不容任何迟疑或更改,请注意。”

在难以顶出去打,又希望坚守苏维埃现有区域的情况下,红军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开始在苏区外围与国民党军展开运动防御战。当时,人们普遍认同:“消极的防御一定是失败的”[35],“应采取积极的和运动的防御”[36],对在防御中坚持运动战原则,力争主动,在理论上有清醒认识。被认为推行了消极防御政策的李德和项英当时都明确指出,红军反“围剿”战争中“最基本的要求,是要在敌人堡垒主义的条件下,寻求运动战,不要在进攻堡垒中,来消耗我们的兵力和兵器,要在堡垒外,于敌人的运动中,来消灭其有生兵力”[37];“应该避免进攻要塞堡垒地域,甚至避免正面进攻停止的敌人。我们战术的特质就是要搜求运动中的敌人,特别是他的翼侧施行迂回,或因地形和时间的关系施行包围,以及迅速而猛烈地突击敌人纵队第二、第三梯队的翼侧。”[38]国民党军在广昌战役后的总结中也谈到:“匪每欲以碉楼线,袭留我主力于正面,利用其重兵,袭击我之侧背。”[39]国民党方面谈到的这种战法就是中共在第五次反“围剿”中运用最多的“短促突击”战术。

  福建事变〔51〕与第五次 反“围剿”的开始

  打完大雄关战斗后,红一军团在大雄关附近休整。在这期间, 11月20日发生了“福建事变”。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联合一部分反蒋势力,成立福建人民政府。“左”倾冒险主义领导人不知道从军事上利用“福建事变”去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坐视蒋介石抽调北线“围剿”部队去镇压福建人民政府。敌第三、第九两个师由蒋鼎文率领向闽西开进,从红一军团前面经过。敌人是行军队形,整个侧翼暴露在红一军团面前,一路一路地移动,十分好打。这里一打,福建人民政府便可以支持得久一些,也有利于红军。

  ⑧朱德和周恩来考虑到硝石有敌军重兵扼守,并且处在敌军各有三、四个师驻守的南城、南丰和黎川之间,不可冒然攻打,由周恩来致电项英并转中央局,说明:“目前敌既抢先着,我东方、中央两军主力必须首先靠拢,并派有力支队加紧向赣敌两翼活动,迷惑与分散敌人,以便主力决战”⑨,中革军委却断然拒绝这个合理意见,回电说,“无论任何情况,中央军不得过抚河”;“以后你们决须根据军委企图”⑩。这样,由彭德怀率领东方军主力只得深入到敌军碉堡群中去攻打硝石,连攻五日不克,被迫退出战斗。接着,又按李德的计划去攻打国民党军队设有巩固阵地的资溪桥、潭头市,连攻四日未能占领。十一月初,中革军委又命令红三军团和刚刚组建的红七军团远离根据地,插入国民党军队后方战略要点抚州(临川)地区活动,想借此调动金溪和南城、南丰的国民党军队给以打击。结果,既没能夺取浒湾、八角亭,也没有调动对方,反而使自身遭受重大伤亡,再次被迫撤出战斗。这以后,红三、五、七军团辗转于抚州、金溪、黎川等地区堡垒群中,完全陷入被动地位。与此同时,在抚河以东的中央军红一、九军团奉命北上策应东方军,被国民党军队以十个师的优势兵力围截,蒙受重大伤亡,被迫向苏区腹地转移。

所谓“短促突击”,即以一部防御吸引敌人,同时将主力埋伏在附近,当敌军出现在我前沿阵地时,以埋伏之主力部队“施行短促的突击及袭击,以便于堡垒前瓦解敌人”[40]。李德具体规定了这一战术的几个主要原则:“向敌人运动中的部队进行短促的侧击”;“在敌人后续梯队或堡垒内来的增援队未到达前,迅速解决战斗”;“要最坚决的使用最高度的主力作战,以便确实的避免延长战斗”;“迅速转变自己的突击方向,主要的是利用敌人诸纵队的内翼侧,在其诸纵队间执行机动。”[41]简言之,就是要吸引敌人于堡垒之外,集中优势兵力,迅速对敌人实施包围、速决歼灭,“他不是一个正规的攻击战,也不是一个正规防御的战斗,他是混用着各种复杂的战斗方法”[42],包含了这一时期中共用兵的几个基本原则:迅速、突然、机动、集中兵力。这一战术于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不久,在实践中得到运用。1933年10月中旬,项英就硝石战役发出指示:“三军团应力图在十三、十四两日,向西及西南以个别的短促的打击在一师以内之先头部队,不应与敌之大兵力作战,不应向硝石作任何攻击。”[43]11月底,项英再次提到:“对敌各个部队不大于一师,给以短促迅速的突击……要避免与敌人的兵力过早开始决战。”[44]周恩来、朱德则在致林彪、聂荣臻电中,就截击国民党军吴奇伟师指示:“这一截击应是迅速突然短促的,绝对不应正面强攻”。[45]12月22日,周恩来、朱德又致电红军指挥员,强调红军应切忌正面强攻与相持恋战,要力求在敌移动中从侧翼进行最短促干脆的突击。[46]11月27日,“短促突击”已出现在红军指挥员的日记中,红五军团13师师长陈伯钧明确写道:“我军有集结主力,以‘短促突击’侧击该敌之任务”[47]。“短促突击”战术在实战中运用已较经常。

  福建事变是国民党内部矛盾的表面化,是“一·二八”事变后抗日派和亲日派斗争的继续和发展,是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反对买办地主阶级的代表蒋介石的斗争。我们应利用这一新形势,打破蒋介石正在准备的第五次“围剿”。根据这个简单的认识,写了一个电报给总政委转中央博古,建议:留五军团保卫中央苏区;集中一、三军团和七、九两个军团,向闽浙赣边区进军,依方志敏、邵式平根据地威胁南京、上海、杭州,支援十九路军的福建事变,推动抗日运动,破坏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计划。博古批评这个建议,说是脱离中央苏区根据地的冒险主义。此事是路经建宁总政委处转告我的。

  红一军团的指战员看到敌人这样一路一路过去,说:“这个时候不打,再好的机会没有了。”聂荣臻也非常着急,与林彪商量,真想让部队立即出击。

  红军在北线进攻作战中的几次失利,是由李德的“左”倾冒险主义军事方针造成的,但是博古、项英、李德等却把责任完全推到早已对他们提出过不同意见的红一方面军领导人身上。十一月二十日,项英以中革军委名义发出《关于十月中战役问题致师以上首长及司令部的一封信》,指责“方面军首长”——也就是朱德和周恩来对军委的“意旨没有了解”,贯彻是“动摇的”,甚至说“若想在自己的决心上与上级的决心之间去寻求一中间的调合的决心,那只是对决心意旨的曲解和动摇,并延误时间而已。”这封信中硬性规定:“必须服从”他们的“一切命令”,“协调一致”。(11)朱德和周恩来以革命大局为重,在十分困难的处境下仍然尽心尽责,一方面不断向中央和军委汇报前方的情况,提出建议,一方面又不得不执行上级的决策,只能在实际运用时尽量考虑得周到细致,尽量减少因错误决策而造成的损失。对这种处境,朱德曾对身边的参谋人员说过:“李德顾问来了以后,住在瑞金,不下去调查,靠着地图、电报指挥前方的战斗,而我。们在前方最了解情况的人,反而不能指挥,这就有问题嘛。

应该说,对“短促突击”战术作出最集中阐述的是代表共产国际驻中央苏区的军事顾问李德。李德总结了国民党军新一轮“围剿”中所取战略,指出敌人在战略上放弃了过去的坚决的突击,而采取持久消耗的作战方针,面对这一新形势,红军像以前那样采取诱敌深入的大规模运动作战已不太可能,短促突击的方法应是相对可行的选择。短促突击主要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利用支撑点的防御以吸引敌人。支撑点的防御不是目的:“不是为要顽强扼守阵地或消灭敌人,而是为征取时间及诱引敌人(诱引敌人远离其堡垒以便我突击队隐蔽的突击之);因此运动防御只应同敌人的先头部队(侦察、前卫游击队等)作战,并迫使敌人的主力展开,当执行了这个任务时,即有计划的转移到后一个地区……运动防御是为着保证我们主力在有利条件下施行突击的机动,如过早的退出战斗或顽强的战斗,都不能保证这些条件的构成。”[48]“发展游击战争,支撑地域的防御及进攻敌人的堡垒,为革命战争的辅助方式。这些战争方式,应协助造成战术的环境,使我们能实现基本的原则:即是以主动的机动,于堡垒外,消灭敌人的有生兵力。”[49]二是对被诱引的敌人在运动中实行突然的集中打击,歼灭敌人。这是短促突击的关键所在:“主力的机动和突击是有决定意义的”[50],“作战时应使用全力以便一举而迅速地解决战斗”[51]。实际上,红军一贯的诱敌深入的运动战战术其关键词也不能离开短促、突击,从这一点上说,短促突击在战术原则上并不具有多少新的内容,只是在国民党军新的作战原则下运动战的策略调整。

  三军团奉命由福建向江西转移时,就便请示总政委,得知中央还要把赣东北区三千人的红十军南调,到中央苏区集中。红军主力不出闽浙赣边区,不去威胁南京、杭州,不做十九路军的掩护者,福建事变只能成泡影,是不能巩固的。蒋介石有钱进行收买,再加强大的军事压力,十九路军就会完蛋。金钱收买再加军事压力,这是蒋介石的惯技,只有对红军不灵。

  但“左”倾冒险主义领导人就是不叫打,说蒋介石是大军阀,福建人民政府是小军阀,不给小军阀做挡箭牌,这就失去了很好的歼敌机会,大家都很不满意。

  可是,他是受党中央的委托,还得照办啊!否则,就成了各行其是。”“有些事情,只有碰了钉子,才能吸取教训。在这次反‘围剿’的斗争中,情况就极为复杂,没有现成的条条,没有成熟的经验,只有在斗争中学,在斗争中增长才智。俗语说‘失败乃成功之母’,无论遭到多大的挫折,胜利终将属于我们的。”(12)李德到瑞金后,不对前方的作战情况进行实际考察,“尽可能躲在自己的房间里”(13)。那是在他到来以前博古要人为他单独修建的一座房子,在沙洲坝距军委、总政治部、党中央机关都不远的地方,人们称它为“独立房子”。当时替李德当翻译的伍修权回忆说:李德“推行的完全是军事教条主义那一套,他根本不懂得中国的国情,也不认真分析战争的实际情况,只凭他在学院学到的军事课本上的条条框框,照样搬到我国,搬到苏区”,他“以独断专行取代了军委的集体领导,更抛弃了红军多年血战中取得的成功经验。??一个人躲在房子里凭着地图指挥战斗”(14)。对于这种不正常的状况,朱德的不满是理所当然的。

总体来看,短促突击战术,作为持久防御总方针下的一个战术原则,着眼于防御战中尽可能发挥红军善于集中力量打运动战的优势,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而不以单纯保有地域为原则。这一战术要求尽量机动掌握兵力,避免与敌人过多地消耗,还要尽可能地减少自己的牺牲。中革军委强调:“在我们的条件之下,战斗的胜利不是占领地方,而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及夺取其器材。”[52]“要以最高度的保持有生力量,物质基础及我们新的原则为出发点。”[53]李德也谈到:“如遭遇的突击未成功,而敌人又已构成‘战斗正面’时,则不宜继续强攻固守的敌人,而应当退出战斗,争取其他方向的先机之利。立于主动地位,决心和实现决心的灵活性,在这里是有重大意义的。由已得的胜利争取全部胜利的顽强性与在不利时勇敢退出战斗,并不是矛盾的,而是相互辅助的,这就在乎良好指挥员的适当运用。”[54]在这一精神指导下,最大限度地杀伤对方而尽可能保持己方有生力量仍然被视为红军极其重要的战斗原则,红十三师在德胜关一带阻击国民党军遭受较大损失后,遭到军团首长的严厉批评,责其:“对贯彻军委关于极力保障物质基础和有生力量的指示万分不够,甚至是罪恶。”[55]陈毅在总结龙冈战斗红军守备部队未及时撤出战斗时也强调:“在突击队失效,估计敌兵力强大不能固守,即应机断的给敌人以短促的突击,随即撤退。”[56]

  我们不支持十九路军,中央苏区的一翼失去了依托,政治上拆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桥梁,福建事变很快失败了,蒋介石准备了一年的第五次“围剿”开始了。像这样一件天大的事,中央不讨论,前方司令部也不开会讨论。丝毫也不重视粉碎第一、二、三次“围剿”的经验,更不重视战场指挥者的经验。这种主观主义在当时很使人着急。

  在“福建事变”期间,红一军团移兵永丰地区,企图从那里突破敌人的堡垒封锁线。在战术上执行李德的“以堡垒对堡垒”、“短促突击”一套战法。1933年12月25日,一军团在永丰南丁毛山与敌两个税警团和第九十三师,进行堡垒战,以堡垒对堡垒。敌人用炮兵轰一军团的堡垒,使红军接连受挫。部队有人不满地说:“不知搞啥鬼呀!我们一夜不困觉做了一个堡垒,人家一炮就打翻了,而人家的堡垒我们只有用牙齿去咬!我们没有重火器,天天同人家比堡垒。”聂荣臻站在打得最激烈的一师阵地上,看到部队英勇冲锋,看到指战员在敌人堡垒面前遭到重大伤亡,心情十分沉重。这种“以堡垒对堡垒”,使红军处于被动。

  大约在十一月中旬,李德和博古一起来到前方在建宁的红军总司令部。

除李德外,红军主要指挥员朱德、彭德怀、林彪等也曾撰文论述短促突击战术。彭德怀谈到:“在敌跃进和推进时,灵活的运用攻击的战术动作——侧击和短促的突击,来取得敌人资材,根据自己的特长和敌情,是有可能的;而且也只有这样积极动作,争取每次战斗的胜利,才能展开战役上的胜利,完成持久战略。”[57]朱德在总结高虎脑战斗时指出:“突击队能英勇与适时施行短促突击,守备对能坚决与顽强地抵抗互相配合,是有很大意义的。”[58]林彪关于短促突击的文章近年颇遭非议,被认为是靠近博古、李德等人的“一个政治上的表态”[59],但应看到,林、聂早在1934年2月致朱德要求实施运动战的电文中就提出:“我主力所在地域如附近有敌,则诱敌和放敌大踏步,以便我主力在敌运动中消灭之,如我主力不在某地而该地有敌前进时,则应以一部兵力进行运动防御战,滞敌前进……我主力军到达后,如见敌工事尚不坚固,则以主力攻击之,如敌堡垒已极坚固,但联络堡尚未做好,则应佯攻与围攻其堡垒,而打击敌来作联络堡之部队或增援队。”[60]这一思路和其关于短促突击的文章基本精神其实是一致的。

  第五次“围剿”开始后,对他们的军事路线错误也就有了深一层体会。特别是把一、三军团分开作战,使我军不能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如:保卫黎川的是一个五六百人的独立团,蒋介石以三个师进占黎川。失去黎川,这是必然的,不放弃就会被消灭。结果撤去独立团领导人的职,开除党籍,公开审判,说他是右倾机会主义者。我当时对这种惩办主义表示愤慨。说,为什么要审判他?要审判的人还多呢!

  1934年1月到3月,红一军团经历了风翔峰、三岬嶂、乾昌桥等一系列战斗,多数打成顶牛或中途撤退,只有三岬嶂战斗打得比较出色。

  他们这次去的目的,据李德自己说“我的意见是前敌指挥部应受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领导,执行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决议和命令”(15)。这说明李德还要进一步掌握直接指挥红军的权力。他还提出:“建宁和广昌是战略要地,必须坚决守祝因此应该在广昌地区构筑工事,以便阻止敌人??向我苏区的心脏地区进攻”(16)。

虽然,高级红军指挥层对短促突击战术有相当程度的认同,但在总体战略受制于人的情况下,短促突击尽管可以发挥一定的效果,其成绩仍是有限的。首先,在国民党军采取稳扎稳打、步步推进战略的背景下,要抓住对方突进部队实施突击机会十分有限,如李德自己所说的,国民党军大胆前进,“一下子离开其基本堡垒十里十五里至二十里”的情况,往往发生在“二0至三0里的地域上集中十个师以上,而在十里以内的地域内有三个到四个师的突击队”[61]的前提下,在对方兵力如此厚集时,红军要想抓住其一部取得歼灭战的战果,困难重重;其次,国民党军“推进的距离更加短促,力求避免其翼侧暴露缘着其预定的道路两侧推进,其正面很窄狭,以极大纵深集团推进”[62],红军突击即使抓住其部分部队,也难以形成歼灭战,林彪、聂荣臻当时就谈到:“在敌人堡垒外的近距离或从堡垒间隙中去求运动战,结果仍变成堡垒战,以大部队在这种场合想行短促而突然的突击,结果打响之后仍然不易摆脱”[63];再次,红军在兵力、武器均处严重劣势情况下,短促突击在短兵相接这一作战阶段,损失和牺牲仍嫌过大,红军难以长期承受。因此,短促突击战术可以说是在战略被动的大背景下一种无奈的战术选择,它虽有其成立的背景和合理性,但不像中革军委和李德所期望的那样可以发挥出巨大的效能。正如林彪所指出的:“我们在战略战术上,是一方面要极力利用革命战争的各种辅助方式;但最基本是要用巧妙的机动,以主力寻求在更宽大无堡垒的地域,进行正规的,大模范的运动战,大量的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短促突击虽然也是运动战的一种,但我们如完全束缚在这种战斗方式中则是非常错误的。在另一方面,如果不相信这种短促突击的战斗有消灭敌人的可能,有造成战役上胜利的可能,而忽视这种战斗,则更是危险的损害的。”[64]林彪的这一段话,颇值重视,其以主力进到更宽大无堡垒抵御进行运动战的设想,和毛泽东的想法是一致的,但在当时情况下,其实他自己也知道主客观条件都使之难成现实,因此,现实的可能仍是在堡垒线内寻找运动作战的机会,这是他支持“短促突击”的基本理由,也是该战术成立不容忽视的背景。

  在黎川失守后不久,令三军团从福建泰宁向洵口(黎川东北)前进。在洵口与敌一个师遭遇而消灭之(三个团缺一个营)。这个营据守山顶土寨子,坡度很陡,不易爬上去,上面无水,再有半天至一天时间,即可消灭,这算是第五次反“围剿”中一个意外的序战胜利。领导者李德〔52〕不待围死之营消灭,强令三军团立即向硝石(黎川、南城之间)进攻,钻进硝石这个死地。当时黎川驻敌三四个师,南城、南丰各约三个师,硝石在这三点之间,各隔三四十里,处在敌军堡垒群之中心。我转入敌堡垒群纵深之中,完全失去机动余地,几乎被敌歼灭。泰宁以北之敌,发现我主力在黎川方面,有向泰宁进攻模样;黎川、南丰、南城之敌,亦有向硝石夹击消息。我速电反对上述命令,算是得到复电,允三军团撤回洵口,幸免被歼。

  三岬嶂战斗的背景是,林、聂率领军团主力与友邻部队保卫建宁,同敌人几个师激战,一团团长杨得志、政委符竹庭指挥二营扼守三岬嶂掩护主力侧翼。二营在营长陈正湘率领下打垮了敌第九十四师多次多路进攻,以几百人抗击有飞机、大炮支援的一个师的敌人。三岬嶂制高点硝烟滚滚,杀声不绝,二营表现出坚如磐石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最后,与一团主力一起,协同突击部队,把九十四师全线击溃。就总体而言是个消耗战,是拒敌于“国门”之外的被动仗,但作为局部,三岬嶂战斗打出了红军的威风。聂荣臻秉笔撰文,赞扬一团特别是一团二营敢打敢拼的战斗精神,取题为《把第一团顽强抗战的精神继续发扬光大下去》,作为社论,发表在1934年3月4日的《红星报》上。

  朱德对中共临时中央请来的这位军事顾问抱着尊重的态度,尽力想用以往红军取得胜利的成功经验来影响他。伍修权回忆说:“朱德同志开始还是很尊重李德的,比较经常地到李德那里,同他讲第四次反‘围剿’取得胜利的经验,红军作战的传统,还对他说第五次反‘围剿’不能打阵地战死守,不能处处设防,但李德根本不接受。以后,朱总也很少去李德那里了”(17)。

其实,不应否认,当时中共军事指挥者一直也在探索更多的应对方略。他们要求各级干部:“在任何情况下,不应呆板机械的执行指示和命令,而应深刻了解其意旨,并依所受命令的意旨及实际的情况,勇敢机断地专行起来。因此,必须经常地估计敌情、我军、地形和时间,当每一情况变移中,应即速定下自己基本的决心。”[65]李德还特别提到:“最危险的就是简单化的及机械的应用战术原则。敌人和我们的战术都是在发展中变更中成就中,若果以这些原则引以为足时,那就要在目前的战斗环境中算落伍了。”[66]强调:“革命军队的基本优点,高度的机动性独断专行以及勇敢的突击。”[67]广昌战役开始前夕,林彪写信给中革军委,指出:“有些重要的负责同志,因为他以为敌人五次‘围剿’中所用的堡垒政策是完全步步为营的,我们已失去了求得运动战的机会,已失掉一个战役中消灭几个师的机会。因此遂主张我军主力分开去分路阻敌,去打堡垒战,去天天与敌人保持接触,与敌对峙……这种意见我是不同意的。”“我觉得我们主力通常应隐蔽集结于机动地点,有计划的尽可能造成求得运动战的机会,抓紧运动战的机会,而于运动战中我主力军大量的消灭敌人,每次消灭他数个师。”[68]强烈主张采用更灵活、广泛的思路来应对新的战争。事实上,广昌战役初始阶段的战役思路和林的这一意见有相当的一致之处。

  团村战斗

  在这篇文章里,聂荣臻说:我们的第一团以一营兵力,扼止了敌人一师之众。虽然敌人的飞机和炮弹轰炸之声震动了山谷,但丝毫不能震撼我红色战士的心胆,敌人以数倍的兵力,分几路向我冲锋,亦被我英勇沉着的战士,以顽强的反冲锋打坍下去!并且协同突击部队将敌整师兵力全线击溃,这应当写在我们的战史上,成为我第一团三岬嶂上光荣战斗的一页!

  李德也承认:朱德“常常来看我,我们还一起到前线去了二、三次。他在谈话中主要的愿望是争取对方理解毛(指毛泽东)的观点,他经常讲述红军的发展和几次战役,显然是想用过去的经验启发人们在今天第五次反‘围剿’的条件下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18)在扩充红军方面,朱德同李德的意见也不一致。他后来说:“在这中间,我们整顿队伍的缺点,是没有好好把新兵补充到老兵里面去。一、三、五军团都很强,但是没给很好的补充——在这些问题上,李德是一个很大的缺点。一般部队本来都从游击战中间产生出来的,带有游击队习气,但是他们都有基础,有组织,打也打不乱。新的军队则没有经过很好训练,就拿去打,都打垮了,老军队也没得到补充,??李德与一部分同志抱有一种意见,说老的军队习气不好,不用。我们认为这人不顾实际了,固然国际指示叫我们扩大军队,但扩大军队决不是赤手空拳扩大得起来的。实际说,红军还不都是新的军队、都是在苏区中才产生出来的?他们没有注意到这个质量,都注意到搞新军队那方面去。搞起几个新的师来,但是吃穿都非常困难,这些新军队都很勇敢,敢打仗,但是每次都是牺牲很大,又不把他们编进老军队去,譬如一个军团一个师只剩下一两千人都不管。其实扩军应该从老的军队里带出来才可能,否则,想重新建立新军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19)就在第五次“围剿”开始后不久,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下旬出现过一次有利于打破国民党军队这次“围剿”的极好机会。这就是驻福建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发动了福建事变,宣布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主张反蒋抗日。事变发动前,十九路军曾在八月间秘密派遣代表同正在福建作战的红军东方军领导人彭德怀接洽停战和联合抗日反蒋。朱德、周恩来对这件事十分重视,建议党中央接受谈判。朱德、毛泽东还在瑞金会见前来谈判的第十九路军代表,向他们表明赞同红军和第十九路军在抗日反蒋上合作。十月二十六日,双方代表签订《反日反蒋初步协定》十一条。

三 广昌外围的运动防御

  不久(约一九三三年九十月),敌以一个师守黎川,三个师向德胜关(福建江西交界)推进。团村是黎川城与德胜关之间、黎川城东约三十里的一个小盆地。时约十月初(注:团村战斗是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天气凉爽,枫叶初红。某日,正红日东升,朝霞映射着德胜关,秋景宜人之际,敌以两师十二个团进至团村东十余里,离德胜关亦十余里;另以三个团组成的师进至团村以东三至五里,为第二梯队。近午,敌三个师倒品字儿形摆成。各敌到,即布置做工事,筑堡垒。我军预先布置一个师在敌正面钳制,分多组向敌佯动,引敌注意;另以三个师(二、三、四师)隐蔽在敌之第二梯队左侧后约五六里之处,敌未发觉,亦不注意搜索。敌第一梯队两个师十二个团,各约展开一半兵力;二梯队之一个师(三个团)筹划做碉堡之事。信号一发,我正面之师积极佯攻,埋伏之主力(我三个师)同时猛烈突入敌之第二梯队,手榴弹声,机、步枪声,杀声相混杂。敌第二梯队大乱,波及第一梯队两个师亦乱;我正面佯攻之师乘机出击,敌遂全军大混乱,向黎川城乌龟壳内逃窜。敌三个师十五个团共约四万余人,我四个帅共约一万余人相混杂。当时尘土漫天,只见敌军狼奔豕突,不见我军混杂其间,虽是猛虎突人群羊,可是羊多亦难捉住。我以一万二千人,击溃三万余敌,仗虽打胜,俘虏不及千人,算是打了一个击溃仗,这也算是胜仗吧!但无后方补充的我军,这种击溃仗,实际意义不大,对敌打击意义也不大--“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如果当时我一军团在,一、三军团靠拢作战,敌三个师十五个团当能全部歼灭;加上洵口歼灭之三个团,就是十八个团;再寻机歼敌二十个团左右,敌第五次“围剿”就可能被粉碎,历史上也就没有二万五千里长征了。

  面对失败的总趋势,林、聂焦急、忧虑、彷徨。2月10日,他们联名致电中革军委,建议改用运动战消灭敌人①。他们建议说:“在运动战预期战场上的最重要阵地,须先敌一日或半日或数小时构筑临时的工事,以占先机之利。”“我第一防线与第二防线应相距一天至少三十五里以上路程,以便万一我第一防线失守后,敌向我第二防线进攻时我以第二防线阻敌,而以主力在第一、二防线之间,以运动战侧击或夹击和尾击敌人。”“我主力所在地域如附近有敌,则应诱敌和放敌大踏步前进,以便我主力在敌运动中消灭之,如我主力不在某地而该地有敌前进时,则应以一部兵力进行运动防御战,滞敌前进。如无把握固守工事,则不应到处做工事,以免做好后反被敌人利用。”

  福建事变的发生,迫使蒋介石变更原来的军事部署,从“围剿”中央根据地的北路军和京沪线上抽调十一个师的兵力去“讨伐”福建政府。为了配合第十九路军的作战,朱德、周恩来在十一月二十四日致电闽浙赣军区司令员兼红十军军长刘畴西、红七军团军团长寻淮洲等,指出“福建十九路军宣布反蒋独立,蒋介石已抽兵向浙赣闽边境集中”,要求他们“应抓紧这一机会”在赣东北、闽北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截击敌人的联络运输,扰乱其后方”,红七军主力应准备随时截击或籍制敌行动部队(20)。同日,朱德、周恩来又以红一方面军名义致电博古、项英、李德,报告福建事变后蒋介石已推迟对中央苏区的进攻、调集兵力东进入闽,要求以红三、五军团侧击国民党的入闽部队,望中央早作决定。

广昌是由北路进入中央苏区基本区域后的第一个县城,距红色首都瑞金百余公里,为瑞金的重要屏障。随着国民党军北路军以瑞金为进攻方向向中央苏区纵深推进,广昌成为其必攻的重要对象。1934年4月初,国民党军第三路军开始向广昌推进。该路军计划:“沿盱河两岸,逐步筑碉,向甘竹、广昌进展,完成南广公路,并诱匪主力决战而歼灭之。如情况许可,则一举进占广昌。”[69]总计出动兵力在11个师左右。在向广昌进攻同时,国民党军东路军在福建建宁、第六路军在江西龙冈同时发起攻击,迫使中共分兵应付。

  这个战斗,虽实际意义不大,当时人马翻天的景象,却经常使人回忆。我在指挥所打摆子,冷透骨髓,看到当时情景,也就不冷了。因而有感,默念:

  林、聂在致中革军委的建议电中反复申明如何用运动战消灭敌人,以摆脱被动挨打的困境。但中革军委根本听不进去,回电告诫他们坚决服从军委的命令。

  但是,抱有“左”倾观点的博古、项英、李德等,拒绝朱德、周恩来提出的配合十九路军的正确意见。十一月二十五日,中革军委发出关于红一方面军行动的训令,规定:“我们不应费去大的损失来与东北敌人新的第一路军作战,而让十九路军替我们去打该敌”;“我们要看新的第一路军与十九路军作战的结果以及敌人新的部署如何,可能在十二月中旬突然将我们的主力转移到西方对付敌人的第二路军”(21)。他们声称:“福建所组织的‘人民政府’也是反动统治的一种新的欺骗”(22),“它不会同任何国民党的反革命政府有区别”,并且断言“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一切想在革命与反革命中间找取第三条出路的分子,必然遭到惨酷的失败,而变为反革命进攻革命的辅助工具”(23)。

面对国民党军的进攻,在广昌应否防御问题上,红军高层看法基本一致。李德回忆:“党的领导人把这个本来不很重要的县城,视为必须保住的战略要地,因为他卡住了通向苏区心脏地带的道路。此外他们认为,将广昌不战而弃,政治上无法承担责任。”[70]这一说法可从周恩来当时发表的文章中得到证实:“每个同志都要认识,敌人这次占领广昌的企图,与以前四次战役更有着不同意义的形势。敌人在持久战略与堡垒主义的战术下,进占广昌是其战略上重要的步骤,是深入中区,实行总进攻的主要关键。我们要为保卫广昌而战!战斗胜利了,将造成敌人更大的困难与惨败的条件,将造成我们彻底粉碎五次‘围剿’的更有力的基础。”[71]随着苏区的巩固和发展,中共在战略抉择上受政治、经济背景制约,选择余地已很有限。初期反“围剿”作战中,红军规模相对较小,资源供给也较多倚赖打土豪的收入,大规模后退和前进的运动作战游刃有余。而随着红军的扩大,苏区周围土豪被打尽,对资源吸取的正规化,红军再要流动作战已不像初期那样较少顾忌。湘鄂赣就反映:“如果红军在有时候未打的胜仗,说红军是吃饭的,所有慰劳品,都不送去了……前次敌人进攻万载,红军没有与之抵抗,就说红军是吃饭的,更是说把红军吃,很把狗吃。”[72]这样的群众反应事实上代表了红军在新形势下所应承担的义务,这是中共制订全盘战略时不得不考虑的一个因素。国民党方面收集的有关资料就谈到:“现匪军之所谓战斗员,苏区农民,几占十分之七八,彼等皆被伪政府所欺骗利诱,即每人或分有田地,或惑于所谓‘红军眷属优待条例’,故在匪军中较为坚决可靠,唯其眷属及所分得之田地,均在苏区,若为国军所占,则向之藉以维系彼等者,自失效用。我军占领广昌后,该县籍之匪兵,日久势将渐渐离异逃逸,影响匪军本身之战斗力,故有不得不死守广昌之苦衷。”[73]

  “猛虎扑群羊,硝烟弥漫;人海翻腾,杀声冲霄汉。地动山摇天亦惊,疟疾立消遁。狼奔豕突,尘埃冲天;大哥未到,让尔逃生!”

  2月,李德来到红一军团,在团以上干部会议上继续鼓吹“短促突击”。

  在这种“左”的思想指导下,博古、项英、李德主持下的中革军委不采取任何积极行动来配合第十九路军,相反,决定将红军主力由东线调到西线永丰地域,让第十九路军单独同蒋介石的“讨伐”军作战。

根据红军一贯的运动战原则,中革军委确定防御广昌的基本方针为:“1、集中红军主力打击和消灭敌之主要进攻。2、以必要的兵力尽力嵌制其他方面。3、派遣得力的地方独立部队,挺出敌人近的与远的后方,发展游击战争,创造新苏区,以嵌制和调动敌。”[74]中共中央局机关刊物《斗争》则发表社论强调:“在敌人的堡垒政策面前,发展游击战争,可以使敌人力量很大的分散与削弱,使主力红军的战斗得到更便利的条件。”“建筑支撑点,制造和使用地雷、弩箭等防御武器来打击敌人(这方面赣东北有很好的模范)。但必须反对把中心力量完全放在这个工作的防御路线,并反对乱筑防御工事。”[75]所以,虽然在苏区这一纵深地区红军已经构筑了一些防御阵地,[76]但其基本思路仍是希望通过短促突击的局部运动战,达到消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阻止国民党军深入苏区的目标。

  蒋介石发现我主力在团村方面,他即令泰宁方面之敌,向南推进。我方面军总司令部,把一军团调来了,使人高兴;可是在寸土不让的方针和对这一方针的机械执行下,仍然不敢让敌深入。一军团从正面突破敌军,三军团从侧面突不出去。只有一条隘路,深谷悬崖,敌防我侧击,尽将树木伐倒堵塞。足有三四个小时,才把障碍排除,敌已逃回乌龟壳了。如果让敌再前进四五十里,那一仗就打好了,敌之助攻方面(福建),就将失去作用,就将影响敌军主攻方面(江西、由北向南)。

  大多数人头一次看到外国人,会场上洋溢着好奇的气氛。李德,身材高大,红头发,蓝眼睛,隆起的大鼻子。到会的干部们看着他,私下里议论:“这是斯大林派来的。”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是德国共产党党员,由共产国际派来中国当军事顾问, 1933年9月到达中央苏区。他根本不了解中国的情况,只凭军事教科书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大规模阵地战的经验,提出他的作战方针,完全是死搬硬套。在欢迎会上,他先感谢对他的欢迎,然后讲军事,讲“短促突击”,说要拒敌于国门之外,用“短促突击”的办法消灭敌人。

  朱德后来说:“当蔡廷锴暴动的时候,应该用全力去打击闽浙赣边。敌如果一来,就会陷死在里面,有进无出,饿也会饿死。当时在闽浙赣边的中央军相当空虚,他们又焦急,如果打去,可以消灭他几个师,而且牵掣了敌人,可以使福建至少能支持半年。结果只以一个七军团去打,力量少小,当然没有牵掣得着。李德当了军委会顾问,一切我们都没法反对他。我们当那时,却想休息疲乏,就没有进行。就是同十九路军挨近些打也好些。就是失败了,也不会让十九路军被缴了枪。在五次反‘围剿’中最大的关键就在这里,实在太可惜了。”(24)十二月中旬,国民党军队为了保障他们进攻第十九路军的翼侧安全,以一部从黎川南出,向团村、东山、得胜关进犯。十二日,有两个师开到团村地区向红五军团阵地发起进攻。朱德立刻命令已奉命西调而尚在团村附近的红三军团等部,从东,西两个方向进行反击,但因红一方面军主力的“分离作战”,兵力不足,只打成一个击溃仗,那两个师大部逃脱,朱德深感惋惜,他和周恩来在十三日致电项英,说:“我东方军昨日战斗相当激烈,杀伤敌虽近千,恐缴获不多,非再集中全力给敌以更大杀伤,不易使东北暂归平静,而使我战略转移”,“提议立刻调一军团及十四师(留守备部队)至康都西城桥准备会同三、五、九军团主力,甚至七军团主力一部,于东山、得胜关间与陈敌主力决战”,并指出:如不这样集中优势兵力而分兵作战,实行干部战士都不了解、不熟悉的所谓“新战术”,不仅不能赢得大的胜利,“且常付过大代价,此点在目前特别重要”(25)。周恩来在电文后特别说明:“昨日团村战斗,如一、三军团会合作战,战果必然不至如此”。朱、周在电报中建议应立即集中红一、三、五、七、九军团主力在东山、得胜关同敌军主力决战。

循着运动战的思路,红军在广昌外围没有采取节节防御的作战方针。根据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基本用兵思路,红军主力部队一、三军团开至广昌附近后,被置于机动位置,前线防御主要由新编成的红九军团及地方独立部队担任,广昌外围第一道防御线甘竹以北地区只布置了象征性的防御。[77]4月初战役开始后,国民党军进展顺利,几乎没有经历大的战斗,很快占领甘竹以北地区。参加作战的国民党军将领发现:“当面守备的红军不是主力部队,是新近扩军所编成的队伍;装备很差,携带的多是破旧步枪,堪用的不多,而且弹药极少;战士素质不佳,老弱参半。”[78]即使如此,国民党军也并不急于伸展,而是按部就班步步推进。13日,国民党军进抵甘竹后,双方才展开较大规模争夺战,国民党军先占领罗家堡、李家堡等外围阵地,随后控制甘竹。红一军团2师4团团长耿飚回忆:“当时我们在甘竹‘守备’。敌人前进半里多一点,便开始修乌龟壳。”红军在与其对阵中,“敌人有碉堡依托,火力又猛,我们的掩护部队由于弹药匮乏,根本无法对射。等我们冲锋部队冲到双方中间地带时,敌人的大炮便实施集火射击……除了增加一批又一批伤亡之外,一无所获”[79]。

  敌发现我主力到了泰宁方面时,黎川方面之敌又向德胜关推进。从此以后,敌就采用扯钻战术,从中央苏区的东、西、北三面作向心推进,南由粤军堵防,使我中央苏区逐步缩小,即所谓竭泽而渔;而我方则完全招架战术,完全处于被动地位。敌从东向西进,即调三军团或者一军团去堵一下;以后则以三军团位置于广昌、白水、石城线,同敌七个师正面顶牛,一直顶了五六个月。敌在步、炮火力完全有效的掩护下,一次推进四五里,堡垒筑成后,再推进,我枪弹只有消耗,得不到补充。红军兵力五万,敌五十万;敌有全国人力、物力,我苏区则二百五十万人。在这样的物质力量对比下,去与敌拼消耗战,又怎样不失败呢?第二次进攻南丰城,我一、三军团和第九军团(约三千人)总共不到三万人;敌五个师集结南丰城,有坚固工事,说什么“要把敌挤出城来打”。蒋军在第五次“围剿”时,技术装备比以往几次有所加强,我们这样去进攻南丰城,是毫无胜利把握的。此役归我指挥,但他们的全部部署、命令已下到各军团,连迫击炮放列的位置都指定了。一、三军团平列在一线上,由西向东攻击,九军团由南向北攻击,战斗一天毫无进展,这样平分兵力的战斗部署,敌人反击哪一点,都有被突破的危险,又无法更改其部署。傍晚敌向我九军团出击,罗炳辉部撤走了,敌约两个师绕至三军团指挥部侧后里许,幸而还控制了一个新兵团未使用,即进行阻击。如果让敌发展,我一军团被截断在隘路口内出不来,有被消灭的危险。这次算是集中了兵力,但不是用在运动战,而是用在攻坚战。

  大家不理解这个“短促突击”,军团长林彪也不懂,他说:“你们不懂这个打法,我也不懂。不懂就学嘛。现在形势不同了,我们一边战斗一边学习,在战斗中可以学到的。过去我们也只会打游击战,后来我们会打大规模运动战了,我们也要学会正规的防御战。”后来,他写了一篇文章叫《论短促突击》,由参谋苏静刻蜡板印发到全军团。林彪的行为,使聂荣臻感到忧虑。4月份,中革军委提出“保卫广昌”,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和李德亲自上阵。7月份提出“保卫长捅,以后又提出“保卫兴国”。

  这个极好的建议又没有被博古、李德、项英接受。十三、十四日,中革军委连电朱德、周恩来,不同意前方的提议,仍坚持将红军主力西调去攻打永丰一带的堡垒线,并在二十四小时内四次变更作战命令。这种主观、武断、轻率、不尊重红军前方最高指挥员的作法,使朱德和周恩来都很愤想。周恩来不得不致电博古、项英,批评他们“连日电令屡更”,“使部队运转增加很大困难”,并再次明确要求:“在相当范围内给我们部署与命令全权,免致误事失机”,“否则亦请以相机处理之电给我们。事关战局责任,使我们不能不重申前请”(26)。

甘竹被占领后,国民党军离广昌已不足40里,兵锋直接威胁广昌,围绕着下一步如何动作,红军两个主力军团指挥官的看法有所出入。14日,根据对国民党军主攻方向的判断,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向朱德提出建议:“我军主力目前宜隐蔽于千善、石嘴以南诸地,而以一部伪装主力在现地诱敌,主力准备突击经河西前进之敌,和准备突击向大田市、溪口前进之敌。如周纵队联合向南采取跃进时,我们更便于突击他。”[80]16日,再次提出:“即令在敌人采取编成两个纵队同时架河而上的行动,我一三军团亦不应分开。”[81]这一建议主张将主力大幅收缩至广昌城附近地区,待国民党军充分展开后,再待机出击歼敌。所以他们强调要将三军团主力南撤:“如三军团在现地不动,不仅不便于对付敌人自由河西前进的情况,对令地方队,对敌经河东活动南进时亦成了在正面和距敌的短距离内阻敌。”[82]几乎与此同时,第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则判断国民党军将由盱江东岸南进,主张红军主力应在甘竹以南的“芙蓉塅、大罗山地带与敌决战,以充实的一营固守延福庵,扼守制敌两个纵队不易联系……以第六师自延福庵至大罗山钳制樊纵队,以四师三师一军团十三师为突击兵团在芙蓉塅、里峰地域决战”[83]。两种建议,都主张在广昌外围进行有效防御,在具体作战方式、作战地域上则有所不同。具体而言,彭、杨运用主力在芙蓉塅、大罗山山地地带与敌决战的设想,主要是考虑到山地作战对防御一方的优势,有相当的合理性,不过山地作战虽对防御一方尤其像红军这样火力较差的防御者形成有利因素,但这一战地事实也在国民党军预料之中,难以达到出奇制胜的效果,而林、聂的设想应包含着更多的制人而不制于人的争取主动思路。不过,彭、杨和中革军委也许可以辩解,根据五次“围剿”以来国民党军的一贯方针,他们“取逐步构成野战工事节节推进以求得火力掩护的可能极多……未完成前两翼暴露南进广昌的可能减少”[84],在此背景下,林、聂的设想固然不错,但也不排除落空的可能。当时国民党第三路军规定的推进计划就明确指出,如红军“保持相当之距离,不与我求决战时,则我仍筑碉前进”[85],并没有轻率求进的意思,而放弃大罗山山地这一有利红军防御作战的地带,广昌也将无险可守。两种建议一定程度上的扞格,凸显了当时态势下运动战运用面临的困难。

  广昌战斗

  越“保卫”地盘越小,徒然地消耗弹药和兵力。如3月中旬红一、三军团在南丰地区的作战,红三军团进攻三溪圩、三坑失利,在红一军团掩护下才撤出战斗,伤亡2000多人。4月中旬,红一、三、九军团与进攻广昌的国民党军11个师决战,打了18天守备战,损兵折将,广昌失守。红一军团艰①《聂荣臻军事文逊,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第27页。

  由于在前方直接指挥作战的朱德、周恩来同在后方的博古、李德等意见一直不能取得一致,李德便以统一前后方指挥为名,建议并经中共中央局决定,取消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和红一方面军司令部的名义和组织,将“前方总部”撤回瑞金,并入中革军委,由中革军委直接指挥中央苏区的各军团和其他独立师、团。虽然朱德在名义上仍担任中革军委主席,周恩来、王稼祥为副主席,但他们的实际权力已被剥夺,部队改由博古、李德直接指挥。

4月19日,国民党军在判断红军主力集中于盱江东岸地区后,转调部分兵力用于东岸,开始向该地区的延福嶂、大罗山一带红军主力发动进攻,而红军也从广昌城附近调集红一、三军团主力向大罗山一带进发,准备在此捉住国民党军一部实施歼灭战。上午十时半国民党军第6师猛攻大罗山,下午一时占领大罗山阵地。红军对延福嶂、大罗山一带阵地并未取固守态势,据周恩来报告:“三军团主力七时半到马鞍寨、磜上,他们未依军委突击攻大罗山之敌,而拟待敌攻天井围、墓坑时再突击。”[86]而据三军团的命令:“我军以于邓家庄、石源、浮竹、大罗山地带突击该敌于我防御地带之前而歼灭之为目的。”[87]为此,红军集中六个师兵力分左、中、右三队集中于大罗山地区,左路为第13师、第6师,中路为第4师、第5师,右路为第1师、第2师,准备取三路包围之势,待敌深入红军阵地后,突击并消灭敌人。当国民党军进占大罗山时,红军主力已在此一带集结,国民党军当时发现:“当我向大罗山攻击时,侦察天井围墓坑一带,似有伏匪”[88],而其第34团团长也报告:“匪大股在瑞雪庵附近潜伏。”[89]

  一九三四年一二月间,在泰宁地区之娥媚峰,我给中央写了一封信,大意是,要做长期准备,否则可能遭到和四方面军不能坚持鄂豫皖苏区同样的失败,这封信未得到答复。

  苦转战,打了不少消耗战。至9月初,林、聂断然改变“短促突击”的战术,采取运动战,才在温坊打了一个胜仗。

  一九三四年一月初,朱德和周恩来不得不率红军前方总部返回瑞金。

国民党军占领大罗山后,一度确曾继续向纵深追击,第18旅旅长向该师师长报告:“当面之匪击溃后,向大罗山东南溃窜,我已派队追击中。”[90]但是,第6师师长周嵒根据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以来一贯的稳扎稳打方针,于下午3时半命令18旅应“迅即构筑守备公事限本夜完成”[91]。而第三十六团九连攻至红军重兵集结的天井围附近并请求炮兵火力支援时,周嵒当即指示:“一、天井围过于突出,该团第九连应在炮火掩护下,即行撤回。二、大罗山至平山间工事,须迅速构筑。”[92]国民党军处处提防,不愿轻易深入,使红军待敌深入后再施突击的设想难以实现。

  三四月间,敌集中大量兵力进攻广昌。方面军前方司令部撤回瑞金,另组临时司令部。博古为政委,实际上是李德为总司令,亲上前线,指挥坚守广昌。我再三说广昌是不能固守的,必须估计敌军技术装备。他们不相信,而相信他们自己构筑的永久工事。我说,在自己没有飞机大炮轰击的情况下,就算是比较坚固的野战工事,在今天敌军的装备下,是不起作用的。如果固守广昌,少则两天,多则三天,三军团一万二千人,将全部毁灭,广昌也就失守了。广昌没有城墙,他们要派一个团做半永久工事。我说,采取机动防御,派一个加强连约二百人进占工事,吸引敌军进攻;我主力控制于城西南十里之山地,隐蔽集结,待敌进攻我守备阵地时,则相机突击敌外侧一点,求得消灭敌之一部。绘了配备图,做了作战计划,总算得到这位外国顾问同意了。

  林、聂认为,那种一步一顶牛的堡垒对堡垒,敌人每次运动只前进二三里,这样,敌人整个体系是联在一起的,自然失去了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的机会;如果红军主力不接近他们,而是离得较远,他们是会前进比较远的距离的,自然会造成某一局部脱离其整体,就为红军提供了打运动战的条件。

  一月中旬,朱德出席在瑞金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会议错误地认为:中国已存在“直接革命形势”,第五次反“围剿”“即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在党内要“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反对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朱德在这次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不过,虽然由于国民党军的谨慎,其进攻部队间保持了良好的阵形并紧急构筑了野战工事,但国民党军第六师在大罗山地区的深入究竟给红军提供了实施包围并进行歼灭战的机会,而红一、三军团主力在此的集结显然也正是为着这一目标。当晚19时左右,完成集结的红军主力向大罗山一线国民党军第6师发动猛烈反攻。红军在这一局部拥有对国民党军的绝对优势,形成了实施歼灭战的条件。是役,红军志在必得,集中了几乎所有能打硬仗的部队,反攻“炮火极为猛烈,双方死伤亦极奇重……战斗时间竟达十五小时之久,可谓作战以来仅有之剧烈斗争”[93]。但是,国民党军凭险顽抗,表现出较强的抵抗意志,据守大罗山的第6师18旅36团团长李芳在率部向红军反击时被炮火炸死,由该团第三营营长接替指挥,阵脚依然不乱,红军始终未能攻克大罗山主阵地。战至20日凌晨3时许,红军虽然竭尽全力,仍未能实现歼灭敌军的目的,被迫撤出战斗。

  进攻广昌之敌七个师,一个炮兵旅轰击,每天约三四十架次飞机配合,拖着乌龟壳(堡垒)步步为营前进。前进一次只一千至二千米;在其火力完全控制之下,站稳了脚跟,先做好了野战工事,配备好火力,再进第二步;每次六七架飞机轮番轰炸。从上午八九时开始至下午四时许,所谓永久工事被轰平了。激战一天,我军突击几次均未成功,伤亡近千人。在李德所谓永久工事里担任守备的营,全部壮烈牺牲,一个也未出来。他们看到了实际,黄昏后允予撤出战斗,放弃了固守广昌的计划,三军团遭到相当大的损失,撤至头破圩集结。他们对于红军的英勇顽强、战斗动作熟练和战术指挥没有批评。当时我既无炮兵,步、机枪子弹也很少,恐怕平均没有我们现在一次打靶的多。过去我们作战,就是突然袭击,坚决勇敢,灵活机动。丢掉自己的长处,现在来死拼硬打,当然吃亏。

  温坊战斗的胜利,就是在这个指导思想下取得的。可惜,这次战斗离仓促的战略转移——长征,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已无补于大局了。

  同月下旬,他又出席在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他在大会开幕那天代表红军致词,在二十八日作了《红军建设的报告》。这个报告总结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后两年来红军在各个战场取得的战绩,提出红军建设中的各项任务。朱德为这次大会起草的军事报告手稿中,还特别强调了游击战争的重要性。他写道:“谁都知道,我们备苏区壮大的红军,许多都是从小的游击队繁殖生长出来的,宽大的巩固的苏区,许多都是从流动的游击区转变过来的。”“开展游击战争是国内战争取得胜利条件之一。”(27)在这次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在会后召开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继续当选为军事人民委员和中革军委主席。二月七日,在瑞金召开中国工农红军全国政治工作会议。朱德在开幕式上致词并在会议期间讲话,他指出:我们的红军从游击队到现在大规模的正规红军,这是从政治工作领导得来的,也就是由党和无产阶级领导起来的。如果没有政治工作,没有党和无产阶级的领导,是不会产生红军的。红军因为有政治工作,才能保证它为本阶级利益而牺牲,才是英勇无故的百战百胜的红军(28)。他在讲话中强调“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29)。这时,中央根据地周围的形势已更加严峻,更加困难。蒋介{ewc MVIMAGE,MVIMAGE, !09100020_0320_1.bmp}石在一月间扑灭了孤立无援的福建事变后,将入闽作战的国民党军队改组成以蒋鼎文为总司令的东路军,完成对中央苏区四面合围的部署,从东、北、西三面向苏区中心区域步步进逼,南面则由陈济棠所部粤军负责防堵。朱德后来也说到:“一九三四年春天,苏区周围还是在打着,分做了几条战线,东、南、西、北三四处都在打,成为一种消耗战的状态了,苏区渐渐被缩小着,什么都遭受了封锁,盐贵到一块七角钱一斤。”(30)博古、李德直接控制红军指挥权后,可以更不受阻碍地推行错误的作战指导。他们在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遭到碰壁后,又转而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以堡垒对堡垒”,进行“短促突击”,企图以此达到粉碎“围剿”的目的。在这种消极防御方针指导下,从一月下旬到三月底,几个红军主力兵团分兵数路,都担负起修筑碉堡的任务,依托碉堡实施“短促突击”,进行徒劳无益的战斗,不仅没有打破或阻滞敌人的进攻,反而使自己付出很大代价,陷入愈加被动的局面。

大罗山反攻失利后,红军退至饶家堡一带,准备利用深山密林继续对来犯敌军实施打击,力争歼灭其突出部队,命令“三军团由墓坑及其以南山地和天井围向樊敌主力及肖师行猛攻干脆的突击”[94],“准备集结主力,下最大决心与敌六、七个师作较大的决战”[95]。20日下午,红军向深入饶家堡地区的79师235旅部队发动突击,“三面围攻,其势汹汹,大有‘请君入瓮’之概”[96]。同时,红军一部绕向235旅后方,准备截断其后路,但在前排遭遇国民党军97师主力,无功而返。当夜,红军再向饶家堡一线国民党军发起猛烈攻击,“这天晚上,阴雨绵绵,不便射击,红军与敌人进行白刃格斗,战斗异常激烈”[97];“双方呐喊格斗,声震山谷,饶家堡西北高地及大坪咀山阵地,失而复得者,凡五六次”[98]。中革军委对这场战役高度重视,朱德不断就前方状况发出电示,为不影响前方指挥员机断处置,又强调:“这不是命令而是给你们下决心的建议。”[99]21日凌晨4时,他还乐观指示:“饶家堡战斗得手后,应集中一、三军团炮兵与迫击炮作有组织之炮击。”[100]但是,红军虽然在局部形成实施歼灭战的条件,但国民党军充分发挥其在第五次“围剿”以来对野战工事的熟练运用,“利用村沿、林沿构筑工事”[101]顽强抵抗,并不失时机展开反击,使红军攻击每每功亏一篑。21日拂晓,红军在无法击退敌军后,被迫退出战斗。随后,国民党军又进占云际寨、香炉峰、高洲瑕一线。红军主力退往广昌城一线,盱江东岸战事告一段落。

  当日约八时以后,战斗停止时,博古来电话,说李德、博古约我和杨尚昆去谈谈,他们明天回瑞金去。见面时,李德还是谈他那一套,如何进行短促突击〔53〕,如何组织火力。我说,怎样去组织火力点?根本没有子弹!在敌碉堡密布下,进行短促突击,十次就有十次失败,几乎没有一次是得到成功的。我尽情地、毫无保留地讲了自己的意见,大胆地准备个人的不幸,说,你们的作战指挥从开始就是错误的。讲了四次“围剿”被我军粉碎以后,就没有打过一次好仗,主要是方面军指挥上的错误,就是主力不集中。我举了上面的几次战斗例子:团村的待伏战斗,如果一、三军团不分开作战,集中使用,就能消灭敌军三个师十五个团;我们就能缴获枪弹、俘虏敌兵,补充自己的战斗消耗。现在每战都同敌人拼消耗。敌有全国政权和帝国主义帮助,我则靠取之于敌,你完全不懂这条道理。洵口遭遇战消灭敌人一个师,想停止半天消灭被围之最后一个营都不准,前方指挥者都没有这样的机动权,硬要叫军队钻到硝石,几乎把三军团让敌人消灭掉。我还说,你们坐在瑞金指挥的第二次进攻南丰的战斗,几乎造成一军团全军覆灭,连迫击炮放在地图上某一曲线上都规定了。实际中国这一带的十万分之一地图,就根本没有实测过,只是问测的,有时方向都不对。我说,如果不是红军高度自觉,一、三军团早就被你送掉了。我还说,这次广昌战斗你们看到了吧!这种主观主义,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中央苏区从一九二七年开创到现在快八年了,一、三军团活动到现在,也是六年了,可见创建根据地之不易。“崽卖爷田心不痛”,被送掉!

  8月下旬,敌李延年集结4个师于朋口、莒溪、璧州、洋坊尾一线,红二十四师在敌进攻方向的朱鬃岭、桥下、肖坊一线构筑工事,红一军团奉命抗击这股敌人。第二天凌晨,敌第三师第八旅两个团从堡垒线出动,由于红军主力隐蔽得好,这两个团一下子就跃进了10里,到达温坊,脱离了其主力的筑垒体系,相对成了孤军,为红军提供了打运动战、歼灭战的机会。林、聂把军团指挥所设在松毛岭上,指挥红一军团、红九军团和二十四师,断敌退路,防敌增援,自8月31日21时战至9月2日拂晓,除少数敌人在温坊南八角楼作困兽之斗,第八旅两个团已大部被歼。9月3日,敌第三师和第九师集结3个团企图报复,再犯温坊,林、聂采取同样的战法放敌先头团深入,将其歼灭。至此,温坊战斗胜利结束,打死打伤2000多人,俘虏2400多人。共歼李延年部4000多人,而红军自身伤亡甚校敌第八旅旅长只身逃脱,被蒋介石枪毙,第三师师长李玉堂从中将降为上校。

  四月十日,北线国民党军队集中十一个师的兵力,包括陈诚所部精锐主力第十一师、十四师等,分左右两路,沿抚河两岸向南推进,企图攻占广昌,打开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北大门,直取瑞金。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中央决定全力保卫广昌,调集红一、三、五、九军团的九个师兵力,准备在广昌以北地区同敌军“决战”。为了指挥这次战役,中革军委在前方成立野战司令部,以朱德为司令员,博古为政治委员,实际的决定权握在李德、博古的手中。这样,朱德只得随他们到广昌前线,周恩来被留在后方瑞金。

红军在大罗山、饶家堡的两次战斗,尤其是大罗山一战,出动了几乎所有主力部队,在运动中抓住国民党军不完整的一个师实施攻击,仍然不能取得充分的战果,充分体现出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确实面临着空前严峻的考验。这一状况的出现,除国民党战略战术运用的成功外,国共双方战斗力的此消彼长也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早在广昌战役开始前夕,彭德怀就不无忧虑地注意到:“近来发现提拔干部时红军战士不愿意当干部的,比以前的数字增加。”[102]这和红军干部的大量伤亡及新战士的大量增加使红军本身素质下降不无关系。在此前不久的东华山战役中,就出现“七团有些新战士不会打手榴弹,敌人冲来时,把手榴弹交给班长打”[103]的状况。国民党方面战史也记载:“匪在日间,畏我飞机之轰炸,枪火之猛烈,为避免损害计,采取夜战。其攻击部署,以少数兵力,用于正面佯攻,以重兵力用于两翼,如冲锋两次不成,即行撤退,并在日间,预行选定进攻路线地区及目标,但匪兵缺乏训练,且多新兵,常畏缩不前。”[104]与此同时,由于庐山训练及军队整编等因素,国民党军战斗力却在逐渐增强。周恩来谈到:“蒋介石对于这些军官的训练,不能说是没有相当的结果,如果我们看到四次战争中白军军官的无能,那我们看到现在是狡猾机警得多了。他们懂得了如何防备我们打埋伏,如何避免运动战中整师整旅的被消灭,如何加强其侦查搜索与通信联络的工作,如何依靠堡垒与我们作战而很快的缩回堡垒去,这些都要算是他的进步。”[105]另外,虽如两次战斗显示的,国民党军一部可能暂时陷于红军优势兵力之中,但由于其部队之间间隔很近,声气相通,给红军实施歼灭战留下的空间和时间十分有限,其自身心理上也有恃无恐。大罗山、饶家堡两次战斗,红军造成了和前几次反“围剿”相似的获胜甚至形成歼灭战的条件却难以得手,对红军既定战略战术的实施贯彻带来了巨大阴影。

  这段话是伍修权同志翻译的,李德没有发火。我知道没有全翻,如果全翻了,哪有不发火的道理呢?我请杨尚昆同志重翻了。这时李德咆哮起来:“封建!封建!”他跳我高兴。他继续骂我,说是因为撤掉我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不满意(撤职是事实,但不知为什么)。我说,根本没想那些事,现在是究竟怎样才能战胜敌人,这是主要的。我骂了他下流无耻,鄙视了他。那次,我把那套旧军衣背在包里,准备随他到瑞金去,受公审,开除党籍,杀头,都准备了,无所顾虑了。但这次没有谈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的错误,而只谈指挥上的错误。这次也出乎意料,没有撤职,也没有给处罚,只是他到瑞金以后,造谣说彭德怀右倾。实际对他的错误,只是举例说的。军事路线是服从政治路线的,政治上提出两条道路决战,不放弃苏维埃一寸土地,这就必然要产生短促突击、分兵把口的单纯军事防御路线。

  温坊战斗是第五次反“围剿”唯一一次较大的歼灭战,是背离“短促突击”的作战指导思想才取得的。这一胜利,更使聂荣臻思念毛泽东,怀念毛泽东领导红军采用诱敌深入,以运动战取胜的光辉思想。

  广昌保卫战是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最残酷激烈的一场战斗,从四月十日至二十七日打了十八天。三万红军被指定在抚河两岸同数倍于自己的敌军对峙,筑堡挖壕,展开阵地战。由于敌军有着飞机、大炮、轻重机枪和自动步枪等新式武器,尽管红军浴血奋战,仍无法挡住敌军的进攻。完全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的指导,给红军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朱德眼看着一道道防线被突破,一批批指战员倒下去,心情异常沉重。这种状况,在他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指挥的四次反“围剿”战争中从来没有发生过。他对着军事地图摇头叹气,自言自语地说:不能这佯搞啊,这样下去是不行的啊!

当红军集中主力在盱江东岸对国民党军突出部队实施歼灭战时,国民党军利用盱江西岸红军仅有两个师番号部队,作战能力也相对较差的薄弱环节,在此迅速向前挺进,很快占领长生桥、伞盖尖、火神岩等地,兵锋直指广昌城,广昌危急。

  从广昌战斗后,同敌人一直顶到石城,顶了四个多月。其中在高虎垴打了一个小胜仗。这是利用特殊地形,采取反斜面山脚边,完全出敌不意的情况下打的。他们抓了这点大做宣传,来说明他们所谓短促突击战术如何如何,借机会指定我写一篇证明他们的“短促突击”战术正确的文章。当我写了之后,他们就把适合他们口味的部分保留了,而不适合他们口味的部分却被删去。特别删去了“这是特殊情况下取得的胜利,而不能证明‘短促突击’是适合的”一句,修改为相反的意思,即证明“短促突击”是正确的,同时经过修改后,没有取得我的同意就发表了。

  个别战斗的胜利并不能改变整个局势。就总体而言,中央红军已经是岌岌可危了。根据地日益缩小,红军处处被动,到10月份,已面临被迫转移的唯一出路了。

  四月二十七日,拥有优势兵力的敌军陈诚部四个纵队从抚河东西两岸同时发起进攻,广昌城已在炮火硝烟笼罩下。红军虽给国民党军队以重大杀伤,但自身伤亡也达五千五百多人,占参战总兵力的五分之一。博古,李德在这个地区进行“决战”的打算,已由严酷的事实证明是无法行得通的。当晚,博古、李德、朱德急电留守瑞金的周恩来称:“广昌西北之战未能获得胜利,现只有直接在广昌支点地区作战之可能,但这不是有利的,提议放弃广昌而将我们的力量暂时撤至广昌之南。战斗经过另报,请立即以万万火急复。”

四 广昌失守与红军战略方针的转变

  上述等等,使我慢慢理解到,除了军事指挥的错误,加上他们推行的那种过火斗争,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打着国际路线旗号,冒称布尔什维克化,都是贯彻了四中全会这条完全错误的路线。

  长征前夕,聂荣臻和林彪从福建回到瑞金,军委向他们传达了新任务——长征。当时,这个行动还是机密的。接受了任务,林、聂一起去看望被剥夺了军权的毛泽东。

  (31)(具体战斗情况是在二十九日才电告周恩来的)在周恩来复电同意后,朱德于四月二十八日凌晨下达放弃广昌的命令。

广昌外围战事连遭失利后,如何引导战役发展成为重中之重。4月21日,林彪、聂荣臻以“万万火急”致电朱德、周恩来,提出:“如突击当前之敌无把握且广昌××(原文如此——引者注),三军团本晚须即由沙子岭以南渡河,与敌决战于广昌附近。”[106] 主张放弃在外围继续抵抗,直接在广昌城附近与敌决战。同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博古、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代总政治部主任顾作霖发布命令,号召继续展开广昌保卫战。要求红军“应毫不动摇的在敌人炮火与空中轰炸之下支持着,以便用有纪律之火力射击及勇猛的反突击,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107]同时,面对前线不利形势,中共中央指出,由于国民党军战略的变更,“使我们红军消灭敌人的战斗,须在一些新的条件下来进行”,强调:“动员群众武装起来,参加革命战争,发展广大的游击战争,是战地党和苏维埃的第一等重要的任务”[108]。“要以更多的地方部队,发展广大的游击战争,在敌人左右前后,在敌人的封锁线外,在敌人的堡垒间隔之中,在敌人的远近后方,到处去寻找敌人作战,冲破封锁,钳制敌人,分散敌人,疲惫敌人,隔断敌人,瓦解敌人,这样来配合和掩护我主力红军,得以运用自如,实施突击,而最终的消灭敌人”。[109]

  注 释

  毛泽东虽然被撤职了,但他时刻关注着前方的战斗,研究对敌斗争的战法,不断向中央和军委提出:阵地战不能发挥红军的优势,应该改用运动战的战略战术。“福建事变”时,他写信给中央,提出两点建议:红军同蔡廷锴的部队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蒋介石的进攻;把红军拉到以浙江省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威胁敌人老巢,以解中央根据地之围。但中央“左”倾机会主义领导人愚蠢地拒绝了他的建议,丧失了打破第五次“围剿”的有利时机。林、聂去看望时,毛泽东住在瑞金县城外的一个小村子沙洲坝,高大的千年古樟掩映着他的古朴的农家小楼。

  广昌失守后,在它的东面,红军还进行了保卫建宁的战斗。这里原来是红一方面军总部的所在地。红军作了坚决抵抗,仍未能守祝国民党军队开始向中央苏区腹地推进,中央苏区的人力、物力日见匮乏,红军坚持内线作战已难以继续下去。

虽然中共中央要求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来改变当前的被动局面,但远水难解近渴,游击战事实上难以担起改变战场形势的重任。相反随着广昌外围防线被步步压缩,红军活动空间愈来愈小,广昌战役已越来越向阵地遭遇战方向发展。22日,周恩来致电朱德、博古、李德,提出三项建议:“1、最紧急时须调二十三师主力加强广昌守备。2、一、三军团要能在一起突击敌。3、……拟令董朱二十四日西移二十五日可参加广昌战斗。”[110]这实际是要求把红军最精锐的一、三、五军团全部投入保卫战,反映出中共高层对广昌防御的极端重视。同日,博、朱、李复电周恩来,未采纳将红五军团西调的建议,而仍指望通过以一军团在盱江西岸诱敌,再由“三九军团包括十三师在内突击该敌”[111]。不过,随着国民党军迅速向广昌逼近,这一计划也迅成泡影。26日,中革军委下令组成3个作战集团:东方集团,由红九军团及红13师组成,在盱江东岸箝制敌人;西方集团,由红一、三军团及红22师组成,在盱江西岸广昌以西及西北地域消灭进犯之敌;守卫广昌部队,由红14师等部组成,坚守广昌工事。这一部署意味着中革军委在屡战屡败后,心态已现失衡,准备不顾双方实力对比,在广昌城外围进行毫无成算的大规模兵团作战。其实,中革军委这时对战役前途并不乐观,《火线》发表社论强调:“保卫广昌战斗虽是五次战役中的一个重要战斗,但不能认为是五次战役唯一的决定最后胜负的一个战斗。五次战役决定最后胜负的战斗,主要的在于我们能否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假如我们能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我们不仅能恢复某些被敌人一时侵占的苏区,而且可以扩大更广大的新的苏区。”[112]已在军中为最后放弃广昌作舆论准备。

  〔48〕国际,指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成立于一九一九年三月,是各国共产党的联合组织。一九二二年中国共产党参加共产国际,成为它的 一个支部。一九四三年六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通过决议,宣布解散。

  看望毛泽东,这在当时,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毛泽东的夫人贺子珍对于毛泽东当时的处境有过这样的回忆:“由于王明路线的执行者给毛泽东加上的种种罪名,一直到长征时都没有勾销,在离开中央苏区前,任何人都不敢同毛泽东说话,他也不去找任何人。”看望毛泽东,是要冒风险的。

  鉴于这种形势,五月,中共中央决定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但这事还需报请共产国际批准,并需进行繁重的准备。为此,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从事转移的筹划。伍修权回忆道:“长征是不是仓促决定的?我看不是。在广昌失败后,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已经在商量转移的问题,确定的目标是湘鄂西,向二、六军团靠拢。所以,进行长征是有半年的准备时间的。”“转移的意图开始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最后才决定转移的。”(32)国民党军队在攻占广昌、建宁后,气焰更盛。自七月上旬起,以三十一个师的兵力,从六个方向向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心区域发起全面进攻。红军在博古、李德的命令下,采劝六路分乓”、“全线抵御”的方针,同节节推进的敌军展开阵地战,继续拚消耗。结果,哪一路都无法挡住对方优势兵力的前进。八月底,国民党军队占领广昌以南的重要阵地——驿前。红军的北部防线被突破,东线也被打开缺口,西线和南线日趋困难。

4月27日,国民党军经过短暂休整并构筑碉堡、封锁线后,出动六个师兵力分左、右两路沿盱江两岸进犯广昌城,“河西三个纵队并进,河东一个纵队前进”[113]。广昌城附近山地较少,多绵延起伏的丘陵,地势相对平坦,“颇适合于大军团之运用”[114]。虽然红军事先作了一定准备,在广昌外围构筑工事,期望进行顽强防御[115],但红军工事在国民党军重武器攻击下,往往无法发挥作用,对国民党军的突击由于对方兵力厚集也难有效果。经过一整天激战,红军损失惨重。当晚,在广昌前线直接指挥作战的博古、朱德、李德联名致电留守瑞金的周恩来,提出:“广昌西北之战未能获得胜利,现只有直接在广昌支点地区作战之可能,但这不是有利的,提议放弃广昌而将我们的力量暂时撤至广昌之南。战斗经过另报,请立即以万万火急复。”[116]周恩来随即复电,表示在红军主力受到较大损失而在广昌直接作战又无把握的情况下,“原则上同意放弃广昌,但仍须以一部扼守广昌,迟敌诱敌,抽一军团秘密东移,突击汤敌”,并强调“最后决心由你们下”[117]。28日,朱德下令放弃广昌,红军全线后撤,广昌保卫战至此以红军失败而告终。广昌一战前后进行了18天,国民党军伤亡2600多人,红军达到4000余人。[118] 其中,27日一日红军“伤亡总数在1500以上,三军团占十分之七”[119]。

  〔49〕蒋光鼐,当时任国民党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蔡廷锴,当时任国民党第十丸路军副总指挥。

  在向毛泽东问候以后,聂荣臻问:“就要突围了,主席有什么看法?”

  在四面告急的局势下,李德无计可施,抱病消极了。朱德担负起在转移前支撑战争局面的指挥责任。由于李德不再过多地干涉前方战事,使朱德有可能部分地改变消极防御的错误战法,发挥红军打运动战的特长,九月初,在东线取得了温坊大捷。

广昌防御战,红军打破不固守城池的惯例,最后阶段在缺少防御可能和价值的广昌城周围与国民党军展开大规模决战,招致了重大损失。围绕着战役方针问题,中共中央内部当时就有过争论。张闻天回忆,广昌战役后的一次会议上,他曾就此提出质疑:“我批评广昌战斗同敌人死拼,遭受不应有的损失,是不对的。他批评我,说这是普列哈诺夫反对1905年俄国工人武装暴动的机会主义思想。我当时批驳了他的这种污蔑,坚持了我的意见,结果大家不欢而散。其他到会同志,没有一个表示意见。”[120]杨尚昆后来也谈到了这场争论,他回忆的会议结果是“恩来同志当场调停,宣布散会”[121]。

  〔50〕一九二七年汪精卫等在武汉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分子在上海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也称第三党。他们反对蒋介石。

  “咦,你们知道了?”

  温坊(现名文坊),位于闽西长汀县东南。九月一日至三日,在朱德指挥下,红一军团、红九军团和独立第二十四师相配合,在这里接连打了两仗,给国民党东路军蒋鼎文部的李延年纵队以重创,歼敌四千多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使红军得到第五次反“围剿”苦战一年以来最大的一次补充,也是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打得最好的一仗。

其实,关于广昌战役最为人所知的争论还是彭德怀回忆中提到的他对李德的尖锐批评,所谓“崽卖爷田不心痛”,更被广为传诵。彭德怀还强调,广昌保卫战中,国民党军“每次六、七架飞机轮番轰炸。从上午八、九时开始至下午四时许,所谓永久工事被轰平了。激战一天,我军突击几次均未成功,伤亡近千人”[122]。也许就是针对彭德怀当时的指责,博古、朱德在放弃广昌后给周恩来的报告中,特地强调国民党军步兵向广昌攻击之先,“并未有炮兵与空中轰炸”[123],同时其对27日当天战役发展状况的描述是:“敌先攻我翼侧,即占我左翼第一线阵地……因地形系狭山,我全部力量正面不过十里,故四个师突击师已充分够用。敌主要纵队立即密集队形在西岸谷地前进,我们决令让他近一些,而以三军团突击敌人之后部队,一、九突击敌人之先部队,而实际上三军团过早进入战斗,且系突击敌之先头部队,因此敌停止前进构筑工事与准备反突击,而我一军团则不能全部展开一师之利用,只能转移至右翼四、五师之间,且只在战斗最后阶段才进入战斗,形成敌我对峙,未获结果,决定脱离战斗。”[124]

  〔51〕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后,十九路军被蒋介石调到福建同红军作战。十九路军领导人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等逐渐认识到,跟随蒋介石同红军作战是没有出路的。一九三三年十月,他们同红军签订了抗日反蒋的协定。十一月,他们又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等一部分反蒋势力,公开宣布同蒋介石分裂,在福建省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通称福建人民政府)。一九三四年一月,在蒋介石的军事压力下失败。

  “知道了。”林彪说。

  李延年纵队共四个师、十九个团,装备精良,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他们在对十九路军作战获胜后十分骄狂,轻视红军,不满足于步步为营式的筑垒推进,有时一次就急进几十里。朱德从八月初起就密切注视这股敌军的动作,了解他们轻敌而又十分疲惫的特点,决定在运动战中给以有力打击。

以博古、朱德名义联名发出的这一报告,颇值玩味,它道出了争论另一方的看法,而以往这通常是被忽略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完全相信这封报告。首先,报告所说国民党军进攻之前并未使用炮兵与空中轰炸,就事实本身言,应属可信。27日的广昌战斗,国民党军“乘天未全晓之际,开始攻击”[125],战斗开始后,双方战线很快形成犬牙交错状态,空中轰炸事实上难以措手。包括彭德怀在内许多回忆中提到的空中轰炸,应是将第五次反“围剿”中的一般状况作了误植。值得一提的是,自4月10日广昌外围战斗开始到28日广昌失陷,正是南方春雨连绵季节,19天内,阴雨天就占了15天。[126]以广昌战役时国民党军的空中能力,这样的天候飞机作用受到很大限制,所以无论就整个广昌战役还是当天的广昌战斗言,国民党军的空中优势由于气候制约难以得到充分发挥。[127]另外,当时空军刚刚使用于战场,炮兵的作用在中国也没有系统的发挥,李德观察到:“敌人少有系统的预先进行空军轰炸及炮兵的火力准备。其进攻一开始,就出动步兵(步步的火器及其突击队),炮兵及迫击炮的射击,主要的是为着直接援助步兵;而飞机则不断的进行战场上的观察,以妨碍我们在战场上的机动,飞机轰炸也和炮兵一样主要的是为着直接援助其步兵。”[128]这一观察从国民党军第六路军所编战史中侧面得到证实:“各师所有之迫击炮,多属旧式,瞄准机构不甚健全。对广大目标之射击,勉可使用,若以之摧毁碉堡,则耗弹多而命中公算少。”[129]当然,博、朱联名的这份报告并不仅仅止于陈述上述事实,其潜台词应为通过对国民党军火力的抑低,以此为广昌战斗的决策辩解。应该指出,虽然在27日进攻之前,国民党军没有采用炮火和空中集中轰炸,但国民党军的火力优势在战斗中仍然体现得相当明显,国民党军战史多次提到,其在激烈的攻防战中获胜的主要原因为:“火力旺盛”[130],红军的反突击“被我炮兵火力压倒,始未得逞”[131]。试图以国民党军没有大规模使用炮火和空军来掩盖双方火力上的巨大差距,不会有充足的说服力。

  〔52〕李德(一九○○一一丸七四),又名华夫,德国人,原名奥托·布 劳恩。一九三二年,受共产国际派遣来中国。一九三三年九月到中央苏区,担任中华苏维埃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顾问。第五次反“围剿”期间,他同当时的“左”倾错误领导者,在军事指挥上实行了一系列错误的战略战术,使红军受到重大损失。一九三丸年,李离开中国。

  “我们接受任务了。”聂荣臻说。

  八月三日、五日、八日、十一日和十六日,朱德多次电令红一军团、红九军团向李纵队推进的方向运动集中,伺机给以打击。李纵队发现红军主力的动向后,又采取筑垒推进战术,使红军一时难以找到战机。八月二十三日,朱德命令红一军团向西移到长汀以北的曹坊、罗溪地区待命。这一来,李纵队又放胆地集中四个师兵力向连城、朋口一线大踏步推进。朱德看准这个机会,在八月二十六日电令红一军团秘密地迅速东返,会合红九军团和独立二十四师,在朋口西侧的童坊及河田地区隐蔽集结;同时,指示红一军团以一部伪装成整个军团从宁化继续西撤,以迷惑对方,又指示红九军团及独立二十四师伪装成地方部队“休息整理”或“修补工事”,诱使李纵队大胆地向长汀跃进。这一切,果然使李纵队造成错觉,以为红军主力已远离闽西地区西去,立即向长汀急进。

其次,博、朱报告将战斗失败相当程度上归咎于三军团的过早突击,这很可能也就是当日彭德怀和李德发生激烈冲突的直接诱因。但是,在宽十里的战场上以四个师兵力欲对国民党军五个师实行突击,在红军已经屡遭损失,本身师建制难以和国民党军相比,火力又远逊对手的情况下,这一决策本身就不现实。何况,战场形势瞬息万变,由于国民党军当日在战场上进展甚快,红军的反应往往是被动的,兵力又捉襟见肘,将战斗失败归因于前线指挥,而不检讨自身在战争指导上的失误,有失磊落。广昌城外围最后阶段展开的毫无把握的决战,确实反映出红军最高指挥层在灵活性上的欠缺,证明人们对其的一些指责不为无因。不过,该报告也道出了一个事实,即到最后的防御战阶段,红军实际仍未把自己完全置于阵地防御的地位,而尚在战术上力图守中有攻,短促突击,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导致红军既不能攻,也不能守的问题所在。[132]金沙电玩城,正由于此,彭德怀等后来在高虎脑通过顽强的阵地防御取得胜利后谈到:“假如我们在几百里距离的赤色版图上,一开始就使敌人遭受这样的抵抗,而给敌人消耗量当是不可计算的,要记着广昌战斗我们有生力量的消耗是数倍于敌的。”[133]这一说法虽不一定契合当时问题的关键,但红军将领面对的问题,思考的方向还是可以见出的。

  〔53〕“短促突击”,是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 期间提出的战术原则。所谓“短促突击”,就是在敌人修筑堡垒、步步为营地向前推进的情况下,我军也修筑堡垒防御阵地,当敌人走出堡垒前进时,我军在短距离内对敌人进行突击。这一战术原则是为当时“左”倾错误领导者实行的单纯防御战略服务的。

  毛泽东头一天已接到部队要突围的通知。为避免嫌疑,他把话题故意叉开了:“好好好,我们到瞿秋白的图书馆去看看。”

  朱德断定李纵队从朋口向长汀急进途中必将经过温坊,而朋口至温坊沿途二十里间地势险峻,两侧高山绵亘,可以埋伏大部队,是有利于在运动中歼敌的极好地形。于是,他在八月三十一日二十四时向林彪、聂荣臻发出急电,指出:“敌李纵队于明一号起向温坊中屋村筑碉前进”,“一、九军团及二十四师主力应在温坊中屋村间实行突击李纵队的任务”(33),并指出需要注意的各项战术问题。根据朱德的部署,一、九军团迅速地隐蔽集结于温坊附近山地。九月一日中午,李纵队的第三师第八旅三个团果然闯进红军埋伏圈,又没有后续部队。傍晚,红军向尚未完成构筑工事的敌军突然发起猛烈攻击,先截断它的归路,再由两翼发动猛烈攻击。到第二天早晨,全歼进入该地区的两个团,只有第八旅旅长许永相和少数部队脱逃。

应该说,彭德怀的上述总结并不是空穴来风,事实上,正是以广昌战役失败为标志,中革军委的战争指导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五次反“围剿”前期,中革军委明确指出:“我们战术的基本原则,是要求以敏活的机动来实行进攻的战斗。对于占领的支撑点和阵地实行任何的防御,都是不适宜的。”[134]广昌战役后,中革军委虽然继续坚持“短促突击”的运动防御,但此时“短促突击”已越来越变成短距离的战术对抗,如林彪在广昌战役后解释的:“短促突击,就是对于从堡垒内出来作短距离(专指距离约五里至十里左右有时更少)推进筑堡的敌人,乘其立足尚未确实稳定时予以不意的,迅速的,短促的突击,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135]这一战术的机动性大大削减。相应地,中革军委更加重视堡垒的修筑,欲以堡垒对堡垒,与国民党军展开寸土必争的保卫战,阵地防御成为红军基本的战斗方式,高虎脑等战斗即为阵地防御的典型代表。之所以如此,当然首先应注意到此时中共经请示共产国际后,已把大规模的战略转移列入议程,尽力抵御国民党军对苏区的深入,为战略转移赢得准备时间是其重要考虑之一;[136]另一方面,前面战役的屡屡失利使其对继续坚持运动防御的可能性发生怀疑也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国民党方面观察:“自五次围剿以来,匪军与我接战,大抵采用游击战,运动战,或取积极攻击手段,但历次战果,均遭惨败,自广昌战役以后,匪不再专用其流寇战术,而采用堡垒战术,改攻为守。”[137]他们的判断是:“土匪向来主张游击战,运动战,但自我军碉堡封锁政策成功以来,亦渐趋重工事,尤其在广昌战役以后,更为重视。盖我军碉堡步步进逼,彼于运动战无机可觅,于是不得不改变方针,遍筑强固工事,与我作阵地战,阻我前进,以图苟沿其残喘,求最后之挣扎。”[138]

  聂荣臻感到毛泽东心底里的忧虑。他的意见人家不接受,时至今日,只好跟着队伍走了。但只要他在队伍里,革命就有希望,聂荣臻这样想。他亲眼看到毛泽东的军事路线如何制胜,也看到了“左”倾机会主义领导人的军事路线如何失败,这使他坚定不移地追随毛泽东,不怕非难。这也使他在尔后的艰难岁月里,始终具有坚定的革命信念。

  二日凌晨,朱德接到红一军团林彪、聂荣臻发来的温坊初战结果的报告。

中共战略方针的变化,红军将领的意见也可侧面证明。林、聂等在广昌战役后谈到:“敌占建宁、广昌以后,战争已转到新的形势,因敌开始深入基本苏区,其每次前进的距离当更短”,“很少有大的运动战给我们打的可能”。[139]在此形势下,林彪等虽一度仍强调运动防御,建议“不如完全拆去工事而用运动的防御方式”[140]继续与敌人周旋,但后来也同意:“目前对敌在其堡垒火力的掩护推进筑垒手段,应采取以抗击方法迟滞其进展和以袭击之方法,求得消灭局部之敌人”[141];彭德怀、杨尚昆总结红军阵地防御战的典型——高虎脑战斗的经验时则强调:“自高虎脑防御战斗给了敌人重大摧击之后,谁都相信组织正确的运动防御是给敌人堡垒推进的有力回答,并也相信在目前的战争情况下,不只需要红军有极大运动力和突击力,而且也需要有坚强的防御力。”[142]红军高级指挥员思路的变化不能简单解释为个人利益所致(如称林彪对“短促突击”的赞成为“投靠”李德),而应从前述反“围剿”的整体战略背景、发展进程中加以全面衡量。正由于此,任弼时后来总结这段历史时客观指出:“我们也不能把所有的筑堡垒的事情都归之于新路线。”[143]而国民党方面在广昌战役后的观察:“匪已陷于避实不可,击虚不能之势”[144]也不能完全认其为自诩之词。在第五次反“围剿”这样一个长达一年,战略估量历经变化的宏大战场上,不在当时的条件、背景、情境中客观考量中共中央的作为,不从当时的变化中的战争环境中去理解对垒双方的选择、较量,将难以对战争的来龙去脉得出一个符合历史真实的评断。

  报告中说:“温坊之敌于今早二时即解决,但约有一营左右逃脱,??一军团俘虏约一千六百左右,轻重机枪约在三四十挺以上,迫(击)炮数门,步枪弹药数目现尚无法统计,苦战一年,此役颇可补充”,“因夜间战斗我军伤亡不大”(34)。朱德为初战告捷感到欣慰,同时又发现红军现在所处地理位置存在着危险,立即回电指出:天明后敌机“有向我现在阵地及中屋村东西大道轰炸的可能”,“我一、九军团及二十四师现在地域过于突出,目标亦大,”(35)规定各部队应分别转移隐蔽。朱德料定李纵队不会甘心失败,还会再派部队向温坊反扑,在二日晨八时再次致电红一、九军团,指示他们“准备遭遇和消灭朋口李三师来援部队。”(36)事情正如朱德预料的那样,李纵队的先头部队被歼后,他们仍没有弄清红军兵力虚实,继续派出第九师和第三师三个团,再次向温坊推进以求报复。


  朱德获得这一情报后,立刻在三日凌晨二时向前方发出急电,指示红一、九军团及二十四师“应在温坊阵地前,给敌以短促突击,以消灭其先头部队”(37)。当天上午九时至下午四时,红军在温坊打了第二仗,再次给进犯敌军以沉重打击。

[1] 关于国民党方面战略计划及其背景,可参看拙文《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原因探析——不以中共军事政策为主线》,《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5期。

  在整个温坊战斗过程中,红军先后打垮李纵队第三师、第九师共十个团。

[2] 《中共中央给闽浙赣省委信,1934年10月4日》,《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上,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653-654页。[3] 项英:《挺进游击队的任务,1933年11月6日》,《项英军事文选》,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版,第251页。

  国民党东路军主力的惨败,使蒋介石大为震惊,下令枪毙只身逃回的第八旅旅长许永相,并将第三师师长李玉堂由中将降为上校。

[4] 《1934年1月5日总政治部训令,关于游击队工作》,苏区中央局:《斗争》第42期,1934年1月20日。

  温坊战斗胜利后,朱德写了《在堡垒主义下的遭遇战斗》一文,结合这次战斗的实际情况,阐述了几个重要的军事原则。第一,这次战斗具有经过“长期并精细准备的特点”,充分地了解敌人,掌握敌情,指挥上有“计划性”,是“胜利的主要的和第一的因素”(38),第二,这是运动战的胜利,红军高度机动灵活,“能迅速的隐蔽的转移”,迷惑并引诱敌人,使他们“不知我军位置”,“不知我虚实”,“敢于跃进”,我军则能“正确地估计敌人的进攻方向”,“预先占领了待机位置”(39),以逸待劳,给运动中的敌军以突然袭击。第三,在“敌我兵力比较,敌占优势”的情况下,在战役和战斗上“我们取得集中了较优势兵力,迅速地干脆地各个击破了敌人”,并肯定了发起进攻时“坚决果断”、速战速决,打歼灭战的战例,批评有的部队强攻设有巩固阵地的敌人,“盲目的再三重复不利的冲锋”,有的部队“没有迅速地勇敢地截断敌人的退路”(40),使可能被歼之敌逃脱。第四,肯定红军“夜间战术相当熟悉”,在优势装备的敌人面前,夜战能发挥红军的长处,达到好的效果;肯定红军“在火线上瓦解白军工作有成绩,政治宣传起了作用”,敌军“有六个部队派代表来缴械”(41)。朱德在总结中论证的这些指导原则,坚持并丰富了红军在前几次反“围剿”战争中的成功经验,是同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以来“左”倾指导下一系列错误军事方针相对立的。

[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军事问题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电报》,《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3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09页。[6] 米夫:《中国革命危机的新阶段》,原载《共产国际》1933年4月号,苏区中央局:《斗争》第23期转载,1933年8月22日。

  但是,温坊战斗这样的个别胜利毕竟不能改变第五次反“围剿”中整个战略指导错误所铸成的大局。到九月中、下旬,中央苏区已缩小到只有瑞金、会昌,于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几个县。

[7] 周文琪、褚良如:《特殊而复杂的课题——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 1919-1991》,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1页。

  这时,朱德又提出一系列不同于李德的消极防御的指导思想:强调要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反对拼命主义,要避免那种付出重大牺牲的堡垒对堡垒的阵地战,尽量采劝运动防御”。九月十五日,他以军委名义颁发《关于战斗问题的训令》(训字第一号),指出:“无论如何应该以保存自己有主力量和物质基础为我们作战的第一等基本原则。保持地域,不轻遗寸土予敌人,这应该放在前一原则之下来遂行的”(42),二十四日,他致电林彪、聂荣臻说:“预先没有充分的准备及侦察,并以密集队形冲锋,这是不适当的。”

[8] 周文琪、褚良如:《特殊而复杂的课题——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 1919-1991》,第247页。应该说,尽可能地保存中共有限的武装力量,一直是共产国际指导中共应对国民党军“围剿”的基本思路。早在1931年初第一次反“围剿”期间,共产国际就指示:“宜将各军(特别是第1、2军和第3军)的主要核心撤到较为安全的地区,从中组织有坚固根据地的正规军骨干力量,无论如何要将其保护好,使其不至于在敌人集中优势兵力围剿时所进行的冒险行动中遭到被歼灭的危险。”(《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和中共中央的电报稿,1931年1月11日》,《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2—23页)从共产国际在第五次反“围剿”前后的一系列指示看,这一保存实力的方针始终未变,王明将其总结为:“红军反对蒋介石新计划底最主要的策略方针,应当是尽可能地保存、巩固和更加发展红军底实力,因为红军实力——这是最主要的东西。”(王明:《六次战争与红军策略》,《王明言论选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90页)事实上,这也是一种基于力量对比的常识判断。[9] [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1932-1939》,香港: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63页。[10] 张闻天:《闽赣党目前的中心任务》,苏区中央局:《斗争》第71期,1934年9月7日。[11] 陈毅:《几个支点守备队的教训》,中革军委:《革命与战争》第4期,1934年5月18日。

  “以后抗击周敌行动中,第一等的原则是爱护兵力,因此主要的行动方式是防御和局部的反突击。”(43)二十五日,朱德又发出《关于目前战斗问题给各军团电》,指出:“二十六日晨,蒋敌向我行总的攻击”;“诸兵团应再度估计情况,并检查自己的决心。一方面你们应给敌人相当的损失和抵抗,另一方面应很爱惜地使用自己的兵力,并且坚决避免重大的损失,特别是干部”;“在飞机轰炸及炮兵集中所威胁不利的条件下,及我们工事不十分巩固时,指挥员适应当放弃先头阵地,以便于(在)我们阵地的纵深内实行突击”;“在失利时,应有组织地退出战斗”。(44)这些指示,完全不同于博古、李德那种要红军“毫不动摇地在敌人炮火与空中轰炸之下支持”的拼命主义。在这一新的精神下,红军不再同进犯军死打硬拚,能守则守,不能守则退,避免在飞机大炮的轰击下作战,因而没有再遭受大的损失。九月二十七日,当北路敌军陈诚部向石城逼近时,朱德致电彭德怀、杨尚昆指出:“目前三军团及十五师基本的作战往务是迟滞陈路军向石城前进,只在有利的条件(下)以局部的突击消灭敌人的先头和侧翼部队,必须避免坚决的战斗,而首先要保存我们的有生力量”;“万一陈路军在这次的战役中能一下占领我们所有的支点时,军委决定放弃石城”,“应充分的适时的准备放弃石城时的全部的撤开”(45)。同日,他在给罗炳辉、蔡树藩的电报中,嘱咐九军团在阻击东线敌军的战斗中,“为爱惜兵力,应避免坚决的战斗”(46)。对在西线抵御的红一军团,朱德也有同样的指示。

[12] 蒋介石:《为闽变对讨逆军训话——说明讨逆剿匪致胜的要诀》,《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1卷,台北: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4年编印,第631页。[13] 王明:《革命、战争和武装干涉与中国共产党底任务》,《王明言论选辑》,第362页。

  十月二日凌晨,朱德致电林彪、聂荣臻,指出:“须特别注意在不利条件下,你们不应进行坚决的突击而应改为运动防御迟滞敌人进兴国”;“特别要注意在开阔地作战须极端隐蔽,不要堆集一起井应利用地形,避免不应有的损失与最高度的保持有生力量”(47)。

[14] 王明:《新条件与新策略》,莫斯科:1934年编印,第21页。

  进入十月,中央红军的突围长征已进入实施阶段。朱德不断地向各军团领导人发出指令,周密部署各主力兵团同地方部队换防,集结休整,补充人员,筹集物资,准备长征行动的开始。

[15] 王明、康生致中共中央政治局函,1934年8月3日;转见周国全等著:《王明评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55—256页。

[16] 林彪:《短促突击论》,中革军委:《革命与战争》第6期,1934年7月。[17] [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1932-1939》,第60页。[18] 林彪:《短促突击论》,中革军委《革命与战争》第6期,1934年7月。[19] 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遵义会议文献》,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0页。

[20] 《彭滕关于我军首先解决信河流域赵部的建议》,江西党史资料第21辑《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上,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1992年编印,第93页。[21] 肖克:《回忆湘赣红军》,《湘赣革命根据地》下,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993页。[22] 《刘畴西聂洪钧致朱德电,1934年4月20日》,《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上,第710页。[23] 《彭滕关于七日战况和改变行动的报告,1933年11月7日》,江西党史资料第21辑《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上,第99页。[24] 毛泽东关于对政治估量、军事战略和东西路军任务的意见致电苏区中央局,1932年5月3日,《毛泽东年谱》上,北京: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74页。

[25]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1页。

[26]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36页。[27] 西安事变局势未明时,毛泽东在设想对南京方面战争时曾提出,如南京政府发动内战,“我军应举行大的战略,迂回并击破敌头脑之南京政府。”(《毛泽东关于应举行大的战略击破敌之要害给彭德怀、任弼时电》,1936年12月15日。)“胡宗南、汤恩伯均不过一支队,各以一部箝制之可也,敌之要害在南京与京汉、陇海线,若以二三万人之战略迂回部队突击京汉、陇海取得决定胜利,则大局立起变化。”(《毛泽东关于迂回部队突击京汉陇海线等问题给张学良电》,《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北京:档案出版社1997年版,第212页。)充分体现着毛泽东敢于大胆用兵的特点。1948年辽沈战役中对锦州攻击战的坚持,更是这一特点的反映。其实,克劳塞维茨早就谈到:“战争的客观性质很明显地使战争成为概然性的计算。现在只要再加上偶然性这个要素,战争就成为赌博了。而战争中是确实不会缺少偶然性的。”(克劳塞维茨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战争论》第1卷,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出版局1964年版,第46页)[28] 事实上,毛泽东在1934年1月的“二苏大”报告中也曾明确表示:“苏维埃在全国民众对它的信仰日益增加中,在国民党及一切反革命派别的欺骗日益破产中,将坚决地粉碎六次‘围剿’,以便努力阻止帝国主义殖民地化中国的道路,努力争取在全国范围内苏维埃革命的胜利。”(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苏维埃中国》,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1957年编印,第252页),固然,不能把毛泽东这一讲话和其内心真实想法完全等同,其中很可能有服从组织纪律的成份,但要断定他当时就有明确的失败认识,也未必符合事实,更多的可能是其积数年反“围剿”战争经验形成的敏感和嗅觉。

[29] 克劳塞维茨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战争论》第1卷,第215页。[30] 《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60页。关于运动战,毛泽东指出:“作为战争内容的战略内线、战略持久、战略防御中的战役和战斗上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在战争形式上就表现为运动战。”(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97页)中央苏区时期根据苏联军事著作给予运动战的定义是:“‘运动战’,就是对于阵地战而言的话,通常就是指发生于兵团运动中而不是长久固着一地的战斗,例如遭遇战斗,追击,退却,以及在通常之防御地带的进攻及防御等。然而,在大兵团的运动中,其一部分有作阵地战的。”(冰澈:《军语解释》,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革命与战争》第1期,1932年8月1日)运动战的特点是“正规兵团,战役和战斗的优势兵力,进攻性和流动性”,同时也包括“辅助作用的阵地战”、“‘运动性的防御’和退却”。(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98页)以此对照“短促突击”,应该说,两者基本原则具有相当的一致性。

[31] 《中央对当前作战方针的意见,1933年10月5日》,江西党史资料第21辑《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上,第78页。[32] 林彪、聂荣臻致朱德、周恩来电,1933年9月17日,《聂荣臻年谱》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5页。[33] 蒋介石:《为闽变对讨逆军训话——说明讨逆剿匪致胜的要诀》,《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1卷,第629页。[34] 《莫文骅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229页。[35] 华夫:《革命战争的迫切问题》,中革军委:《革命与战争》第2期,1934年4月1日。应该指出,虽然红军的基本战斗方针是运动战,但一定条件下的防御战也并不违背红军的基本作战原则。毛泽东指出:“基本的是运动战,并不是拒绝必要的和可能的阵地战。战略防御时,我们钳制方面某些支点的固守,战略进攻时遇着孤立无援之敌,都是应该承认用阵地战去对付的。采取这样的阵地战制胜敌人的经验,我们过去已经不少;很多的城市、堡垒、寨子,被我们打开,某种程度的敌人野战阵地被我们突破。以后还要增加这一方面的努力,补足我们这一方面的弱点。我们完全应该提倡那种在情况需要而且许可下的阵地攻击和阵地防御。我们所反对的,仅仅是在今天采取一般的阵地战,或者把阵地战和运动战平等看待,这些才是不能许可的。”(毛泽东:《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30—231页)

[36] 项英:《关于战术问题的指示,1933年10月15日》,《项英军事文选》,第222页。[37] 华夫:《论红军在堡垒主义下的战术》,中革军委:《革命与战争》第3期,1934年4月20日。[38] 项英:《关于战术问题的指示,1933年10月15日》,《项英军事文选》,第222页。

[39] 《赣粤闽湘鄂北路剿匪军第三路军五次进剿战史》上,第三路军总指挥部参谋处1937年印行,第八章第54页。[40] 华夫:《革命战争的迫切问题》,中革军委:《革命与战争》第2期,1934年4月1日。

[41] 华夫:《论红军在堡垒主义下的战术》,中革军委:《革命与战争》第3期,1934年4月20日。[42] 林彪:《短促突击论》,中革军委:《革命与战争》第6期,1934年7月。[43] 项英:《关于红三红五军团作战行动及任务的指示,1933年10月13日》,《项英军事文选》,第217页。

[44] 项英:《对各部任务及动作的指示,1933年11月28日》,《项英军事文选》,第290页。

[45] 周恩来、朱德1933年11月29日致林彪、聂荣臻电,《周恩来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255页。[46] 周恩来、朱德1933年12月22日致红三、五、七、九军团电,《周恩来年谱》,第256页。[47] 《陈伯钧日记,1933—1937》,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8页。[48] 华夫:《反对曲解我们的战术》,中革军委:《革命与战争》第4期,1934年5月18日。 [49] 华夫:《论红军在堡垒主义下的战术》,中革军委:《革命与战争》第3期,1934年4月20日。[50] 华夫:《革命战争的迫切问题》,中革军委:《革命与战争》第2期,1934年4月1日。[51] 华夫:《革命战争的迫切问题》,中革军委:《革命与战争》第2期,1934年4月1日。[52] 《中革军委关于十月中战役问题致师以上首长及司令部的一封信,1933年11月20日》,江西党史资料第21辑《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上,第112页。[53] 项英:《对各部任务及动作的指示,1933年11月28日》,《项英军事文选》,第290页。[54] 华夫:《再论战术原则》,中革军委:《革命与战争》第4期,1934年5月18日。[55] 《陈伯钧日记》1933年12月23日条,第142页。[56] 陈毅:《几个支点守备队的教训》,中革军委:《革命与战争》第4期,1934年5月18日。

[57] 彭德怀:《顽强防御与短促突击——给某师长的信》,中革军委:《革命与战争》第9期,1934年9月10日。

[58] 朱德:《一个支撑点和短促突击的战例》,中革军委:《革命与战争》第9期,1934年9月10日。[59] 《聂荣臻回忆录》上,北京:战士出版社1983年版,第202页。

[60] 《用运动战消灭敌人》,《聂荣臻军事文选》,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28页。

[61] 华夫:《再论战术原则》,中革军委:《革命与战争》第4期,1934年5月18日。[62] 彭德怀:《顽强防御与短促突击——给某师长的信》,中革军委:《革命与战争》第9期,1934年9月10日。[63] 林彪、聂荣臻关于凤翔峰战斗经过及经验教训的报告,1934年2月16日,《聂荣臻年谱》上,第114页。应该指出的是,他们强调如上问题的目的并不在于否定“短促突击”,而是希望“应于敌前进而于敌之运动中和初到时消灭之……只要敌后尾离开其后面堡垒在十里以外,我们是有把握消灭他的。”[64] 林彪:《短促突击论》,中革军委:《革命与战争》第6期,1934年7月。[65] 朱德、周恩来、王稼蔷:《关于支撑点的构筑和防御以及对付敌人堡垒之战术的补充指示》,1934年2月25日。[66] 华夫:《反对曲解我们的战术》,中革军委:《革命与战争》第4期,1934年5月18日。 [67] 华夫:《革命战争的迫切问题》,中革军委:《革命与战争》第2期,1934年4月1日。[68] 林彪:《关于作战指挥和战略战术问题给军委的信》,1934年4月3日。

[69] 第三路军向甘竹广昌推进计划,《赣粤闽湘鄂北路剿匪军第三路军五次进剿战史》上,第八章第3页。[70] [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1932-1939》,第92页。[71] 周恩来:《工农红军和全苏区群众一致动员起来,为保卫广昌而战!!!》,《红星》第33期,1934年4月22日。[72] 《XX同志关于湘鄂赣青年团工作给中央的报告,1932年9月3日》,《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第2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41页。

[73] 《赣粤闽湘鄂北路剿匪军第三路军五次进剿战史》上,第八章第57页。[74] 《朱德周恩来王稼祥致闽浙赣电,1934年4月2日》,《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上,第702页。[75] 《五次战役的第二步的决战关头和我们的任务》,苏区中央局:《斗争》第58期,1934年5月5日。该文当时署的写作时间是4月28日。[76] 参加“围剿”的国民党军将领注意到,广昌战役前,“和红军作战,从未发现红军占领整然一线的防御阵地,构筑工事,采取有形的防御战斗。这样使蒋军捉摸不定极感惶惑苦恼。这时沿白舍东西之线,突然发现红军构筑有整然的防御阵地,重要山头筑有两层射击设备的坚固碉堡”(杨伯涛:《蒋军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围攻纪要》,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64年版,第190页)。

[77] 对一、三军团的使用,早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初始阶段,当时的中革军委代主席就指示了一个基本原则:“一、三军团……要隐蔽控制,以便突击”(项英:《对敌情的分析和作战意见》,《项英军事文选》,第176页)此后,一直到广昌战役,一、三军团战略上始终处于机动状态。

[78] 杨伯涛:《蒋军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围攻纪要》,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第191页。[79] 《耿飚回忆录》上,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48页。[80] 林彪、聂荣臻:《关于我对敌罗、樊、周纵队的部署建议》,1934年4月14日。[81] 《林聂对陈敌将向广昌前进的估计及突击该敌的部署报告,1934年4月16日》,江西党史资料第21辑《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上,第158页。

[82] 《林聂对陈敌将向广昌前进的估计及突击该敌的部署报告,1934年4月16日》,江西党史资料第21辑《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上,第158页。[83] 《彭杨关于在芙蓉塅、大罗山地带与敌决战的部署报告,1934年4月16日》,江西党史资料第21辑《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上,第157页。

[84] 《彭杨关于在芙蓉塅、大罗山地带与敌决战的部署报告,1934年4月16日》,江西党史资料第21辑《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上,第157页。应该说,这一判断和国民党军的行动方式是符合的,蒋介石本人在1933年12月就明确指示:“我现在规定下來,以后在匪区行军,每日以三十里至四十里为原则,比方一师人行三十里,每团平均约行七里至十五里,当然當然一切连络搜索警戒可以确实而周密,不致再中土匪的埋伏,受到突來的袭击。这个原则是讲空间。还有规定时间的第二个原则,即以后在匪区行军必须是下午二时以前全部到达预定的宿营地点,迅即集结宿营,二时以后,不得继续行军,这是稳扎稳打一个要诀,也是我根据打土匪的经验研究出來的。”(蒋介石:《为闽变对讨逆军训话——说明讨逆剿匪致胜的要诀》,《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1卷,第633页)[85] 第三路军向甘竹广昌推进计划,《赣粤闽湘鄂北路剿匪军第三路军五次进剿战史》上,第八章第3页。[86] 《周关于敌占大罗山等地后我军突击敌部署给朱、博、李电,1934年4月19日》,江西党史资料第21辑《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上,第157页。

[87] 《三军团歼敌命令,1934年4月19日》,江西党史资料第21辑《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上,第160页。

[88] 《赣粤闽湘鄂北路剿匪军第三路军五次进剿战史》上,第八章第22页。[89] 《赣粤闽湘鄂北路剿匪军第三路军五次进剿战史》上,第八章第23页。[90] 《赣粤闽湘鄂北路剿匪军第三路军五次进剿战史》上,第八章第23页。[91] 《赣粤闽湘鄂北路剿匪军第三路军五次进剿战史》上,第八章第23页。[92] 《赣粤闽湘鄂北路剿匪军第三路军五次进剿战史》上,第八章第23页。[93] 国民党北路军顾祝同部与中央苏区红军作战情形报告书,《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80页。[94] 《军委关于阻敌向甘竹、长生桥前进的作战指示,1934年4月20日》,江西党史资料第21辑《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上,第163页。

[95] 《陈伯钧日记》,1934年4月20日,第207页。

[96] 《赣粤闽湘鄂北路剿匪军第三路军五次进剿战史》上,第八章第28页。[97] 《王平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55页。[98] 《赣粤闽湘鄂北路剿匪军第三路军五次进剿战史》上,第八章第29页。

[99] 《朱对我军攻击饶家堡敌之建议,1934年4月21日》,江西党史资料第21辑《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上,第166页。

[100] 《朱关于集中炮兵、迫击炮和一、三军团行动的指示,1934年4月21日》,江西党史资料第21辑《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上,第166页。

[101] 《陈伯钧日记》,1934年4月20日,第208页。[102] 《彭德怀关于作战等问题给军委的信,1934年4月1日》,江西党史资料第21辑《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上,第166页。[103] 刘鹤孔:《东华山战斗》,《火线上的一年(1933—1934。8)》,红军总政治部红星社1934年编印,第93页。

[104] 《赣粤闽湘鄂北路剿匪军第三路军五次进剿战史》上,第八章第59页。 [105] 周恩来:《五次战役中我们的胜利——论持久战》,红军总政治部:《红星》第33期,1934年3月18日。

[106] 《林聂关于与敌决战于广昌附近的建议,1934年4月21日》,江西党史资料第21辑《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上,第167页。

[107] 《中央、军委、总政保卫广昌之政治命令,1934年4月21日》,江西党史资料第21辑《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上,第167页。[108] 《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央人民委员会给战地党和苏维埃的指示信,1934年4月24日》,苏区中央局:《斗争》第58期,1934年5月5日。

[109] 《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央人民委员会给战地党和苏维埃的指示信,1934年4月24日》,苏区中央局:《斗争》第58期,1934年5月5日。[110] 《周为保持广昌战斗胜利的建议,1934年4月22日》,江西党史资料第21辑《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上,第169页。[111] 《博朱李关于广昌战斗部署情况致周电,1934年4月22日》,江西党史资料第21辑《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上,第170页。

[112] 《论保卫赤色广昌》,《火线》第130期,1934年4月25日。

[113] 《博朱关于广昌战况及决令二十八日晨放弃广昌致电周,1934年4月29日》,江西党史资料第21辑《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下,第82页。

[114] 《赣粤闽湘鄂北路剿匪军第三路军五次进剿战史》上,第八章第39页。[115] 时任红十四师师长、广昌警备司令的张宗逊回忆:“红十四师用了五个月时间,在广昌城和其以北到甘竹一线,共构筑了坚固的大小支撑点和碉堡十多个,在广昌城周围修了七个支撑点……每个支撑点驻守的兵力不等,有的为一个营,有的一个连,有的一个排。红十四师以四个营的兵力守支撑点,以五个营的兵力作为反冲锋部队。”(《张宗逊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120页)作为守备部队,红十四师在防御工事上作的这些工作不能说是偏于死守的,而其兵力使用也基本符合当时中革军委贯彻的“短促突击”战术原则,只是相对比一般部队要更重守御一些。

[116] 博古、李德、朱德致周恩来电,1934年4月27日,金冲及主编《朱德传》,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22页。[117] 周恩来致博古、朱德、李德电,1934年4月27日,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898—1949)》,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274页。

[118] 国民党方面当时报告:“是役匪方前后伤亡在四千以上,获枪二千余枝。”(南昌行营第二厅致汪精卫等电,1934年4月29日,《中央革命根据地革命与反革命斗争史料》下,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藏)[119] 《博朱关于广昌战况及决令二十八日晨放弃广昌致电周,1934年4月29日》,江西党史资料第21辑《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下,第83页。[120] 张闻天:《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遵义会议文献》,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7页。[121] 《杨尚昆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95页。

[122] 《彭德怀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0页。

[123] 《博朱关于广昌战况及决令二十八日晨放弃广昌致电周,1934年4月29日》,江西党史资料第21辑《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下,第82页。[124] 《博朱关于广昌战况及决令二十八日晨放弃广昌致电周,1934年4月29日》,江西党史资料第21辑《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下,第83页。[125] 《赣粤闽湘鄂北路剿匪军第三路军五次进剿战史》上,第八章第40页。[126] 参见《陈伯钧日记》第202—214页,1934年4月10日—29日。上述统计还不包括27日当天傍晚的大雨。当然,日记中的前几日陈部是在由闽至赣转移中,考虑到春季南方降雨是成片的,这一日记提供的资料仍可加采信。

[127] 广昌战役时,国民党军用于“围剿”的空军共有五队,拥有飞机50架,绝大部分是侦察机(包括可塞、菲亚特、道格拉斯等机型)兼用于轰炸,马力、飞程、载重力都十分有限。第五次反“围剿”后期,李德提到:“敌人现正使用新的空战有威力的兵器,并在空中用新的技术……引用新式有力的轰炸机〈六百匹马力不论天时气候都能飞,并且有很大的载重力和飞程〉。”:《论防空几个新的问题》,中革军委:《革命与战争》第8期,1934年8月15日)李德所提到的这批新飞机,国民党军战史有清楚的记载:“是年9月起,新机陆续抵达。先分配空军第三、四、五三队,每队‘新可塞’机二架。十一月,拨交第一队美制‘诺斯罗卜’轰炸机九架,第二队‘新可塞’机九架。”(《国民革命军战史》第二部《安内与攘外》,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93年版,第634页)这时,第五次“围剿”已处于尾声阶段。

[128] 华夫:《再论战术原则》,中革军委:《革命与战争》第4期,1934年5月18日。

[129] 《剿匪纪实·赣南围剿》,第六路军总指挥部1937年印行,第9页。

[130] 《赣粤闽湘鄂北路剿匪军第三路军五次进剿战史》上,第八章第42页。[131] 《赣粤闽湘鄂北路剿匪军第三路军五次进剿战史》上,第八章第44页。[132] 国民党军战史的记载可以证明博、朱的报告确非虚言:“是日匪以一部守平面岭卖竹坪大仙山坚固匪碉,以伪三军团全部,及伪九军团一部,由卖竹坪附近,向我第十四第六十七两师正面猛烈反攻……午后,伪三军团犯我十四师正面,伪二师犯我六十七师左翼,战斗更为激烈。”(《赣粤闽湘鄂北路剿匪军第三路军五次进剿战史》上,第八章第42页)

[133] 《三军团半桥附近战斗详报,1934年8月5日至7日》,江西党史资料第21辑《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下,第103页。[134] 项英、王稼祥、彭德怀:《关于进攻坚固阵地战斗的指示,1933年11月7日》,《项英军事文选》,第261页。

[135] 林彪:《短促突击论》,中革军委:《革命与战争》第6期,1934年7月。[136] 1934年5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在国民党军逼近中央苏区腹地、内线作战不利的情况下,将主力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并去电请示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在得到中共中央有关报告后,于 6月25日复电指出:“动员新的武装力量,这在中区并末枯竭,红军各部队的抵抗力及后方环境等,亦未足使我们惊慌失措。甚至说到对苏区主力红军退出的事情,这唯一的只是为了保存活的力量,以免遭受敌人可能的打击。在讨论国际十三次全会和五中全会的议案时,关于斗争的前途及目前国际的情形以及红军灵活的策略,首先是趋于保存活的力量及在新的条件下来巩固和扩大自己,以待机进行广大的进攻,以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465-466页)基本同意了中共进行战略转移的计划。

[137] 《赣粤闽湘鄂北路剿匪军第三路军五次进剿战史》上,第十章第31页。[138] 《赣粤闽湘鄂北路剿匪军第三路军五次进剿战史》上,第十章第29页。[139] 林彪、聂荣臻致朱德电,1934年5月20日,《聂荣臻年谱》上,第118—119页。

[140] 林彪:《关于作战问题的建议》,1934年5月4日。其实,李德也曾经谈到,由于红军的基本作战原则是运动战,因而“这种机动的性质很少容许我们构筑工事,因为这些工事将被敌人来抗击我们突击的支柱”(华夫〈李德〉:《革命战争的迫切问题》,中革军委:《革命与战争》第2期,1934年4月1日)。

[141] 林彪、聂荣臻致周建屏、杨英、罗炳辉、蔡树藩并报朱德电,1934年9月6日,《聂荣臻年谱》上,第122页。

[142] 彭德怀、杨尚昆:《驿前战后关于战术问题之检阅与教训》,《赣粤闽湘鄂北路剿匪军第三路军五次进剿战史》下,附件,第40页。

[143] 任弼时:《在湘赣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1944年10月26日》,《湘赣革命根据地》下,第830页。

[144] 《赣粤闽湘鄂北路剿匪军第三路军五次进剿战史》上,第八章第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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