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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科学应该为人民谋福利,同学们一听

2019-11-08 09:45

    上课钟响了,班主任来了,但他并没有带书。站在台上半天没有出声,同学们一边笑一边诧异地望着他。
   
    老师扫视着同学:“这节课我们来讨论三个问题。”他问道:“世界上第一高峰是哪座山?”大家哄堂大笑地回答:“珠穆朗玛峰!”老师接着追问:“第二高峰呢?”这下同学们面面相觑,无人应声,老师转过身,在黑板上写下一句话:屈居第二与默默无闻毫无区别。
   
    老师顿了顿,说:“好了,下面我们来看第二问题。有个人烧壶开水,可是等他生好火才发现柴火可能不够,他该怎么办?”同学们议论纷纷,但意见都趋同于赶快去找柴火,或说去借,或说去买。可老师都不置可否,他说:“为什么不把茶壶里的水倒掉一些呢?”同学们一听,一片佩服声。
   
    接下来,老师又说出了第三个问题:“我国古代有一个人,想学好一门立身的本领。他曾经反复的比较,决心去学屠龙之技。于是,他拜名师,日夜苦练,终于有所成。大家说他会怎么样呢?”同学们兴致勃勃,说他肯定能成为英雄、明星,受世人崇拜。有的还旁征博引。老师越听越摇头,他:“这个人一定会穷苦潦倒一生,因为世上根本就没有龙。”
   
    经过老师一节课的循循善诱,大家终于明白,原来这节课老师要告诉我们的是做人、做事、做学问的道理。那就是做人要力求出色,勇争第一,这样别人才能发现你、记住你;做事要敢于创新,方法灵活,千万不可墨守成规;做学问要学以致用,能将知识转化效益,闭门造车是没有出路的。

从“三问”、“三维”到“绿色”指标

,环生学院举办了“开讲啦――师生交流”系列活动之一的“做人、做事、做学问”主题演讲。学院近百名师生参加了此次活动。

12月7日晚,中国科学院严陆光院士作客“莞工讲坛”,为我校学子主讲 《我父亲严济慈是怎样做人做事做学问的》,现场座无虚席,报告会由我校副校长邹晓平研究员主持。 报告会上,严陆光院士通过一个个典型的事例,用朴实的话语深情地回忆了他的父亲、我国科学界泰斗——严济慈老先生追求真理,献身科学的感人事迹,并从小故事中向同学们阐明了做人、做事、做学问的深刻道理。 “做人贵在清白,做事必须认真,做学问要‘敢于好高骛远,善于实事求是’”,严陆光院士通过对父亲深情的回忆,向同学们展示了一位勇于追求真理,终生献身科研的科学家的智慧光芒。随后,严陆光院士还热情地解答了同学的提问。 报告会激励了在座的每一位同学。同学们表示,从老一辈科学家的身上汲取了力量和智慧,更加感到自己肩负的历史重任。 做人:贵在清白 严陆光院士结合父亲生平解读了严济慈老先生终身以“探索求知、发展科学”为己任的精神,鼓励同学们努力去做一个清清白白的人。同时,严院士表示尊重人是父亲为人的重大特色。尊重人、重友谊和重团结是严济慈老先生做人的原则。 做事:为人民谋福利 严陆光院士指出,做事情的范围要比做学问的范围大得多。他的父亲严济慈一直主张,应该根据实际需要,根据实际可能的条件选择能做的事情,坚决把它做好,对人民,对国家有所贡献。“做科学应该为人民谋福利。”这是严济慈先生的做事原则。严陆光院士说:“父亲不会唱歌跳舞,很少看电影、戏剧,不爱聊天,几乎把全部精力集中于做些有益人民造福人类的事上。父亲已经离开了我们,但他做的很多事情将是永存的。” 做学问:要敢于好高骛远,善于实事求是 对于做学问,严陆光院士引用了他父亲严济慈常讲的两句话:“敢于好高骛远,善于实事求是”。他解释说,“好高骛远”,指的是要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年轻人要把远大的抱负和踏实苦干结合起来,才能做好学问,日后才能有所成就。只有敢于“好高骛远”,才有可能攀登上科学技术的高峰,而要真正攀登上去,又必须善于实事求是,脚踏实地,一步一步走下去,坚韧不拔,无所畏惧。

金沙电玩城,      先看一篇网上广为流传的有些教育哲理的小文章,题目是《出乎意料的人生三问》,文章大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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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课钟响了,班主任来了,但他并没有带书。站在台上半天没有出声,同学们一边笑一边诧异地望着他。老师扫视着同学:“这节课我们来讨论三个问题。”他问道:“世界上第一高峰是哪座山?”大家哄堂大笑地回答:“珠穆朗玛峰!”老师接着追问:“第二高峰呢?”这下同学们面面相觑,无人应声,老师转过身,在黑板上写下一句话:屈居第二与默默无闻毫无区别。*

受邀主讲的张学记院长在演讲中,结合自己的经历讲述了他对“做人、做事、做学问”的看法。张院长谈到做人首先应该讲信仰,信念、信心;其次做人要感恩、感激和感谢;再次做人要做好还要能干、能处、能忍;最后,做人要知足、知不足、不知足。至于做事,张院长提出第一应该趁势而为;第二应该活在当下,另外,做事还要要有想法、有看法,有办法;要敢于表达,也要勤于实践。

*      老师顿了顿,说:“好了,下面我们来看第二问题。有个人烧壶开水,可是等他生好火才发现柴火可能不够,他该怎么办?”同学们议论纷纷,但意见都趋同于赶快去找柴火,或说去借,或说去买。可老师都不置可否,他说:“为什么不把茶壶里的水倒掉一些呢?”同学们一听,一片佩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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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老师又说出了第三个问题:“我国古代有一个人,想学好一门立身的本领。他曾经反复的比较,决心去学屠龙之技。于是,他拜名师,日夜苦练,终于有所成。大家说他会怎么样呢?”同学们兴致勃勃,说他肯定能成为英雄、明星,受世人崇拜。有的还旁征博引。老师越听越摇头,他说:“这个人一定会穷苦潦倒一生,因为世上根本就没有龙。”

对于做学问,张院长谈了做学问的三要素,第一需要兴趣驱动,第二是需求牵引,第三还要压力助推。张院长还指出我们研究生做学问,光解决问题是不够的,最重要的是解决问题后能提出问题,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总结经验,提出新问题,才是学问的更高层次、更高境界。另外,张院长还特别提到做学问还需要一些交叉,很多研究、很多理论都是在交叉中发现的。

        经过老师一节课的循循善诱,大家终于明白,原来这节课老师要告诉我们的是做人、做事、做学问的道理。那就是: 做人要力求出色,勇争第一,这样别人才能发现你、记住你; 做事要敢于创新,方法灵活,千万不可墨守成规; 做学问要学以致用,能将知识转化效益,闭门造车是没有出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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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多数人读完这个故事之后的第一感觉是很有哲理,也非常适合当下时代的教育需要。然而,安徽芜湖的庄老师却发出了完全不同的反对的声音,他甚至在《失败的教育是怎么造就的》一文中认为,正是这种教育造就了我们长久以来的某些教育的失败。我比较认同他的这一看法。

活动过程中同学们积极参与,踊跃提问,和院长、老师们零距离接触,畅谈理想和疑问。最后张院长祝愿环生学院永远是和谐的学院、特别的学院、幸福的学院,希望大家在南理工环生院活的精彩,学的扎实,干得卓越。

       我觉得其实这三问的故事的核心,都是在宣扬唯利是图的实用主义哲学,都是那一根功利至上的实用主义的筋在作怪。第三问说得比较直接,就是“致用”,要学有用的本领。而前面二问说得比较委婉,但危害更大。

       第一问说的其实是“夺利”,而且是追求利益最大化。因为那位老师知道,从古至今,都是“一将功成万骨枯”。在中国,“第一”的意思几乎就是“头目”,就是“出人头地、人上人”的意思。一直只有头目才成为历史叙述中的重要角色和利益集大成者。所以,中国古代的朝代史基本就是帝王史,现代奥运会的历史也只剩下冠军史,只有冠军才能带来最大的商业利益。所以,现代商业社会崇尚的都是各个区位级别的总裁,首脑,首富等。

        第二问说的其实是“讨巧”,而且是追求效率最大化。做一件事情遇到困难的时候,是可以有各种办法。但还有一种所谓的聪明的办法,那就是学会“打折扣”地去做,掐头去尾,偷工减料地去做一件事,甚至是只要能达到目的,能蒙混过关,就可以不择手段地去做。

        从表面上看,这个故事暗示的道理,在当前的中国现实语境中真的无可厚非。因为处处容易见到的都是这种追求实惠而削尖脑袋投机钻营的人和事。民国时期的储安平先生在《观察》周刊上曾有这样一番批评民国社会的言论:“若从历史的眼光看,这个前后统治了中国20年的政府,实实在在耽误了中国的国运,它阻碍了中国的进步。而其一切过失之中,本人认为现政权最大最不能宽恕的罪恶,就是由于它的缺德的统治,大大的促成了中国人民道德的堕落。在这个政府的作风和统治之下,一切不守法的、不道德的、没有良心人格的人,都比一般奉公守法洁身自好的人,容易生活下去。在这个政府的作风和治理下,除了极少数坚贞的人物,仍能保持他们的人品、意趣和工作理想之外,大多数人都已趋于取巧、投机、幸进、不守信用、不负责任、不讲公道、强凶霸道、为劣作恶。在这种混乱的情形之下,大家已失去了生活的目标,失去了努力的自信,失去了一切崇高的理想,结果是人的品格愈降愈低,社会的风气愈来愈坏。”

      目前的现实也往往是,在分数的追逐上,从小学到高中乃至大学,高度保持一致。而在教材的编排上,课程的设置上,人才的培养上,却各自为政,层层扯皮,互相推诿。本末倒置,急功近利。教育是真的在为孩子的一生着想,还是只为学生的一时表现而邀功受赏?中国的教育欠缺的不是唯利是图的实用理性教育,而是放眼全局勇于担当的创造人格教育。

       本世纪之初的二期课改以来,基础教育界提出了“三维”目标的新要求。主张教育要让学生在知识技能、过程方法与情感价值观三个维度上实现身心的健康发展。然而,正是因为上述浓厚的社会实用主义氛围的影响,课改的成效也不可避免地大打折扣了。以《不跪着教书》一书而闻名的吴非老师,最近就在一篇博客上再次举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例子,再次论证了庄严的高考分数也并不能够真实反映出学生的学习质量和学习能力。他说,面对那道特殊题目的四位学生中,有三名学生做对了,但并不知道自己是对的,他们的学习处在盲目中,思维有些混乱,判断力不行;而第四位学生沉着镇定,思维清晰,他知道自己面对什么,要去做什么。考试是相对的公平,因而四个人都一样得分,而教师未必清楚四个学生的思维过程;到了高考阅卷,更是只认答案,不可能根据得分去判断学生的学习品质,知道他能学什么能做什么。事情过去多年,吴老师逐渐认识到,那一题只有第四个学生是真正做对了。因为如果一名学生没有基本的判断能力,他的考试,是在稀里糊涂中“蒙”对的,他的“正确”又有什么价值呢?这就像电视台搞竞猜节目,不过是娱乐一场。

      我想,正是在这样的尴尬情形下,原本深刻的教育“三维”目标的诉求几乎很难得到应有的呈现。因而,上海将要大力试行的教育“绿色”评价指标体系终于浮出水面了。上海的教学期刊《现代教学》出了一个专辑来说明“绿色”指标问题。上海市中小学生学业质量绿色指标(试行)文件把“绿色指标”细化到十个指数——学生学业水平指数;学生学习动力指数;学生学业负担指数;师生关系指数;教师教学方式指数;校长课程领导力指数;学生社会经济背景对学业成绩的影响指数;学生品德行为指数;学生身心健康指数和跨年度进步指数等。如果我们真能面向每一个学生,针对其中的任何一个指数进行深入持续的学生研究和跟踪指导,至少总能找出一些有关学生学习的内在真正规律。

        而在这十个指数中,学生的学习动力指数的研究和提升,或许是目前学校教育最迫切需要关注的。如果全上海的教育首先聚焦评比的都是学生的学习动力程度,而不是分数数目,那么,教育的唯“分”是图局面,可能会得到改观。老师们的教育热情将来自内心对学生学习过程的喜爱,而不是对一堆分数数字结果的功利得失算计。学生们选择的课程也才会五花八门,丰富多彩,师生将真正领会到学习本身的健康与幸福。“绿色”指标的绿色或许才能淡化目前一心“致用、讨巧、夺利”的教育,才能安顿好那一根唯利是图而让生命窒息的筋,而复活出少儿生命本来的健康色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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